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烨×陈行甲（一）：所有生命的演化，都是走出了舒适区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尹哥聊基因”

最近微信改版，容易找不到尹哥的文章，大家记得把尹哥设为星标⭐️ 哦~

尹烨：陈老师，我就先从您的名字开始聊，“行甲”是谁给您起的名字？

陈行甲：我妈妈只念过两年书，在湖北省鄂西深山区，算是很偏远的山区农村，她算是半文盲，其实能写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妈妈还试图给我写过信，会有一些错别字，但是基本上认得出来。

是我妈妈给我起的这个名字，后来当我上了高中、大学到读硕士，甚至走到全国很多地方的时候，会被很多的人问到你这个名字有什么讲究，我才知道，我这个名字不是一般的大气，有好多种解读，比方说“前行者甲”“行在甲方”，有一种很好的生命的寓意。其实我这个名字的来由极其简单，“行”是我的辈分，我的母亲属于山区农村里面特别胆大的农村妇女，在农村长大的人都知道，在农村，名字起得“贱”一点，孩子好养活一些。

但是“甲”这个名字就有点大，寄托了我妈妈对我的一个愿望，还好我念书一直还不错，算是没有辜负她。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是整个高桥乡的第一名，空前绝后，在我毕业之后十几年，一直没有人打破纪录，再往后村办小学就被撤销了，所以就真的是“空前绝后”。

尹烨：所以陈老师也走了一条可能跟很多人都不一样的路，一直在破圈，一直在努力去践行，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离开了你热爱的巴东县？我看到您做了很多事，其实我感觉后面有非常多的电视剧都是用了你的原型，包括扶贫的一些故事，包括书记带头去宣传自己在的那个地方，你当时跳伞的举动，令很多人记忆犹新，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你当时想到用这样的方式去行动？

陈行甲：那个时候跳伞，我是被逼到那去了，我认为好用的招已经用完了。“祖国山河到处美，就看导游一张嘴”，我是书记，就是这个地方最大的“导游”我不能让这个地方孤独地美着，我就是想着要传播，要破圈，循规蹈矩你就破不了。

巴东县崇山峻岭，海拔最高处有3005米，是湖北的“屋脊”，然后海拔最低处为175米，是长江的江平面，它有3000个山头，这崇山峻岭中就有一种大美，我后来就想如何把它宣传出去。18年前，我在芝加哥念书的时候，曾经意外地访问过一所户外大学。户外是一个很高端的旅游方式，在那种很艰险、神秘、荒凉的位置，从旅游和户外探险的角度上说，它会变成一种资源。

那时候我意外地联系到一位清华校友，他正好拿到了爱心飞翼世界杯（wings for love）的举办权，他就说，我怎么支持你一把，我在你那儿办一个爱心飞翼世界杯的分站赛，办分站赛之前，我们想个办法预热一下，反正你为县里也做了一些出圈的事情了，要不你跳一把伞？

我就问，我没跳过伞，很难吗？他说，如果你家族史上没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的病史，也不是高度近视的话，只需要一样东西就够了，就是勇气。

我说勇气我不缺。他说，我来给你策划，你来飞一次。我就这么被逼上去了，飞了一次之后效果很好。

尹烨：为什么要跟陈老师聊这一段，最重要的就是在于，我们都知道，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今天会谈生命，所有生命的演化都是走出了舒适区。

我们其实是从单细胞（进化）到多细胞，从无性（进化）到有性，从水里走到陆地上的，又有一部分（生物）从陆地上又回去了。我们人类也一样，我们走出非洲，去到新大陆，现在我们要上火星，上月球，我们在讨论有没有地外（生物），其实这就是践行了一种生命的意义。

陈行甲：就是不断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走出自己熟悉的领域，去尝试。

尹烨：然后你就能带动更多的人，被你的这种生命现象所感召，它不仅仅是知名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种启发。

陈行甲：我可能稍微偏感性一点，但我有理性的因素，因为我本科是学数学的，做什么事情都会画树状图。

尹烨：极致的理性就是感性。因为你琢磨到位了，你那些看似“疯狂”的行为，其实已经在心里面思考了无数遍了。

陈行甲：我喜欢你这个说法。据我的观察，如果说我是感性偏理性的人，我觉得你理性偏感性、激情四射的那种状态。今天我们从关于勇气，关于破圈，关于尝试，从这个角度去聊生命的意义，我觉得就很有意思了。生命的意义，我觉得可以这么讲，就是在道德和法制底线之上的率性而为。

