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刚（An Gang），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美国派出2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北京冬奥会，但以不派高级别官方代表的方式进行了拜登总统宣示的“外交抵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几次表态称将对等反制，请人们“拭目以待”，并且警告美方不得蓄谋干扰北京冬奥。
美方挑起的“抵制”和者甚寡，没能削弱北京冬奥的精彩，但在近年累累受创的中美关系肌体上增添了新的伤疤。有鉴于成功举办冬奥对中国推进民族复兴的战略意义，这道疮疤可能经久难愈，对中美相互认知和人文关系持续产生负面影响。
与北京冬奥背后的中美疏冷判若云泥的，是2008年北京夏奥时的两国亲密。那一年，尽管也受到涉藏、人权、经贸、台湾等问题困扰，中美关系仍攀上“建设性合作”新高点。小布什总统偕夫人冲破国会阻挠来京观看奥运并出席开幕式，同来的还有老布什夫妇和基辛格博士。就在北京奥运开幕当天早晨，美国驻华使馆新馆正式开馆。两天后，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在瀛台与布什家族欢宴。
“蜜月”往往是波澜的先兆。小布什离开北京后不久，由“两房事件”、“雷曼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震荡加速演化成全球危机，尽管中国在随后美国发起的国际合作中向美欧伸出援手，但美国维持金融泡沫，中美经济关系开始发生结构性嬗变。奥巴马执政后期起，两国经贸摩擦政治化、安全化的趋势愈演愈烈。
南海问题从2009年开始升温，美方经长时间实地“勘察”确认，中国的筑岛行为、军备发展和对邻国的“胁迫”不仅日益打破西太战略平衡，更直接挑战“海上通行自由”，对美国的霸权根基构成“威胁”。于是，借口所谓“南海军事化”，美国修改了中立政策，中美进入海上直接拉锯对抗状态。
再往后，奥巴马政府出台了剑指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时期重整为“印太战略”，拜登政府则推出升级版“印太战略”，总线条是加紧进行全球战略调整，中心任务转向遏制中国。美方对中国处理台湾问题目标和方式变化的感知在某种程度上赋予这种调整以战备意涵。两届北京奥运间隔14年，也是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蜕转为遏制的过程，是中美关系从建设性合作滑向战略竞争的距离。奥巴马执政后半程勉强维持对华接触政策，但缓解两国矛盾的耐心逐渐耗尽。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正式放弃“接触”目标，明确了“战略竞争”基本定位，并对中国进行从经贸、军事、政治、科技到意识形态的全方位打压，后期更在新冠疫情和大选选情压力下表现得异常疯狂，致使中美关系“断崖式下坠”。拜登政府上任后，继承对华战略竞争框架，调整为以科技为焦点、意识形态为抓手的精准围堵，中美关系未能发生根本性改善，但彼此斗争节奏有所放缓。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蜕变？过去十几年，美国国内矛盾尖锐化，社会撕裂加剧，整体右转。中国也步入国家治理的新时代。不能不说，两国各自国内生态变化在对外关系层面触发的深刻调整构成了蜕变的主要驱动力。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力发生了出乎美方意料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跃升。2008年中国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3，2010年超越日本，目前是日本的四倍多，相当于美国的77%。而在全球经济增长驱动、制造业领军、贸易机会创造、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等越来越多方面，中国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头号角色，科技创新、军力发展、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话语塑造等潜能也在全面激发出来。美国成功崛起后，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能力上与其如此系统性地接近。面对中国的崛起势头和内外行为方式转变，美国战略界和国会立法者掀起一波又一波“重新审视中国”的讨论，目前还在延续。这种讨论否定了冷战结束后历届美国政府积极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驱动着对华政策调整，也改变了中美关系的氛围。相当多的人意识到遏制中国为时已晚，但无法就美国该以何种策略与中国协调利益提出精准建议。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在朝不符合美国预期的方向发展，但不确信美国在放弃改造中国目标后又该以何种方式施加影响。一个更大背景是，2008年时美国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仍处于鼎盛期，中美共同拥抱、托举着它。时隔14年，经济全球化遭遇了挫折，呈现碎片化的趋势，美国对其已是心猿意马。战略竞争背景下，中美“全产业链合作”正在解体，“脱钩”这个若干年前人们根本想不到的词汇在现实中上演。经济全球化似乎不再是中美两个世界大国的共同寄托，相反，美国正竭力压制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进取。如果说2008年美国对北京夏奥的力挺代表了其自信和对接触政策的坚持，甚至表现得像个“校长”意得志满地出席“优等生”的“毕业礼”，那么14年后美国对北京冬奥的抵触则反映了这种自信的瓦解和对中国国家发展路径的不再认同，这期间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审视中国崛起的心态之变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方向转折。仅用14年，中美关系的状态就“由夏至冬”，好比两个北京奥运背后的天气条件转变那样。对两国关系前景而言，这恐怕不会仅是放个“寒假”，而是有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冰河期”。现在中美关系已经步入全面战略竞争的轨道，初步具备了科技竞赛、有限脱钩、军事对峙、盟伴对抗、热点博弈、叙事争夺的特征，靠怀旧和唏嘘是阻止不了其坠入“新冷战”深渊的。接下来的十几年乃至更长，将是两国重新摸索相处之道的时期，松散的沟通、尖锐的斗争、适度的协调贯穿始终，过程艰辛且痛苦，在真正搭建起新的战略框架之前风险始终高抬。但放弃努力是可耻的，因为这一关系实在太过重要，关乎两国和人类的前途。中美双方应领悟到女孩谷爱凌在北京冬奥上的优异表现发出的隐喻：两国如能美美与共，可以绽放最精致的花；但若强强相争，也会结出最恶的果。北京冬奥还创造了一个寓言：“中国要想在世界上办成一件大事，并不必然以美国的支持为前提”。这个寓言是否可以大而化之，推导出“中国在世界上的成功崛起并不必然需要一个稳定顺畅的中美关系”？恐怕还不能轻易下结论。不过，美国应以北京冬奥的成功为一面镜子，意识到自己逻辑思维方式对当今世界变局的不适应性。世界变了，美国的好恶不再是衡量事物的尺度，美国的战略愿景和设计对世界的影响力也在削弱。美国若能以谦和之心接纳、包容中国崛起带来的能量，中美不是不可以找到合理可期的相处之道，并在彼此合作中为世界创造利好。《中美聚焦文摘》最新期上线！深度解析中美两国元首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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