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ley Caldwell——回归游戏：一项严肃的事业

回归游戏——一项严肃的事业

Lesley Caldwell

公开讲座

北京

2018年4月9日

精神分析师及儿科医生温尼科特，还是一名游戏理论家。他在最后一篇论文，以及大获成功的、汇总了他工作重点转变的最后一本著作《游戏与现实（Playing and Reality）》一书中详细展现了自己在游戏方面的理念。尽管其中描述的方法确实是早就出现过的，但它们吸收了温尼科特对自己在1951年首次发表的那篇广为人知的文章《论过渡性客体及现象（On transitional objects and phenomena）》中的论点的不断发展。他对于潜在空间，及在移情错觉和分析设置的特殊性中潜在空间与精神分析实践的基础之间关联的兴趣，也拓展了他对于游戏本身的讨论。

他曾在1971年时这样说到，

“我想淡化这样精神分析、心理治疗、游戏材料、游戏的顺序，并用相反的序列重新构建。也就是说，游戏才是普遍且健康的；游戏促进成长，因而也促进了健康；游戏引入了群体关系；在心理治疗中，游戏可以成为心理治疗中的一种交流形式；最后，精神分析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以与自己交流或与他人沟通为目的的游戏形式。(1971/2008, p.56)”

温尼科特的这一看法强调了游戏的首要地位及其普遍性，这一点是与西方主流的游戏理论家Schiller和Huizinga相一致的。同时，他的观点和弗洛伊德在《论作家与白日梦（On Creative writers and daydreaming）》（1907？）一文中从艺术和创造性的角度强调游戏是有所区别的，因为在温尼科特看来过渡性现象是创造冲动的基础，是一种普遍的能力。弗洛伊德讨论了创造冲动的起源，他的态度和Schiller将审美冲动看做是一种游戏冲动的描述构成了对比。Schiller的核心理念认为游戏驱力的作用在于平衡他的另外两个驱力，即松散的理智和感受/天性，同时从游戏理应带来某些结果的角度来说，其存在是合乎规范的。

Schiller和Huizinga都强调的一点在于游戏是胜过生活秩序的，它不止存在于当下迫切的需求之中。对于Schiller来说，它存在于自由的生活形式中对理性需求与感性需要求进行调节的过程中。对于Huizinga而言，它存在于所有的游戏都有意义的事实中。

游戏不仅是一种生理现象，或是一种心理反射。它超出了纯粹的物理活动或纯粹的生物活动的范畴。它是一个重要的功能，也就是说它是有意义的。在游戏中，有一些东西“在起作用”，这超越了生活的迫切需求，为行动赋予了意义。（游戏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对心灵的持续创造。它就像是一种可以被归还的、存留在记忆中的宝藏，因此重复是游戏的一种本质属性(Huizinga, 1950:10)。

 在温尼科特使用“玩儿游戏”一词时，其中包含了与自我的关系和对自我的关注，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并且这必须有分析师的参与 (Winnicott, 1971a:50) 。温尼科特理论学家对于游戏基本组成部分的认识呼应了Huizinga的看法，认为游戏是自发的，首要的，与特定的精神状态、自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创造力相关的。他曾在1942年提出，“创造力是有活力的，而游戏为创造力的存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证据”。在温尼科特在游戏对人类的核心作用这一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一般性主张时，他是将Schiller和Huizinga的工作扩展到了精神分析中，扩展到了我们在诊疗室中所做的事情中，扩展到了治疗室的所需要做的事情中。在他看来，拓宽后的游戏理论为治疗提供了一个不同的侧重点。

游戏理念在咨询室中让我最为印象深刻的呈现在于它们注定无法在特定的病人身上出现。这些病人对自己所设定的严苛的规则表现出僵化且严苛的坚持。出于这样活那样的原因，这些病人严格地控制着自己的生活与想法，让它们只能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充斥着禁令与评价的内部空间里活动。在这个空间里，有关对与错、好与坏的观念是持续加诸于己身和加诸于他人的禁令。

