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界与对话中探索创新——黄旦与新闻传播学研究

“两种媒介杂交或交汇的时刻,恰是发现真理和给人启示的时刻(麦克卢汉语)。我的文章说不上有什么真理,只要对同行有所刺激,起到举一反三的效应,以引发对未来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进一步思考,就达到了其应有的目的。”这是黄旦对自己论文的简要评述,这里提到的《新闻传播学科化的历程——媒介史角度》获得了《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度优秀论文。他说,“促使我写这一文章,自然与当前的新传播技术的变革有关”,“本文如果说有点意思,就在于从媒介史的角度,把这一长期隐匿不见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揭示”。寥寥数语,黄旦的学术取向、治学态度敞然可见。直面现实变革、以新的视角反思揭橥“隐匿不见的力量”、重建学科提问方式和知识史,这些都汇聚成与同行的智识对话,指向了新闻传播学新的前景想象与研究实践。坚持探索推动研究的深掘与超越黄旦认为,“一个真正的学者总是与自己的研究共同‘进化’”,因为除了与书籍、研究对象和同道对话,“学术思考同时也是研究者与人类生存现实境况的对话”,由此不断回味和领悟人生,感受学术研究的严肃以及学术追求永无止境的乐趣。似乎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黄旦的研究方向。1995年,他在杭州大学新闻系任教期间,出版了《新闻传播学》一书。这本学术性教材,凝聚着他早年试图打通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努力,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2005年,其《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一书出版,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考察西方大众传播学中有关传播者的思想。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以“媒介”为中心视角的报刊史研究论文,其中包括对近代上海城市与报纸关系的探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有清醒的认知。但他在提出批评时,从未将自身排除在外,只要场合合适,他就会谈及对自己已发表论文的再反思。反思与建设是“进化”的一体两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黄旦即提出,要使新闻理论研究更加厚重,“还是先回到历史去”,之后他就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经验、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不断穿梭,绘制新的学术地图。在理论研究层面,黄旦2015年发表《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文章指出,要将新闻学基础理论从新闻专业主义的组织层面、规范研究层面开掘出去,以“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充分回应现实中新传播技术对新闻媒体带来的巨大挑战。在历史研究方面,2015年黄旦将之前蕴含在《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等论文中的思考,做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提炼与提升,提出报刊史研究的范式变更问题,主张“以媒介为重点,以媒介实践为叙述进路,报刊不是本质的而是构成式的”,将新范式命名为“新报刊(媒介)史书写”,并组建了学术团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学术成绩。黄旦自己也身体力行,对“新报刊史”展开研究,并且不断拓展探索的边界。如果说《报纸革命:1903年的〈苏报〉》等文章打破了传统报刊史研究功能主义的进路,那么,他的《“新报之事,今日之事”:上海进入新媒体时间》《“奇闻异事,罔不毕录”:上海“城”的移动》则分别从时间、空间层面,展示了报刊与城市历史之关系的一个新面向。黄旦现在喜欢对年轻学者强调四个字:“不进则退”。关于这一点,他的一位学生在博士论文的出版后记中有着这样的心得,“自己工作之后体会更深,知识要发生更新是要下很大功夫的,但似乎每次见老师,他都在谈新的东西,对故有的问题有了新见解,真是让本来年纪和精力占有很大优势的我们汗颜”。而他身边那些喜爱读书的年轻学者也有个“好玩儿”的共识:黄老师最新文章出来后,照着他引用的文献买书就没错,一来能跟上知识更新,二来有些书会很快售罄甚至变成“天价”二手书。敞开门户以对话建立学术自主性“学生经常来问我究竟做什么,是新闻学,是传播学,是新闻史,还是新闻理论?”“我觉得还是跨得不够,做出来的东西应该让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人都有兴趣,其实我是想做成‘四不像’。”黄旦在2011年的一次访谈中这样说。8年来,他践行着“跨得还不够”的自我要求。黄旦多次在文章中谈及当下“传播革命”情境下传播研究者的作为。新媒介已将“交流/交往”问题带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地带,为各门学科所关注,这也在倒逼传播学研究突破旧有的学科领地、知识牢笼:“传播是要敞开门户,让天下各路英雄尽入我毂中,方能显出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价值。现在是要培植这样的底气,不是关起门自娱或自虐。”为了培植“敞开门户”的底气,黄旦与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同行一道,做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其中之一是中心每月举行“切问近思半月谈”。自2016年5月开办以来,已邀请了国内外数十名新闻传播学、哲学、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艺术史等领域的学者以及业界的领军人物前来讲学研讨。此外,主讲者中还有博士生甚至硕士生。在黄旦的构想中,只要与城市传播有关,且又有自己的真切见解、能激发思考,都可以进入“半月谈”。他在“开场白”中对“半月谈”的性质有着这样的说明:“沙龙,为公共场域,容得鸿儒,进得白丁;是乐问好思者所汇聚。切磋琢磨,一悟一得;评短论长,各抒己见。”在黄旦的主持和组织下,“平等、创新、严谨、求实”成为中心所有学术交流活动的共同底色。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对每个会议都明确其长远定位,精心提炼年度主题,对形式与内容的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已成为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的年度学术盛会。此外,黄旦也很注重与国际学界的交流合作。早在2010年10月,黄旦就与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同行一道,筹划了一次“海内外华人传播学者对话会”,探究在全球化时代立足本土经验的传播学研究的诸种路径,其后汇集为《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一书。这为后来中心团队开展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在关于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讨论中,黄旦认为,“我们的‘本土化’研究应该是从提问开始,是从中国现实的传播问题开始,是从具有人类共通性的中国传播问题开始”。这意味着要突破种种二元对立或本质主义的思维限定,在跨学科、跨国界的学术对话中寻求、锤炼研究者自身的主体性。以黄旦为首的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针对当前世界范围内新技术崛起引发的传播革命,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和现状为经验性场域,设置了“传播革命与19、20世纪之交的上海”“数字移动时代的都市民众媒介行为与地理空间:基于跨数据平台和信息可视化”“中国近代城市媒介史”“媒介哲学:新技术、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国传播理论与范式创新”等重大项目。黄旦呼吁当下的新闻传播研究要实现“整体转型”,特别是在思维方式上,要借鉴诸如复杂性理论、实践转向等新知识成果,重新理解和思考传播、媒介及其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同时,这种自主性的建立是向多元可能性的敞开,而非“从一种单一跨越到另一种单一,并且以藐视乃至扼杀其他可能性为前提”。因此,黄旦从未将其倡导的学术方向视为唯一“真理”:“新报刊史之‘新’乃创新之‘新’,而非新桃换旧符之新”,“意在导入研究的活力,摒弃‘路径依赖’的惯习及其诱惑”,而非“非此即彼、孰优孰劣。”“流露出黑格尔所形容的‘一种乞丐式的骄傲’。”为此,他不断地告诫团队成员,不要认为从媒介角度切入就可以解决新闻传播研究中的一切问题,也不要在论文里一味引入新颖理论,使文章看上去很精致,但却失掉了大的关怀。“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这是黄旦两度被学生票选为复旦大学“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之时,他向学生刊物《复旦》的道白,也是他数十年治学从教的自律之道。他说:“要通过言传身教,让学生明白,文品来自于人品,学问离不开问题,小聪明不是智慧,严谨踏实是做好一切事的前提。”作为学者,他确实在体察、践行着“与自己的研究共同进化”这一对“真正的学者”的要求。同时,黄旦也希望:与同道一起在遍布荆棘的创新之路上努力探索,使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能“生发出新的性情和色彩”。(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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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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