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九期：“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判

本/期/主/题：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建设研判

主持人：王磊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英语学院副院长、

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研究员 

主持词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化话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的国际话语环境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美国等西方主要大国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恰逢美国的大选年，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不断运用威胁话语损害中国形象。对华为5G技术和Tik Tok海外布局的封锁也意味着全球化的经济话语环境日益恶化。中国抗疫的效果证明了中国的治理能力，这也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底气。但是，针对全球话语环境的变化，后疫情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话语策略和话语内容都要进行新的调整。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将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中更加重要的一环。有鉴于此，本期栏目诚邀五位专家学者围绕“‘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发表真知灼见，为转危为机，讲好“中国故事”抛砖引玉。

“后疫情时代”中国对外话语

建设的三个要点

教授、博士生导师、外交学院副院长、

《外交评论》副主编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中国在进行有效防控的同时，积极对其他国家展开援助，与世界分享抗疫经验，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此同时，在世界舆论场中也存在针对中国的污名、质疑甚至批评等，除了一些政治原因外，也体现出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认知赤字以及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理念差异和行动差异，这些也是对中国产生误解和误读的原因之一。在“后疫情时代”，加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需要重视和加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对外话语要讲好中国文化和中国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新主张和新政策，很多是基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实践，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新型国际关系”，都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观、秩序观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国外对中国的显性文化，如饮食、功夫、手工艺品等有了很充分的了解，但是对于理念和传统等隐性方面的内容，理解和认识还不够全面和准确。从长远看，加大中国文化理念和思想的宣传，充分挖掘中国的历史资源、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是中国对外话建设的重要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各国不同的抗疫举措也体现出不同的文化差异和行为习惯，对中国而言同样如此。因此，讲好中国文化、中国理念与中国行为的关系是理解中国话语的基础，也是塑造世界中国认知的关键。

     其次，中国对外话语要讲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制度。受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制度缺乏全面充分的认识和了解，还经常停留在过去，经常持有一些误解，甚至偏见。新冠疫情爆发后，中美关系持续走低，美国的中国话语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制度、中国价值观等的诋毁甚至攻击，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区别开来。美国话语可以依赖其强势话语权和话语传播能力，对世界舆论和认知的影响不容忽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特征，是最大优势，也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不充分了解这一点，就很难准确认识中国。中国对外话语可加强针对中国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讲述，如可更加清晰明了地讲述中国制度，更生动地讲述党史，也可选取一些普通党员的具体事例，减少一些宏大抽象语言以与国际话语体系接轨，拉近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增强叙事效果。

     再次，中国对外话语要讲好中国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论在经济实力方面还是在社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如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善、脱贫、教育水平的提高等。但是，在世界的中国话语中，关注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其他方面的内容关注度并不高。实际上，这些年世界各国对中国最敬佩的是中国的长期社会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成绩和经验讲述得当就很容易引起共鸣，因此可以加大话语投入。中国成功使8亿多人脱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身也是对世界整体发展的巨大贡献。在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对生命和健康的重视本身就是中国人权观的体现。除了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外，很多基层的抗疫经验、专业人士和普通民众的抗疫经历也是鲜活的话语素材，可以更好地呈现。这些无疑可以更好地丰富中国对外话语，更好地增强其可信度、吸引力和感召力。 

“后疫情时代”中国话语体系建设：

挑战机遇并存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论坛》杂志的主要创刊人之一与编辑部主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

      始自2019年末的新冠病毒疫情几乎横扫全球，自然成为了国际舆论的焦点，也成为国际关系中许多矛盾的助燃剂。尤其是中国和美国，作为深受疫情影响的两个世界大国，相互关系本就不是一帆风顺，疫情的爆发更使双边关系陷入更深的“话语权”之争。尽管中国的抗疫努力和贡献有目共睹，但在话语处境上，中国仍然处于一个被动的、被污名化的境地。同时，美国现任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行“脱钩”政策，利用中美不对称相互依赖而对中国“极限施压”，反而使理性以对、寻求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国对美政策话语“被失效”。这些对于“后疫情时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都提出了严峻挑战。同时，由于国际话语权格局“西强我弱”，相应的话语体系比较上亦是西方话语与价值观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处于“结构性弱势”。这种整体性格局也一时难以改变。

     然而，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后疫情时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机遇或有利因素：

