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以用户为中心的新媒体研究范式

新媒体在今天是最难界定的模糊概念之一。对于媒介“新”“旧”的界定，可以从信息生产的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三个方面来衡量，在三种可供性上水平越高的媒体，往往就是越“新”的媒体。

新闻传播学领域学者彭兰所著的《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落脚于用户的研究，关注新媒体的技术特质及其影响，回应了上述三种问题。可以说，观照新媒体时代的人，探究人与新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新媒体作用下人与人的关系，既体现以人为本的观察视角，更呈现出面向未来的研究意识。

节点化的用户。新媒体技术与应用的发展，使得用户作为网络节点的地位日益突出，既体现为传播网络中的节点，也体现为社会关系网络和服务网络中的节点。作为节点的用户既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可能因此而释放出更大的能量，同时也会受到更多的约束。今天的新媒体用户，具有一种典型的角色，那就是“网络节点”。这与新媒体在三条线索上的发展相关：一是传播渠道与模式的变化。比如，从门户时代到泛媒体时代，具体表现为新媒体传播渠道的扩张、新媒体传播模式的变化以及新媒体传播主体的扩展三个方面。二是网络作为一种社会的属性的强化。比如，从赛博空间到互联网社会，具体表现为赛博空间、虚拟社会与网络社会的出现。三是新媒体应用与网络经济模式的发展。比如，从虚拟经济到“互联网+”，具体表现为共享经济、社群经济、场景经济与数据经济。依据目前新媒体环境的变化趋势，新媒体用户的角色从“受众”变成了网络的基础单元——节点。具体表现为传播网络中的个体化节点、关系网络中的个体化节点和服务网络中的个体节点三个维度。

传播网络中的个体化节点，也是新媒体新的传播结构中的基本单元，每个个体化节点，都具有三种角色与功能。一是信息生产方面。个体可以通过自己这个节点来发布内容，每个节点成为一个自媒体。每个个体贡献的内容，也影响着整个内容生态。二是信息传播方面。每个个体节点，在信息流动中扮演着开关和“中继器”的角色。对于符合自己需要的内容，个体会进行转发，这便是打开了开关和中继器，推动了信息的放大与扩散。在这种个体节点的自发的、接力式传播中，还会有意见领袖、自组织等机制的作用。三是信息消费方面。在个体化节点里，用户往往“足不出户”便能获得来自媒体或他人的信息。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交关系扮演了信息源的角色。当然，很多时候，当社交信息源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时，他们也会主动出击，去寻找更多自己需要的内容。

新媒体用户不仅是传播结构的节点，也是社会网络的节点。作为节点的新媒体用户，在这样的服务网络中，不仅仅是具有个性化需求的消费者，有时他们也是服务的引导者、资源的贡献者，甚至是主要的生产力。总体来讲，新媒体用户的行为并非单一的、恒定的，他们常常会表现出矛盾的两面性。只有更好地理解这种两面性，才能更好地理解新媒体用户，以及新媒体对人的深层影响。

媒介化的人。新媒体中的用户，也是被“媒介化”的人。新媒体所营造的时空，成为他们新的生存时空。他们以各种方式营造着自己的媒介化形态，为了在媒介时空中体现存在感，他们也可能会改变自己在现实时空的行为。今天的新媒体用户还受到移动技术、数据分析技术、智能技术等多种新技术因素的共同作用，他们以数字化方式生存在交错的时空中，数字化生存赋予他们新的存在方式与存在感，又从不同的维度镜像着现实社会和现实自我。这种数字化生存，也可以说是一种“媒介化”生存。媒介与现实生活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映照、相互生成的关系。理解这些新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新媒体时代的人。

进入网络时代，人们便体会到了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时间感与空间感，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改变了人的时空感。从空间角度看，移动时代用户是在不断流动的空间中使用媒体，他们也处于交织的多重空间中。但是，在信息生产这个环节，空间对传播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人在空间中的到达能力，仍然决定着某些类型的信息的生产，人们在空间中的认知模式，也会影响到他们对信息的选择与加工。

表演是社交互动的本质之一。作为节点的新媒体用户，有了更大的表演舞台，也有了自拍、美图、表情包、视频、红包等各种新的表演手段。这些表演手段促进了人们的“媒介化”生存；媒介化生存，也是人们的现实自我在某个维度的网络镜像。这些镜像虽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原样映照，但都有现实自我的影子，它们也会对现实自我产生反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用户的数据化也是一种“媒介化”——用户的状态、行为甚至思维活动在媒介中变成了抽象的数据，很多数据也是用户与媒介互动的结果，数据与算法带来了认识用户的一种新框架。这既可能使对用户的认识进入深层，也可能使用户面临更多被“囚禁”的风险。

赛博格化的人。“赛博格”这个概念虽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但移动终端的普及，才使得人被普遍赛博格化。赛博格的出发点是技术对人的增强，进入21世纪，被合称为“NBIC”（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的四大技术，构成了“重叠的革命”，共同开启了对人的体温、智力、情感、道德等进行增强的被称之为“超人类主义”的浩大工程。美国学者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甚至预言，2045年，机器智能超越人类的奇点时刻将到来。进入移动时代，智能手机等设备的引入，使得人具有了一定的“赛博格”的特点。随着可穿戴设备以及其他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的实体会越来越多地被数据化，数据从不同维度映射着人的“虚拟实体”，数据也可以用来对个体的某个身体“元件”进行描摹与复制。无论是虚拟实体，还是数字化元件，都会从人的实体脱离，因而也容易被他人操控。个体对这样的数据化，往往是被动的。因此，作为赛博格的人，既被增强，又被约束，甚至也被数字化的方式分解。与此同时，VR/AR等技术将改变虚拟空间的呈现方式，曾经以“离身性”为主的虚拟空间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具身性”。

智能时代将会对人的数字化生存形态带来深层影响。以人机交互技术向人本、人性化方向演进为基础，人机之间也将形成新的传播关系，甚至未来会出现嵌入人体的智能设备，人机真正一体的赛博格将成为现实。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中，人将获得更多的自由与主动权，还是被机器奴役，这取决于人在技术应用中的理性。

一个以智能为核心特征的新媒体时代正在开启。这也要求我们将以往主要聚焦人与内容、人与人关系的传播研究，向人与机器的关系以及机器间的关系等新领域拓展。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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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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