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江等 | 理解数字信息生活：2021年全球传播学研究综述
摘要
本文采用自动化内容分析方法，对2021年度全球传播学研究做出全面的综述，尝试以此为基础归纳传播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和趋势。本文认为2021年全球传播学研究呈现出三种基本趋势。第一，研究的基本单位正在从“信息”或“模式”转向各种类型的“关系”，致令传播学对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第二，立足于智能算法和数据科学对固有信息传播模式的重塑，批判理论实现显著发展，对平台、数据主义和算法机制的反思将引领传播学批判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第三，现有研究新议题衍生能力较弱，难以突破经典理论设定的框架，传播学研究应当积极拓展乃至重新厘定“传播”这一概念的边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突破。关键词
传播学；数字技术；信息生活；研究综述2021 年，信息传播的数字化进程及其社会影响持续吸引着全球研究者的注意力，成为传播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采用自动化内容分析方法对2021 年度主流英文期刊上刊登的传播学研究论文进行主题聚类，以一种相对客观的形式把握观察周期内传播学文献的语词、摘要和主题的自然分布及其语义关联，尝试梳理传播学在过去一年理论发展的脉络。
本文从2020年《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传播学类的SSCI收录的92种期刊中选取分区为Q1的21本期刊（除去两本新闻学专题期刊，即Digital Journalism和Journalism），通过科学网（Web of Science）进行期刊检索并获取其发表于2021的所有文献的信息数据，检索时间为2021年12月31日。经过清洗和筛查，最终获得用于分析的英文文献数量为1453篇。
以文献的标题和摘要作为文本语料数据，本文在LDA主题模型基础上对传播学研究领域进行主题聚类（补充材料详见链接）。经过模型训练和参数调试，我们从文献语料中拣选出14个主题聚类，基于对关键词与文献的关联性把握，将2021年的传播学研究版图进一步聚合为六个热点领域，即政治传播、人际传播、公共参与、传媒经济、文化教育和新媒介技术。不难发现，对“数字化”（digitization）之于传播过程与体系的影响的考察主导着上述热点领域的研究实践，这使得2021年传播学研究的图景呈现出鲜明的技术分析色彩。
一、政治传播研究及其新方法进路
（一）政治选举：情感政治与视觉取向
在政治传播的实证研究中，一个传统核心的研究问题是对选民态度的测量。伴随着电视、网络新媒体中介化的影响，更多研究开始关注政治候选人的视觉传播和情绪化呈现对于选民态度的作用，相关研究方法也有赖于算法工具的进步。例如，Boussalis和Goan利用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技术，自动化地提取视频中候选人的面部表情，并采用焦点小组的方式让实验参与者观看竞选视频，使他们用手持设备自主记录下对听到内容的同意/不同意态度，以分析政治传播的非语言元素如何影响选民对政客的直接印象。最终，研究发现特朗普和卡西奇的愤怒/威胁对焦点小组观众实时支持有正向影响，而女性候选人表现出攻击性（或任何明显的情绪信号）则可能适得其反；另一方面，呈现幸福、愉悦在引起观众反应方面的效果则要差得多。为了提升结论的可靠性，采用随机实验或引入更多额外的控制变量被认为是有效的，如考虑候选人的声音特征和环境影响等。
除了对候选人情绪表达的视觉分析，其他对情绪的研究则聚焦于观众自身的情绪影响，并同样借助自动化技术来对人的面部情绪表达进行分析。Fridkin和Gershon基于既有心理学研究结果，即唤起情绪可以导致注意力、观点、行为变化，来分析观众观看辩论时的情绪反应如何影响其态度转变。研究采用对照组实验，依靠自动面部动作编码（FACS）系统持续监测被试者观看辩论时的情绪反应。研究发现，愤怒和快乐不会使参与者对候选人的评价有太大改变，但恐惧和悲伤的情绪更容易影响态度改变，并使人们对对立候选人态度的两极分化显著下降，其支持的观点是恐惧和悲伤可以让人吸收辩论中的更多细节，研究总体呈现了情绪反应对于竞选观众的态度转变有重要意义。
候选人形象已经被发现受视觉情感因素影响，其视觉印象生成和效果也受到不少研究者重视。而媒体对候选人视觉化的镜头分配成为一种政治传播权力的分配。Patrick Stewart等研究者分析了2020年民主党总统初选辩论中的摄像处理，评估候选人在他们的镜头时长（视觉启动）和出现在画面中的类型（视觉框架）方面是否受到差异对待。通过依靠开源视频注释软件ANVIL的内容分析法，研究发现排名靠前的候选人有更多出镜时间，这也暗示了观众谁是更具优势的候选者；此外相机拍摄构图受到候选人舞台位置影响，而舞台位置又间接受到政党活动人士和资助媒体活动的捐赠者的影响，反映幕后操作如何结构选民注意力和记忆。此外，有研究关注了对候选人的何种印象会让受众产生意见倾向。
Jason Coronel等使用眼动测试来确定在候选人的面部照片与其党派身份标签配对的环境中，个人如何分配刻板的政策立场给候选人。基于人们可以迅速从面部提取性别类型的研究观点，文章主要联系了性别和党派两种产生刻板印象的维度。结果发现，政治知识水平较高的个人对候选人的刻板印象更多来自党派信息而不是性别，这意味着如果一名女性共和党人支持堕胎合法化，那么她就需要努力公开和强调这一立场，以抵消党派偏见。该研究也展现了在多模态环境中（包含图像和文本）研究刻板印象时使用眼动测量方法的优势，和前述研究一样显示出自动算法技术对于政治竞选效果测量的支持。
（二）公共政策：数字方法与政策传递
