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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大部分人向往的生活,她逆流而“下”

2017-12-25 张知依 青阅读

先来看一个故事:一个女人,住在一个异乡打工者聚集的破败的地方,月收入两千块。她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读取了国外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她成为联合国特聘的专家学者,回到中国高校任教。时间兜兜转转,最后她住上大房子,过上了有人伺候的生活。


    这样的人生,无疑可以拼凑出这个时代金色的优质生活图景。


    但是让我们把上面诸多人生场景换一个顺序重新讲述:一个女生考上大学、博士海归,当专家学者,之后住进大房子,有仆人。最后她抛弃了这一切带着“成功”标签的生活,来到工厂流水线上,来到打工者聚集的地方,她把生活安放在月收入两千块的城乡结合部。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哪种人生?


    如果我们有权利评价别人的生活,又会把“活得带劲”这样的评语贴在哪个故事上?


逆流而下的吕途

采访撰文丨张知依  编辑丨尚晓岚



吕途留齐额刘海,扎着马尾辫,这个发型她保持了多年。她背着款式已经陈旧的帆布单肩包,没标签的羽绒服里面,是传统的中式盘扣上衣和棉布长裙。


    吕途日常的工作地点在平谷,她照顾农园里的果树,此前还养鸡。她和伙伴开设“工人大学”为工人上课,和同事们一起为北漂来的新工人群体做事,为中国新工人写作。她的同事都曾是城市打工者,因为坚信“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未来”而聚集在一起。生活的场景很粗粝:没暖气的宿舍,传统的旱厕……



    最近六年,吕途还在做一件事,给中国女工写传记。在她看来,用最朴实的话语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是新工人表达自我的最好方式,这样的话语是真实的,不会被他人代言。


    六年的努力最后集结成《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工友们有时候很好奇,“吕途老师,你也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听吧。”

    这是她第一次讲述自己的人生,如此坦诚地。


这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吕途写的一首歌,

由工人艺术团“九野”乐队的段玉演唱。

写这篇文字的这一周,我不断在循环这首歌,

很多次红了眼眶。

看完这个故事,你大概会明白我。


大学教师:

什么是真的知识、真的实践?



  1968年,吕途出生在长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后来在《长春日报》做记者,她的母亲高考分数很高,因为历史原因只能到一所小院校学俄语,做过村小教师也做过赤脚医生,后来到地方院校工作。


    “为人民服务”是吕途从小的关键词。小时候每逢家里有人串门,她喜欢假装大夫,折下扫帚苗给人打针治病。填大学志愿时,她想要学农或者学医,因为可以帮助和服务他人。最后她以第一志愿被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录取。


    90年代,高校选派优秀毕业生到国外学习,她被派到荷兰海牙读妇女与发展硕士。毕业后,她回到农大当老师。此前,吕途所学的专业也有个别来自中国的学生,而她是第一个回国的学生。“我喜欢大学的氛围,教学也很认真。但我这个老师不合格啊。”


  吕途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出了校门再进校门,这样毫无社会经验的人是没办法教社会科学的。“应该在实践中掌握了真知识,才有资格当大学老师。”她格外强调真知识,“当老师如果只是给学生念从书本上来的东西,那是传输而已,不是真知识的教育。”


    吕途一路从助教升到副教授,中间还去读了发展社会学博士,其间作为中国学者她执行过大量驻华机构的项目:欧盟、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些项目给她高昂的咨询费,让她跑遍中国的每个省份,所有项目都围绕着90年代中国的扶贫事业。


    为国际组织当专家,光鲜的头衔背后,吕途却看到重重矛盾。“所有项目的目标和宗旨,都是扶贫和服务农民。”她抱着解决真问题的决心到达现场,“可是,从五星级饭店走出来的专家,有什么资格谈扶贫和为农民服务?我没办法面对农民的双眼。”


  吕途说那是一种知行不合一的痛苦,“我可以用英文写报告,设计出很漂亮的方案,一切表面文章会让你误以为自己是专家,可是看看现实,扪心自问,会发现你没有帮助到那些你声称要帮助的人。”


