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11到俄乌冲突 美国海外军事策略的变迁
作者：吾楼
今年是9·11恐怖袭击21周年，美国各界照例缅怀恐袭遇难者。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过去21年一切都变了，阿富汗战争也已成为过去，但美国保卫自身安全的决心从未动摇，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的决心从未动摇，美国对防止再次遭到恐怖袭击的承诺没有期限。
那场袭击促使小布什调整国安及军事战略，发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战争”。在这21年里，美国主要在阿富汗、伊拉克发动战争，并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军事行动。当前的俄乌冲突则是美国参与的又一场代理人战争。从战争形态和性质来看，美国海外军事行动策略已发生了重大转变。
就在美国纪念9·11恐袭事件之际，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从9月10日开始，乌克兰在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地区发起反攻，而俄军自称从乌克兰夺回的地区撤退。这是拜登政府所乐见的局面，白宫9月13日将其称为“势头的转变”（shift in momentum）。这也说明美国不直接派兵，通过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截至目前，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批准了40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且仍在考虑追加120亿美元援助。美军向乌克兰提供的不仅仅是“标枪”反坦克导弹、”毒刺”地对空导弹、海马斯（HIMARS）多管火箭炮系统、M777榴弹炮、高速反雷达导弹（HARM导弹）和其他能够改变战场形势的先进武器系统，而且还提供战场情报方面的支持，使乌军能够准确瞄准和打击俄军事目标。
和前五场军事行动不同，俄乌战争实际上是大国之间的对抗。美国军情分析人员根据当前战场形势已经得出三个结论：第一，美国通过武装乌克兰军队，可以在对抗俄罗斯装甲部队方面取得预期的成果；第二，通过乌克兰和俄罗斯开展情报战，且能取得一定效果；第三，俄乌战争是一场昂贵的战争，一场持续消耗战。通过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美西方有意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美国在不派一兵一卒或直接参与地面战争的情况下改变俄乌战场形势，避免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所引发的国内反战情绪。拜登政府军援乌克兰也暂时未引发国内民意的反弹。而且，根据美国和乌克兰公布的数据，俄军死亡人数超过15000，而美军过去20年在中东阵亡的士兵总共才7000人。如果不谈战争导致的长期地缘政治危机与经济利益损失的话，单从这一数据就可以看出美西方在这场代理人战争中暂时占据上风。
这体现出美军参与外部冲突与战争的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从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享有军事霸权，到现在通过盟邦在乌克兰打代理人战争，美军又一次进行军队和作战策略的转型。
美军在海湾战争（1990年8月2日至1991年2月28日）展示了现代科技及机械化武装部队作战的高峰，也导致多国反思和调整各自的军事部署和武器研发战略。苏联解体后，美军成为单极世界的霸主，削减军费资源的同时向武装部队的“高精尖”方向发展，其他国家也开始效仿。1994年，兰德公司一篇分析认为，美军重新设计自己的军事战略，除了延续盟邦和保持前沿军事存在以外，重点在于应对局部冲突，而非全球冲突。当时的美军参联会还提出美军21世纪的转型目标：适合打反恐战和信息战。
但9·11恐怖袭击使得美国单极霸权首次遭遇非传统挑战，美军也首次在实践中将信息战和反恐战融为一体，自那以后的作战模式和策略也在不断发生转变。
小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2003年3月20日至2011年12月18日）由美国主导，英国、澳大利亚和波兰等联军参与，借口是美国中情局（CIA）所宣扬的“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作战任务结束后，美军占领伊拉克并开启战后重建。这种“国家重建”也正是后来的奥巴马政府竭力避免和特朗普等右翼势力明确反对的。
2001年至2022年的阿富汗战争则是以美国带领北约（NATO）盟友与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爆发的一场战争，标志着21世纪初美军一系列反恐战争的开始。该反恐战争的特点是军事占领和民主重建，但最终民选政府的崩溃、塔利班回归，标志着美军在阿富汗作战策略和民主重建的失败。
如果小布什时期是以军事占领和民主重建为主，那么奥巴马时期的美军策略则体现了“有限度参与”和“幕后领导”的特点，且注重无人机的使用。
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参与了中东和北非的五场战争，分别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但在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美国支持的武装力量各异，方式也不同，而且目标局限于击败“伊斯兰国”（ISIS）。美国主要的工具就是空袭，外加一部分军事培训和支援，以及向地方军队提供武器。比如，在伊拉克，美国提供了有限的地面火炮和特种部队支持，而在利比亚，美军则注重和盟友合作，对反政府的亲西方势力提供培训和支援。
在2011年的利比亚内战中，法国和英国空军开展空袭。美军第一时间则是动用海军，通过其在地中海的军舰向利比亚防空系统发动导弹袭击。之后，美军战机也参与了空袭。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一边向国会承诺美军行动规模和时间“均有限度”，一边强调由北约主导针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与制裁。
2015年的也门冲突或内战主要由沙特和阿联酋主导参与，美国仅仅提供最低限度的支持，负责向联军提供武器援助和情报支持，并且美国的侧重点是为了打击也门境内的ISIS。期间，由于伊朗宣布向亚丁湾派遣军舰，美军出动了海军两栖部队，成功阻止了伊朗这一举动。
