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说丨亘喜生物曹卫：谋求创新的务实性，切实解决行业问题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E药经理人 Author E药经理人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对全球研发管线产品数量的贡献跃升至约14%，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全球首发上市新药数量对全球贡献率为6%，排名第三；新药研发企业方面，中国占比达8%，同样位列全球第二，但与美国46%的比例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在麦肯锡的报告中提到“中国医药创新已经跻身于全球的医药创新第二梯队的前列”。
但在亘喜生物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曹卫看来，相较于第一梯队，本土医药创新还有较大差距，中国医药的创新质量还有待提高。今日，小二为大家带来一篇来自《E药经理人》对曹卫博士的专访，一起探讨未来以临床差异化价值为导向的“下半场”竞赛将如何开启。
Q：业界普遍认为CDE关于肿瘤临床价值指导原则引发了对源头创新的讨论，通过中国医药创新也将开启以临床差异化价值为导向的“下半场”，这一政策方向对你所在的公司研发立项会有哪些影响？你认为会对创新药公司如今研发“内卷”、赛道“同质化”的问题有改善吗?
曹卫：以临床价值为导向，本来就是医药行业应该秉承的出发点；《指导原则》的出台，标志着国内创新药产业“从有到优”的理念转换，也是对本国生物医药近些年大踏步跃进中过度“同质化竞争”乱象的一种校正，是行业从长远来看价值回归的信号。
《指导原则》的出台，势必会兑现成为未来更加严苛的临床审评审批；从根源上挤出那些从产品设计/临床设计/药物经济学各方面都没有差异化优势的产品，让整个行业创新生态更趋理性与平衡；当然，这样也对公司更早期的立项调研和制定研发策略时的前瞻性提出更高要求。
很高兴亘喜生物在创立之初，就洞察到CAR-T细胞疗法行业存在的突出挑战，如：生产时间太长、个性化治疗昂贵、产品细胞治疗不高、对实体瘤疗效不佳等；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坚持以“源头创新”为立足根本，努力通过自主创新，做高度差异化的项目，为临床提供更高效且可负担的细胞疗法。
Q：麦肯锡研究认为，我国已经进入新药研发“第二梯队”，你认为，国内医药创新能够成为第二梯队领头羊的机会在哪些方面？距离第一梯队在哪些方面还有差距？
曹卫：国内医药创新的蓬勃发展，主要是由几大因素共同驱动，如：以药政改革为代表的一系列鼓励创新药研发的利好政策，以及地方政府对于生物医药企业创办的专项扶持等；国内外资本对于医药行业的长期看好；不断健全的人才梯队，不但依托于极具开放视野的管理层、也得益于研、产、商全产业链上下游的基础人才不断扩充成熟；广阔的人口基数，以及加速的老龄化进程，提供了更广阔和多样性的临床开发资源和真实世界数据。当然换言之，本国生物医药企业肩负的民族创新之责也更重。
当然，中国医药的创新质量还有待提高，相较于第一梯队，存在靶点扎堆的特征；在最前沿的科学探索、基础研究方面与欧美还有差距；从实验室到工业的转化能力尚需努力；最终商业化落地时，医保、集采等支付端的支撑度较弱；对于临床价值高、研发难度大的新药，要给予相应的价格体系保障，提升创新积极性。
Q：你所在公司新药研发立项时，会主要考虑的核心影响因素有哪些？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
曹卫：亘喜生物的“源头创新”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概念，我们不会“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非常严谨地思考通过我们的研发，能切实地具体的问题。第二，我们非常注重平台创新以及在知识产权上的布局，尤其对于细胞疗法而言，能更系统性地开发产品，并且充分保护我们的创新成果；此外，我们倾向于选择成熟的靶点，根据免疫细胞药物的免疫学特性，坚持通过IIT（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来筛选同类最优产品，进入到高投入的IND阶段，对于研发的成功率有更好的把控。
Q：近年来，进入临床试验的创新药明显增多，临床资源逐渐成为了稀缺品，导致药品开发成本大幅提高，在进行临床试验研究时，如何选择临床试验机构？标准是什么？你认为目前对于临床资源的争夺突破口是什么？
曹卫：首先，产品本身是临床应用的基础。一款创新的药物必须具备良好的安全性和疗效，以及在给药方式、治疗体验、经济性等多方面是否具备差异化特点，让患者能真正获益是临床研究领袖（KOL）最为看中的。
其次，要组建经验丰富的临床团队，制定清晰且具有前瞻性的临床方案设计，并遵循符合国际惯例的高标准执行；另一方面，外部选择具有良好GCP意识与执行力的CRO机构推进项目，并与审核机构保持主动的沟通，确保在你追我赶的临床开发进程中，始终保持优势；在这样的基础上，亘喜生物选择与中国及海外具备多年CAR-T临床试验研究经验的医疗机构开展合作，KOL也更有信心将合适的患者以及宝贵的时间投入到亘喜生物的临床项目中，这是一种双赢。