尹烨：赞同。我们可以看一下，你还记得上一次（在球场上）去拥抱梅西那个孩子吗？让我们知道了原来还有一种活法，其实他破圈了，他“不讲规矩”，他释放出来的那种快乐感染了所有人。所以陈老师刚才讲你跳伞前后的故事，我突然就悟出来了，什么叫感性？今天（你）喝多了，说咱去跳个伞，那叫感性。但其实，您是要想宣传您所在这个地方，所有的事情您都已经尝试过了，您又有一个清华的朋友，用得到他的社会资源，他也给您做了一个详细考量，您才做了跳伞的决定，我们看到的是勇敢地一跳，其实这个勇气的背后是智慧，这个勇气的背后是大功，您不是为了自己跳。所以您一直都是一样的人，不管是在当人民公仆的时候，还是今天在为大众去做公益的时候，都是一个感性和理性对立统一，而且都到了极致的人。

所以我就又想问一个问题，当您离开体制也一定不是所谓的感性，而是非常理性地听从了内心的声音，从您一直的做事风格来考虑，您当时为什么会走上一条公益的道路？

陈行甲：我当时其实怀着一个很大的理想，我想做一场社会试验，做一场创新的探索。大家可能看到的只是我率性转身的一个画面而已，但是它背后是长达将近一年的时间我认真地调研、认真地思考，结合我以前所有的工作经历，所有的学习经历整理出来的。我们的社会这些（困难），特别是因为疾病带给我们普通人的这些难处，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需要从一个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你总不能说是因为他穷，他该穷，他病了，活该他倒霉，就由他去听天由命，我觉得我还是读过很多书，思考过很多问题，所以其实我想做一些创新的探索。我们的国家，我们党和政府拼尽了全力去推进老百姓福祉的改善，但是光靠政府是不够的。

因为从伦理上说，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服务就有边界，它不能包揽一切，比方说基层叫“父母官”，意思是把政府比作父母，但就算是父母，也不能包揽你的所有事务，比方说可以养到你18岁，保障你的吃穿、安全，为你提供基本的培养，但你今后的成长得靠自己。这个社会也是这样，不能把一切的责任都抛到政府身上去。

所以我特别认同一个非常伟大的提法，就是把四个现代化上升到五个现代化，除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以外，第五个现代化是社会治理、企业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这个角度上，我找到了一种希望之光的感觉，我觉得需要有一些人在这个领域去探索，哪怕是做试错性质的探索。

尹烨：其实没有失败，即使试错了，也只不过是为了成功又多做了一次试验而已。

陈行甲：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公益慈善领域里没有“失败”二字，进一寸有一寸的意义。

尹烨：您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学习公共事务管理、社会治理的一批人了。

陈行甲：是第一批。2000年，我们的国务院学位办才设立公共管理这门学科，正好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经历，我们国家这些年在社会治理体系里一路走过来的经历，西方的现代社会治理里有三大专业的学位，工商管理硕士、工程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国务院学位办才批准在中国设立公共管理硕士。2001年批准了中国24所重点高校试点招生第一批公共管理硕士，这24所高校中唯一的全日制班就在清华，我是那个班的第一届学生。

尹烨：所以这个学科其实很新。比如说西方发达国家可能是“小政府、大市场”，然而在小政府和大市场之外，它还有第三股力量，就是所谓的大社会。很多人不能理解什么叫非政府组织，就是所谓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这样的组织，您认为西方的这种NGO主要起什么作用？

陈行甲：就是说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形成一个非常有力的补充，事实上我们国家在顶层制度设计上，现在也完全跟上了世界的发展方向了。

以二十大为节点，第一次把公益慈善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过去你做慈善就是做好事，也挺好的，但是从整个国家的宏观治理体系里指望不上你，解决一类问题时指望不上你。以二十大为界限，国家对我们慈善领域赋予了新的目标，从现在西方的社会治理体系里，我们可以借鉴、学习现在的公益慈善可以大有作为。

尹烨：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凡是过去，皆是序章。每一步都算数，这也是生命，我们演化到这个时候就退不回去了，因为一旦你走上这条路，有了这个认知，你就觉醒了。所以在您讲到您作为第一批学生的时候就已经觉醒了，您看到了这种框架，因为您觉得它是有合理性的，也需要有人去做一个探路者。