与传统两级传播理论框架所描述的不同，社交平台上媒体与公众在政策议程上互动日渐常态化。数字技术或工具的出现不仅改变公共政策传播的环境，尤其是自动化分析和计算方法的应用，还改变了我们理解媒体与政策呈现关系的方式。Wen Deng等人聚焦于新媒体时代“谁”在制定政策议程和形成舆论的问题，通过文本挖掘分析，调查了《人民日报》与个人用户之间关于计划生育政策问题的微博互动。分析表明，官方新闻网络关于该主题的微博帖子和公众的评论在持续谈判下相互影响，其中包含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效应，体现出社交媒体在提供讨论空间方面的作用。通过LDA模型，研究确定了主要的潜在主题集（女性工作权、家庭文化/传统、法律/法规、社会福利/福祉），并注意到性别差异对用户评论主题的影响。社交媒体带来了政策传播新的动态，同时大众媒体设置议程的角色则并未改变。Fredheim的研究聚焦于媒体作为政府挑战者的角色，认为“即使在数字时代，新闻媒体也是寻求影响政策和挑战资源分配的行动者的核心战略舞台”，研究关注媒体与消息来源的互动，分析行动者框架与主流媒体框架之间的关系，发现行动者会随着媒体框架的发展而积极与之互动，并适应媒体对个性化、冲突化、简单化和情感化的需求。
此外，结合算法和人工编码技术的研究路径也被运用于考察媒体对政策传递的准确性和传播效度等议题。Lindsay Dun等学者提出可以应用层级词典计数（hierarchical dictionary counts）和监督学习（supervised learning）来测量美国大众媒体对国防开支变化的报道。由于监督学习方法能够考虑文档中不同位置的多个单词之间的关系，可能比简单的基于词典的单词技术方法更能够捕获单词出现的上下文语境，因此该研究采用了基于词典的学习方法和监督学习方法的结合——应用分层词典和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机器学习算法的组合，对用词典提取的句子进行训练，并人工编码——称其为“词典+监督学习”方法，以保证如果发现媒体没有反映出开支变化，暴露的将是媒体报道的偏见，而不是大规模内容分析方法上的困难，从而提出将这种方法改进所提供的报道研究机会作为未来政治传播研究的方向。Lu和Pan则聚焦“诱捕点击”（Capturing Clicks）这一政府在数字媒体背景下吸引受众的具体标题策略，发掘数字技术对政府信息传播的影响。研究结合民族志和计算方法，用三个月时间与中国地方政府宣传人员共同工作，并收集213个市级政务微信号近20万条推送的标题和元数据，使用主题建模、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和大规模人工编码进行分析，揭示了“点击诱饵”（clickbait）的激增，其在政府微信号上的流行程度与商业、名人账号不相上下，且远超其他吸引点击的策略（如情感诉求）；“点击诱饵”策略被发现确实与更多阅读量、更多点赞和账号及内容的更大传播范围有关。研究表明，数字媒体正在改变政府宣传，使政府宣传人员通过制作非宣传内容来增加在线可见性，但并不以掩盖政治内容为代价。
二、社会参与研究中的关系维度
（一）社区互动：故事网络和在线参与
在社会参与研究中，（现实的或虚拟的）“社区”是观察人们建立社会联系和参与社会议题、新闻活动的空间和情境。Eujong Kim和Yong-Chan Kim的研究关注移民社区现有的传播资源所起到的作用，分析公民导向的社区交流和对当地移民社区的积极参与如何影响移民的跨国适应。研究使用了通信基础设施理论（CIT）的概念框架，认为获取用于制作和分享社区故事的传播资源，是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关键因素，而“通信基础设施”就被定义为一个社区故事网络（community storytelling network）。该网络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讲述当地故事，还带来生活资源方面的资讯，其中发挥关键桥梁作用的讲述者可能是政府、政府支持的组织、宗教团体等，当地社区媒体也受到较大范围资助、管理并与主流媒体等机构建立联系，因此可以帮助移民联通移民社区以外的广阔社会。根据对居住在首尔的506名朝鲜族华人移民的深访，研究最终指出移民为解决问题的积极社区参与——基于公民导向的社区故事讲述——促进了移民对当地社会的有效适应。Seungahn Nah等学者则进一步关注了（通过互联网、社交和移动媒体）使用表达性数字媒体（expressive digital media）在社区故事网络与公民参与之间的调节作用，捕捉变化的媒体环境和个人的媒体使用模式，如对脸书（Facebook）小组的使用。基于对一个种族同质化大都市地区的美国成年人的在线调查，研究发现表达性数字媒体的使用是社区表达故事网络进一步促进在线公民参与和社区表达的必要条件，并且在线上和线下展示出不同的调节作用，为公民行动提供了相应独特的支持，丰富了CIT的理论内涵。
除了具有地方特性的本地社区，消解地域感的线上虚拟社区也成为研究者观察的田野，这些研究主要关注虚拟社区平台的支持和人们的信息披露对身份认同、沟通效果、社会参与的影响。Greta Jasser等学者对另类技术运动（Alt-Tech）中兴起的Gab平台进行考察，发现Gab平台特性培养了意识形态扭曲的极右翼社区。该平台缺乏内容审查和约束，任何极端言论都可以自由输出，加上匿名文化、模仿推特（Twitter）架构的便捷分享等功能，支持促进了右翼共享身份感的发展。用户通常以分享“受到网络迫害”（如被大型社交媒体封号）的感受来获得在Gab平台上的参与认同，“识别共同的敌人”、将外群体确定为暴力目标是凝聚社群的重要策略。
此外，Aimei Yang等研究者认为，过去研究工作聚焦用户间的互动，通过将在线社区作为孤立的意见回声室来研究分裂/两极分化的情况，而社区之间的互动较少被讨论。研究一方面证实，在社区内的网络隔离（cyberbal kanization）可以将社区团结在一起，引导成员“封闭”在他们的意见环境中；另一方面则证实一个社区关心的话题可能会为其他社区设定讨论议程，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社区层面的互动可以改变不同社区成员对问题的态度，但确实表明这种互动改变了公众关注的焦点。源社区的规模也对目标社区的话语主题演变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大型、稳定的社区更能对其他社区的话题产生更大影响，这些互动和对话题的规模化参与可能最终塑造网络空间的公共话语。
（二）政治参与：媒介影响及个体感知