对于这些病人而言，像是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这种日常活动，以及他们如何度过分析的时间（如沟通交流中的给予和接受），都可能让他们感到危险和焦虑，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羞耻和失败体验的来源。对有些人而言，治疗会对他们通过学习和了解事物而获得的力量和自信构成彻底的威胁。这种威胁既来自于分析的过程，也来自于在分析中获得的、自己并非自己房子的主人的认知。对分析师、很可能同样也是对病人而言，治疗中浮现出的是对一个受限的舞台的存在的认识，和对病人所处的位置的孤立性的认识。病人只能允许自己在这个舞台的范围内移动；同时当他们处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任何（与他人或事物）产生联结的自由/可能性周围都环绕着怀疑、焦虑与无能感。温尼科特认为对这一类病人而言，游戏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临床医生的他非常关注那些无法游戏的病人，以及在早期情感生活中追溯出的“无法游戏”的根源——个体在那个时候未能完整的活着。我们也许要回过来看看有活力究竟意味着什么…病人所呈现出的受限与枯竭往往是源于非常早期的经历的病理性结果。在正式的分析得以展开之前，病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游戏。

心理治疗是在病人的游戏和分析师的游戏相重叠部分发生的。心理治疗必须是两个人一起进行的游戏。这样的必然结果就是，当游戏不能发生的时候，治疗师的工作就应当直接指向将病人从不能玩耍的状态带入能够玩耍的状态中去。( 1971:38)

温尼科特坚定地认为这些病人身上缺失了某种基本的东西，但这些缺失的东西是可以通过精神分析被认识到并得以发展的，最终变成一种可以让个体获得生机并与之共存的资源。

尽管要行之有效地实施这一庞大的主张，就会对临床医生提出巨大的要求,但实际上实践这一主张的基础和所有精神分析性治疗要素是并无二致的，即设置的提供。设置为实际的分析性相遇划定了边界，并受到内部分析性设置的维持。分析师应当将这种内部分析性设置当做分析的基础，予以保持，并且“无论外部环境如何，这种设置都应是可以被病人获得的” (Parsons, 1977: xv)。温尼科特的方法和工作风格反映了他对于下述两个问题的总体认识，即自己要如何促进病人有关“真实自我”的描述、以及自己在这一过程中主动且积极的参与。

Peter Fonagy和Mary Target (1996,2000, 2007)在他们十余年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和现实游戏（Playing with Reality）”的概念，并表达了他们在总体上对理解精神现实的关注。尽管理解精神现实是温尼科特鲜有提及的内容，但无论是他们两人的命名，还是他的游戏理论都指向了这一工作。在这一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中（2007），Fonagy和Target提出精神分析为外部世界提供了一个空间，而外部世界是与心理结构和“主观世界”同等重要的。

我们对精神分析如何为外部世界提供一个空间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了吗？外部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主观性的世界。它和内部世界一样，也需要心理内部的和主体间的觉察的结合……在正常的发展中，外部现实根植于并代表了一种与客体共享意识的感觉。两者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如此的相近，以至于无法从中找到一个独立的看法。相反，在宣称我们对外界的个人看法时，我们所定义的实际上是从原初的主体间自我中个体化出的那部分（自我）。(Fonagy&Target , IJP vol, 88, part, 4, 2007, p.932)

Fonagy和Target对前人的继承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和触动人心的方式呈现在了发表出来的Fonagy与儿童工作的临床案例中。尽管所有这一切的理论基础是根植于精神分析以及安娜·弗洛伊德中心的，但无论出版方为何，他们所发表的内容都是立足于发展心理学，以及对儿童所达到的某些有价值的里程碑的研究的。但他们提出的“与现实游戏”是这一工作的基石，因为这一观点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证明了在儿童获得主观性和被我称为“自我的特性”（an idiom of self）（这一命名是我对Bollas的回应）的过程中，内部与外部世界是等价的。

在以他们为主要倡导者进行的大量且杰出的工作中，发现主要的焦点集中在儿童的心理，以及儿童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和他人的心理的存在的过程中。正如作者所强调的，这并不是沿着认知走下去而丢掉了想象，而是在证明二者从最开始就是相互关联的。他们认为自己早期的文章都是在讨论这一主题的。

婴儿是通过心理客体的主观性来发现物理客体的，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客体是分离的，是独立于他以及他的世界中其他的心理客体的一种存在( p.926)。