目前，我们的核心产品GC012F在IIT阶段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数据，公司也正筹备加速中美双报的进程，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这些潜在同类最优项目的开展。此外，国内同类首款供者来源异基因CAR-T细胞疗法GC007g的I期临床已经收官，今年很快将进入到用以支持上市申报的关键性（pivotal）临床试验阶段。
Q：若是评价一个药品的价值，包括临床价值与商业价值，你觉得可以用哪些维度去评判？
曹卫：临床价值包括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可负担性、针对疾病的危重程度，以及患者的治疗体验等，尤其最后一点，对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保障患者尊严意义重大。比如，我们专有的基于FasTCAR平台的CAR-T产品，大大缩短了制备时间，一来有望大幅降低成本，缓解患者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大大缩短了院内的治疗周期，不但缓解了病患全家焦急等待的不安感，而且能降低患者在漫长等待CAR-T制备过程中发生疾病进展的可能性，这都是临床价值的体现。
FasTCAR：自体细胞CAR-T技术平台
商业价值方面，因为细胞疗法的个性化治疗特点，价格天然高昂。而我们的自主研发打造的FasTCAR及TruUCAR通用型产品，都旨在提高产品到达患者的速度，并节省医疗卫生系统开支，进一步扩展优秀药物的可及性；同时，一款好的产品，还能与公司乃至外部伙伴的管线形成协同，比如开展联合疗法、拓展新适应症，或者针对疾病领域的多重治疗线形成互补，都能在未来商业化阶段建立高效的市场推广态势；其实，只要从不同维度让足够广泛的患者受惠，企业总会得到相应的商业化回报。
TruUCAR：通用型同种异体CAR-T平台
Q：部分产业人士认为，2022年将是中国创新药企国际化元年。据你观察，你认为目前Biotech公司在药品国际化过程中，有哪些优势？还有哪些待去完善的短板？你认为，一个公司达到哪些指标，意味着国际化是成功的？
曹卫：其实很难界定某一年就是中国创新药企国际化元年，因为过去几年比如百济神州、天境生物等企业已经通过外部合作走出国门；一些企业更是从创立之初，就具备了“国际化”的基因，比如我们亘喜生物的研发策略，乃至市场定位都一直是同步放眼国内国外。目前在研发中心、生产基地/设施领域已经实现了中美双布局。
回过头来看，如今中国Biotech们在近几年连续产出不错的产品，创新能力日新月异成为常态，尤其在细胞与基因疗法领域，中国企业追赶迅猛。不过，因为同质化创新“内卷”加剧，国际化“外翻”，延伸发展空间，也成为行业普遍共识。在我看来，国内从政府、行业、资本对于生物创新药的普遍重视，是最核心的驱动因素。其次，无论是国内Biotech企业创始团队丰富的海外背景，还是中国选择加入ICH后，都在战术层面帮助企业打通国际化之路，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度，融入全球市场而助力。
当然，国内生物药企的国际化之路还很漫长，总体而言，在知识产权布局、海外临床执行力、海外商业化布局能力以及全球范围内的业务拓展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增强，当然也有部分企业成功谈成了License out的交易，为整个行业起到了标杆作用；最后，微妙的外部政治环境，也可能成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之路上的不确定因素。
Q：不管是国内的集采、国谈，还是国际化，对药品生产商而言，降低成本是永远的命题。你认为研发试剂、设备，生产用耗材、设备的“国产替代”是否为实现成本降低的有效途径？
曹卫：首先，“降本增效”肯定是企业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我们也坚信国内未来会出现诸多优秀的上游耗材、设备供应商，来实现国产替代。当然，这一过程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探索及检验。因为CAR-T产品是一种“活体药物”，最终产品的质量不但取决于质粒、病毒等产品原料，还包括培养皿、试剂等耗材，目前绝大部分同行企业都依赖进口关键的设备和耗材，因为这些在国际范围已经得到充分验证。重要的替代设备和耗材一般还需要经历更广泛的试验分析、以及更长时间的一致性验证来最终实现替代。
对亘喜生物而言，我们已经努力通过自建生产基地、优化工艺、自主生产质粒载体来减少束缚。个人认为，未来国内有望在人工成本及病毒载体两方面实现“降本”。我们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生产基地，已逐步应用全封闭式生产系统，不但降低交叉污染风险，更能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运营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