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数字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方向
从持续的俄乌冲突、加沙人道主义灾难以及大国地缘战略对抗来看，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度、多边主义以及民主和人权原则被弱化，后冷战时代的国际自由主义秩序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特朗普代表共和党再次参加大选说明右翼民粹主义仍会对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带来冲击。那么，当今国际秩序究竟呈现什么样的特征？在新形势下，中国该如何制定对外政策，如何应对美国升级的地缘战略博弈？
2024年4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保守智库多瑙河研究所（Danube Institute）发表了关于“反全球化和中国外交政策”的演讲，谈论了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三大因素，即中美战略竞争、反全球化趋势以及数字经济进步，以及这三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阎学通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完全意识到了当前时代潮流的变化，认识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发展面临的各种负面因素，所以仍然主张对外开放、推进国际合作，反对并阻止冷战。中国也非常清楚当前大国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技术的创新，从而反对美国发起的意识形态对抗。以下是阎学通教授演讲主要内容。
非常高兴有机会分享我对国际关系的一些看法，谈一谈反全球化和中国外交政策之间相互联系。
当我们讨论“反全球化”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变了。那么，世界是在朝哪个方向发展？国际秩序朝着哪个方向发展？中国将如何塑造（shape）接下来的国际秩序？我此次访问欧洲，听到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讨论中国如何根据时代背景、全球秩序大势，推行其外交政策。如今，很多辩论认为我们正重回冷战。当我问为什么的时候，他们总会提到“两极”（bipolarity）, 冷战是美苏竞争，现在则有中美竞争，认为这种大国竞争影响当前的国际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所以同样是冷战。但我的问题是，我们能够用权力结构定义国际秩序吗？如果国际体系呈现“多级格局”（multi-polar configuration）, 我们能够避免冷战吗？
我认为，冷战不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大国竞争，而是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一个具体历史时期的大国竞争特征。我们不用“冷战”来描述一战和二战之间的这段历史时期，因为那不是冷战。一战前100年的和平时期，也有大国竞争，但我们也不用“冷战”描述它。为什么？因为冷战主要是指大国之间为了“为意识形态扩张而开展的竞争”。数千年来，大国一直都在为权力开展竞争，但每次竞争背后的“动因”（dynamics）是不一样的，比如争夺土地、自然资源、财富、全球影响力。但在冷战时期，大国竞争是为了扩张意识形态，即将其他国家转变为和自己同样的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体系。通过这种竞争，如果能够让更多国家采纳自己的政治制度，自己就能赢得竞争，这就是冷战。
中国必须考虑，如果这个世界是两极的，中国是其中一极，那么我们和美国竞争是为了扩张意识形态吗？当然不是。
我认为，中美任何一方都无法靠意识形态扩张赢得竞争。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是数字时代（digital age）。在数字时代，意识形态不是技术创新的工具。如果你无法研发出更先进的数字技术，就无法赢得竞争。代理人战争对意识形态扩张有用，但不会帮助任何一个大国掌握更先进技术、创造更多财富、变得更强大。
“反全球化”的趋势与特征
冷战在全球化之前，冷战之后才有了全球化，之后才出现反全球化。所以，反全球化并不代表冷战，却是现在全球秩序的主要特征。我们如何界定反全球化的特征呢？
全球化由两部分组成：民主化和市场化。市场化，并不是指在国内推行市场经济，而是指加入全球市场化的经济体系。在冷战后，大国加大国际合作，更快地积累了财富。20年间积累的财富远超人类之前100年间积累的财富。从政治层面讲，冷战后的全球化指在二战后《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家主权规范的基础上，注重改善人权规范。国际社会逐渐开始接受“人权应得到保护”的理念，也就是政府不但要保护国家的安全，而且有责任保护公民个人的安全。所以，冷战后的自由秩序有两个基本规范，一是自由市场经济，即自由贸易与投资；二是政治上基于人权规范保护人权。
反观现在的形势。首先，自由市场原则遭到“脱钩政策”的极大破坏。有人认为是美国首先在2018年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引发的。始作俑者还不是美国，而是英国。英国2017年脱欧就是减少同欧盟的相互依赖。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欧盟认为保护其“经济安全”是重要的，认为在经济上过于和世界其他各国“相互依赖”是危险的，所以提出了“去风险”的概念。事实上，“去风险”就是源于美国的“脱钩”，由美国的“脱钩”政策演变而来。“脱钩”就是要将全球市场分割，减少同特定国家的国际合作，“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原则被弱化。