这相当于是以一种也许不那么精神分析的口吻对温尼科特的重述。

尽管Fonagy，Target，以及很多关注精神分析情境之外的游戏的学者开始了对婴儿期经历、儿童期经历、以及心理健康的根源的研究，但无论是一般性的游戏理论还是精神分析取向的游戏理论都将游戏看做是人类活动和人类境况的核心部分，是被全人类所共享的。

理论上来说，温尼科特所赞同的立场认为游戏是一种在理论层面可以被所有人进行的活动，但是他的临床实践却表明，允许个体以一种丰富且有创造力的方式去游戏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状态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的。它们存在的前提条件是生命的伊始是一个足够好的开始。

像其他游戏理论学家一样，温尼科特并不认为游戏是独属于童年时期的，但他的解释包含了更广泛的主张：游戏是有创造性的生活、好的生活的一种基础组成部分；在他看来，在游戏中所理解到的内容是我们作为精神分析师的工作的核心部分。我们可能会思考这样的观点是如何挑战了精神分析的目标与心理治疗的实践的。与此同时，它也将我们的工作、我们对其有效性的理解和主观性以及主观性对人类的意义这个一般性的问题联结到了一起。

当弗洛伊德在《有创造力的作家与白日梦》 ( SE vol IX)一文中好奇于有创造力的作家是如何获得影响我们的能力时，他的思考是从儿童时代想象活动的最初迹象开始的。弗洛伊德认为“让儿童最为喜欢和最为紧张的事情就是玩耍和游戏，他创造了自己的世界，或者是以一种让他感到满意的新方式重新排列了自己世界里的东西”。弗洛伊德认识到儿童是以一种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一过程的，同时该过程需要个体在情感上的投注。但无论他们的态度有多么地严肃认真，儿童都能将游戏和现实区分开来，并能将自己想象出的客体与情境和现实世界中有形的、可见的东西相关联。游戏或许是有创造力的作家和儿童所共有的，但是游戏的对立面并不是严肃认真，而是现实。作家想象的世界中被弗洛伊德称为“非现实性”的部分是有着重要影响的。因为“它允许事件发生，并在那里被享受。但如果他们在现实中发生的话，带来的将会是痛苦”。这篇文章着重对现实与游戏这进行了区分。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游戏的对立面是现实，所以现实与非现实分别是由现实世界与游戏世界组成的。为了与这一观点保持一致，他提出成年人用幻想代替了游戏，因为对他们的期待是不要再继续游戏了，而是应当在现实世界中行动。然而，对于儿童而言，游戏中的幻想是可以被透露的，但“成人会因为他幻想太幼稚且不被允许而感到羞耻” ( p146)。弗洛伊德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声称，“一个快乐的人是从不幻想的，只有是一个感到不满足的人才会去幻想”（尽管如此，但一个成人可能还是会发现自己处在“一种精神状态之中。这种精神状态再次消除了游戏和现实之间的对比，使他能够诉诸幽默”…）。

温尼科特在自己临床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弗洛伊德有关幻想和白日梦的观点。这一发展体现在了他的论文《做梦，幻想，生活（Dreaming fantasying living）》，以及文中对幻想和生活所做的区分中。

有创造性的作家从幻想中创作，在创作中投入情感，并能将自己的创作与现实区分开来。正是想象世界的非现实性使它（想象/创造）成为了快乐的源泉。

温尼科特通过强调想象世界的现实性表达了自己对弗洛伊德观点的不认同。儿童转向过渡性客体一事是进步的，因为它是和一个真实的客体相关，并标志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性进步的。但是它真正的意义在于发现了潜在空间，一个让第一个客体以及后续的游戏得以存在的潜在空间。这一空间在谈论人类跨越内外部世界的存在的复杂性时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温尼科特和弗洛伊德在看待幻想这一问题时有着非常不同的取向，但是他们两人都讨论了无意识生活，及无意识生活与所谓的现实之间的关联。两个人都认为幻想太多是病态的，会导致病理性的问题。但温尼科特的核心观点认为当我们将梦与生活而不是幻想相联系时，这一空间所提供的将是健康与活力。

这是温尼科特在探讨病人与分析师时的总体取向的一个框架，同时他还强调我们必须从游戏和进行游戏的角度出发去对游戏进行思考。与创造性想象有关的游戏（Greenacre提到, 1959: 68）是温尼科特理念的核心，同时游戏往往要比那些以对内容进行解释为基础的治疗方法更为广泛。

