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A的权力 | 第1话：悲剧中前行
美国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曾说：“美国的药物监管史，就是一部灾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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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06年之前：灾难频发
在1906年之前，美国的医药市场基本上处于无监管的无序状态。尽管1820年美国医生就开始编辑《美国药典》，并且，在1880s美国医药界也上承认了《美国药典》的标准地位，但是，药物质量主要靠自律，并没有法律追究制药商和销售商的责任。
当时的美国药品大至可以分为四类：
1） 欧洲进口的药品分装
2） 自制化学品制药
3） 民间药贩子贩卖的“秘方”和“神药”（亨利.洛克菲勒的父亲就是俄亥俄州的药贩）
4） 医生和药剂师“前店后厂”式配药（这一部分占到了市场的70—80%）
1845年美国-墨西哥战争中，军队爆发了霍乱、痢疾、疟疾、黄热病等传染病。军队采购的药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假药和劣药，使得军队的非战斗减员几乎葬送了这场战争。为此，美国政府颁布1848年的《药物进口法案》，开始了对进口药物的检测。
1860s 的美国南北战争催生了美国的战地医疗系统，该系统的规范用药在内战结束后大大加快了美国制药工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以“辉瑞”、“默克”、“礼来”、“施贵宝”、“拜耳”等品牌出售的专卖药（proprietary drugs ）和所谓“专利药”（patent drugs）。这里的专利药不是现代意义的受专利保护的药品，而是一些制药商通过申请商标保护的所谓“秘方药”和“神药”，其配方和制造是不公开的。制药商用各自的品牌和信誉保证药物质量。当时最为成功的专卖药莫过于“拜耳-阿司匹林”。
1890s爆发了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美-西战争，战争期间大量的军人因为食用“腐烂的牛肉罐头”而中毒死亡。1899年，美国陆军总司令迈尔斯将军向政府提出抗议，声称这些牛肉罐头比敌人的子弹杀死了更多的美国士兵！
1900年，一位著名的美国医生在马萨诸塞州全美医学年会上大声呼吁“把所有的药品倒入太平洋可能会毒死所有的鱼类，而人类可以获救”！
02
1906年：一部小说引出的法律
1906年美国女作家辛克莱出版了揭露美国食品加工业黑幕的畅销书《丛林》。书中详实的描写了芝加哥一家肉食加工厂的食品加工过程。该书一方面诱发了美国人对黑心商人的愤怒，也诱发了人们对食物和药品安全的担心。当时关心食品和药品安全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是维莱，他当时是美国农业部的首席化学家。维莱一直在调查食品工业化中的化学危害。多次提议通过立法解决食品和药品的安全问题。而1901年就职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则主张是放松工业管制，给企业主更大的自由经营权，通过自由经济推动美国的工业化发展。
《丛林》的畅销激起了美国舆论对食品和药品黑幕的挖掘和报道。很多人把小说《丛林》寄给了罗斯福总统。一天早上，总统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翻阅这部小说。当他看到小书中对香肠制造过程的描写时，据说一下把剩下的半截香肠扔到了窗外。他马上要求国会商讨解决的办法，于是，美国国会以维莱的提案为基础起草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并且，以63对4票通过。后来人们将这部法案称之为“维莱法”。
03
1937年：磺胺酏事件
1937年，田纳西州Massengil制药厂的主任药师瓦特金斯（HaroldWotkins）为了满足儿童服用磺胺药的口感，在既没做动物实验，也没做人体试验的情况下，自作主张用二甘醇代替酒精配制了一种叫做“Elixir Sulfanilamide”的磺胺酏制剂，用于治疗各类感染疾病。
1937年10月11日，美国俄克拉荷马Tulsa的詹姆斯.斯特芬森医生打电报给美国医学会（AMA）询问“磺胺酏”的配方，因为经他治疗的7位病人因为服用磺胺酏死亡。美国医学会马上通知药厂停止销售，并对全国的医生发出了用药警告（这次警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次事件造成了107人死亡！在FDA官员询问瓦特金斯时，这位化学家不承认二甘醇有毒，并当着FDA官员的面喝下4支“磺胺酏”。但是，当他得知107个无辜的人，而且大多数是儿童死于他制作的磺胺酏时，这位药剂师羞愧地自杀了。
这一惨案震惊了全国，导致了国会迅速通过了《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FDCA）。
04
1961年：“反应停”事件
尽管1938年的FDCA是一部伟大的法案，并且把美国的制药工业带入了后20年的繁荣。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药物安全性的问题。1961年，FDA的一个女医生用她的知识和良心阻止了另一场本来有可能发生在美国的更大的悲剧。她的名字叫弗朗西丝·奥尔德姆·凯尔西（FrancesOldham Kelsey）。
凯尔西刚到FDA就任医学审查员一个月，有一份商品名为 Kevadon 常规申请书摆在了凯尔西面前。这个药品已经在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国上市3年了，用于催眠，病治疗妊娠性呕吐，其化学成分是“撒利多胺Thalidomide”。该药物的申请人是梅里尔公司，由于该公司在FDA的声誉不大好，所以，凯尔西有意放缓了审查节奏。开始认真翻阅有关撒利多胺的文献。
凯尔西在审阅梅里尔公司的申请时，发现该药物用以治孕妇的恶心、呕吐。这使她想起20年前她和丈夫合作研究抗疟疾药物时，在实验用兔子身上发现药物可以通过胎盘吸收影响胎儿的发育。为此她一直关注孕妇用药安全，对这个申请她表现出了格外的慎重。
凯尔西要求梅里尔公司提交有关Kevadon的孕妇及婴儿毒性补充数据。梅里尔公司认为撒利多胺已经在欧洲和澳大利亚等了上市3年，每天全世界每天有200万人服用，凯尔西的要求属于吹毛求疵。梅里尔公司的老板直接给FDA的局长打电话，要求尽快批准Kevadon在美国上市。凯西尔坚持认为，没有可靠的婴儿毒性数据坚决不批。
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1961年12月，澳大利亚医生在《柳叶刀》上发表了有关撒利多胺对婴儿毒性的报告：该药物有可能造成婴儿四肢发育缺陷，即“海豚婴儿”。这时，梅里尔公司已经向全美2000多名医生发出了250万片Kevadon，用于孕妇毒性测试。梅里尔公司紧急召回了所有样品。很快，就在1962年初，全球出现了约12000例因服用撒利多胺造成的发育缺陷的“海豚婴儿”，美国仅出现了17例。凯尔西的药理学知识和药理学经验，尤其是她对科学，对数据的固执挽救了美国！
除了上述药物灾难，美国历史上还发生过疫苗污染事件，三苯乙醇诱发白内障事件，非那西丁肾脏损害事件等等。正如美国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所说“美国的药物监管史，就是一部灾难史。”
（同写意将陆续为大家分享系列文章，解析FDA的权力，并希望这块“他山之石”，最终“可以攻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