陈行甲：而且我如果作为探路者，我的优势在哪里？除了我20多年前在清华课堂上就系统地学习过这样的知识，最开始叫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非营利组织。有这样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当时在课堂上开课的是清华大学的王名老师，是中国这方面的“鼻祖”。然后18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后来我在基层多年的实践里又有我的观察和思考，那么到了那样一个时间节点上，这些积累在慢慢发酵，我觉得我可以去尝试着（探索）。就是活出生命的意义，我一直觉得人的生命其实是有限的，那么如果可以做一些创造性的事情，特别是2017年初，活了112岁的周有光老先生逝世的时候，在铺天盖地纪念他的文章中有一篇写，他用一生的时间活出了两辈子的感觉，除了长度以外，还指的是宽度，因为他同时在几个领域达到了社会泰斗级别的贡献。我当时就想，我在基层行政做了这么多年的实践，也踏踏实实地完成了自己应尽的工作，而且我也获得了国家最高的荣誉。

所以我觉得到这一部分，我能够做的贡献是不是已经到顶了？那么剩下的那一部分有可能还在无人区，或者是少人区，走的人没那么多的那条路，但我又已经认定了它是有价值的，那条路上面比较少人走的话，可不就应该有我这样的人生起点低在尘埃，对社会底层的苦有好的感知能力，然后学过很多东西，看过世界，对世界趋势，至少社会治理的趋势有判断的这样一些人，加上在行政领域多年，有党和国家政府的培养，让我有一定的执行能力，综合这几个条件，可不就应该由我这样的人去走这样的探索创新的道路吗？

尹烨：听明白了。其实我们依然看到了陈行甲先生还是一个感性和理性都走到极致的人，因为你已经把很多事情都考虑得很清楚了，换言之，这条路你天时地利，就看你自己怎么想了。实际上我相信您留在体制内可能还会有更大的贡献。然而遵循着自己生命的这一种光，可能到那个时候，你开悟的点就是要去换一条路，或者说在你过去的这种积淀上要发生一次羽化。

陈行甲：我现在做公益已经整整7年时间了，我写这本新书《别离歌》来记录我在公益慈善服务过程中的那些生离死别，因为我是从儿童大病救助才开始来做大病救助这样的公益项目的。

在这一路过程中，我记录的我的感悟和我的成长，它不断地在印证我当年的学习、思考，在印证我成长过程中的选择。我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再去踩在泥地中前行，我一点一点地感受到，摊开表面上看到的泥泞不堪的路面之后，下面是非常坚实的土地。

尹烨：3亿多年前有一种鱼叫提塔利克鱼，算是一种肉鳍鱼，它的鳍已经足够有力量了，然后它爬到陆地上去了，从大海慢慢地在水边混着混着，靠着自己的肉鳍爬上去了，这是我目前已知的，从鱼类向两栖爬行类，换言之，变成四足动物的鼻祖。鱼的所有准备，其实就是它的肉鳍已经足够强大了，不是说它要上岸的时候才长肉鳍的，而是它本来在水里也在走，但是毕竟大海能给出的生态位有限，而我们能看到的是，离开大海以后，还有陆地，还有天空，所以那是鱼类的一小步，却是脊椎动物的一大步。

如果提塔利克鱼不上岸，我们今天都不存在，因为鱼类慢慢上岸了，有了两栖动物，有了爬行动物，慢慢演化出来了鸟类和哺乳动物，我们才走到了今天。

所以生命的演化从来不是所谓的一条直线，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状结构，它也不是一棵树，尽管我们有时候说“生命之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要有无数的前卫的物种要去破圈，要去突破舒适区。

陈行甲：你今天有点击中我，这个话太棒了。其实我没有听说过提塔利克鱼，但是你讲的3亿多年前的故事，画面感是如此之好，如此的流畅和有美感。

那条鱼在3亿多年前，在水中勇敢地向未知陆地爬行的时候，又是多少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从山顶洞里往洞外走的时候，生命可不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向未知的地方，但是你又感觉到有一种召唤，感觉到一种光，感觉到向一种牵引的方向去走的过程吗？很可能你走着，前面是悬崖，你掉下来就摔死了，那无所谓，就算你摔死了，你的同类还会吸取你的教训，知道这个地方不能走，于是往能走的地方走去。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一期！）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