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速增长的历史使命与新增长周期的政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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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玉柱（Wang Yuzhu），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用过去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解决了19世纪以来国家“落后挨打”问题。自鸦片战争起，中国长期面临民族存亡和民众生存两项重大现实问题，并在外部压力下酝酿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

中国对于经济发展问题的渴望出于国家和民众生存的双重考量。时至今日，高速增长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新发展阶段和新一轮增长周期需要匹配经济增长的结构改革，综合统筹群体公平、代际延续和气候包容等多方面问题。

一、高速增长解决了困扰中国世纪之久的国家安全和民众生存焦虑，已经完成其相应历史使命。

建国后，中国开启了独立于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初步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工业基础，但始终存在巨大安全危机感。

从1964年起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开启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三线建设”运动，大量工业生产设施被迁至内陆深处，以避免来自美苏大国的战争威胁。长期以来，中国将改革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理解为不发生战争威胁，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正是基于“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一战略判断。可见，积贫积弱的中国对于安全威胁的感知长期影响着中国改革战略的实施。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40年高速增长时代，中国比任何时期都能够更加深刻地感知国家实力对于维护和平的意义，强劲的经济增长也使得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前景更加乐观。

世纪之交出现的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和南海撞机事件，民众表现出的不再是安全焦虑，而是更加希望中国军队予以坚决反击，一个世纪以来的国家安全焦虑自此发生实质性转变。另一方面，高速增长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了民众因绝对贫困导致的生存焦虑问题。

高速增长进程中，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出口导向型产业大发展在较短时期内解决了农村富余人口就业问题，通过农业人口、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在市场机制下获得收入溢价，逐步解决贫困问题，并通过“脱贫攻坚”系列举措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二、新一轮增长需要适配经济结构改期，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经济高速增长是解决收入绝对增长的重要历史经验总结，但在解决收入平衡问题上的弊端越发突出。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始于差异化区域开放政策，以农村和区域发展失衡的“双二元”结构为代价，其引发的收入分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容小觑。

外循环模式下，出口导向型产业过度膨胀引发的国际贸易争端和产业安全问题，正成为影响中国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风险源。高速增长在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中已退居次位，甚至本身成为重要的风险因素。

新发展阶段，考虑到国内产业形态和人口结构等因素的结构性变化，高速增长对于解决发展不平衡等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显得极为低效。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充分考虑到高速增长的弊端，改革需首先考虑增长的群体公平、代际延续和气候包容等因素。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导致的相对贫困问题成为更为重要的改革要务，未来经济增速需要适配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领域的改革。

三、新一轮长周期增长的改革空间和政策逻辑。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的有效解决也是中国实现新一轮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城乡和群体之间发展失衡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持续释放国内经济发展潜能。

第一，要通过区域政策打破市场分割，形成产业链内部链接和循环体系，推动比较优势导向的规模经济向跨区域系统集成的范围经济发展转型。传统外循环模式下，国内产业发展以国际市场为依托，通过劳动力、土地和环境要素的价格扭曲，形成相应低端产业或单一生产环节规模化生产的优势，而国内不同区域之间难以形成有效产业协同和系统集成效应，甚至在地方利益驱动下形成同质化低端产业逐底竞争的市场分割格局。
未来中国区域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实现从粗放型规模经济向高质量型范围经济的发展转化，破除地方政府干预导致的要素市场扭曲，通过打破市场分割，发挥大市场产业链整合效应，推动实现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范式转变。
第二，优化财富分配关系，改善不同群体的消费动机，重构需求侧改革的动力基础。长期以来，国内庞大的内需市场潜力受到收入分配和福利政策供给失衡的抑制。
因收入差距的存在，富人群体在特定消费领域欲望饱和，边际消费效用显著低于低收入群体。在该情形下，提升低收入群体的相对收入水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社会整体消费欲望，进而激活庞大的内需市场。
中国社会福利领域的改革也显著滞后于经济改革领域，存在着巨大的改革空间。比如，普通城市退休职工可每月领取3000元甚至更高的退休金，但占中国老年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人口仅能享受不足1/10的“农保”补贴。
当前改革的焦点在于如何突破地方财政资源约束这一瓶颈问题，尽管困难重重，但改革始终处于有序推进中。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迈出了破解“双二元”结构的重要一步。此外，农村农业经营体制改革进入新发展阶段，围绕集体土地经营权推动的改革将赋予中国农民更多的财富权利。
第三，中国备有丰富且充足的改革工具箱。相比疫情期间西方国家通过量化宽松刺激复苏的举措，中国坚守严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助于避免重走西方“赤字货币化”的不归路。在应对财政短缺问题上，中国可从所有制层面，重新考虑国有企业股金和红利的准财政属性，研究外汇储备资产用于国内福利化改革的政策路径。
在货币政策层面，已有学者提出在控制货币发行总量前提下，创新货币投放渠道。中国迄今仍在完善货币发行机制，近年央行在数字人民币领域开展改革创新，可成为货币投放精准化的重要政策工具。
在产业政策领域，以产业链体系完善为导向的新型市场优势正成为重塑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新综合优势，中国巨型市场效应将进一步显现，并将日益改变市场主体预期和投资行为，当前出现的外资重新布局国内市场具有长期投资战略的风向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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