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朱启臻:乡村有效治理的经验与展望

朱启臻乡村发现 202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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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嘀嗒的时钟留不住2017告别的脚步。这一年，我们迎来举世瞩目的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希望的田野上奏响乡村振兴战略的集结号；这一年，瞄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聚焦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从年头到年尾，党和政府对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指导未曾停歇。党中央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顺时应势，神州大地“三治”融合春风化雨，服务下沉治理有效，村居建设齐头并进，精准脱贫干群一心，村务监督有章可循，移风易俗各有新意，环境整治生态宜居，安居乐业老有所养。岁末年初，让我们一起看看乡村治理领域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儿。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总要求的重要内容，并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仅为乡村治理提出了目标和要求，也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提出了有效的途径和方法。近些年，各地对乡村治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多方面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发扬乡村自治传统。我国具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和乡村自治传统，在村落里人们使用共同的资源，维护共同的环境和秩序，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和行为规范，也就有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乡村治理传统。随着乡村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人们民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增强，传统乡村治理需要与时俱进。为适应乡村治理新要求，广大乡村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治理经验，如培养农民的主体性，通过农民自己制定“村规民约”实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维护村民共同利益，解决了许多乡村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乡村建设中的“一事一议”促进村民参与能力；设立“说事评理中心”，让农民自己通过辩论明辨是非；设立乡村调解员，逐渐形成矛盾化解机制；构建新的村落共同体，发挥村民互助功能。都是在新的情况下，发扬自治传统的创新之举。

第二，弘扬乡村德治文化。乡村是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人情社会，人情与道德、习俗和文化娱乐融为一体，构成完善的德治体系。我国乡村的“德治”资源非常丰富，从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到家庭美德、乡村公德的培养，从节日习俗礼仪到乡村文化娱乐活动，形成一套不成文的但具有潜移默化的教化制度。丰富的德治资源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发扬光大，往往可以对乡村治理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如有的地方通过整理家训、家规，开展“优秀家训、家规进万家”活动，促进了家庭和睦，净化社会风气；有的开展“德孝文化”五进活动，即德孝文化进家庭、进学校、进机关、进农村、进街道，促进了和谐社会建设；有的通过设立“道德讲堂”或文化礼堂建设、建立“好人档案”“功德银行”等，提升村民精神文明素质；有的通过国学教育，恢复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的优秀品质；通过树立道德模范、评选星级家庭和好婆婆、好媳妇以及设立“道德法庭”等活动，推动乡村文明的建设，引导人们提升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营造风清气正的淳朴乡风。特别是“乡贤文化”的兴起，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动力。乡贤多是乡村中走出去的教师、干部、企业家、商人、及族姓威望之人组成，不仅有知识、能力，也有改变家乡面貌的情怀，他们退休后荣归故里，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建设等方面具有十分显著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应该成为乡村德治的重要力量。

第三，创新乡村治理机制。乡村自治和德治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需要通过乡村治理机制创新来规范，特别是法治对解决基层民主建设滞后问题、维护农民利益和平等，具有不可替代作用。如何把村民自治、德治纳入法治轨道，是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近些年，通过“4+2”工作法等经验的推广，把村民自治程序化、制度化，保障农民的参与权利和民主权利；设立“村民监督委员会”，赋予农民监督权力；有的地区设立“村级事务代办员”制度，方便农民办事，密切干群关系；也有的通过乡村治理单位下沉到村民组，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强化了自治能力。设立村民调解组织，及时化解矛盾；设立村社一体的合作组织，恢复村落共同体文化，使互助传统得以恢复。实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成立乡村民情工作中心等。通过这些机制创新实现了乡村治理各种措施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治化。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自治是基础。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乡村自治制度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基本框架，规定了乡村治理的具体形式和载体。德治是乡村治理的有效途径，也是乡村治理的灵魂所在。纷繁复杂的乡村问题，如果不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强化道德自律等根本方面入手，其治理成效十分有限。法治为调节社会利益关系提供了基本准则，是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乡村治理体系，是要把自治、德治通过法治进行规范、确立制度和机制。未来的乡村治理需要克服两个倾向：一是在认识上，不能把乡村治理单纯理解为秩序稳定、社会安定，而是要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来体现，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体现人们对当家作主权利诉求以及对和谐社会环境的向往。二是在乡村治理途径上，要克服“为民做主”的倾向，不能想当然地安排或干涉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这就需要了解乡村基本特点，懂得乡村社会文化结构和基本功能，理解村民真实生活需要，更要清楚乡村治理文化的要素和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村落以及与村落有关的社会结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载体消灭了，乡村治理文化也会消失。最近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清除阻碍要素下乡各种障碍，其中有一点对乡村治理特别重要，这就是不要断了人们（乡贤）返乡的路。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乡村发现转自：中国农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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