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访以色列
2022年1月24日是中国与以色列建交30周年纪念日。早在30多年前中以尚未建交时，南大徐新教授便受邀出访以色列，成为国内学界访问以色列的第一人。这一不寻常的经历令徐新教授印象深刻，促使他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开启了他在犹太及以色列研究领域30余年的耕耘。徐新教授不仅是国内犹太研究的先行者，更是南京大学犹太及以色列研究方向的开辟者和奠基人。恰逢中以关系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徐新教授深情忆往，与我们分享他初访以色列的神奇经历。
接下来南大出版社也将推出一系列聚焦以色列的相关图书，如《缤纷以色列》（16册）、《以色列研究经典译丛》（10册）等，敬请关注。
初访以色列
2022年1月24日是中国和以色列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30周年纪念日。在过去的30年，中以关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国交往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不仅如此，2017年中以正式为两国关系定位，确立了“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以创新为抓手推进两国关系稳步向前发展。沉浸在喜悦之中的我，思绪禁不住回到建交之前的5个年头——1988年。
那年的6月22日，当美联航从芝加哥直飞以色列的航班在本-古里安机场降落时，我即刻意识到自己的一个梦想成真了。与此同时，自己也在不经意间创造了一项无人可以打破的中以交往史记录：成为中国与以色列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之前第一位应邀访问以色列并即将在希伯来大学公开发表学术演讲的中国学者。当时的激动心情至今难忘，尽管在那以后我又先后十余次造访以色列，每次访问都有不小的收获，但1988年的访问毕竟是我第一次踏上以色列国土，第一次来到中东地区，第一次走到了亚洲的最西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贴近以色列社会。
为什么得以在彼时造访以色列？如何在中以没有任何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获得访问以色列的签证？我眼中看到的以色列是一个什么样子？此行对我的学术生涯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坦率地讲，希望有机会访问以色列的想法与我此前两年在美国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
我第一次走出国门是1986年夏，那是我在南京大学工作的第10个年头。与彼时绝大多数出国人员不同的是，我去美国并不是留学，而是到美国的大学（芝加哥州立大学）执教。在机场，我受到芝加哥州立大学英文系主任弗兰德教授（James Friend）的亲自迎接。在驱车进城的路上，他热情邀请我住到他的家中。弗兰德教授是犹太人，1985年秋，根据南大-芝州大友好学校交流协议曾前来南大英文系任教。当时我是南大英文专业的副主任，除了行政方面的工作，还负责分管在英文专业任教外国专家的工作，因此与弗兰德教授有较为密切的接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实际上，我受到邀请去芝州大教书就得益于他的推荐。他的夫人（Beverly）也是一位在大学教书的犹太人。他们的两个女儿当时已大学毕业离开了家，家中有空出的房间供我使用。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我不仅感受到家的温馨，认识和熟悉了弗兰德一家的所有亲朋好友，而且与当地犹太社区有了广泛的接触。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简直就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沉浸”在犹太式的生活之中，为我提供了一个了解犹太人和体验犹太式生活的不可多得的绝佳机会。
在与犹太人交往的过程中，我对以色列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犹太国家有了新的认识：以色列不再只是依附于世界头号强国、不断引发周边冲突的暴力形象，而是一个为所有国民提供归属感的崭新国家。在那里，犹太民族成为主权民族，其传统不仅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而且不断发扬光大。我逐渐了解到古老的希伯来语早已在那里得到复活，成为以色列社会的日常用语，使用现代希伯来文进行文学创作的阿格农早在1966年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基布兹作为以色列实行按需分配原则的农业形态一直生机勃勃，吸引世界的目光。
新的认识使得我有了希望能够去看一看的想法。或许是那两年与众多犹太人有过频繁交往，或许是我在犹太社区做过一系列讲座的缘故，熟识的犹太朋友主动为实现我的这一愿望牵线搭桥——终于，在我决定回国履职之际，我收到以色列著名高等学府希伯来大学和以外交部的共同邀请，邀我对以色列进行学术访问。邀请方对我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我能够在希伯来大学做一场学术演讲，题目由本人决定。
根据安排，我有十天的访问时间。到达以色列时，我荣幸地受到以色列外交部的礼遇。中以建交后担任以色列驻华大使馆政治参赞的鲁思（Ruth）到机场接机，并陪同前往耶路撒冷的下榻饭店。具体负责我在以访问活动的是希伯来大学杜鲁门研究院院长希罗尼教授（Ben-Ami Shillony）。次日上午，希罗尼教授如约来到饭店，与我见面。寒暄后，他递上了一份准备好的详细访问日程，并表示我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提出。
访问从驱车前往希伯来大学开始。在那里，我们除了参观了解希伯来大学的概况，还重点参观了解了杜鲁门研究院，并参加了当日下午在杜鲁门研究院举行的研究院新翼图书馆落成揭幕式。由于新翼图书馆是美国人捐款建设起来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一行专程前来参加揭幕式。主宾的衣着令我印象深刻：以方的出席人员个个着西装领带，而美方人士则个个着休闲便装。而我事先了解到的以色列着装习俗应该是这样的：以色列人以随意著称，很少着西装打领带。可今天，出于对美国嘉宾的尊重，以方人员个个着西装打领带出席；而通常以正装出席揭幕式这类正式活动的美国人，为了表示对以色列人的尊重，特意着便装出席。彼此都为对方着想表明两国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