    “校园很美,但对我来说,美的形式要和现实结合起来才是真的好看,否则,美就失去意义了。”在这段时间里,吕途有了婚姻,有了大女儿。不久,大学老师的经历随着婚姻的告终而结束。



外交官太太:

精致生活的背后,是剥夺


吕途的第二段人生场景,是落地窗外有花园的豪宅。她随第二任丈夫住在印度尼西亚,先生是欧盟外交官,她的身份变成外交官太太。除了写博士论文,她无事可做。


    家里的后花园有一方游泳池,走出落地门窗就到了。但她每天最痛苦的就是一睁眼看到清澈见底的游泳池:“我拼命在想,我这一天该如何过。”


    外交官太太们来自世界各地,除了身份,另外的共同点就是无事可做。她们一起相约下午茶,叫上吕途几次,吕途想到那些聊购物聊健身的聚会就迈不开步子。在中国接受的教育和个人的经验都告诉她,大好年华是应该工作和奉献的,而不是用来虚度的。“中国的传统里,职业女性是很普遍的。”无所事事的生活让她痛苦无比。“当我的生命失去社会意义,一切美景和舒适还有什么意义?”


    生活上的一切事情:做饭、打扫、园艺、养孩子……统统不必她亲力亲为。偌大的房子里,有不同岗位的侍者维持昂贵而精致的生活。然而吕途看到的不是生活的便利,而是精致生活背后的剥夺。“你的房子很大很大,但是房子的设计者会把佣人的房间放在大房子的角落,是一个没有窗户、很小很小的地方。”吕途感到难过,“我有时候想,跟我的孩子最亲密接触的,是这个体系里最下面的‘下等人’,没有人会在这样的体系里生活得快乐。”


    富裕的生活让她不舒服,因为她看到“阔太太们出去吃一顿饭就是自家仆人一个月的工资。”她后来才知道,自己付给家里工人的工资是邻居家的五倍。


    有一次她发现家里丢了三把银勺。“不知道是谁……拿走了。”讲到这里,她停下来一秒,没有用“偷”字。“但我必须把勺子找回来。”


    女主人原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找出并惩罚拿勺子的人。吕途给所有人开了会:明天,请把勺子拿回来,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否则,全员清退。第二天,三把勺子平静地出现在厨房。


    “我不怨他们。”她顿了顿说,“在如此不公平的境遇下,没有人可以过好日子。”


调研者: 

和工友们在一起,“从我做起”



    “这也就是最后,我为什么自愿主动到最基层。在这样的地方,我心里踏实。不会有断裂的感情。”


    2005年,吕途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到一处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地调研,她看到一个工友拿着喷火枪在烤暖气片。因为暖气冻住了,如果不把冰化开,第二天暖气就会冻裂。“虽然他很热情地接受访问,可我不知道自己的研究有什么用处。顶多是拿到一份报告,在貌似很国际化的舞台上分享。”另外一个工友跟吕途说,你们这些外来的研究人员啊,就是拿着固定的取景框来看我们的世界,那不是我们的世界,而是被你们框进去的那块世界。


    脏乱差的城乡结合部。吕途穿着一尘不染的羽绒服做完访谈,开着大宇车,准备离开。“可是我真的对他们的生活世界毫无了解。基于无知的研究,最后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


    吕途决定面对这个问题。她和工友们住在一起,八九平方米、没有上下水的小房子,成了她的生活空间,上旱厕,无法洗澡……她想知道,“落脚城市”的打工者如何生活,如何与亲人团聚。她写了《打工者居住状况与未来发展》,“大部分人告诉我,如果在北京打工做不下去了,就回老家。可是以我此前对农村的观察,当你说自己要回家的时候,家还回得去吗?我发现对于工友们,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中的社会现实’……”


    原本只是一次调研。最终,这个地方拉着她的手,让她留下来。她离开了欧洲一家银行的管理岗位,离开了外交官丈夫。她说这样很好,能和工人们真正站在一起。


    每每有人喊她“学者”的时候,她不置可否。她不想假装她和工友是一样的身份,但是,她也觉得自己和学院里的学者不同。如果对她说“你们知识分子”云云,她绝对要和你争论一番的。她只是想到社会现场做实事。


    但是问题来了,相比学者通过调研来推进决策,基层的点对点实践效果一定更好吗?如果吕途一直在大学里当老师,会不会可以提出更好的方案?“首先命运不能假设。如果非要假设,一直在学术体系里一定是不接地气的。当然谋求改变,如果能从顶层和基层共同发力,一定是好的。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状态,我个人的选择就是从我做起。如果每个人都能从自己做起,就不用等了。”


书写者:

工友们为什么不看自己的故事?



