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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 | 气候变化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及其应对策略
摘要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许多地区可能面临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冲击，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和城镇化提升背景下，将对我国水资源、生态系统、人居环境、城市和农村地区带来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主要体现为小概率-高影响的“黑天鹅”风险、大概率-高影响的“灰犀牛”风险，我国未来应关注极端突发或长期累积产生的城市安全风险、欠发达地区的贫困与移民风险、健康风险。对此应加强系统性规划，重视对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的综合评估，加强前瞻性的协同政策规划，提升全社会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意识，以确保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和安全发展。
■文 / 郑艳
气候变化引发系统性风险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把安全发展贯穿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我国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对气候变化敏感性高，在各类自然风险中，与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有关的灾害占70%以上。近20年来，中国的气候风险在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处于高风险位置，多年位居全球前30位1。近年来，气候变化极端事件频发，对我国社会经济造成显著影响，需要关注由此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2014年发布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科学评估报告指出，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气候变暖一半以上的贡献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并且已经给自然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社会带来显著甚至不可逆的影响[1]。近年来，地球气候系统的波动性与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全球不同地区不仅遭受高温热浪的袭击，而且屡次遭遇大范围寒潮和“断崖式”降温。例如，2020年12月底，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寒潮，48小时内普遍降温幅度在15℃上下；2021年2月，美国南部得克萨斯州遭遇暴风雪袭击，极寒冰冻天气造成超过400万户家庭断电、1490万人断水，数十人因灾死亡，引发全球关注；与此同时，素以气候温暖宜人著称的南欧希腊多地遭遇罕见大雪，导致断水断电、学校关闭。专家指出，在特殊的天文条件和地球大气环流影响下，极地平流层与对流层的稳定性被打破，通过传导效应，导致极地冷空气大规模向南扩散成为寒潮，形成强度高、持续久、影响大的极寒天气。
《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2015）预计未来中国区域气温将继续上升，暴雨、强风暴潮、大范围干旱、洪涝等极端事件发生的频次和强度增加，灾害强度和损失预计将呈上升趋势。未来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城市、交通系统、基础设施、南水北调工程、电网等能源设施的不利影响将愈发突出，诱发和加剧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等系统性风险问题。
系统性风险的概念与特征
风险（Risk）是人类安全、灾害管理、气候变化政策领域的核心概念。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最初源自金融保险领域，也称为“整体性风险”，是指来自外部不可抗力、系统不确定性或外部宏观经济系统周期性的风险（如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政治动荡等）。《全球灾害风险》报告将系统性风险界定为各类单一性风险相互联系、动态发展中形成的整体性风险，可能由某种直接风险触发，也可能由几种不同的风险并发而形成，由于各类风险之间的动态联系，中等程度的直接风险往往会发展成为规模更大的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影响机制复杂、波及范围广，一旦发生将会造成难以控制的连锁效应。
系统性风险的特征表现为6各方面。（1）风险的同质性或同步性：受到同一危险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或不同领域风险在相同时间叠置于同一空间之上；（2）影响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对区域或子系统产生普遍的不利影响，难以预测、防范；（3）系统复杂性：系统边界往往比较模糊，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相互联系、动态演化并具有交互影响机制，加剧了风险的复杂性；（4）不确定性：对系统性风险的认知及风险评估技术研究不足，影响机制可能具有长期性、广泛性、持续性；（5）间接传递性：地方、区域的风险影响或响应行动可能造成全球影响；（6）人为性：风险不仅来自气候变化，也来自人类社会发展和治理过程。