从政治角度看，现在对人权的尊重程度已不如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前10年。典型案例就是当前的加沙战争。当以色列军队屠杀巴勒斯坦平民、妇女、儿童的时候，美欧的决策者没有展现出怜悯之心，从来不说巴勒斯坦平民的生命与以色列平民的生命平等。他们总是说上千的以色列平民被哈马斯杀害。这是事实，令人无法接受，是对人权的侵犯。但是，以色列平民死亡人数1000多，而巴勒斯坦则有3万多。有人说以色列之所以这样做是哈马斯将巴勒斯坦平民当做“人盾”，以色列军队别无选择。这是以色列政府的辩解之词，也是白宫发言人坚持的说法。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为了击毙犯罪分子而杀害“人盾”？故意杀害平民“人盾”是违反人权的。这也是为何联合国通过了相关决议，规定所有国家不但有责任保护好自己的公民，而且有责任保护其他国家平民的生命。而且，这种决议最先是由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发起的。不能杀害平民“人盾”的人权规范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致接受。
所以，全球化不但在经济领域、应对气变等全球治理方面陷入停滞，而且在推进和巩固人权规范方面也停滞不前。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变化？任其发展下去，还是尝试扭转或阻止这一局面？这绝非易事。如果这个世界继续向积极的一面发展，更尊重人权，更重视人类道德，更注重扩大合作，这对中国有利。但不幸的是，历史的发展不总是向前的，历史也会呈现“U型”发展轨迹，也会倒退。
在过去100至120年的时间里，由电报到5G的技术发展是一种线性发展，没有倒退。传统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现在的数字化（或数据密集型）产业的转型，也是线性发展。然而，对于国际政治关系而言，一战前欧洲有100年的和平时期，一战死亡人数少于二战。而冷战时期没有世界大战，有代理人战争，死于战争的人数（百万计）低于两次世界大战（千万计）。在后冷战时代，人类取得另外一种“进步”。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尤其是平民的死亡，大幅减少。比如，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因为战争导致的平民死亡人数无法和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五次中东战争相比。在新一轮加沙冲突中，3个月内超过3万平民被杀戮，这在冷战后以来是创纪录的。有人以科技和产业为衡量指标，认为世界正在取得进展，但如果以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为衡量指标，历史是在向前发展，还是在倒退？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认识到这种负面的历史“U型”发展方向。我个人将这种趋势称之为“反全球化”。我们国家所说的“百年变局”（centenary change）就是指这种变化不但巨大，而且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带来了负面影响。
未来竞争关键在于技术与数据
另一个影响中国外交政策考量的背景因素就是数字时代。当今时代之变就是指人类的财富和安全和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东西有了相关性。财富的创造越来越多地来自网络空间。我们的生活、安全，以及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越来越多的和网络安全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单个国家，还是在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还在不断增加。数字经济使得网络安全成为和人类“自然空间”安全同样重要的安全范畴。所有这些都基于数字技术取得的进步。
在中国看来，如果想要保持其经济持续增长，且增长得更快，重点就是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加快了经济增长，其在占GDP的比重越大，财富积累得就越快。美国、德国、日本和今天我们演讲所在国匈牙利都是如此。如果你拥有先进的数字技术，你就能保护好网络安全，反之则无法保护自己。在这方面，中国外交政策的考量是如何在技术创新领域和美国竞争。
在数字化的时代，中国须根据时代“特性”制定外交政策。数字经济不同于传统经济模式，数字经济的财富积累基于数据。数据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的行为产生的资源。理论上讲，如矿产、煤炭等自然资源，人类开发利用得越多，它们就越少。数据这种资源则完全相反，越利用越多，无可限量。越多的消费，会产生越多的数据。个人的消费行为只会让数据不断增加。
数据本身无法产生财富，而是需要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对数据进行收集、处理、分析，得到的数据“可用”，但仍无法产生财富。这就需要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将数据“市场化”，通过购买数据，生产产品与服务，供消费者消费。这种消费同时又会扩大数据资源，从而促使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如果中国无法让自己的“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市场化-生产与服务-消费”循环更快运转、成功运转，中国就无法同美国竞争。数字技术能力指的是你能多快地迭代数字技术以快速创造财富。未来十年，中美经济竞争重点在于技术和数据。
ChatGPT问世1年后又出现了Sora，人类倍感震惊，这意味着人类开始利用AI创造财富和保护个人安全，一些AI技术和武器已经被用于战场。如果每一个生物人科学家，配3个机器人科学家和16个数字人科学家，就可以如同一座工厂那样生产产品。可想其生产能力之强大。如果中国不在这方面和美国竞争，把注意力放在意识形态，就会伤及自身。所以，中国说无意和美国搞意识形态对抗。无论美国说什么、做什么，中国都没有意愿加入这种意识形态对抗。
美国政策和战略
美国的政策就是“围堵中国”，但这种围堵不同于美国在冷战时期对苏联的“全面围堵”，后者涵盖技术、教育、文化、军事、经济、体育等所有方面。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没有这么全面，因为美国仍然离不开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美国注重在技术领域的对华竞争，只想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扼杀中国的技术创新，这就是布林肯等人常说的“小院高墙”战略，意在联合少数国家打造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技术俱乐部”，制定他们自己的技术标准。