    2008年开始,那些教科书和论文中的问题,变成吕途人生的命题。


    她生活在外来务工者聚集区和工厂。做调研时,她问工友们未来的理想。“不想打工,能当老板当老板,不当老板也想自己干!”工友回答道。她觉得这样的答案背后的逻辑是很残忍的。

广州番禺旧水坑,女工午餐的场景

    “第一,如果大家都能当老板,也不错,可是首先我们能都当上老板吗?第二,做工的时候我们被剥夺,出路就是变成剥夺别人的老板,才能改变我们的状况。”吕途说,“当我们都被这样的逻辑所束缚,就不会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所以这就涉及到新工人的文化问题。”


    她一连写了三本书:《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和最新的这本《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她拒绝用“农民工”来指代这些基层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工人’。如果热爱家乡,就去建设新农村和新农业。如果抱着老了以后回家养老的态度,那么将来就没有安身立命之地。”


    “三”在中国文化里是个大数,三可以生万物了。在吕途的谱系里,这三本书有一个连续的结构。写《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她希望能够对打工群体的现状有真实的和整体的认识,这是从个体到群体再到社会结构的书写。在吕途看来,无法认识现在就无法思考未来。写《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她希望能从个体的讲述中找到一种劳动的价值观,这是从个体的命运和选择出发,思考社会的命运与选择。“无论当下和未来如何展开,如果工人没有主体性的思考和劳动价值观的建立,工人群体和社会都没有出路。”而《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包含着对生命本身的体会,是对生命力的歌颂。“面对现实、继承历史、有了方向,个体才能发挥出生命的力量,社会才有希望。”


    新作《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里,她访谈了100个女工,刊录了34个故事,访谈对象的年龄跨度达到四十多年。从“曾经的主人翁”50后国企女工吕途的三婶,到纠结生不出男孩的70后女工如玉,到在性爱中感到困惑的80后女工凤霞,再到拎起行李就出发的90后女工王琪……吕途让女工们自己说话,拼在一起,是一幅关于性别、关于劳动的社会景象。

吕途旁边正在唱歌的段玉,是九野艺术团的歌者

也是吕途采访的女工

她的愿望一直是为新工人写一本属于他们自己的书。尊重原始记录,是她的写作伦理。“原生态地展现女工的生命故事,从那些用行动改变命运的女工中看到希望和可能性。”她非常费心地记录,用接近客观的叙述把自己隐在后面,希望能让工人群体读到自己的故事,能有启发——比如子女的教育、夫妻感情、互联网生活等等。


    可无奈的是,现实一次又一次不如她意,十年来工友们不断问她:为什么要看我们自己的故事?


    “就当是我们在为未来写作。为历史留下证词。”《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责编、三联书店的曾诚不断鼓励她。


    “这不是我理想中的女工传记。”吕途多次说。她心里的标准只有一个:让工友爱读。


伦理问题:

工友们不是用来煽情和消费的



    “我觉得书写打工者群体的书,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和丁燕的《工厂女孩》写得好,更有文学性。”在《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的活动现场,作家范雨素一上来的发言,几乎把吕途的想法否定了。


    范雨素赞赏的这两本书,是市场上有关打工者群体的“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可是同一题材的背后,却涌动着观点的交锋。《打工女孩》恰恰是吕途奋力批评的。

    《华尔街日报》记者张彤禾的非虚构作品《打工女孩》,以美国梦的视角描述了东莞流水线上的女孩吕清敏和伍春明。张彤禾在TED上做过相关演讲,吕途总结张彤禾的大意是:“无论这些打工者的生活境遇有多么悲惨,都要感谢被消费主义驱使的美国人和追求利润的资本家。”《打工女孩》的新书发布会,出版方曾经邀请吕途出席。看完书,看到书中的逻辑,吕途急了,她写了《文化的战场》,“当普通劳动者的价值被贬低以后,资本家就成了养活工人的大恩人。”