2011年开始的叙利亚内战牵涉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以及同阿拉伯国家的复杂利益，当时奥巴马在连任后采取了政治促和这一更为务实的手法，并且和俄罗斯合作化解了叙利亚化武危机。美国在叙利亚没有可支持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可发挥空间有限，同时奥巴马也不希望在任内让美国陷入另一场战争泥潭。
奥巴马任内美军行动的另一大特点是授权开展“无人机袭击”，这种袭击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虽然小布什后期美国就开始使用无人机，但奥巴马上台后通过授权对无人机袭击赋予更多合理性。早期，奥巴马授权中情局（CIA）通过无人机对基地组织进行定点清除，后来迫于舆论压力，奥巴马将无人机授权由CIA转至美国军方。
根据英国路透社的报告，2008年至2010年，美军利用无人机杀死了500名武装分子，其中8%是中高层领导人，但同时也造成众多平民伤亡。奥巴马连任后，美军也曾动用无人机在阿富汗东北局进行空袭，其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判。
特朗普上台后延续了这一策略。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特朗普执政前两年执行了2243次无人机袭击。2020年，特朗普还下令用无人机打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精锐部队“圣城旅”（Quds Force）的指挥官苏莱曼尼（Qassim Soleimani）。今年7月底，拜登下令用无人机击毙了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西里（Ayman al-Zawahiri）。
当前的俄乌战争中，双方也大量使用了无人机。这些无人机执行的任务涉及情报侦察、精确打击和火炮引导等多个层面。俄罗斯“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和克里米亚俄军基地遇袭，均离不开美西方的情报支援，包括无人机系统和小型、轻型特种部队的训练和使用。
在美军看来，此次俄乌冲突也是美军转型发展的一个“窗口期”，也是海湾战争结束后的第二个转型“窗口期”。
俄乌战争和911反恐战争有很多不同之处。反恐战争中，美军领导层将权力下放至低层军事指挥官，倚重精英特种作战部队小规模行动，寻找并锁定和击毙敌人，同时避开公众的视线和监督（比如击毙本·拉登和扎瓦西里）。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等武装没有导弹、海军和无人机以及雷达侦察机，主要采取游击战的模式和美国对抗。而俄乌战争体现的是大国地缘对抗和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
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后，有人担心过去20年美军现代化技术战争的优势已经萎缩，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美军将来的“信息化”战略和战术转向“智能化”。
兰德公司(Rand Corp.)政治学家穆勒（Karl P. Mueller）说，“有好几代美军士兵都有第一手作战经验，但这些战争可能和你未来要打的战争不太一样。”穆勒承认，“自1972年以来，我们还没有与有能力挑战我们制空权的敌人作战过。“他说，与俄罗斯等大国对抗将导致的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将远远超过美军在伊拉克或阿富汗所遭遇的最糟糕状况。
华盛顿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南亚问题专家伊丽莎白·斯雷克尔德(Elizabeth Threlkeld)说：“在打击中东叛乱武装20年后，美国国防部正在将重点转向大国竞争。”这将要求美国在战斗方式上进行重大调整。
美国退役中将理查德·米尔斯(Richard Mills)认为，特种作战部队“几乎已经上升到独立军种的地位”。过去20年，美军在战场上的沟通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说，一名二战老兵走进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普通指挥中心，那里有收音机和纸质地图，他会觉得像在家里一样。但现代指挥中心的特点是屏幕阵列，共享由无人机捕捉到的实时战场图像，并向数千英里外的指挥官传送信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专门研究美国国防战略的欧汉隆(Michael O 'Hanlon)说，“主要的危险是，我们要假设所有级别的指挥机构都能可靠地连接高数据流。”
所以，为了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美军在中东那种依赖精锐部队、由空袭支持并使用实时通信的战略，很可能不得不改变。而这种改变在特朗普上台后就已经开始。
2018年，美国公布新的《国防战略》，把大国竞争作为“首要关切”，反恐不再成为重点。拜登上台后加速从阿富汗撤军，也是为了延续执行这一战略。美国军方还成立了太空司令部，为未来战争做准备。美国国会和军方也开始重视人工智能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将其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和战争胜负的战略高度。拜登上台后推出的2万亿美元的基础投资计划中，芯片、半导体制造等领域的投资，都是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维护美国国安和霸权地位的重要考量。
种种迹象表明，反恐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对国安威胁的判断已经发生改变，国防战略“从反恐重返大国竞争”，而当前的俄乌战争（也就是美军冷战后所认为的“局部战争”）则为美军提供了再次转型的实施场景。拜登政府目前正在将新的国防科技战略融入2022年版本的《国防战略》，加大在生物技术、高超音速武器和激光武器系统的投资，并从实践层面推进前沿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目标就是要将美军打造为一个能够应对高科技战争的智能化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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