对他而言，游戏是在空间-时间的连续体中的一种创造性体验。它所发生的这个空间是在发展的进程中浮现出来的。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儿童在心理和躯体上开始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停留在过渡性区域的能力、游戏的能力、以及日后做梦的能力的获得需要幻觉与幻觉破灭这两个过程的参与。在温尼科特看来，上述过程构成了母婴关系的基础。

游戏出现于在经验的中间区域，它存在的可能性是通过母婴之间的潜在空间的开放而出现的，“当孩子在经验的作用下产生了一种对于母亲的高度信任，相信在自己突然需要的时候，妈妈一定会出现” (Winnicott et al., 1990: 36)。在既往经验的基础上所创建的，并始于这一空间的进程使个体去过一种充满创造性的生活、去参与并利用被“文化”这一术语所粗略划分出的舞台、以及去参与到精神分析“这种形式高度专业化的、以和自己与和他人沟通为目的游戏”(p. 379)都成为了可能。所有这些可能性的基础都在于个体拥有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能力、与自己相处的能力、与他人相处的能力、以及区分这两者的不同的能力。

正是婴儿或儿童与他人（母亲/照顾者）的关系的演变让他们拥有了游戏的能力。游戏是一种根植于内在自我世界与外在客体世界的夹缝中的经验。成熟的进行游戏的能力是有别于躯体层面的游戏活动的，尽管它并不排除这些躯体层面的活动，如Huizinga在讨论游戏的所有形式时所提到的神话、仪式、神圣（the sacred）、正式的比赛、语言、法律、战争、诗歌、认识、哲学、艺术、文明。上述社会实践中的每一种都要基于温尼科特的主张，即游戏是取决于个体区分现实与幻想的能力、区分过去与现在的能力、以及以一种既不妄想也不平实的方式充分发挥创造性想象的能力的。
 

这里呈现的是在1955年5月，温尼科特和他的病人Dr A在复活节假期之后的一些交流对话，以及他们关于离开（leaving）的讨论。温尼科特和Dr A的首次见面发生在40年代初。后来，DrA在获得医师资格证后住院了。两人在DrA出院后再次见面了，这次见面从1953年持续到了1955年的夏天。（在文中呈现的这段对话中）浮现出了有关他离开的议题。

Dr A：“我要一点点地回到分析上来吗？在某种程度上，那个女孩取代了你的位置，因为无论是不回来接受更多的分析，还是继续和那个女孩儿的关系都有点儿冒险。我很好奇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

分析师：“和那个女孩的关系同样与分析有关。你们的关系是在你开始感觉到存在，并因此有能力感受真实的基础上发生的。”

病人：“是的。比如，今天我来的时候去皇家艺术学院看了一些画作。我几乎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享受这样的体验。这确实是一种我在过去的两年都未曾有过的体验了。我总是要伪装，但那些都是假的，都是在浪费时间。但今天我是享受那些画作的，我不需要疯狂去搜寻真实感。我总是不得不试着去找些话说。在过去，我也许还是可以去电影院或是剧院等能让我找到一些人去认同的场所的，但我没法儿去看画展。绘画对一个人的稳定性和独立性的要求更高。“

分析师：“绘画作品并不是那么让你满意。面对画的时候，你需要放点儿什么进去。”

病人：“…。在战争期间，我第一次见你是出于一个武断的决定，而当时我也仅仅是因为不方便而中断了我们的会面。这并不令人满意。而我这次是带着一个确切的理由来见你的。我生病了，我需要分析。现在我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就是那种我不再需要分析的感觉，它变得像是个游戏，而我一直在疑惑，真的有必要吗？”

分析师：“如果你能以这种方式去游戏的话，那么它将是一种由分析带来的改变。”

