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轶事| 陈勇：历史，你在哪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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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历史系美国史教授，曾任该校研究生院副院长（1999—2004），并担任多所大学客座教授。1978年入北京大学，分别获得历史学系学士和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著述包括：Chinese San Francisco,1850-1943：A Trans Pacific Community（2000），中文版《华人的旧金山》（2009）；《美国史探研（续编）》（2010，合编）。曾在纽约市和费城的博物馆举办过“美国中餐馆历史”的展览（2004—2006），曾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生教育经费和中国教育部春晖奖。曾任美国种族和移民学会的董事，并担任美国国家人文基金和加拿大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项目评审委员。曾任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成立筹备组成员（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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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的舞台：美国大学

出乎我意料外的是，我的华人历史研究正好与美国史学界的新发展相吻合。二战后美国史学界的主流是保守派。他们为了配合冷战的需要，歌颂美国的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大力强调美国历史上的和谐。二十世纪六十年后，左派思潮在史学界兴起，重新注重美国历史上阶级和种族的矛盾和冲突，用批判的眼光来分析美国社会。新的史学将注意力放在那些被长期忽略了的族群。所以，少数民族史、劳工史、妇女史成为热门的课题。新一代的史学家也反省了长久以来美国历史研究视野狭窄的倾向，提出要采纳更具有世界眼光的方法来研究美国史。我研究华人的著作，再现了华人的世界及其跨国性。我提出，在研究华人和其他移民族裔时，我们不能仅仅着眼在美国历史，还需要注重移民和母国间长期不断的联系。著作出版后竟然得到了一定的关注。2002年澳大利亚史学会还专门为之举办了讨论会，我也因此项研究而获得了美国大学的教职，这是我从不敢奢想的。往年学历史的华人，留在美国教书的寥寥无几，而且几乎都清一色的教中国历史。当耶鲁大学来电话，说那里有一个工作机会，让我去做一个演讲，我很久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最后我开车横跨美国，来到了当年遍布华人足迹的美国西部，在位于尔湾 （Irvine）的加州大学任教。按我原定的计划早就应当结束洋插队生活，又继续下去了。 在美国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唯一的理想工作机会就是在大学教书。换言之，大学是专业化了的历史学赖以生存的园地。我所属的加州大学是美国最大、也是最好的公立大学系统。到2009年春季，它有二十二万在校生和十七万多教职员工。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美国高等院校大致上分成公立和私立两种。美国的教育基本上属各州管，所以，公立大学也都是州立大学。一般而论，公立比私立大学的学费要便宜很多。为的是让所有人都有受教育、出头的机会。在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系统分成三个层次．首先是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其主要的任务是从事学术研究；然后是加州州立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其职责主要是本科教学，但也培养硕士研究生；最后是两年制的社区大学，其学生在两年后可根据成绩转入到以上两个系统。在加州大学这个系统内，现在共有十个校区，每个都是一所独立的大学，国内熟知的加州伯克莱大学就是其中之一。我所在的尔湾加大，1965年建校，很快就跻身于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在全美国所有的大学中排名前四十名左右。其本科生中有一半以上的是亚裔，这是它的另一个特点，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对亚裔的重要性。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高教成为亚裔年轻一代走向成功之路的桥梁。 亚裔学生比例高，几乎是所有名校的一个共同特点。 高教有助于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公平。二十世纪初， 犹太人就是由此迅速从社会的底层进入主流社会。但高教办起来也不便宜。加州政府2006-2007年度的预算，就有将近百分之十二用于高教事业上。

美国的高教是一个庞然大物——据2003至2004年的统计数字，美国四千二百三十六所高等院校，共有近一百二十万教师和近一千七百万的本科生。同时，高教也是一个怪物。它是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但同时又与社会格格不入。美国社会的主流是讲实用主义的资本主义，但多数大学都不以牟利为目标，并强调通才教育。在大学工作，时常让我想起当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在这里，扶贫、扶助弱势族群的思潮是主流；美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效率二字失去了其重要性，工作人员常常是人浮于事。在这里，很少感受到美国的孤立主义；每一所一流的大学也都是一个国际性的社区。  在美国的大学环境里，资本主义残酷的竞争也消失了。 教授的终身职位， 更让人联想到中世纪封建社会的世袭制。

封建归封建， 美国的大学同时也是科技创新的带头人。二战后， 美国国力猛增， 高等教育同时也大规模发展。 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各大公司纷纷大幅度裁减科研经费，高校的重要性就更突出了。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问题。 高校的科研，尤其是基础科学的研究，只有很少一部分具有实用价值。多数教授又很少关心实验室以外的世界。  所以，只有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等少数高校在科研成果的社会转换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科研与社会经济的日益脱轨，与前面谈到历史学的现状很相似，但后果的严重性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本文原载于《在美国发现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感谢作者授权本公众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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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朗读者：黄琲

责任编辑：宗悦  排版编辑：宗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