      其一，有明确的新议题。议题设置在话语体系建设中向来具有提纲挈领的功能。疫情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既要面对总体上的国际话语权弱势格局和传统主题，也要面对新的话语权竞争现实和新出现的疫情与公共卫生主题，对新议题的思考与对新挑战的回应，必将促进中国话语体系的更新和建设，特别是扭转被动态势和洗刷污名化，成为疫情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一个着力点。

     其二，中国防疫抗疫的道义、合法性与大国责任。话语体系之所以能够成为话语体系而非零散的表达，在于话语背后有共同的价值或政策行为的合法性支撑。中国在防疫抗疫上的贡献，包括经验的积累与分享，向世界许多国家输送大量的救援物品，派出医疗队，给世界卫生组织捐款以增强其行动能力等等。中国这些政策行为的道义与合法性，以及中国对大国责任的主动承担，也为话语体系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三，全球公共卫生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对于疫情关切的回应和公共卫生话语体系建设，目前中国已经提出了构建全球公共卫生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不仅使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话语在理念上领先，也将为“后疫情时代”中国在其他领域话语体系建设提供范例。

     其四，明确定位与现实基础。由于对“西强我弱”的总体国际话语权和话语体系格局有明确认识，防疫抗疫与公共卫生话语体系建设以及其他各领域的话语建设，就可以被放在“后疫情时代”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整体格局和体系下来定位。而且，真正发挥话语体系的效力，即话语体系或话语表达被认同，需要政策行为的配合。换言之，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而是“言行一致”。而在这方面，中国的政策行为恰为此奠定了现实基础。

中国对外话语建设要坚持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主张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百年大考，对世界各国的制度优劣、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挥了催化作用，也从不同途径深刻影响国际话语权竞争的格局。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国际政治很大程度上蜕变成了话语权政治。由于社交隔离、旅行限制和经济停摆，不同国家间观念和话语的交流沟通某种程度上取代了面对面人际交往。在这种条件下，话语的声音放大了观念的差异，也对现实有着更大的屏蔽作用，因为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流的减少使得人们更多依赖媒体报道了解外部世界，话语在一定意义上从对现实的观照和反映变成了现实本身的替代物。在那些疫情失控的国家，疫情导致全体社会成员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经济的停摆造成失业增加，相当一部分民众在生存线上挣扎，各种社会和政治矛盾尖锐化，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剧了话语冲突的可能性及强度。我们面临着话语权冲突激化的特殊情境。

      当前，我们是否已经进入“后疫情时代”，或者人类社会今后与疫情共处的时期究竟有多长，目前还存在很大变数。但是，疫情对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挑战和机遇已无法回避。

      第一，疫情冲击进一步揭示出西方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并使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话语权冲突更加深刻且不可调和。疫情暴露了西式民主体制的短板和个人自由主义文化带来的管制难题，严重削弱了西方体制神化和话语霸权。但是，疫情在发达国家的失控没有带来冷静反思，反而是对抗疫成功的中国更加猛烈地话语攻击，包括政治上别有用心的“甩锅”、“追责”以及转嫁国内矛盾。这使中国的国际话语环境显著恶化。西方现实当中的衰落和话语霸权的极度强势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

      第二，疫情下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反对以意识形态差异作为抗疫政治化操弄的工具，呼吁世界各国团结协作，有效应对。中国在早期举全国之力控制自身疫情之后，向世界各国无私提供了医疗物资供应和抗疫经验分享，并将在2年内提供20亿美元无偿援助，加大对世界卫生组织支持力度，并且庄严承诺在疫苗研制成功后第一时间作为国际公共物品分享，特别是提高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行胜于言，行动是最雄辩且有说服力的话语。中国采取的负责任大国行动为我国提升对外话语影响力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作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疫情冲击要求人们超越种族、肤色、国别、民族的差异，发扬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开展国际合作，不断完善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在这样一场大疫面前，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提出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主张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更急迫，更能反映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实践当中，这一主张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这就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成为国际话语权转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后疫情时代”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

的三重挑战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积极抗疫并推动国际合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回应，但仍有少数国家为一己私利否定中国的抗疫成就，污名化中国的抗疫行动，破坏中国倡导的国际抗疫合作。这一事实表明，“后疫情时代”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既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自身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机遇，又面临西方话语霸权、西方话语陷阱，以及国际传播能力的严峻挑战。

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

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的话语权诉求，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维护体现其既得利益的国际秩序的话语霸权之间的争斗，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话语权竞争的核心内容。为维护其霸权地位，美国的话语霸权相较之前又注入了新的内容，体现出新的特征与变化：第一，话语霸权从政治领域延伸到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第二，话语霸权由简单的语言演绎归纳拓展到操控数据与模型；第三，话语霸权从学术研究范畴扩大到网络娱乐空间与社会基层；第四，话语霸权从官方主导建构演变成政府、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共同建构。