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其驱动机制来自人类社会系统与气候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经过一系列系统要素的传导机制，引发大规模、系统性影响的风险。IPCC第五次科学评估报告第二工作组不同于此前报告偏重对气候灾害因子（气候危险性）的预估和分析，强调了人类系统与气候系统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关键风险，指出气候变化风险会导致“乘数效应”（Threat Multiplier），使得灾害导致的影响被内在的脆弱性所放大，加剧风险水平[1]。联合国减灾署强调，风险不仅来自自然灾害，不合理的人类发展进程也会产生或加剧风险。例如，台风等极端突发的气候灾害风险水平主要受到沿海地区人口和物质资产的暴露度影响，内陆干旱地区等渐发灾害风险主要取决于地区社会经济脆弱性水平。我国学者指出，当前各国减排力度与全球温控目标仍存在明显的差距，人类社会极有可能面临影响大的灰犀牛式的气候风险，随着气候变化风险的加剧，还迫切需要关注难以预防的突发性、小概率、高影响的黑天鹅事件[2]。
“黑天鹅”风险与“灰犀牛”风险
《中—英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气候风险指标研究》报告根据潜伏时间和表现方式的不同，将气候变化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分为两种类型：突发性风险与渐进性风险[3]。
突发性风险：也称“黑天鹅”风险，指造成巨大影响的、难以预测的小概率风险事件。这类风险的发生往往由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所导致，如突破历史纪录的台风、强降雨、持续高温、干旱、寒流等往往引发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影响。风险造成的后果与系统致灾阈值（Disaster Inducing Threshold）密切相关，在相同的天气气候条件下，系统的暴露度或脆弱性越高，致灾阈值越低，发生灾害的可能性就越高。例如，19世纪70年代和2010年发生在全球主要粮食生产地区（如北美、拉丁美洲、东欧、中亚、东亚和南亚等）的干旱引发全球粮食价格翻番，导致全球遭受饥饿人口从1.5亿人增加到10亿人。2008年初，中国遭遇50年一遇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因灾害发生在春运期间，许多省（区、市）的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瘫痪，20个省（区、市）1亿多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多亿元。
渐进性风险：也称为“灰犀牛”风险，是指一些易被忽视的大概率、高影响的潜在风险事件。由于气候和环境变化的缓慢性，或受到人类认识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某些渐进的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不断累积，直至超出环境系统自身恢复能力的阈值，最终以突变形式表现，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往往是不可逆的。近年来几乎覆盖我国中东部地区且持续不断、难以短期治理的大气重污染天气，是最典型的“环境蠕变”（Environmental Creeping）现象。
《中—英合作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气候风险指标研究》报告提出了可能影响中国未来国计民生与重大发展议题的几种气候安全风险，示例如表1。
几类典型的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
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提醒决策者和社会公众应当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站在历史时空长河的视角上，关注未来潜在的气候风险及其系统性影响。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本文提出以下几类可能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突出影响、加剧气候安全系统性风险的情形。
气候变化影响城市地区运行安全，诱发系统性风险
城市是最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地区。气候变化与城市人居环境交互影响，加剧风险不确定性。由于人口和财富高度集聚，城市复杂性和各种潜在风险日益凸显。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许多地区可能面临更加极端和频繁的炎热夏季、冬季寒潮以及更强烈的对流天气引发的暴雨。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风速减小、热岛加剧等特征，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60.6%，城镇常住人口已达8.48亿，预计中国在2050年前后将完成城镇化，未来20年城镇人口将增加2亿多人。气候变化及极端灾害事件对城镇的能源供给、基础设施及城市运行和城市安全等的影响愈加突出，气候变化背景下灾害的连锁、放大、聚集效应将更加明显。
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也是最易诱发气候变化风险的地区。2017年7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面临风险的地区：亚太地区气候变化的人文因素》报告，指出亚太地区是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气温升高、降水异常、台风加剧、洪灾风险、空气污染、粮食短缺、海洋生态系统破坏等正在威胁到亚太国家的发展与安全。若不采取任何措施应对逐渐升高的全球温度，21世纪全球变暖会影响亚洲地区的整个宏观经济，使亚洲人均收入的削减4.4%，而亚洲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降低幅度会达到至少10%[4]。
