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保障中国善意和平崛起的三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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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这些年来，西方学界和政策研究界面对着一个越来越困惑的谜团——中国被他们想象成下一个美国，或者下一个苏联。中国不断地崛起或者已经崛起，中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大国，或者会是怎样的一个大国？西方学界和政策界想象图景非常有限：想象之一就是中国有朝一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国家，就像前苏联当年想要做的一样；想象之二就是中国正在全世界搞扩张，搞“新帝国主义”或者“新殖民主义”，就像崛起之后的欧洲国家和美国那样。有了这样的想象，西方人到处找材料、找证据来证明中国的“恶意”。这已经导致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充满恐惧，觉得中国在破坏和颠覆现存世界秩序，把中国自己的秩序强加在整个世界之上。但我们在中国国内，看到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实的和未来叙事图景。中国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国支持和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邓小平先生当年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即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加入现存世界秩序，并和现存世界秩序接轨，即使这个秩序是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今天，中国是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和维护者。再者，中国也对世界秩序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比如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但中国所建议的这些改革也是为了完善现存世界体系。简单地说，中国是世界秩序的参与者与改革者，而非西方所说的革命者和破坏者。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很多人也相信美国正在破坏现存世界秩序，即使美国本身在构建这个体系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对这个事实，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会认同的。美国在特朗普时期退出了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尽管拜登上台之后，“美国重新回来了”，但美国的作为不仅对国际秩序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而且也对美国自己的国际声望构成了伤害。再者，考虑到美国国内现状，美国是否继续有能力“领导”世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在美国，在中国，对中国与世界秩序关系的想象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最重要的“古训”有二：第一，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第二，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但是，美国在看待中国的时候就忘掉了这些“古训”，硬生生地把自己的帝国主义式的扩张经验“投射”到中国。我们有必要从中国内部要素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和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从内部要素而言，中国的三大基础促成和保障着中国善意和平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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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基础是文化

从文化的深厚根基看，中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国家。中国历史上只有在蒙古和满洲人统治中国的时候有比较激进的扩张行为；如果用西方的话语，可以说这两个时期，中国本身被异族统治，变成了“殖民地”。除了蒙古建立的元朝和满洲建立的清朝，在数千年历史上，中国在处理和其它国家的关系上总体是比较和平的。历史上，中国对越南和朝鲜有一些干预政策，但大多数所谓的“干预”是因为越南和朝鲜内部发生纷争，被邀请“干预”的。应当强调的是，这些都发生在近代之前，不仅中国，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没有“主权”的概念。我们不应当用近代“主权”概念去分析中国的传统外交行为。我们也不用否认今天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的兴起。中国的民族主义，西方学界一直误认为是国家动员起来的。但这并不是事实。从传统来看，中国并不存在西方那样的民族主义，而只有“文化主义”。中国民族主义是近代的产物，是对西方入侵中国的反应。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来，也没有很大的变化。不过，今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年轻人群体中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自发成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感到骄傲。这是一种自觉的爱国主义，是积极的民族主义。只要中国面临严峻的外部挑战，这种民族主义还会继续高涨。例如，现在中国人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反应是比较激烈的。这个世界，只要还是主权国家，民族主义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任何国家都是需要一点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在于“度”。民族主义如果失控，对任何国家都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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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基础是政治

