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当前中美关系，驱动器已不是经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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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的独家专访，谈对美中关系的看法。

李成指出，拜登执政以来，美中关系在有些方面已有某种程度的改善。但由于美国的国内政治环境和拜登总统政治资源的不足，对华强硬手法并未改变。

在此过程中，当两国之前已有的对话机制难起作用时，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纽带关系，对于制止两国关系急剧滑坡，防止擦枪走火的意外事件升级为冲突，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下为专访部分内容）

“您如何评价拜登执政一百多天来处理美中关系的手法和表现？”

李成：拜登上任一百多天来的优先议程是控制新冠疫情和恢复经济，从目前看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问题在于，美国内政现在是非常撕裂的，有党派的争锋相对、有种族矛盾的难以调和等，很多拜登政府想推动的措施在国会都很难获得通过，要想在美国推动像中国那么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国际关系领域，美国加强同盟关系并不是什么秘密。美国两党尽管有巨大分歧，但在视中国为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地缘政治战略挑战这点上，两党是一致的。虽然他们未必都视中国为敌人，但任何一个白宫主人都必须积极应对这一挑战，这并不奇怪。 
然而在应对来自中国挑战的过程中，如果加强同盟关系变成要大家站队，最后变成类似冷战时期的两个阵营，哪怕未必完全是有意的，哪怕最终不一定做得到，这种趋势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白宫的对华政策仍处在评估和调整之中。一方面有一些积极的调整，微妙的变化，但同时对华强硬手法并未改变，包括特朗普时代的一些对华打压政策尚未改变。尤其是在阿拉斯加会议以后，美方对中国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而中方也不做任何让步。 
尽管拜登说了三个C，把合作（cooperation）带回来了，但是现在更强调竞争（competition），甚至加剧对抗（confrontation），就有可能导致像冷战一样的冲突。这里既有有意的成份，也有无意的成份，但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能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导致冲突。这有美国国内的政治原因，包括拜登在大选中没有大赢，受到很多限制，但是美国现在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家。本世纪和上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战略家，一个是基辛格，另一个是已故的布热津斯基，他们在近些年来都对美中两个大国走向冲突表达了深切的担忧。他们的观点至今仍发人深思。 

“您先前说过，中方一些人在拜登获胜之初曾有某些乐观情绪，但现在意识到两国关系改善的机会之窗收窄。您觉得这一百多天来，中美关系到底有没有好转？有没有出乎您意料的地方？”

李成：在拜登当选后，我曾在美国的《外交》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北京对拜登当选有期望，但也有疑虑。我当时的结论是，要完全改变中美关系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抱有某种希望。 

这个关系目前某种程度上有些已经在改善当中，比如首先，拜登政府不再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侮辱性的语言；其次，明确反对种族偏见、种族歧视；第三，“教育脱钩”有所改善，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政策有所松动。此外，两国在应对气候方面已经开始对话，包括克里去中国访问等。 
在特朗普政府的后期，鹰派团队掌控对华政策，他们的手法被中方认为就是要置中国于死地，要像当年搞垮苏联那样搞垮中国。当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全面脱钩，不管是否可能真的实现，对美国造成多大损害，脱钩已经在进行中。第二是推翻中国共产党，比如打算推出对共产党员及其家属的禁令，这涉及近3亿人口。第三是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尤其是2020年台北法令的通过。这三方面推行下去，中美关系根本就没有回旋余地，完全是零和游戏了。 
而拜登多次说过，“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而是竞争者”，他看中国与看俄罗斯是不一样的，他认为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影响美国的选举。这些都是与特朗普政府不同的。但是由于拜登政府强调同盟关系，强调价值观，尽管他在美国国内也是这么强调的，但还是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压力。所以中国一些学者和官员认为，拜登比特朗普更糟糕、更难对付。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但问题是，现在大家都是依据自己的感觉（perception）来看问题。尽管一方未必真想置对方于死地，但在对方看来，你的做法就会导致另一方认为你就是想打压我，甚至想置我于危难。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历的困境。 

“最近我看到一个全球民调，看世界各国民众在拜登上台后对美国的观感，中国民众对美国的观感在拜登上台后反而下降了17个百分点，降幅最大，您觉得奇怪吗？” 

李成：这个要看民调是怎么做的。这种民调谁都可以做，现在有许多民调的专业性不足。其次，民调是跟着事件走的。现在中国民众看到电视里天天在说拜登政府又对华采取什么行动了，自然感觉不会好。再加上阿拉斯加会议的交锋，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能好吗？ 