沿海地区是中国近十年来成长最快和最繁荣的地区，同时也是台风、洪水、高温热浪、干旱和海平面上升等灾害影响的高风险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三大城市群（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经济区，这一地区的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5%，却拥有全国23%的总人口和39%的GDP总量（2016年数据）。根据《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2020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将在全国2.2%的国土空间上集聚11.8%的人口和21%的地区生产总值。密集的财富和人口将面临气候变化引发的台风、洪涝与海平面上升风险。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报告预测，2005—2050年全球洪灾年损失增幅最大的20个城市中，有13个在亚太地区，其中包括中国的广州、深圳、天津、湛江和厦门。预测表明，未来如果海平面上升与极端风暴潮叠加，亚洲沿海地区的GDP损失将在2050年达到11%，其中中国天津、上海和江苏的损失最为突出，或超过该地区20%的GDP[4]。
气候变化加剧欠发达地区的贫困与移民风险
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困人群的影响最大。世界银行报告《大冲击：管理气候变化对贫困的影响》指出降雨减少、干旱化和极端气候事件对于绝对贫困人口的冲击最大，气候变化将显著威胁全球减贫努力。到2030年，如果采用有利于减贫的气候适应政策，则气候变化引发的新增贫困人口约为300万～1600万人；如果采用的是缺乏包容性的发展政策，则未来新增气候贫困人口将高达3500万～1.22亿人[5]。由于贫困群体的市场参与度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微乎其微，气候风险引发的社会福利影响（如收入下降、健康影响、移民和冲突等）常常难以量化体现在GDP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之中（见图1）。在人口与资源环境压力下，产生贫困陷阱和气候移民现象[6]。
气候变化使得中国农村地区存在两种类型的贫困：一是暴雨、洪涝、干旱等极端气候灾害导致粮食减产、农业收入减小引发的气候灾害型贫困；二是荒漠化、水土流失等长期气候和环境变化降低了气候要素的承载力导致的气候容量型贫困[7]。世界银行的预测表明，在经济持续增长和气候持续变暖情景下，2030年中国新增贫困人口比率低于0.01%；但在经济增长放缓情景下，气候变化将可能导致中国新增贫困人口的比率提高0.01%～2%[5]。
中国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特征造就了“胡焕庸人口地理分界线”。这条线的东南方占据了中国国土面积的43%，拥有总人口的94%，而这条线以西则是地广人稀、荒漠遍布的西部地区，也是生态最脆弱的地区之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确定的11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高度重合，也是中国气候贫困和气候移民的高发地区，表现为：灾害暴露度高、适应能力薄弱，居住分散、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灾害预警、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7]。中国政府实施的易地搬迁扶贫重点针对这部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群体，通过移民减小了高风险地区的暴露人口，2020年年底完成了最后1000万生活在极端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的易地搬迁任务。然而，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气候变化风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将与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约束因素相互叠加，不仅扶贫成本高，还存在返贫风险，是未来巩固精准扶贫和小康社会成果的重点区域。
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风险
气候变化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机制尤为复杂。世界卫生组织、IPCC科学评估报告均指出了气候变化对公共健康可能造成复杂的负面影响。从直接影响来看，气候变化可通过直接暴露对传染病的发生频率、流行范围、强度、宿主以及慢性非传染病的流行造成影响。例如，2013年夏季我国中东部地区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分罕见（强度高、持续时间长）的高温热浪，全国报告的以热痉挛、热射病和中暑为主的热相关病例接近6000人，造成16个省会城市5322人超额死亡，其中以65岁以上人群为主[3]。