    至于《工厂女孩》,价值观虽没有那么锋利,但仍有城市中产幽幽的凝视。2016年记者曾前往东莞采访作者丁燕,她告诉记者,“某些舆论只看到富士康是血汗工厂,工人受到剥削,但是富士康的待遇已经算是很好的了。”

2016年,在东莞。我和同事在流水线旁边,看到的寂静。

    可偏偏,这两本书是通达城市读者的,乃至一些工友。单是这两位女作家“亲赴工厂”一条,就可以博得眼球和掌声了。何况张彤禾笔下的女孩一步一步跃升至金色人生的故事,是多么暗合大众对成功的渴望,读者甚至可以忽略她们险些踏入传销的深渊,“只要能挣钱,就是成功。”


    矛盾显而易见。吕途要站在新工人群体这边,用最纯粹的、不违背伦理的方式讲述工友的故事。学术的伦理她恪守,打工者文化的议题她矢志不渝,女工的故事她冷静讲述。她不煽情,不包装,直面问题,直面读者。于是她的文字连同她一起隐在热点外的暗处。最后的结果是,《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曾遭到滞销化纸浆的命运。


    但凡用一点商业化的包装手段,吕途的故事必然是更夺目的。但她一定要用自己认可的方式,让自己的文字抵达工人群体。她的逻辑里,在巨大的消费循环中,新工人在最末端,命运被剥夺。知行合一如她,意味着拒绝自己被消费,更不可能同意和自己、和世界共命运的工友被消费。


    她静待时间。她逆流向“下”。


    可谁又能否认,基层的世界很崇高,这个女人活得很带劲儿呢?


  这是吕途的旅途。


吕途在果园

夏天的桃树,秋天的山楂,果树由她和工友们料理

希望参与其中的朋友可以用认领的方式代替捐助

站在土地上,她笑得最自然



采访手记:她的生命是一本书



    带着吕途的新书《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十点。专访、现场活动和补充采访,连续工作了十个小时。


    我从书架找出“中国新工人”系列的前两本,努力想了想买下它们的情景:《迷失与崛起》是大学的时候有一门专业课,讲农村劳动力迁徙,当时买来为了期末的论文作参考。买《文化与命运》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了,当时听说书滞销几千册,再不买就要全部化纸浆。



    闲聊时经提醒,才想起来,这篇报道中谈到的张彤禾和丁燕,我和我的编辑们都在北京青年报青阅读的版面上做过专题报道。在北京,在东莞,在城乡结合部,记录与思考都未曾停下。


    于是,这些文字也变成我的一段旅途。


    采访吕途之前,多年来听说的都是她耿直的性格。说她一言不合就写文章和人论战,说“工人大学”接待过一拨有志向的大学生,当学生们对她花费多年建立的团结经济指指点点的时候,她特别生气。


    旁人塑造出来一个很锋利的吕途。


    而真正与她面对面,能接收到一种坚韧而温柔的力量


    她心里还住着一个女孩。每每谈到自己的两个女儿,以及十多年来为了中国新工人奔走,和女儿的聚少离多,她总会红了眼睛。她的亲朋批评她这样做很自私,说她作为母亲失职——对此吕途只能部分认可,因为陪伴女儿们的时光里,她全心投入,合计的时间也并不短。


    她最近一次大哭,是女儿生病。她在飞机上情绪崩溃时给自己写了一首歌,《我的生命是一本书》:“我的生命是一本书/写着疼痛与罪过/写着怨恨写着忏悔。” 她后来说服了自己:“我和朋友们说,你们说得都对。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只想自己,这个社会只能越来越不好,我的孩子和我孩子的孩子,就仍然会面对一个不好的世界。我还不如做现在的选择。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自私’,就应该为共同体想想,否则谁也好不了。”


    情绪平复一些之后,她的歌接着写下去:


 学着陪伴儿女长大

迈步走过沟壑山川

我不仰视不低头

学会忍耐与等待

我学会永不改变。

……

    我的生命是一本书

写着沧海与桑田

写着无怨写着无悔


  


作者:吕途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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