民调并非一成不变，问什么问题、怎么问，结果都不一样。因此不必过份在意一次民调的结果。我感觉，中国的研究机构和领导层对此还是比较清醒的，他们获得的信息较多，包括中国领导层与美国的智库一直在进行对话。我相信他们是清醒的，当然也表现出强硬。这个过程比较复杂，到底是战略性的，还是战术性的，需要观察。 
不过，双方互相之间有很多误解，相互的观感越来越糟糕，确实是这样，问题是，这种趋势能扭转吗？我认为是可以的，但需要时间，需要很多互动。 

“最近您在研讨会中对美中关系感到不是那么乐观，尤其是您提到两国之间‘行动与反行动’相互作用的趋势，导致两国关系的负面螺旋，更令人担忧。您刚才说这种趋势并非不可扭转，但要扭转这种负面趋势，您觉得当务之急是什么？”

李成：这种趋势是可以改变，但如何改变谁都不知道。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世界出现一个比新冠疫情更大的灾难，两国关系会不会改变？美军太平洋舰队2-3年前曾经有一个报告，认为其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某个国家，而是气候变化。另外，还有核扩散等，都可能造成一场更大的灾难，那么这个时候两国能不能携手合作应对？还有一个假设，就是出现一个非常感人体现民间友善的重大事件，改变人们的观念，改变两国打交道的轨迹，但这个假设在现在的氛围和形势下非常难实现。 

如果这两者都没有的话，怎么办？首要的就是双方的对话和管控分歧，包括军事沟通非常需要，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同样的重要。拜登是美国在任总统当中相对而言最了解中国的，拜登4次访问过中国，与中国国家领导人见过11次。包括春节前夕两位领导人电话交谈两个小时，谈得很好。最高领导人的这种纽带关系非常重要，能在关键时刻将危险形势拉回来。 
另外，现在传闻的两国大使的候选人，都能直接向各自的最高领导人汇报，这也很重要。尤其是当国务卿布林肯说出新疆“种族灭绝”这种话后，中方对他已经失去信任和尊重，失去这条沟通渠道很可惜。这从阿拉斯加对话的激烈交锋能看得出来。所以，他们没有抓住机会、调整对华政策，这也是令我感到惊讶的地方。 

“那么您说的加强对话和管控分歧的优先应该是哪些呢？”

李成：双方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对话与合作其实已经在进行了，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非发生灾难性的气候变化事件。 

经贸关系虽然还可以称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但已经不是“驱动器”了。尤其是去年初达成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随着新冠疫情暴发，特朗普“甩锅”中国，指望靠第一阶段协议来缓和两国关系已经没有希望了。而且美国国内的贫富分化和政治对立，也决定美中经贸合作给美国带来的好处不被看好，因而起不到改善两国关系的“驱动器”作用。 
那么“驱动器”是什么？首先是要恢复对话机制。其次是寻求在第三方议题上的合作，比如伊核、朝核，在缅甸和阿富汗的维和等，当然这也很难，尤其在当前零和竞争心态之下。第三就是文化、教育交流必须维持。中美关系能走到今天，实际上由于文化和教育交流的广泛和深入，帮助两国避免走向灾难。所以这个钩是不能脱的，如果这个钩断了，那一切都不存在了。 

"我们看到最近拜登政府的高官似乎在对华政策的表态稍微有所收敛，但国会正在酝酿的全面战略竞争法案却令人担忧，如果通过了，对美中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

李成：通过的可能很大，会继续对中国更强硬，但问题是，法案中授权的那点钱够吗？但在法律上对拜登政府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会形成更大的约束。而且是全方位的约束。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解决不了的，这是因为拜登在大选中只是微弱多数胜出，没有那么强的政治资源去行使他认为理性的、对美国有利的对华政策。 

“您如何展望今后一段时期的中美关系？”

李成：中美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将会处在非常不明确的，很有可能不断出现矛盾和冲突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面，民间交往的保持，在关键时刻最高层领导人的准确判断，和理性果断的决策，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中双方各自的优势和短处都会显现出来，会造成许多不确定性。我们不是要比双方的不同，而是要比双方的相同之处，在相同之处当中找到合作的可能性。否则根本就没有希望了，但是很遗憾，现在我们正在强调不同。 
美国乱了，或者中国乱了，对对方都是没有好处的。如果世界真的形成两个集团、两套体系，不管在经贸上、金融上、货币上，还是在科技上、意识形态上、军事上，那就是很可怕的事情。事实上，现在正朝那个方向走，包括在华为问题上，这牵扯到两国核心科技领域的竞争，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所以不要期待两国关系在短期内会有明显缓和。 

此专访为中评社2021年《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系列专访之一，文章来源于中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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