政治参与作为一项公共领域中的集体社会活动，沟通关系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从传统的新闻媒体传播，到现在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建立人际联系、传播个人观点，都可能刺激个体政治参与的动机、影响政治参与的表现。Kim和Ellison基于过去认为社交媒体促进线下政治参与的观点，进一步挖掘这一关联背后的机制，即社交媒体可能会鼓励政治参与的社会学习。研究遵循对社交媒体可供性的研究路径，通过2016年大选前的两次调查建立理论模型，结果显示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观察他人的政治活动，激励自己的模仿行为，从而促进线下的政治参与。另外，研究还发现政治观察和社交媒体上政治活动之间的正向联系对于政治同质化网络中的人来说更强。Thomas Johnson聚焦于移动应用程序依赖对线下和在线政治参与的影响，指出应用程序不只用来快捷获取新闻，其互动性的社交功能也可促进对于政治事件的对话。研究的路径模型表明，对应用程序的依赖与政治讨论有关，而政治参与受到线上讨论而非线下讨论的影响。
相关研究展示了在社交媒体上的社会化联系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同时整体的文化语境，以及个体的心理感知也在发挥作用。Yuanhang Lu等人聚焦于政治参与的文化动力，发掘中国社会中社交媒体使用与权威主义导向相互作用的程度，建立与政治参与的联系。研究试图阐明，社交媒体政治表达使用与政治信息使用和政治参与之间存在正向的间接关系，并受到个人权威取向程度的影响，从社会文化视角揭示心理特质如何改变社交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然而，研究不能表明权威主义取向与政治参与直接的联系，文化背景和心理取向的其他方面都有待严谨的检验。此外，Yariv Tsfati等学者则关注政治活动家利用媒体与个人建立的“政治准社会关系”（political para-social relationship，PPSR），分析这种个人与媒体人物（政客）的想象互动模式，及其产生的亲密感对于政治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认为，在目前的混合媒体生态中，最初对政治家的准社会情绪仍然在主流渠道上得到煽动，而在社交媒体上与政治家的亲密程度有所加剧。以2019年4月和9月以色列大选活动为背景，研究者证明对内塔尼亚胡的PPSR是投票支持其集团的积极预测因素，且PPSR在推动对候选人政党的投票而非反对方面具有更强的积极作用。在该研究看来，投票是对像朋友一样的政治家的社会承诺行为，而不是意识形态下的理性选择。
三、人际传播视角下的亲密关系研究
（一）代际关系：家庭联系、影响及积极情绪
在全球范围内，出生率下降加上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大规模人口流动、社会福利多元化、家庭结构变化等因素造就了现代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代际沟通对个人行为与社会生活影响深远，已然成为人际传播领域热切关注的核心对象。数字时代的代际关系研究更突出了其媒介使用、家庭影响与情感交流等维度。
Barui Waruwu以复媒体（polymedia）和展示家庭（displaying family）为理论框架，阐明智能手机使用对在香港做家庭佣工的印度尼西亚母亲的跨国家庭的意义和影响。研究发现，智能手机作为多媒体，使移民母亲能够在物质和话语上对母亲角色、关系和仪式的展示宣示权威。借助媒介化的（mediated）家庭展示这一概念，研究认为正是通过日常和例行的媒介接触，社会行动者将其活动的意义赋予“家庭”的象征性标记。例如，受访者早上给女儿的看似平凡的短信或每晚与儿子的视频聊天，可被理解为他们在特定时间相互确认关系的亲密方式。Bahareh Badiei和Anna Popkova同样在复媒体理论视角下，考察了伊朗学生如何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s），在旅行禁令或穆斯林禁令造成的长期离家的情况下维持与父母的关系。研究指出，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积极地与父母进行对话，以弥补他们的缺席，而视频通话是其与父母联系中的首选方式。通过听到和看到他们的父母，同时解释语气和面部表情所提供的额外信息，使得虚拟视频通话成为家庭虚拟交流的主要媒介。可见，对复媒体的讨论处于跨国主义、家庭关系和媒体技术可供性的交汇点，对不同的跨国互动的多样化后果的深入分析，有助于获得对媒体技术与家庭维系关联性的细微洞察。
考虑父母在子女生活中扮演的独特角色，对理解代际关系中的影响模式至关重要。Margaret M. Jaeger等人发现，父母用以干预其子女健康相关行为的两种最常见的策略是有意塑造（间接影响策略）和社会控制（直接影响策略），这两种广泛的影响形式都能使孩子的健康行为在整个童年和青春期发生变化。父母可以通过建立和执行基于他们自己的偏好的规则来行使社会控制，即他们希望孩子参与哪些具体的健康行为。看电视以及其他社会化因素可能培养儿童的物质主义世界观。基于此，Cristel Russell和Shrum通过完成两项针对美国14-17岁儿童的亲子关系的研究，测试了父母影响的两种社会化途径。一种是直接的途径，即父母将自己的物质主义传给子女，而父母的物质主义至少部分是父母涵化效应（cultivation effect）的结果（父母涵化）；另一种是间接的途径，即父母将自己的电视观看行为传给子女，而子女的物质主义水平又能得到积极的预测（子女涵化）。研究结果支持第一种路径，但不支持第二条路径：父母的电视观看和儿童的物质主义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父母的物质主义来调节的。孩子看电视与其物质主义呈正相关，但当父母的物质主义被控制时则不显著。