病人：“是的，我在进行游戏上存在很大的困难，并且在我游戏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这是被允许的吗？这是不是不会太轻浮？我敢玩儿吗？’每当我不严肃认真的时候，我都得为此主动承担责任。似乎只是在游戏往往意味着应该有一些更为严肃的事情发生。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受到的教育太过严肃了，游戏只占据了其中太小的一部分。我曾和别人讨论过游戏是否应该是有建设性的。我发现自己在讨论中说我觉得（游戏中）不应该出现一个过于明显的建设性的元素。我想我这么说是受到了我们在分析中的发现的影响吧。蒙特梭利原理可以摧毁认为游戏有价值的看法。这就像是一个人在反复灌输游戏是淘气的或者游戏是不道德的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游戏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同时，我也意识到在我的整个童年里都少了点儿什么。我会不管我父母的存在而去做游戏，同时在游戏中的我总是独自一人、感到孤独。如果说和我妻子在一起有游戏的话，那也只会是严肃认真的游戏。但和那个女孩儿在一起时的游戏是油然而生的，游戏本身就是令人愉悦的。”

分析师：“我认为你是在告诉我，绘画作品本身也是价值的，并不是操纵外部现实的一部分，也不是工作这种直接的操纵。“

病人：“我想要回家告诉我妻子关于画作的事儿，但是告诉了她的这个事实又会将告诉变成一件具有目的的事。我会跟她聊天，以便告诉她我去了哪儿。只有当我们能很自然地提到到画作的情况下，它才是有价值的。”

分析师：“我不是很确定你对你妻子的感觉如何；她是本来是具有游戏的能力的么？还是说她在与你的婚姻中发展出了一种严肃性？”

病人：“她有同样的态度，但那相当大程度上是配合我。她很可能是可以很自然的。毫无疑问，我妻子肯定已经发现了我没有玩耍的能力，感到我是非常无趣的了。”

这里所呈现的或许不是一个最为生动的个体进行游戏的场景，但是这位病人正想要在外部世界的一项活动中改变自己，也就是去画展看画，并且他知道这是一件他以前做不到的事。这一新的变化和他能够更加自由地投入到画作中有关。正如温尼科特所言，那些画向他索要了一些东西，而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在的他是可以给予这些东西的。同时，这位病人也意识到，虽然他能以某种方式和他的分析师分享这件事，但是与他的妻子分享这种体验却是另一回事，一件没那么容易的事儿。

允许自己有这样的体验，并且用他自己的方式和那种体验游戏的现象的出现将我们的目光拉回了在他的治疗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DrA开始寻找一种能够在皇家艺术学院的文化体验中定位自己的方式，而这种变化是源于他能够投入到与分析师的关系中，并且开始能够使用和享受一个充斥着艺术与平凡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乐趣。在他的身上加入了另一种维度的“活着”。

Dr A报告了自己身上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同时他的领悟并不仅限于一个持续的自我的存在，而是能够投入并利用这个世界、以及自己与这个世界中的人或物的关系。

设置的提供可以类比为一个潜在的空间或是一个过渡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无论儿童病人还是成年病人，都会像Dr A和下文将要提到的Iiro那样因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自我意识而感到惊讶。这一新的自我意识在他们的自我体验中加入了全新的维度。

分析性情境是围绕着移情既真实又不真实的认识组织起来的，所以它对弗洛伊德早期对游戏和现实的区分提出了质疑。不过弗洛伊德在《记住、重复与修通（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 through）》（1914）一文中对移情的描述呼应了温尼科特认为分析是一场事关两个人的游戏的看法。

不过，在抑制病人的强迫性重复以及使强迫性重复转变成一种去记住的动力时的主要的方式存在于对移情的处理中。通过在一个确定范围内给予强迫性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方式，我们认为强迫性是无害的甚至是有用的。我们允许它进入如同操场一般的移情之中，在这里它能够以一种近乎完全自由的方式去扩张……移情因此在病态与现实生活之间创造出了一个中间区域，而从此到彼的转化正是通过这个区域得以发生的……它代表了一种人为疾病……同时它也是真实经验的一部分（S Freud, SE XI, p154）。

分析师知道这一点。同时，随着分析的进行，病人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Parsons所说的游戏的逻辑（2000）。

虽然游戏框架和移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它们并不完全等同。移情的发生是带有强制性的，或者说是无可奈何的，是一种超出病人或分析师控制的无意识现象。分析师并不培养移情，但他们会观察它、试图理解它，并向病人解释它。而游戏的框架是需要被培养和照顾的。分析师的任务是去维持它、保护它、并在需要的时候抵御来自病人的挑战，甚至在有些时候也需要抵御分析师自己的冲动（Parsons, 2000, p136）。