美财长耶伦近期访华时告诉中国政府，美国无意和中国经济“脱钩”。事实上，她的这一说法半真半假。这里的不脱钩是指美国不想脱离中国的“消费市场”。美国生产很多芯片，而中国是其他国家无可替代的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中国也需要购买美国芯片发展技术经济。而且，现代技术经济需要技术和市场的快速整合，需要不断地投入研发，而研发所需的资金主要也来自芯片等数字技术产品的出售。这种生产、销售、研发，再到生产、销售和研发的循环就是竞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也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竞争战略。当美国将中国定义为主要竞争对手，围堵就不会变，但是美国只是和中国“部分脱钩”（主要是先进技术领域），在多边层面推行“小院高墙”这样的战略。
我认为，美国已经放弃“全球化”，并且采取了“去全球化”政策，经济上诉诸保护主义，政治上抛弃了人权规范。拜登政府明确美国官方文件不再使用“全球化”一词。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美国领导人认为全球化对中国有利，对美国不利。特朗普说过这样的话。拜登上台后行动上也是抛弃了全球化，取而代之的是同个别国家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这不是多极化，而是聚焦于同两三个国家的合作。
最后是美国的意识形态战略。对美国而言，意识形态仅仅是一种工具，被用来联合盟友对抗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跟随美国的都是（西式）民主国家，比如沙特和越南。当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战略合作的障碍时，美国就会弃之不用。比如，为了维护以色列，美国就可以无视加沙地带的民主和人权。所以，美国现在无意在全球扩张民主，这和冷战时期美国的做法不同，只不过是在利用意识形态和中国对抗。
中国的应对之策
中国应对战略目标有低、中、高之分。最低战略目标就是避免冷战。在中国看来，冷战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不利。中国强烈批评冷战思维。中国也不打冷战，而是要和美国进行管控危机的合作，不打代理人战争。拜登政府说不希望和中国冷战。而最近《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详见《警惕美国右翼推动的对华“新冷战”》）就公开呼吁美国重启冷战策略对抗中国，它的逻辑很简单，即：“美国曾赢得过冷战，中国没有。如果美国发起冷战，美国仍会赢”。但实现这一目标是没有可能的。
中等目标是在两国避免战争的情况下，努力缩小彼此的实力差距。这种差距不光体现在GDP，而且涵盖科技、军事、文化等所有领域。要想阻止彼此差距拉大，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在个别领域，中国可能会缩小同美国的差距，但要想在所有这些领域缩小同美国差距，就需要取得很大的成就才行。
最高级别的目标则是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这非易事。单靠中国自己无法塑造全球秩序，只有在单极环境下，比如苏联解体后的美国所处的霸主地位，使其有能力塑造全球实力。但中国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地位，也没有那样做的物质能力。即便是塑造亚太秩序，对中国来说也非易事，因为美国在该地区有很多盟友，它们不一定同意中国构建新规则、新秩序的想法。
对于塑造的秩序或规则，中美也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基于什么样的规则，美国人含糊其辞，因为美国人只想用自己挑选的规则，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当中国提到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时，美国人则说，这取决于针对什么议题。乌克兰战争确实应该遵从联合国的准则。但是，对于加沙冲突，联合国的这些准则就不适用。所以，美国人根本没有具体的秩序规则。
中国该怎么办？我认为中国可以和除美国之外的西方国家一起讨论如何为全球秩序制定“共同规则”。如果能做到的话，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塑造有利于中国的秩序。但这非常难。
当前的国际格局，美国拥有更多的盟友和战略伙伴，严重依赖军事同盟。中国有一些战略伙伴，但一直奉行不结盟原则。中国要面对这方面的“劣势”。但是，从GDP比重来看，美国GDP总量占全球经济的24%，中国则为17%，其他国家最多的不及美国比重的1/5。这就意味着，未来十年，中美将同时拉大同其他国家的距离。与此同时，美国也有可能拉大同中国的实力差距。同样有可能的是，如果中国实施了正确的战略，也会缩小同美国的实力差距。这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中美都会拉大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差距。比如，美国增长1%，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必须实现5%的增长才能不扩大差距，美国增长2%，其他国家必须增长10%才行，否则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所以，我认为，两极格局会被强化，而非被弱化。
这对中国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无论今年美国大选后谁上台，无论未来10年谁执政，美国都会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这不会改变。中国必须面对这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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