在代际关系中，情绪也是值得考量的重要维度。西方国家盛行的积极育儿处方鼓励父母调节并展示更多的积极情绪，这种做法对儿童发展的有利影响已被记录在案，但对其可能给父母带来的代价的研究却少得多。Gao-XianLin等人借用了组织心理学中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框架来研究这个问题。结果显示，父母认为情绪展示规则（即需要在孩子面前表达积极情绪和控制消极情绪），这与更高的调节努力有关，也更容易引发父母的倦怠。考虑到表面上调节情感（即表面行为）比真正的调节（即深度行为）更有害，因此研究者呼吁育儿研究人员尽快找到调和父母利益和儿童福祉的方法。社会互动是人们寻求心理沟通和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方式，特别是积极的家庭互动通常被认为与积极的情绪体验有关。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表明，虽然老年人的社交圈在缩小，但他们更关注从亲密关系中获得情感满足。为此，Xingyu Zhang等人考察了中国老年人与亲密伙伴（如子女、朋友和亲戚）交流过程中社交互动和情感体验之间的关联性，发现他们在与子女和亲属的交流关系中，互动质量与积极情绪呈正相关，与消极情绪呈负相关。也就是说，老年人与家庭成员的互动质量与情绪体验密切相关。
（二）亲密关系：冲突、质量与满意度
心理学中将两个相互影响和依赖的人共同建立的一段关系称为亲密关系，恋爱关系是亲密关系最常见的一种。过去一年，亲密伴侣之间的关系的冲突、质量与满意度等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在关系冲突方面，当恋爱伴侣的个人目标之间发生冲突时，可能会对个人目标结果产生负面影响。为此，Laura M. Vowels等人调查了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伴侣之间的目标冲突和对目标冲突的否定是否与目标结果（进展、信心、动机）有关，以及伴侣使用何种策略来协商目标冲突。研究发现，较高的目标冲突与较低的目标结果有关，而成功协商目标冲突与较好的目标结果有关。此外，由于大流行期间目标冲突较低，伴侣往往能够协商目标冲突，从而获得更好的目标结果。多媒体或混合媒体（如面对面沟通、文本、电话和社交媒体等）的使用，为伴侣管理冲突提供了新的方法。Nicole Kashian通过对一项为期5天的日记法研究，检视媒体使用对伴侣（夫妻、情侣）冲突不同效应的影响，并揭示负面的溢出效应和交叉效应：被观察者报告了更多的负面情绪和夫妻矛盾，以回应他们自己和伴侣的日常超负荷的增加。按照媒体同步理论（media synchronicity theory），伴侣在冲突中使用的同步性媒体（synchronous media）越多，他们解决的冲突就越多。伴侣可能受益于同步性渠道细分，以管理与溢出和交叉效应相关的冲突。亲密关系中的暴力问题也得到了传播学者的重视。Eleonora Crapolicchio等人对受暴力侵害的女性进行了问卷调查，试图研究心理的和关系的变量（如依赖性、宽恕和希望等）能否解释女性为何会与施暴的伴侣和解。研究发现，通过善意的宽恕和改变伴侣的希望，关系依赖与回到暴力伴侣身边的意图间接相关。宽恕的积极方面（如仁慈）可能代表了暴力循环的一个阶段，在此期间，对伴侣改变的希望可以增加和解的可能性。
关系质量是亲密伴侣积极/消极互动和关系稳定性之间的语境调节变量。Sarah Killoren等人在研究伴侣的体重批评、亲密关系质量、性别和拉丁裔年轻人的亲密关系不稳定（relationship instability）之间的关联时发现，伴侣之间的消极互动，例如当一个伴侣批评另一个伴侣的体重时，会损害关系质量和稳定性。而且，伴侣的体重批评和关系不稳定之间的联系取决于消极的亲密关系质量（如冲突、对立），而不是积极的恋爱关系质量（如亲密、喜爱、获得支持）。此外，对于男性来说，与高水平的消极关系质量相比，在低水平的消极关系质量的情况下，体重批评与关系不稳定性之间的关联也特别强烈。一些学者对患有精神疾病的特殊群体的亲密关系质量感兴趣。Katherine Knies等人研究了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患者和其伴侣（未患有ADHD）的关系质量，发现焦虑型依恋（anxious attachment）与较低的亲密关系质量有关，但回避型依恋（avoidant attachment）与更积极的关系结果有关。同时，ADHD症状对关系质量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因伴侣的高度焦虑型依恋而加剧。
在伴侣关系中，关系满意度是关系双方满足对方需求和愿望的程度。恋人之间的沟通方式已被确定为关系满意度的一个关键先决条件。考虑到人们使用智能手机进行交流的显著增加，研究它们在亲密关系中的崛起是很有必要的。Meredith David和James Roberts调查了恋爱关系中的伴侣低头症（partner phubbing）如何影响关系满意度，发现在伴侣在场的情况下使用智能手机会引发另一方的猜忌或嫉妒，并最终降低关系满意度。然而，伴侣低头症的负面效应似乎取决于被冒犯的伴侣的依恋类型，比如焦虑型依恋者在面对其恋人“低头症”的行为时会产生嫉妒的心理，从而降低其关系满意度。在充满压力和不确定的COVID-19大流行时期，Catalina Enestrom和John Lydon通过对一线医护人员的调查，探讨了伴侣支持和共享现实（shared reality）与关系满意度的关系，并发现共享现实和伴侣支持都与医护人员和其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关系满意度呈正相关。借助有中介的主客体互倚模型方法，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由于医护人员感知到来自其伙伴的支持，共享现实与更高的关系满意度存在间接的关联性。
四、传媒经济的关键词：消费、品牌与广告
（一）消费者及其影响者
当下的社交媒体和社交网站极大地影响了受众接收信息的方式，年轻一代的数字原住民更多依赖于社交媒体和其他消费者所提供的信息来指导消费行为。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影响者营销的有效性，以及社交媒体影响者（social media influencers）如何通过战略性地制造真实性和相关性来施加影响。