国家间的任何冲突和战争都不是自然发生的。冲突和战争是政治决定的结果。因此，和平需要坚实的政治基础。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决定中国要融入世界，接受现存世界秩序，接受西方制定的一些规则。邓小平也强调中国“永不称霸”“永不当头”。这个政治决定不仅促成了中国内部数十年可持续发展，而且也促成了中国成为八十年代之后全球化的主力之一，对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以往的数十年，无论是就经济增长而言，还是反贫困而言，中国在所有国家中，对世界的贡献最大。西方一些人认为今天的中国正在挑战现存秩序，但这与人们所观察到的中国行为并不符合。当美国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强调中国的开放政策，强调中国要继续广泛地和西方合作。就算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企业施加巨大压力的时候，中国还是保持了克制，强调和美国的合作，并没有对美国在华企业采用美国政府那样的政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领导层一直强调，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就是实现内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内在部分，并且是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中国经济出现问题，那么就会影响到全世界经济。这一点中国和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很大程度上说，今天中美关系的恶化是美国内部发展的外化。美国政府因为没有能力解决内部问题，把内部问题外化，使得中美关系成为美国内政的牺牲品。美国根据其自己的帝国经验，一直相信“国强必霸”。这也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恐惧”的一个因素。西方学术界和政策界一直有“权力转移”的理论，即国际政治权力从现存大国转移到新兴大国，普遍认为“权力转移”和战争之间的关联，即“修昔底德陷阱”。如果相信权力转移理论，那么人们就会假定权力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及其这个过程中中美两个（或者两大阵营）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不可避免。不过，实际上，在这之前，人们就已经把此理论应用到东亚的“权力转移”，即从日本转移到中国。在中国之前，日本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崛起中的亚洲大国。“亚洲必有一战”是“权力转移”理论信仰者所相信的。但是，中国早已经远远超越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军力也不差日本。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权力转移”理论，东亚的“权力转移”早已经完成了。很显然，东亚到现在为止还是和平的。实际上，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所有的地区中，东亚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区之一。尽管不同的地方也经常出现冲突的可能性，例如朝鲜半岛、东海（钓鱼岛）、南海和印度洋等，但冲突都没有成为现实。东亚和平尽管有很多要素，但主要和中国领导人的信仰和外交分不开。中国领导人不相信“国强必霸”，不会因为自己强大了，就去干预他国事务，或者去挑衅现存国际秩序。同时，中国尽自己的能力去协调国家间的行为，尽区域大国的责任。总而言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避开了中国因素，很难解释东亚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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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基础是社会阶级或者阶层

美国和西方一些人说中国近年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越来越咄咄逼人。他们从一些外交官或者社交媒体的言辞上得出这个结论。但这与国内的视角很不相同。尽管随着持续的崛起，中国的外部影响力也在增加，但中国领导层的关切点一直是内部发展和建设。就冲突和战争而言，内部发展的重要性甚至关键性是不言而喻的。很简单，消除贫困一直就是一个重大的内部和外部议题，因为暴力和战争其实都和贫困有关。从中东到拉美，在落后地区，几乎所有的战乱都和贫困有关。如果一个人很贫困，往往会走向极端和暴力。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要务都是发展。西方早期发展也不讲人权的，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往往做人权的文章来阻碍其它国家的发展。其实，发展是前提，没有发展，其它所有的权利就无从谈起。发展有利于和平，否则就会有暴力。在这方面，中国需要更多的努力。从世界历史上来看，当英国成为世界霸主时，英国国内已经先富裕起来了。先富裕，后成为世界大国。美国也是一样，19世纪90年代美国已经是最大的经济体，然后在一战过程中开始走上世界政治舞台，先是国内富裕起来，然后才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但中国则不同，当大部分人口还贫穷的时候，中国因为体量大而成为一个大国。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走过了很长一段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路线，自己的内部发展是以牺牲其它国家为前提的。中国则完全不同，无论是反贫困还是走向共同富裕，中国所能用的仅仅只有内部资源。就是说，中国领导层必须花大力气通过内部发展来满足和协调内部不同阶层的利益和需求。简单地说，是中国内部阶层之间的和平为中国国际和平提供了社会基础。这是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从一个贫穷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还通过极大的努力促成8亿多人口脱离绝对贫困状态。仅2012年以来，就有1亿多人口脱离绝对贫困。尽管中国也面临收入和财富差异问题，但正是因为大规模的扶贫运动，实现了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只要内部是和平的，外部和平就有保障。近来，中国政府更是把“共同富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考虑到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因为内部问题外化，恶化了国际政治环境，尽管“共同富裕”是中国的内部发展问题，但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的正面影响是怎么评估也不会过的。特朗普说“美国优先”，要关注美国内部的发展。拜登也说要关注内部的发展，甚至把美国的外交也称之为“中产外交”。人们希望美国政府真的能够关切美国内部的发展。美国内部稳定了，才可以成为外部的稳定力量；内部不稳，国际环境跟着遭殃。中国的崛起促成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逐渐扩大，每年有更多的人走向富裕。相信，在“共同富裕”政策构架内，中国在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中产阶级会越来越大。中国和未来世界秩序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中产的不断壮大。在任何国家，中产是和平的。西方人相信“民主的和平”，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但实际上这只是表象，更具本质性的是中产，说“中产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更符合历史事实一些。中国中产壮大是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国际和平的基础。现在中国有4亿人属于中产，只占人口总规模的30%。到203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如果中国的中产比例达到70%，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会更大，也更有保障。文化、政治和阶层这三个基础保障着中国的崛起是善意的和和平的。

原文标题《郑永年：中国善意和平崛起的三个基础》，文章来源于公众号“IPP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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