在近期对pepweb这一主要精神分析资源网站的搜索显示有超过5000篇文章提到了游戏。其中很多文章都将游戏看做是一种儿童治疗的技术，并讨论了临床工作者对这一点的不同理解与应用。面向儿童的心理治疗工作围绕着玩儿玩具、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利用这样的游戏去理解儿童的内部世界、可以如何利用游戏构建基于心理健康角的解释的基础。温尼科特认为伴随儿童游戏出现的幻想可以是值得关注的，并且在下文中我所描述的他与Iiro的工作中，他在涂鸦游戏（squiggle game）当中使用了自己在象征层面上对游戏的理解。

2017年乐高基金会给剑桥大学的教育系捐赠了一把游戏椅。这把椅子是以儿童及成人精神分析师Dr.PaulRamchandani命名的。在教育心理学家David Whitebread为该系做的一场关于游戏的报告中，他指出了对游戏的普遍性和与之相关的价值观和信念更为广泛的一种认识。David描述了五种公认的、在所有社会中都会出现的游戏形式，即肢体游戏、和客体进行游戏、象征性游戏、假扮/社会戏剧游戏、以及有规则游戏。但不同社会对待游戏的态度是不同的，是取决于文化价值观、与有关童年的观念，和对性别的期待的。文化期待、假设、规范和信念为接近游戏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基础，而这种接近是在游戏与童年最为显著的关联中发生的。

在对无意识和性的关注中，精神分析分析使儿童与成人、父母与孩子在意识与无意识的幻想的流通中具有了可互换性。这种流通是意义之网的核心，而人们正是通过意义之网来理解他们自己和这个世界的。移情性错觉是精神分析实践的基础。在弗洛伊德式模式中，与无意识相关的流动性是个体拥有在移情性错觉中存活的能力的基础，而这种流动性是源于游戏的严肃性和普遍性的。

精神分析相信无意识沟通，以及在无意识中识别出应当在分析中被听到和被修通的东西的能力。这一信念鼓励倾听这样一种源于他人/外在的对自我的关注。在温尼科特与Iiro的治疗性咨询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倾听的关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游戏结合到了一起。Iiro是一个10左右岁的芬兰男孩。由于他们的语言不通，因此言语层面的沟通是通过一名翻译进行的。

这个一次性的治疗性咨询中用到了涂鸦游戏（squiggle game）。涂鸦游戏是一种在会谈中进行的、旨在与病人建立链接并增进沟通的游戏方式。分析师在纸上绘画，并邀请儿童在上面添加一些内容，然后分析师再在儿童的涂鸦上加上点儿东西。他们就这样轮流在对方的画儿上添加一些东西。涂鸦游戏是一种没有在规定的设置中给出真正规则的结构化的方法。治疗师和儿童共享的这一涂鸦体验是他们沟通的基础。温尼科特会观察涂鸦的过程，并可能会给出评论。他回应的方式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样值得我们思考的一点在于涂鸦游戏与另外两件基本属于同一类别的事情之间的异同，即涂鸦游戏与成人精神分析和一些情况下的正式游戏（结果是已知的）的异同。因为它（涂鸦游戏）是一个在时间框架内引入的程序，并且临床工作者是带着明确的目标去使用它的。

和其他讲究“两手都要抓”的治疗取向相比，温尼科特总是更关注于游戏活动的本身，而不怎么关注对儿童游戏内容的读取。Iiro和温尼科特都在做游戏，这里就是建立连接的地方。虽然他基本上并没有说出自己对于Iiro的理解，但正是对于这种投入与尝试的分享（两人一起游戏）在他们之间创造了一种深层次的交流，而这种交流是有益于儿童及其家庭的。Iiro是一个先天手和脚都有并指畸形的案例。

温尼科特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我闭上眼睛，就像这样在纸上画点儿什么，然后你将它变成某个东西；然后你也这么做，再由我来将它变成某个东西”。对着温尼科特的第一个涂鸦，Iiro说，“这是一只鸭子的脚”。