自2020年初暴发并蔓延至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与气候变化也存在着某种复杂的间接关联。世界气象组织新近研究表明，气候变化与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存在交互影响关系。虽然尚未证实气候因素对于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直接影响，但是其间接影响不可忽视，如社会经济因素导致的脆弱性，外部环境因素加剧症状、诱发流感等气候敏感性的伴生疾病，天气因素通过影响人类行为而加剧传播性等。这些现象表明了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之间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可能具有复杂性及长期性。
系统性风险的应对之策
系统性风险分析应把握各类影响之间的联系性、动态性和整体性。系统性风险分析的重点，在于发现各种影响之间的联系性和因果链条，并评估这种联系发生的可能性及后果。应对系统性风险，应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特征的认识、理解，加强风险评估、监测预警，提升全社会从决策者到公众的风险认知，推动前瞻性的风险规划和适应行动。
改进风险评估的思维模式与方法
传统的风险评估通常结合现有历史数据对未来做出预测，灾害风险评估多以经济损失作为主要指标，往往忽略了一系列难以统计、难以货币量化或具有长期效应难以预估的灾害影响，例如关键基础设施损坏及其间接影响（如交通拥堵造成的误工影响）、疾病和健康损失、社会安全影响、生态系统损失、海平面上升引起的国土淹没损失等，因而导致对潜在和间接风险的低估。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的评估需要考虑气候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情景，因而在气候模式预估、影响评估模型、统计信息及数据质量等诸多因素上存在不确定性，对此需要充分考虑影响主体的多样性、风险价值的多元性，综合采用经济影响评估、脆弱性指标阈值评估、专家评估、案例研究、多目标决策、情景分析等混合研究方法，推算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影响。对决策者而言，情景分析的好处是可以警示最坏情景，因为它代表了可能发生的最为严重的结果，通过对最坏情景的预估来决定采取哪些行动降低这些极端状况发生的可能性。
加强系统性风险的协同政策规划
国外学者建议加强系统性规划以应对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关注超过系统设计能力的灾害、注重增强基础设施的功能性、提升社会经济系统的灾害恢复力。例如，提升城市应对灾害风险的恢复力途径包括：改进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减小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避免连锁风险和系统失灵；增强社会主体的适应能力，为其提供支持性的城市系统服务；评估制度因素，减小容易诱发系统脆弱性的政策行动，增强决策参与和包容性等[8]。一方面，系统性规划要求灾害风险管理从注重事后恢复转向事先预防。例如，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the U.S.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研究发现灾前预防性投资的效果要优于灾后减灾性支出，灾前每增加1%的投资将减少0.21%的财产损失，而每增加1%灾后重建与清理的支出只会减少0.12%的财产损失[9]。另一方面，中国发展水平与气候地理环境各异，地区发展差异大，应对系统性风险需要协同考虑社会经济发展与适应气候变化、防灾减灾等多种需求，加强风险规划与协同政策设计。例如，将气候变化风险评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加强节能减排与气候适应目标的协同管理；推进部门协同、城乡协同、区域发展的协同规划，将气候变化风险意识和适应理念纳入人居环境、生态绿化、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社会保障等体系的协同规划与建设等。
提升全社会对系统性风险的认知水平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关注，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学界和决策者的重视。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R）与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IRDR）共同发起了“风险理解与行动（RIA）”项目，强调文化、价值、经验、信任等社会因素在风险解释（Risk Interpretation）和风险沟通（Risk Communication）中的作用，探讨如何从法律、规划、政策角度影响不同利益相关者，提升社会公众等不同主体的风险意识和适应能力。2015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公众防灾意识与减灾知识基础调研报告》指出，中国居民的防灾减灾意识与发达国家相比非常薄弱，城市居民中做好基本防灾准备的不到4%。例如，针对上海的一些相关研究表明，上海居民对气候变化灾害的影响评价偏低，与科学研究者、决策管理部门的气候风险认知差异较大，尤其是对海平面上升等长期性和潜在风险认知不足[10]。面对发生和传播机制非常复杂的系统性风险，应加强气候变化科普教育和传播提升公众的风险意识，从个体、企业、社会组织等每一个风险主体层面加强能力建设。
脚注：1.全球气候风险指数（Global Climate risk index）包括死亡人口、10万人死亡率、经济损失及单位GDP损失比例等评估指标，见https://germanwatch.org/。
作者介绍
郑艳：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载于《环境保护》2021年第8期）文献来源：郑艳. 气候变化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及其应对策略[J]. 环境保护, 2021, 49(8):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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