西方话语陷阱的挑战

西方话语陷阱是西方国家将特定时空下的特定事件进行抽象化总结，根据其需要将其包装成具有“普世化”色彩的“一般规律”，而罔顾这种所谓的规律在时空条件变换下并不适用。当前西方国家针对中国虽然炮制了不同的话语陷阱，但是逻辑路径无外乎扼杀和捧杀两种，前者代表性的如修昔底德陷阱，后者代表性的如金德尔伯格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反映出美国因世界权力由西向东转移而产生的霸权焦虑，意在呼吁西方国家一道扼杀中国崛起。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则是在世界权力转移过程中，如果新兴大国不能承担领导责任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造成全球秩序混乱，意图诱使中国接替美国承担国际责任，从而达到削弱中国的最终目标。

国际传播能力的挑战

国际话语权的“权力”需要通过国际传播得以发挥作用，国际话语权必然依托于国际传播能力水平。中国的国际传播活动的目的是向世界传播中国价值观念、文化理念和发展成就，营造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交往的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争取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展示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然而，在当前“西强东弱”的话语格局下，中国在某些方面的“无语”或“失语”状态，不仅没能把中国的发展成就与综合实力转化为话语优势，而且经常使其面临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或话语陷阱，甚至连发展中国家有时都会产生误解，从而构成对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的巨大挑战。如果中国不主动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就会陷入对西方话语霸权和西方话语陷阱的被动解释的恶性循环。

后疫情时代中国对外话语要加

强经济和知识话语建设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英语学院副院长、

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研究员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加剧了全球经济和社会危机。各个国家为防止疫情蔓延采取的封锁隔离，加剧了人们心理的隔绝。指责中国成为部分国家政客为防疫不力转移视线的方式，中国对外话语环境恶化。尤其美国一方面疫情持续，死亡人数和感染人数都超出预期，另一方面美国黑人弗洛伊德遭遇暴力执法，导致大规模的争取黑人权利的示威游行，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极化趋势明显。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特朗普及其团队有意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无视中国的抗疫成功，散布关于病毒来源的无根据猜测。随着美国总统选举日期临近，根据目前民调，特朗普连任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对华话语的新趋势是以美国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于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和凭借技术创新取得优势的中国企业，以经济和技术话语进行污名化。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面临新的挑战，要寻找新的思路。第一，要意识到污名化是部分国家政客的常用策略，中国对外话语要积极驳斥。特朗普上台之后，他本人、他的团队包括其高级顾问凯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总统助手及贸易和工业政策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以及支持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都被美国媒体反复揭露采用严重扭曲事实的污名化话语策略。特朗普政府既不是唯一采用污名化策略的美国政府，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小布什政府以萨达姆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发动伊拉克战争，《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以连续的“调查性报道”证明萨达姆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后证明并非如此。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明晰西方的污名化策略，以专家、媒体和政府多部门、多渠道来反驳不实言论。第二，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以知识话语传播中国企业的世界贡献。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建立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原则的决策体系，越来越多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凭借技术创新获得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以市场手段获得海外用户支持。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要积极讲述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成就，以具体的人物、具体的企业为事例，讲好“中国企业的故事”，宣传中国的小企业、小人物对知识和创新的贡献。学术话语要立足中国问题，从学理层面探寻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发展的经验。第三，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区分不同的言说者，企业话语遵守经济和技术原则，学术话语通过学术期刊、国际会议、学者著作、学术合作讲述，国家层面的对外话语也要因时而变，不同部门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发挥不同功能。不同层面的话语要在各自的领域注重专业性和知识性。企业话语要在商言商，学术话语要有科学方法和学术影响力，国家层面的话语要准确阐述中国的对外政策。第四，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助力国家发展，注重实效。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目的是服务于中国企业的发展，服务于民心相通，服务于中国外交政策。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要注重“谁在听”，其目标听众是国际社会，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企业和民众。针对不同层级的目标听众，要有不同的推广手段和不同的推广渠道。既要有大部头，也应该有小故事。既要关注主流媒体和意见领袖，也要关注地方媒体和普通民众。

      危机促进反思，反思促进发展。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迎接新挑战，以新的策略和思路促进更高、更快的发展。

排版：颜佳颖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0-09期，总第9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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