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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角色设定影响调查实践

张帅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0-09-03
选择何种身份进入田野进行社会调查是一个技术性难题,同时也是一个伦理性难题。当确定以某一身份进入田野后,研究者就要在田野中尽量搁置其他身份,因为研究者角色身份的设定对调查研究结果具有重要影响。选择以某种身份进入田野进行社会调查可以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也可以是源于某种机缘巧合。例如,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便是其在回乡疗养期间,以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身份,凭借对江村的细致观察和调查写就的。当然,研究者可以凭借多种身份进入田野,甚至可以根据不同的调研目的和调研需求选择不同的身份。鉴于此,笔者认为,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田野进行社会调查也是一种有效开展学术研究的路径。运用工作角色收集资料因课题研究之需,笔者和课题组成员需要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选择一个符合条件的社区进行调查,并最终选定红星社区(本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和其他专有名词均采用化名)作为调查点。红星社区始建于1966年,是某机械厂的单位社区,属于典型的单位制小区。在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时,单位已将住房卖给了个人。由于是单位小区,社区内大部分居民与机械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笔者需要撰写关于社区变迁的动力机制问题的博士论文,仅需从面上了解一下社区变迁的整体情况,并不涉及社区居民的个人及家庭隐私问题,所以笔者将红星社区作为田野点。由于笔者在前期调研过程中只与部分社区工作人员有过接触和交流,应怎样进入社区是笔者开展调研工作所面临的首要的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能否进入社区以及融入情况将决定后期笔者调研工作的质量。最终笔者想到的办法是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社区进行社会调研工作,于是笔者联系了社区工作人员A。由于之前与A交流较多,笔者直接向其说明了去社区实习的意图。最后,在A的帮助下,笔者获得了进入社区的“许可证”。获得进入社区的官方认可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意味着融入的可能性,而融入情况决定了后期调研进程的顺利程度。在程序和形式上,笔者获得了社区及工作人员的认可,笔者便获得了在社区实习和调研的合法身份。笔者进入红星社区实习同时进行本专业的学术研究,那么笔者同时具有两种身份:实习生和研究者。在整个实习和调研过程中,这两种身份是同时存在的,且对笔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将双重身份角色扮演好,且在其间进行适时的转换与调适是调研成功的关键所在。笔者进入红星社区实习,所承担的第一种身份是社区工作者的身份,那么研究者的身份则是隐匿性的。以实习生身份进入社区开展社区工作,为笔者进入社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最重要的是可以取得社区居民的信任和认可。当然,采用这种方式仅是为了更好地进入社区开展调研工作,而非为了获取居民的隐秘信息。实习生是一种介于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身份角色。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居民的关系较为亲密,“抬头不见低头见”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写照,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大多会向社区居委会寻求帮助。社区居民与社区工作人员之间不仅是工作上的“机械团结”关系,更有强烈的“有机团结”成分在里面。尤其,像红星社区这样的单位制小区,由于社区的“单位性”,居民间具有共同的生活背景和地缘关系。社区居民彼此间非常熟悉,具有极强的同质性。社区工作人员大多是机械厂职工的家属,所以大部分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居民在角色身份上具有较大的重合性。这也决定了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居民之间在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中有较多的情感涉入。这种情感是在日常生活的高频率接触中逐渐形成的,所形成的感情联系反过来又会对社区居民与社区工作人员的日常交往产生强化作用。这决定了两者之间不会发生像普通办事机构里的办事人员与陌生人之间发生的互动,而是以热情的态度和彼此心照不宣的交往方式进行的日常生活交往。“亲密关系”对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带来挑战作为实习生,笔者将自身定位于社区工作人员,需以社区工作人员的行事逻辑和态度与社区居民相处,这不免要有情感上的涉入。与居民聊天谈心,首先要与社区居民建立起良好的“邻里”关系,让自己成为社区居民的“自家人”“自家人不说两家话,说两家话后就见外了”。只有成为“自家人”,社区居民才会对实习生说“关起门来”才能说的话,也就是在私人空间中才能说的话,是社区居民的悄悄话和心里话。与社区居民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是必要的,对后期的资料收集工作具有极大的帮助,可以与社区居民交流许多不适合在公共场所讨论的话题,从而听到社区居民的悄悄话和心里话。这对学术研究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寻找“社会事实”,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这种“社会事实”呢?在社会学学科的研究进路中,一条路径是在反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之下,通过深度访谈接近这种“社会事实”。所以,与社区居民进行深入的访谈和交流,在彼此平等的关系之下建立起这种亲密关系,可以获得贴近各种“社会事实”的第一手资料。在红星社区进行实习调研,笔者承担的另一种身份是研究者。但为了更顺利地进入社区,笔者在多数情况下会将研究者的身份“隐藏”起来。如此处理研究者身份,主要是因为在中国语境中,社区实习生身份与研究者身份在制度规范方面具有相似或相同的职业伦理和行为规范。笔者进入田野的最主要任务是为撰写博士论文搜集资料,所以研究者的身份相较于实习生的身份更加重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笔者以研究者的身份进行社会调查与研究,需要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去对待被访者,不可对被访者有过多情感涉入,甚至不能以同情的态度和眼光去看待他们的处境。因为,过多情感上的涉入可能会对研究的客观中立性带来一定的挑战。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收集资料这项工作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如果笔者以研究者的身份自居,进入田野收集各种资料,具有极大的不便性。鉴于调查内容的非敏感性,社区居民可能更易接受实习生的身份,也更易接纳笔者融入田野,所以笔者会更为强调实习生的身份。但在与社区居民进行访谈等各项收集资料的工作之前,笔者会说明自己的研究者身份以及研究目的,以确保社区居民知情。社区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实习生在从事社区工作时需要与社区居民建立起“亲密关系”,但这种“亲密关系”对笔者学术研究的客观中立性带来一定的挑战。所以,就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来说,作为实习生的研究者需要强调研究的客观中立性,不可有太多的价值涉入和情感涉入,否则这可能会对研究者分析问题的能力带来一定的阻碍,从而导致研究结论出现一定的偏差。适时转换研究者身份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田野进行社会调研,需要在实习生与研究者双重身份之间进行适时的转换。在为社区居民开展服务工作时,笔者需要以社区工作者的身份和立场面对他们;而在搜集资料进行学术研究时,则需要转换成研究者的身份,以研究者的态度和视角开展研究工作。尤其,在后期的资料分析与解释过程中,这种适时的身份转换更是必要的。当看到第一手资料时,研究者需要回到“当时当地”的情境中,去理解被访者的思想和感受。当进行资料分析和写作的时候,研究者需要以更加客观中立的视角去分析和书写,需要跳出彼时的情境,站在一个更加宏观和客观的层面上去看待彼时的人和事,同时在此时记录下故事的线索和叙事脉络。此外,研究者还要与现有的理论进行对话,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如有可能,还需要进行进一步提升,形成自己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现实具有一定解释力度的理论观点。当然,在实习生与研究者身份之间的转换过程中,笔者还要处理好研究的价值中立性与情感涉入程度之间的关系问题。过于强调研究的客观中立易丢失许多宝贵的线索和资料,同时也不能因为情感涉入太深而蒙蔽了双眼,从而影响了研究的客观中立性。(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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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何迪雅  排版编辑:何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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