Joachim Scholz使用市场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美容消费者进行观察，探索消费者是如何“消费”影响力的，即消费者如何从影响者提供的信息中获得价值，研究总结出消费者消费影响力的六种不同方式，同时将影响者营销作为一种概念和营销工具进行了介绍。Taeyeon Kim和Yongjun Sung将影响者营销的研究范围进一步缩小，将目光聚焦于品牌首席执行官（CEO）的自我披露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研究将自我披露（高与低）与关系规范（交换与公共）作为被试因素进行2×2因子设计，揭示了CEO在社交平台“照片墙”（Instagram）上的自我披露水平与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关系规范类型，及其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反应的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
另外，一些研究将非人类中介物视作“影响者”，探究其作为中介者在影响消费者态度与行为方面的作用，如Ridhi Agarwala等人以符号互动论为理论框架，研究印度广告中宗教标志的存在对消费者品牌评价和购买意愿的影响。Godofredo Ramizo Jr则关注平台算法与消费者消费策略之间的联系，对数字平台、消费者策略与算法系统的联系进行了分析梳理。Veronica Thoma与Kendra Fowler发现人工智能影响者也可以产生类似于人类影响者所带来的积极品牌效益，但人工智能影响者与人类影响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消费者不太可能将他们视为独特的实体，这也影响着消费者对该品牌的认知面向。
尽管社交媒体影响者在消费过程中无处不在，且对营销过程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作用，但人们对促使消费者关注影响者的心理动机知之甚少。Jung Ah Lee等人则针对消费者关注影响者的动机进行研究，调查结果揭示了消费者在“照片墙”应用上关注影响者的四种动机——真实性、消费主义、创意灵感和嫉妒——这四类因素对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买频率也有着不同的影响。
（二）品牌传播和策略
在传媒市场语境中，产品的品牌形象影响着消费者的认知、态度与行为，品牌可见度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产品的社会可识别度，以至于企业在制定品牌传播策略时也更为谨慎认真。如Bernadette Kamleitner和Eva Marckhgott在针对品牌分发的周边促销商品对消费者反应影响的相关研究中发现，消费者在偶然使用带有品牌标识的促销产品，尤其当消费者不熟悉陌生品牌时，其品牌接触反应会更加积极，且相较于广告刺激物等直接的视觉暴露方式，这种偶然的视觉暴露更为有效。另外，品牌可通过设置咖啡厅、餐厅、展览等文化空间为消费者提供品牌体验，促使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制作用户生成内容（UGC），Jihye Yu和Eunju Ko通过收集并分析“照片墙”中的UGC传播效果发现，UGC营销属性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和访问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随着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到来，众多品牌在经典营销策略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与创新，以应对危机时期的特殊市场环境。Federico Mangiò等人基于对意大利的七个不同行业的76个领先品牌的约1.2万条推文的分析，考察了疫情期间各品牌在推特上采用的修辞诉求的演变过程。研究发现，不同品牌诉诸以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色彩的情感诉求，以调动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参与中的积极性。事实证明，这种诉诸情感的修辞策略对消费者产生了可观的说服效果。更进一步地，Burcak Ertimur和Gokcen Coskuner-Balli的研究探究了新冠疫情下的品牌如何通过广告表达同情与关怀，经过对美国发布的200多个关于流行病相关的广告进行扎根分析，发现各品牌广告主要集中于三类主题，即团结、信任与适应力，并强调“感受和回应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苦难，广告使得品牌更具人性化”。
（三）广告研究的视觉向度
广告中使用的视觉元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Jingjing Ma等人在奢侈品牌广告诉求的研究中将广告元素划分为两类，即抽象无形的生活式元素和具体有形的功能性元素，生活元素在消费者形成购买兴趣阶段发挥着积极作用，功能性元素则在消费者购买决策阶段更为有效。在抽象与具体两种元素类型中，Hye Jin Yoon等人针对三个国家中抽象的广告幽默元素进行研究，根据美国、韩国、克罗地亚三个国家不同的文化倾向与市场环境分别进行研究后发现，相较于其他两个国家，美国人在广告中更多地使用攻击性幽默，并且对喜剧暴力广告的接受度更高，研究结果证明，广告幽默元素能够作为一种可行的营销策略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积极作用。另外，Saleem Alhabash等人通过调查美国酒精类品牌广告中的模特年龄与消费者认知及行为结果的关系发现，广告中更为年轻的模特使用会增加消费者的饮酒意愿，模特作为广告中不可或缺的具体元素，直接影响着广告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意图的辐射效果。