随后温尼科特画了一个蹼足，来查验自己觉得Iiro想要交流关于他的残疾的想法。当Iiro以自己的方式画出了一个蹼足之后，温尼科特感觉的想法得到了印证。

Iiro将另一个涂鸦变成了一只在湖里游泳的鸭子，并将第三个涂鸦变成了一只号角。

他说他的兄弟是吹短号的，他会弹一点钢琴，但他想要吹长笛。

温尼科特说，“对于一个鸭子而言吹长笛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Iiro被这第一个直接的言语干预逗笑了。

他们继续交换着涂鸦。温尼科特画了一个涂鸦，Iiro本可以将它改成一只手，但他却把它变成了一朵花。温尼科特认为这一状况表明为这个男孩是不愿意看自己的手的。

他什么都没说。然后Iiro故意地画了一个看起来像是畸形的手的涂鸦。他很惊讶地说，“就这样发生了”。

温尼科特指着Iiro的下一个涂鸦说，“它像是你的左手，不是么！”Iiro表示认同。

然后男孩主动告诉温尼科特，自己曾经历过很多手术，而且还将要接受更多的手术；同时他的脚也有着一样的状况：他现在只有四个脚趾，而过去他有六个脚趾。

温尼科特做了另一个连接，“这很像鸭子，不是么！”，Iiro再次表示认同。

然后温尼科特给出了一个解释。“医生们正在试着改变你出生时的样子”。

对此，Iiro的回应是自己想要吹长笛，并谈论了自己所经历的那些手术。

他还说到长大后，他想要和爸爸一样成为一名建筑承包商，或是成为在学校里教孩子做手工的人，（他的情况使这两种选择都难以达成或是不可能达成）。

温尼科特问是否曾因要做手术而感到生气。

Iiro回答说：“我从没生过气”，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而且拥有两根手指要比有四根连在一起的手指好得多。他将他的下一幅涂鸦称为鳗鱼。

温尼科特问他觉得他们是应该用它来做饭，还是要将它放回湖里。

Iiro说：“我们让它回湖里去游泳吧，因为他是这么的小”。

随后，温尼科特说了一段话，将整场治疗串了起来。

“如果我们把你当成一个小孩儿来看的话，你会想要在湖里游泳，或是像鸭子一样地游泳。你告诉我说你喜欢自己有璞的手和脚，同时你需要人们能够以你出生时本来的样子爱你。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想要弹钢琴，想要吹长笛，也想要做手工，所以你同意接受手术，但对你而言，最首要的事情并没有改变，你仍然想要被爱，以你本来的样子悲哀，以你出生时的样子被爱。”

随后Iiro告诉温尼科特他妈妈身上也有同样的状况，这揭示了他正在应对的事情的另一个方面。然后他又画了一个和他畸形的左手有关的涂鸦。他很惊讶的喊道：“又是同样的！”

温尼科特对着他最后的那个涂鸦说，“我打赌你不能用它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Iiro把纸转了过来，画上了一只眼睛和一对儿蹼足，然后说：“这是一只鸭子”。

Iiro的沟通主要是在表达他希望自己能够以自己本来的样子、以自己出生时的样子被接纳的愿望。温尼科特是从这个男孩对长着蹼足的鸭子的认同中理解到这一点的。在这次会谈中，Iiro言语化自己问题的能力有了明显的进步。在第一次能够通过鸭子来面对自己的手之后，他的能力发生了变化，他逐渐能够直视自己的手并直接谈论自己的状况了。

Iiro在最后一幅涂鸦上加上的那些内容再次申明了他对自己的爱。这个男孩逐渐和自己的状况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显然能感到自己是被爱的，但是温尼科特认为在他的游戏里显示出了一种需要，以他出生时原本的样子被爱的需要，让那个在手术前、在转变和修补发生之前的那个自己被爱的需要。

咨询使他们能更加自由地去讨论手术的局限性，以及去讨论对这个相当正常的男孩及其家庭而言如何能在生活中更多地接纳Iiro的状况。

在治疗中，温尼科特和Iiro轮流对涂鸦进行拓展，使之变成一个更大的或完全不同的图画。这一技术促进了男孩儿将自己所关注的事情在治疗中呈现出来，并在治疗中被讨论。但这一技术还打开了游戏与进行游戏这一领域的大门，因为在涂鸦的过程中，温尼科特和Iiro是在一起做点儿什么，而这似乎是一个让他们都享受其中的活动。

