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地理学研究的探索与争论

近年来，“媒介”与“地理”这两种看似关系并不密切的研究，相关联地出现在学术探讨与学术成果中的频率日益增加。尽管影响渐大、成果增多，但不同领域研究者均立足各自领域对“媒介”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意涵和方法路径进行阐述和分析，由此产生的不同研究方式和视角、不同理解与阐释，既丰富了媒介地理学，也模糊了媒介地理学，以致使人产生困惑，到底什么是“媒介地理学”。媒介研究中“地理”维度的思考严格意义上来说，“媒介地理学”并非一门学科，既没有明确的学科标准和学科规范，也没有清晰的发展历史和方法论，让人觉得相关研究的背后没有理论和方法论的支撑，缺乏厚度与科学性。事实上，作为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研究，媒介地理学是媒介研究与地理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跨域交叉下的新兴研究领域，是伴随着时代发展、新媒体技术发展与普及、地理信息技术的革新与普及、媒介形态的变化、人地关系变化、人机关系变化、空间地域数据依赖等产生的各个学科之间思想开放、碰撞对话的结果。从20世纪中后期关注媒介对地域和空间的生产、作用及影响等相关研究，发展到当前以空间为研究潮流的“媒介空间化”与“空间媒介化”生产的多重视角和多维探讨，媒介地理学把媒介研究延伸到地理空间维度，赋予了地理空间以“媒介”的特性。这种学科之间跨域交叉的文化融合从本质上是将地理作为媒介研究的主体，认为地理空间本身具有人类传播的属性，具有媒介信息介导与传播功能。以独特的“媒介”方式来理解地理层面的文化现象、文化特征、文化作用等内容，进而挖掘地理空间意义背后赋予地方空间的种种意义、作用、关系、形式、内容和实践结果，及其背后存在的问题、博弈、机遇和挑战等。因此，媒介地理学研究不限定也不拘泥于某种固有或统一的研究方法与形式，可以从众多理论家和思想家以及媒介学者的理论中寻找思想支撑。该研究不仅展示出当代媒介研究在现实与虚拟文化空间的复杂性，也展现出当代实体与虚拟地理空间是“人与文化的延伸”，也是“延伸的媒介”，进一步拉近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之间的关系，也使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从过去的“少有往来”，转变为“密切相连”。媒介地理学的研究现状：松散而开放“媒地结合”使人们对空间关系及其范式在当代的变化进行关注和重新思考，在过去研究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进行再理论化，与时代同发展，与社会相协调。其丰富多样的议题凸显出媒介地理学研究充满着松散、多元、多样与开放的灵感因子，成为当前跨域混合研究的代表。从国外媒介地理学研究情况来看，这种松散与开放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概念定位松散与开放式理解。北欧学者安德烈·约翰逊（André Jansson）和杰斯珀·法尔克海默（Jesper Falkheimer）认为，空间理论和媒介理论的结合从空间角度映射出可能成为媒介和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子领域：传播地理学。他们认为，尽管涉及空间、时间与地域相关概念，其根本的研究是源于媒介作用的意义生产，并且其方法论源于文化研究，最终形成了传播行为和以传播为结果的社会效果，是属于当代文化的流行特征与社会文化的媒体研究在空间中的体现，因而侧重于称为“传播的地理学”。英国的朱莉·库普勒斯（Julie Cupples）和苏珊·梅因斯（Susan Mains）与美国的克丽丝·卢金比尔（Chris Lukinbeal）等学者认为：媒介地理学是新文化地理学研究借助大众媒介的生产形式关注不同地理维度的空间生产问题，应当立足文化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可识别的次级学科”。所以他们侧重于称为“媒体与传播的地理学”“媒体地理”等相关研究的讨论。二是理论范式的不同与开放式渗入。尽管大多地理学者都承认媒介地理学的研究最早是受到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启发而产生研究思路，但研究者均立足各自学科产生了不同派别和范式的研究。约翰逊和法尔克海默立足于媒体与文化研究，认为地理和传播之间的联系在于所有形式的传播都发生在空间，所有空间都是通过传播的表现形式产生的。他们认为传播地理学应该属于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一个半自治领域。因而传播如何产生空间和利用空间生成传播是核心议题，与地理的结合是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开放式地放大了尺度，渗入文化地理学与人类学等领域。而英美学者延续了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血脉，认为媒介地理学研究始于文化地理学的分支——新文化地理学，属于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范畴。所有内容都是围绕不同地理维度开展媒体与大众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是地理学研究中一个新兴而重要的研究分支。他们认为，媒介研究领域开放式地转向人文地理学概念、理论和范式的渗入，更加重视对空间、地点和尺度的关注和分析，主要是有助于媒介研究学者分析媒介文本、产业和受众，使研究领域更加广泛、饱满和丰富。媒介地理学研究的争论松散而开放的学科交融展现出跨域研究的张力，也产生了质疑和争议。不仅在媒介地理学研究学者之间存在分歧，在相关学科领域中也存在许多尚未被认知与认同的内容。第一，模糊的概念。在发展和确立的过程中，由于媒体与传播的无处不在，加上地理空间与地方研究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媒介地理学研究呈现出高度零碎的态势。上述不同学者对媒介地理学研究的概念、立足点与领域划分观点不同的最终结果体现在应该侧重于媒介研究还是文化地理学研究，出现了“媒介与传播的地理学”和“传播地理学”的概念分歧，至今尚未定性。这种争论导致了学者们对媒介地理学研究中心与研究边界的模糊，产生了“到底什么是媒介地理学”的疑问。第二，范式的分歧。媒介地理学概念定位的松散与开放使得美国与欧洲一些地方的媒介地理学研究一直存在研究方式的差异。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等人明确指出欧洲和美国的研究之间存在根本的分歧：美国学者采用了一种基于传输者（多个）和接收者（多个）之间的传输模型；相比之下，欧洲人把框架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主张采用社会模型来揭露和批判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范式。第三，学科的分界与认可。没有明确的概念、核心议题和研究方法，没有确切的学科分界与学科认同，不论是“媒介地理学”还是“传播地理学”，不论是北欧学者还是美国学者，这样的研究发展方向是否可以明确地作为一个学科中的独立分支，是否能够作为一门专业进入大学课程中，是否需要从学界领域明确给予一个定位，厘清历史并达成学科共识等都还处于争论状态。这张跨越交叉研究的大网，在多重空间与内容的渗入、折叠、压缩和拉伸的态势中进一步加大了阐释和透析的难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虚拟。当今时代被网络与流动包裹，整个社会与人类行为都格外依赖地理信息带来空间实践的便利与通畅，格外欣喜各种空间的分享、交流与表达，格外迷恋空间跨域放大现实尺度，并能快速而精确地找到在地感与亲密感，格外容易受地域空间的影响而被唤起参与空间传播的冲动。虽然媒介地理学研究在发展中暴露出弱点，但是正因为媒介与地理的相互渗入与重合在21世纪达成了“彼此互相成就”，同时包容了多学科的参与，切切实实是与时代对话，与科技融合，与社会紧密相连，发展中的媒介地理学研究才值得被关注、被探索与被争论。（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时代的媒体商业模式创新研究”（16BXW026）、陕西省教育厅教育研究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汉语传播与教育创新模式研究”（SGH18H199）、陕西省高校青年学术创新团队“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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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黄琲  排版编辑：黄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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