在常见的广告视觉元素之外，新兴数字技术为广告行业创新注入了新动力，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与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广告正成为重点关注对象。Rodrigo Uribe等人的研究发现，AR广告在广告接受度、品牌态度和购买意愿方面均优于传统广告，同时AR广告依据消费者的人格特质存在体验差异，不同个体会调节广告接收的不同倾向，如娱乐感知的外倾性、信息评估的角度以及广告态度的体验性。在Hayeon Song关于VR广告影响的研究中，揭示了VR广告中自我虚拟表征（virt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self）的缺失对用户对广告品牌产生好感有积极影响，而且自我存在作为一个重要的中介，能够调节自我虚拟表征与用户对广告品牌的体验之间的关系。
五、传媒教育及文化议题研究
（一）传媒与教育：从基础性到结构性问题
数字传播媒介和技术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交流提供了平台和支持，为关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和议题。初等教育是为受教育者奠定知识基础，培养基本文化能力的关键阶段。Fernando Fraga-Varela等人研究了在初等教育课堂上使用严肃游戏（serious games）的影响，其中严肃游戏指的是以各种形式的教育（各种形式）而非娱乐为主要目标的游戏。研究者对284名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实施了一项前测后测的设计准实验研究，发现使用严肃游戏后，学生的数学流利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研究显示了使用专门为学校环境设计的严肃游戏的潜力，并对既往关于教师代际障碍的工作提出了挑战。数字技术裹挟下的教育实践为我们重新理解现代教育的功能提供了新的场景。
针对中等教育阶段，Ola Erstad等人分析了在挪威、智利和西班牙的公立初中实施的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举措，研究发现，在中学培养变革性机构有可能让学生参与到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探索中，而数字连接可以促进学校与青年生活轨迹和社区的连接。这项关于转型机构和数字连接的研究，指示了一条新的教育转型之路，可能引起以某种方式参与世界各地教育系统的所有人的兴趣。对于高等教育而言，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是大学学术环境中各种教学和管理实践整合的基础，信息通信技术（ICTs）是促进21世纪组织知识管理进程的手段，帮助学生将数据资源转化为有用的信息和知识。旨在西班牙大学生的知识管理的关键过程，并评估ICTs在过程中的支持程度，ElenaFerrero-de-Lucas等人对20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了14种ICT工具和知识管理的四个维度。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年龄和学位的大学生对知识管理的使用和认知存在差异，比如与工程专业学生相比，教育专业学生对知识管理流程能力的认识更高。
传播与教育实践的顽固症结可能存在于市场或社会结构及传统观念之中。Alison Harvey发现女性在游戏制作中所面临的障碍已经根深蒂固，包括大量的骚扰和结构性的物质歧视（如性别薪酬差距）。与此同时，游戏行业人才缺乏多元化：依赖于高技能、高天赋和高资质的人来创造游戏，故一般要求应聘者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但学习计算机科学或游戏编程课程的女性比例很低。对此，研究者在英国的五所提供本科和研究生水平的游戏课程的大学展开混合方法研究，基于对访谈的主题分析，认为在女性缺乏的话语下“进入”（get in）科技空间的努力，并不能解释这些环境如何要求被边缘化的个体付出更大的努力，来应对排他性规范而得以“留下来”（stay in），似乎“只有那些能够忍受痛苦的人才不会从管道中‘泄漏’出来”。
（二）受众变迁与群体认同
受众的角色及其观察视角的变迁是大众传播研究重要线索，也是思考新媒体传播问题的密钥。许多传播学者都从不同的话语角度将“受众”与其他同义词互换，比如大众、社会群体、市场、消费者、权利主体、公众、受害者、人民、生产者、“后受众”、用户，等等。随着数字化的深入，“受众”的概念被研究者拓展至“用户”，以期理解融合背景下对新媒体使用者的传播实践。Brittany Davidson和Adam Joinson发现在线环境中，当用户从一个在线系统转移到另一个系统时，他们的行为会有所不同。这并不意味着网络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真实的或可靠的，而是说身份本身是动态和变化的。因此，对于许多用户来说，社交媒体是一种多样化的体验，不同的媒体服务拥有不同的受众，并且需要多种策略来管理多个平台上的多个受众。研究者采用的半结构化访谈与凯利方格法（repertory grid technique）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化了我们对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行为的理解。
多数关于网络媒体的使用和影响的研究假设了一个被赋权的、积极的受众，其能够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任何媒体。然而，也有研究者不以为然，主张个体被强大的、无形的传播基础设施所制约。为了回应这种对立的观点，Angela Wu等人开发了一种关于受众形成的分析框架，该框架同时考虑了个人用户能动性和结构性权力，强调简单的赋权概念是一种错觉。研究认为，数字媒体架构微妙地引导着公众注意力的流动，将用户引向信息、娱乐和商业。这些机制作为思想市场和广泛领域的无形的仲裁者，缓和或加剧各种媒体效应，甚至能够影响到参与式民主的核心。