在提到对于前文所述的、在近期被广泛宣扬的在剑桥大学捐赠了一个以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科医师，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Dr Paul Ramchandani命名的乐高游戏椅一事的时候，乐高全球研究负责人Bo Stjerne Thomsen谈到了乐高的目标。

乐高基金会想要找到一个有着“孩子般心态”的候选人：一个有趣的，极度好奇的，思想开放的，富于想象的且具有创造性的学者——一个可以新的研究方法并跨越不同领域工作的人，因为基金会相信游戏对于儿童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在高质量的学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游戏应该是教育的一部分，而我们所希望的是让英国政府能够在学校中鼓励更有意思的学习方式（playful learning），而不是去鼓励考试。如果儿童所接受的是有着标准化的评估和结果的教育的话，那在余下的人生当中，他们将预期自己会收到一个又一个指派给他们的任务，并最终走向一个预先设定好的目标。

但是作为一个成人，你现在需要的技能是合作，问题解决，以及提出想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游戏是至关重要的。你要用自己的想象去规划事情，去预测结果，去理解如何通过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而解决问题。

Stjerne认为我们对游戏的兴趣是极为分散，有着很多分支的。即便在学习和教育这样一个特定的领域内也是如此。他认为即便是从商业领域和生活问题的角度出发去选择一种游戏方式，并能让这种游戏能够达成也是需要想象力的。或许，Julia Kristeva所著的关于克莱因的书中的一段话是对这一领域的更好的注解。

“温尼科特试图恢复自由原则，而自由原则所表征的正是分析性治疗中“活（living）”的部分。分析性工作揭露了为对抗来自外部的侵袭而构建起的防御性的假我的存在，同时它恢复了我们所特有的内在性。然而，真实的内在生活必须不断地被重建，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但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自由。在温尼科特的著作中，“自由的”这一形容词是被作为“一个必须不断地被重建的内在生活”的同义词被使用的。而这种不断重建的内在生活是和“必须不断被外化”的外在生活所并行的（p.185）。他的理论取向和他在儿童及成人身上展开的临床实践都让我们看到了他是如试着促进这一过程在自己病人身上发生的。

2018-2021

中间学派（温尼科特）理论与实务系列工作坊

英国精神分析协会认证课程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认证课程

第一期

梦、游戏空间与创造力

第二期

中间学派的治疗过程

第三期

中间学派的治疗技术新进展

引论1

引论2

专家简介

Lesley Caldwell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国项目的培训和督导师
英国精神分析协会（BPA）成员，目前在伦敦私人执业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精神分析单位的荣誉教授
中间学派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疗培训教师，精神分析师培训委员会成员
Winnicott信托基金的董事和编辑
《温尼科特全集》的联合总编辑，《阅读温尼科特》的编辑

Dieter Büergin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第二届研究委员会委员

Renée Danziger 

伦敦大学学院（UCL）精神分析单位荣誉高级讲师

Tamar Schonfield

伦敦大学学院（UCL）精神分析单位高级讲师

Barbie Antonis

英国国家卫生健康署成人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师

Ruth McCall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PAS）、温尼科特基金会董事

Elizabeth Wolf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独立精神分析师协会组委会会员、联合主席

课

程

内

容

第一讲  课程简介:精神分析中中间学派的历史和英国独立派的发展

第二讲  早期发展及对环境的态度

第三讲  象征化和创造力

第四讲  梦境和游戏【进阶】

第五讲  设置
第六讲  移情

第七讲  反移情

第八讲  攻击性

第九讲  创伤

第十讲  从温尼科特到迈克尔·帕森斯

第十一讲  倾听和解释

第十二讲  从大论战到现在的变化和延续

邮箱：[e-mail] 

电话：[phone]

微信公众号：Caring Your Mind

网址：http://adyy.luyoue.com（展示课程）

http://adyy.luyoue.com/web/html/train/industry/notices.html（课程通知）

微信号：guohejidi2

中英精神分析取向培训

培训课程

1、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学院制连续培养项目 

相关链接

2、精神分析经典专项培养项目 

相关链接

3、国际认证短程精神分析疗法培训 

相关链接

4、线上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培训 

相关链接

点击关注“中间学派（温尼科特）理论与实务系列工作坊（2018-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