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N观点|股东死亡后，公司修改章程限制股权继承是否有效？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股东资格能否继承，94年《公司法》并未予以规定。

2005年《公司法》修订时，立法者填补了这一制度空白。现行《公司法》第75条规定：“《公司法》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不过，该条规定因失之笼统，在实践中引发了诸多争议。

现实中，一些公司在制定章程时，并未对股权继承问题予以限制。在部分股东死亡后，其他老股东无法对继承人形成信任，意图阻却股权继承尤其是股东资格继承的发生。

因此，在老股东死亡后，其他股东才“亡羊补牢”，修改公司章程，限制股权继承。这种操作能否达到限制继承人进入公司的目的呢？我们结合典型案例加以说明。

典型案例回顾

陶某乙诉上海良代公司股东权纠纷案

上海良代公司于2003年7月9日制定的公司章程载明：公司由陶某甲等44名股东共同出资设立，陶某甲为法定代表人。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全部出资和部分出资，股东的出资额可以依法继承。

2005年1月17日，陶某甲因病去世。其各继承人之间达成协议，由其子陶某乙继承其持有的良代公司43.36%的股份。

2005年6月，良代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不同意陶某乙成为公司股东。

2005年8月29日，良代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修改公司章程。修改后的章程规定：股东死亡后，继承人可以依法获得其股份财产权益，但不当然获得股东身份权等。

陶某乙诉至法院，要求良代公司将其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

（﹝2006﹞沪二中民三（商）终第243号，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9月7日第6版）

本案难点之处在于，老股东死亡时，当时有效的公司章程并未对股权继承问题予以限制。而继承人主张继承股东资格时，公司股东会已经对章程进行了修改，并对股东资格的继承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新章程能否适用于该案股权继承呢？

对此，本案两审法院均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法院认为，新章程是在发生股权继承纠纷后才作出修改的，不能适用于该股权的继承，应当适用继承发生时有效的公司章程，而当时有效的公司章程并未对股权继承进行任何限制。

因此，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良代公司将股东名册上记载于陶某甲名下的43.36%股权变更记载于陶某乙名下，并判决公司办理股东变更登记。

实践中，另有其他判例支持了该案采纳的司法观点。例如，在﹝2015﹞深南法沙民初字第19号案中，深圳南山法院认为：1996年10月24日，第三人的公司章程作了相应修改，规定股东死亡后，其股份“可以在当地户籍的直系亲属之间进行转让和继承。”但1996年的公司章程是在梁某死亡以后施行，故该1996年的公司章程不适用于本案。

相关法律问题延展

除上述司法观点外，243号案另有三个法律问题值得关注

1. 控股股东死亡后，其他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的效力

在该案中，法院同时认为，公司原章程规定：“修改公司章程作出决议，必须经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在公司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时，因老股东死亡，该公司43.36%的股权无人代表行使。因此，法院没有认可新章程的效力。

需要指出的是，该案发生在2006年。关于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当时施行的《公司法》仅规定了决议无效与可撤销两种情况。在当时的语境下，本案中新章程的效力只能往可撤销上“靠”。但原告并未提起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法院直接对决议效力进行审查，稍显不当。（事实上，原告起诉时，已超过撤销股东会决议的除斥期间）

因此，法院判决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并未直接对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作出判断。事实上，在无效—可撤销二分法视野下，法律难以对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进行准确判断。

《公司法解释四》出台之后，该难题已得到解决。该股东会决议属于《公司法解释四》第五条列举的“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情形，应当认定为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2. 公司章程何时生效

该案中，原章程明确规定：“新章程须经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查同意方能生效。”公司作出修改章程的股东会决议后，很可能由于法定代表人就是死亡股东陶某甲本人，因此无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此，根据原章程的规定，新章程尚未生效。

由此引申出一个问题，如果公司章程没有“登记生效”的规定，那么章程于何时生效呢？

根据现行《公司法》，工商登记产生的是对抗效力。因此，对公司内部股东而言，作出修改章程的股东会决议后，新章程即产生法律拘束力；而对公司债权人而言，只有登记的章程才具有法律效力。

3.《公司法》是否具有法律溯及力

该案另一特殊之处在于，股权继承事实发生在2005年，当时有效的《公司法》并未规定股东资格可以继承。而原告起诉后，主张依据新《公司法》第76条（现行《公司法》第75条）继承股权。对此，被告公司认为，法律不应有溯及力，本案应当适用老公司法规定，驳回原告继承股权的主张。

在我国，法律是否具有溯及力是一个无法一概而论的问题，需要结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加以判断。

在公司法层面，司法解释提供了判断规则。《公司法解释一》第2条规定：“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据此，在判断公司法的溯及力问题上，如新旧法之间规定不一致，原则上应当适用旧法规定；但对旧法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新法具有溯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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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东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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