在传播学语境下，受众的身份定义更多是从研究者出发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则源于文化主体对“自我”的认知和描述。已有研究藉由社会认同理论来探索促进性别认同的发展，扩大了既有的认同范式，并对不同的认同经验提供更多的阐释。Hetzel和Mann关注了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中的跨性别者和性别不适者（gender nonconforming）身份的形成、协商和肯定，包括自我验证（他人对自己性别身份和表现的认可）和确认（他人的一致对待）。研究者还建议修改目前对性别角色和关系的看法，承认跨性别者和性别不适者作为性别群体内部及外部变革推动者的价值。对于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间性人、酷儿或对其性别感到疑惑的人来说，互联网已经被认为是一个肯定、倡导、自我表达和社会支持的空间。Weishan Miao和Lik Sam Chan考察了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同性恋社交应用公司（Blued）。作为一个典型的酷儿组织，约200名员工中超过80%的人（包括创始人兼CEO耿乐）公开其同性恋倾向。通过对该公司的民族志和深度访谈，发现员工积极地将其性别身份融入到职业身份之中。企业文化（包括公司里随处可见的彩虹旗、不分性别的洗手间，以及会议和日常谈话中关于同性恋的笑话）通过在日常工作层面的灌输以强化员工的身份认同。
此外，身份认同的建构还可能与商业、文化或社会价值相互勾连。Tobias Raun和Maria Bee Christensen-Stryn 发现在“照片墙”平台上，少数族裔身份被作为女权主义者的一种流行的自我品牌策略。社交媒体用户（如跨性别者和残疾人）在成功构建身份认同后，制造并面向受众销售非物质的东西——情感和影响、个性和价值。研究认为，个性化形象在主流（网络）文化中展示和广泛流传成为身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少数族裔的身份及其为身份认同所进行的斗争是成功建立一个真实品牌的重要因素。
六、新媒介技术研究：游戏、社交与伦理
（一）电子游戏：关系、性别与社会视角
作为一种数字媒介形式，电子游戏在2021年得到了传播学界的关注。对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后可以发现，针对电子游戏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玩家与游戏角色的关系与互动，基于性别的电子游戏与情感研究，以及电子游戏与社会公共议题。
首先是，玩家与游戏角色的关系研究。Iulia Coanda与Stef Aupers从“他者”这一社会文化概念入手，在后人类主义的视域下对电子游戏（The Witcher and Dragon Age）进行了研究。作者构建了“主体（玩家）-技术他者（NPC）”的二元对立关系，NPC（即电子游戏中的非人类角色）被玩家通过各种文化想象——道德模糊、情感和不完美——赋予了人性，而玩家在游戏中与NPC进行多种有意义的互动则会影响玩家的社交与人际关系，在此过程中，玩家与“技术他者”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牢固，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现实/虚拟和人类/非人类的二元独立架构。与为既有非人类玩家赋予人性要素不同，Dorothy Finan对日本数字偶像养成游戏中玩家与游戏角色的关系研究则更进一步，主张玩家不仅仅是玩游戏的人，还充当着日本偶像养成行业内的“把关人”与决策者，将他们个人针对这一行业的态度代入了游戏中。文章指出，偶像养成游戏不仅应被视为虚拟和模拟的窗口，而且应作为结合日本流行媒体格局的偶像养成这一复杂行业的投射，而这既折射了某种社会焦虑，又反映了制作人在偶像养成产业链条上的主导地位。
其次是，基于性别的电子游戏与情感研究。长期以来，游戏研究团队往往以男性为主，较少关注到电子游戏中呈现、暴露出的社会议题。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针对游戏的大量研究大多是从性别研究的视角出发的。例如，Elisa Sarda与Oulmann Zerhouni等人关注了电子游戏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即将女性表征为性对象（sexual objection），将男性表征为超男性化（hyper-masculine）。研究表明，对于高度认同男性角色的参与者，性别歧视游戏可以增加自我与男性气质的内隐关联。反思和批判游戏中以仇恨、厌恶、友情等情感要素通常是研究电子游戏与社会互动的主要取向，然而Christine Tomlinson则切换一个视角，探讨浪漫（romantic）这一与女性气质相关联的情感要素，并将其作为建立在更广泛的叙事考虑之上的重要元素。研究者观察到，浪漫为电子游戏故事增添了情感基础，其包容性可以让玩家完全参与其中，使叙事感觉真实化，让玩家感到更接近并投入到游戏世界中，并为玩家提供了在游戏之外与彼此建立联系的新机会。
最后是，电子游戏与社会公共议题。这一层面的讨论往往针对某一具体的电子游戏，例如Adriana等人希望能够分析基于全球定位系统（GPS）的手机游戏（Pokémon Go）如何更普遍地塑造玩家的社交、娱乐及移动性实践。该研究选择里约热内卢和内罗毕的玩家作为研究对象，这两个城市有着不同的历史、经济、文化和种族背景，同时也具有许多相同的影响城市交通的特征：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混乱的交通和城市暴力。在这些城市中，城市交通往往与游戏鼓励的交通不一致，这对于探索城市交通的社会政治面向或将游戏作为相关场所等具有重要意义。结论显示，盗窃、暴力和性暴力以及种族、阶级歧视影响了玩家们在城市空间中的移动方式、对特定时空的选择、如何处理性别和种族不平等，以及在游戏中的社交方式。
（二）社交媒体：政治、民粹主义与网络化
社交媒体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数字时代传播学研究的重点，但对其的研究纷繁复杂，过去一年中，国际传播学者关涉社交媒体的研究大致可以归为以下三个向度。
