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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会谈：启动中美关系新阶段
作者：聂文娟（Nie Wenjuan），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不同于安克雷奇会谈，这次天津会谈美方表现出了更多的主动性。这次会谈是美方主动提出来，即美方想谈、中方同意的互动模式。美方突然开始主动同中方进行高层接触谈判，是因为拜登政府上台半年后，已基本完成了对华谈判的前期准备工作。
以价值观为导向，联合盟友而不独行，是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区别之一，为此拜登政府这半年来首先对盟友伙伴关系进行修复，在内部统一了对华立场。6月初，拜登参加在英国举行的G7峰会，14日至15日又参加北约峰会和美国-欧盟峰会，拜登在欧洲同数十位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会面交流，美欧关系得到大幅改善。6月中旬拜登与普京在芬兰举行会晤，对美俄关系进行了适度的控制和改善。除了联欧稳俄的外交努力外，拜登政府还对美国深陷其中的地区热点问题进一步进行战略清理，包括加紧从阿富汗撤军，恢复伊朗核问题谈判等。
在一系列的盟友伙伴外交后，拜登政府外交工作重点逐渐重回亚太地区，回归到中国以及中国周边上来。这包括舍曼在访问天津之前对东北亚三国日本、韩国和蒙古国的访问，也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7月23日前往东南亚，对越南、菲律宾和新加坡三国进行访问。7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了印度，9月份美国还计划在华盛顿举行美日印澳四国峰会等。美国广播公司（ABC）将此称为赛场上对中国的“全场紧逼”。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拜登政府的对华外交将进入攻势阶段，中美双方将从互相观望期进入实质性的“互动磨合期”。
从会谈结果看，双方在一些议题上进行了坦诚的交流，但收效甚微。舍曼在事后没有对这次会谈给予任何积极评价，仅提到“公开沟通对外交至关重要”，说明美方对这此会谈的反应相对比较冷淡。基于舍曼副国务卿的身份，双方可能并没有进行战略层面的交流，美方提出要“负责任地管理双边关系”这一目标，但副国务卿层级的对话很难为双边关系进行战略定位，起不到为两国关系设立“护栏”的作用。关于战略问题的讨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比舍曼更适合这一角色。基于舍曼的资历，其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朝鲜问题政策协调员，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是伊核协议美方谈判代表，舍曼天津之行的收益预期很可能仍然集中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希望中国在国际问题上与美方展开合作，如双方提到的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缅甸、禁毒等议题。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合作的空间，但正如中方提出的，美方“不能一边损害中方利益，一边希望中方无条件合作”。中方向美方提出两份清单，显然双方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之路并不顺畅。
这次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美方提出的“负责任地管理双边关系”，以及天津会谈本身已经表明，双方正在努力“管控竞争”。这也表明双方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至少对管控竞争这一战略目标存在共识。当然对如何达成这一战略目标，双方显然还存在很多分歧。中方会谈中提出的“三条底线”是中方对管控竞争的最基本诉求，中方的立场坚定清晰，且具有防御性质，表明中方在中美关系的建构中已经迈出了积极的一步。美方对如何管控竞争并没有提出清晰明确的诉求，仍在一味地指责中国的内政，要求中国遵守所谓的国际规则规范等。
一次天津会谈显然解决不了中美如何管控竞争这一重大问题，但至少确立了管控竞争这一战略共识。在此意义上讲，天津会谈之后中美的各级别会谈有望在吵吵闹闹中陆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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