在接下来的参访中，几乎每一项活动都令我思绪万千，对我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譬如，在参观了大屠杀纪念馆后，我在接受《耶路撒冷邮报》的采访时，说了这样的话：现在我终于明白犹太人为什么一定要复国。《耶路撒冷邮报》第二天报道了这一采访。对反犹主义的研究从此成为我学术研究的一个主攻方向。我不仅出版了《反犹主义解析》和《反犹主义：历史与现状》等专著，发表若干论文，而且在国内大力推动“纳粹屠犹教育”，并作为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纳粹屠犹教育”国际会议。
在参观了“大流散博物馆”后，我对犹太人长达1800年的流散生活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感叹犹太传统在保持犹太民族散而不亡一事上发挥的作用。而博物馆中陈列的“开封犹太会堂”模型和专门为我打印的开封犹太人情况介绍促使我在回国后专程去开封调研，并把犹太人在华散居作为自己的另一个研究方向，其成果是两部英文著作和数十篇相关论文。
穿行在耶路撒冷的老城，我体验到了什么是传统和神圣；行走在特拉维夫，我感受到以色列现代生活的美妙和多姿多彩；在北部加利利地区的考察，令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以色列历史的厚重；而在南部内盖夫地区的参观，让我真真切切体验到旷野的粗犷；在马萨达的凭吊，令我感受到什么是悲壮；而在海法的游览，则使我体验到什么是赏心悦目；在基布兹的访问，令我这个曾经在农村人民公社劳动和生活过的人感慨万千——犹太人在农业上的创新做法和务实态度令我不停地发出种种追问，我被基布兹的独特性深深吸引，好奇心使我提出再参观一个基布兹的要求，并得到了满足。
由于我在南京大学最初的10年主要是从事美国犹太文学的研究，在访问期间，我提出希望能够会见以色列文学方面人士的要求，于是我们便拜访了以色列文化部，并结识了文化部下属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学院负责人科亨女士（Nilli Cohen）。科亨女士是学院负责在全球推广希伯来文学翻译的协调人，我与她建立了工作关系，并一直保持通讯联系。此外，我们还有幸拜会和结识特拉维夫大学希伯来文学资深教授戈夫林（Nurit Govrin），在向她请教若干关涉现代希伯来文学的问题后，还请她推荐了一些作家和作品。由此，本人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兴趣大增，在随后不到10年的时间内，经本人之手介绍给国内出版界的以色列当代作家多达50余位。1994年，我因译介现代希伯来文学再度受邀出访以色列。在出席以色列举办的“第一届现代希伯来文学翻译国际会议”之际，以色列作家协会为我专门举行了欢迎酒会，使我终于有了一个与绝大多数译介过的作家见面的机会。
我必须承认，在初次以色列之行中最触动我心灵的经历是与以色列一系列汉学家的见面交流。老实说，会见以色列汉学家并非出于本人要求，而是以色列接待方的精心安排，因为当时的我压根就不知道，也没有想到，以色列会有汉学家。以色列接待方根据我的身份——一个对犹太文化感兴趣的中国学者，认为安排我会见以色列的汉学家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根据安排，我在特拉维夫大学会见了谢艾伦（Aron Shai）教授。他是一位史学家，专攻中国近现代史。我专门旁听了他的中国史课，并与学生进行了简单的交流。谢艾伦后来出任特拉维夫大学的常务校长一职，不仅到南京大学访问过，还热情接待过由我陪同访问的南京大学校长代表团。我在特拉维夫大学会见的还有欧永福(Yoav Ariel) 教授。他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将中国经典《道德经》译成希伯来文。在希伯来大学，我结实的汉学家有研究中国政治和外交的希侯（Yitzhak Shichor）教授，研究中国文化的伊爱莲（Irene Eber）教授。此后我与伊爱莲教授多次在国际场合见面交流，友谊长存（伊爱莲教授与2020年与世长辞）。后来（1993年），在拜会以色列前总理沙米尔时，沙米尔在了解我当时正在学习希伯来语后，告诉我以色列政府在50年代初就安排一位名叫苏赋特（Zev Sufott）的以色列青年学习中文。尽管在随后的30年他一直学非所用，但是当1992年中以终于建交后，苏赋特出任以色列第一位驻华特命全权大使。
这一系列的会见使我惊叹不已。以色列这么一个小国（当时的人口尚不足500万），竟然有多位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文学、社会、政治、外交等方面的专家教授，其中有的还享有国际声誉。而就我所知，当时偌大的中国（人口是以色列的240倍），却鲜有专事研究犹太文化者，中国高校亦无人从事犹太学的教学！这一反差对我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作为一个在美国有两年时间“沉浸”在犹太文化中的人，出于一种使命感，我在以色列就发誓回去后一定投入对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犹太文化研究。
言必信，行必果。回国后的我义无反顾投身犹太学研究，确立了自己新的研究方向、开启一个全新治学领域，同时在南京大学创办了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组织编撰了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率先向国内学界介绍引入现代希伯来文学，建起了一座英文书籍超过三万册的犹太文化图书特藏馆，召开了包括“纳粹屠犹与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和“犹太人在华散居国际研讨会”在内的大型国际会议，培养了30多名以犹太学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进而勾勒出了中国犹太/以色列研究的概貌。
回望过往，发生的一切显然过于神奇，只能用“奇迹“来描述。
而这一切的一切显然与本人1988年初访以色列的经历密不可分。从此，以色列对于我而言，真是一个令奇迹发生的国度。
徐新
2022年岁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