其一，社交媒体与政治实践研究。传播学界对于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一层面。近年来，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纷纷呈现出与社交媒体不断纠葛的政治实践图景，多数研究都以党派争斗、总统选举展示出的社会问题为切口，对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政治传播进行细致观察。Shelley Boulianne在可供性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了2019年联邦选举期间加拿大三大政党领导人在脸书、推特和“照片墙”三大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并强调到社交媒体是在候选人和选民之间提供直接联系的重要工具，不同类型的信息在不同平台上产生共鸣。在政治生活已然被数字技术“媒介化”的当下，社交媒体已然成为领导人与公民之间进行政治沟通的中间环节。研究不止局限于政客们的政治传播活动，部分学者还对社交媒体与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信息获取和学习行为进行了研究。例如，Minchul Kim等人在一项研究中分析了脸书的社交网络异质性对公民政治竞选知识获取的影响，研究表明，网络异质性促进了竞选信息的曝光，具体来说就是，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社交网络与竞选兴趣水平较低的人的竞选知识呈正相关，这说明社交媒体有可能缩小政治关注和政治不关注者之间的知识差距。
其二，社交媒体与民粹主义研究。与前述学者对具体政治传播实践的研究与讨论不同，有的研究借助可供性理论框架，将社交媒体与某种特定社会文化思潮（民粹主义）的抬头、流行联系起来。Michael Hameleers讨论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客的社交媒体内容发布所触发的线上互动，以审查民粹主义政客是否比主流政客引发了更多的互动，以及是否与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相关联。研究发现，与引发互动的实际文本内容相比，民粹主义政客的媒介使用行为（情绪化、第一人称引用）已成为一种风格，而且右翼民粹主义政客通过社交媒体所进行的政治实践往往比主流政治家更成功。此外，Roberta Bracciale等人从传播的角度对民粹主义进行了探讨，同时也对Hameleers的观点进行了佐证。研究指出，民粹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种传播策略：民粹主义在竞选活动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更多地与使用个性化、激进和情绪化的沟通策略相关，并建基于社交媒体的可供性之上。
其三，社交媒体与网络化数字实践。数字技术与政党运动的组织生活交织在一起，重塑了政治竞选及其组织方式和文化。Jordan Mc Swiney的研究探讨了脸书和推特这两个社交网络平台与澳大利亚极右翼组织行动者实践网络的关系，发现这些政党主要使用社交媒体来构建集体身份以及解释框架的发展和传播，各方均试图通过其数字实践创建活跃的追随者网络，利用社交平台的连接架构来开发不区分会费成员和支持者的互动参与社区。Chih-HuiLai与Sophia Fu基于共生可持续性模型，调查了离线协作网络（collaboration networks）与组织在社交媒体上的表征网络（representational networks）之间的关系，检验了多样化的离线协作网络与在脸书上建立的多样化表征网络关系的正向相关关系。
（三）数字技术的功能及其价值
2021年，国际传播学界对于技术的研究围绕“trust”、“value”、“privacy”和“issue”等关键词展开，其中绝大多数对于技术的谈论主要集中在对于大数据、数据主义与数据化的研究，同时得以略窥传播学技术研究的两条路径：一是功能主义视域之下，讨论特定媒介技术对于人际关系、社会信任和价值观的形塑作用；二是在伦理学范畴内，对技术所隐含的风险和危机所进行的批判性反思。
首先是，特定媒介技术功能与影响方面的研究。Ashlin Lee探讨了大数据和数字技术背景下主体关系，并基于已有的“信息人格”（informatic personhood）的理论框架，将信息人员置于在信息环境中以更好地对主体及其关系进行概念化。Balázs Bodó认为“信任与技术”有望成为未来几年技术讨论的核心主题之一，并表示技术给人际关系和机构信任关系带来了全新的、未知的社会信任危机，因为传统的制度与人际逻辑无法适应数字技术盛行带来的风险。研究还描述了数字化的媒介如何改变了人际信任和机构信任形成的传统逻辑，创造了新的中介化的信任机制。Becky Kazansky与Stefania Milan在一项研究中调查了社会正义活动家（social justice activists）、人权主义者（humanrights defenders）和技术论者（progressive technologists），试图颠覆占据主导地位的算法技术想象。其主要观点为，社会生活的数据化改变了个人和社区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对公民的全面监控催生了一种弥散的监控文化，大多数人似乎已经接受了国家和企业对大数据的利用；然而，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公民正试图颠覆数据化的主导做法和观念，将关键问题灌输到公共话语中，并提供技术干预来对抗监控，而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思想、实践、价值观和符号系统。
最后，是数字技术及其风险的伦理学研究。随着数字革命与数字技术的发展，企业及政府等机构、组织存储了越来越多关于人类行为偏好等数据，“全景数字监狱”等术语表明这一现状背后潜在的技术风险——以往对于政府的、中心化的信任被分散至对私人组织、政府机构和研究人员等数据收集者之上。对此，Christine Horne与Wojtek Przepiorka针对数据隐私问题提出了三点假设并得到了证实：（1）一种可能侵犯隐私的技术的流行，使个人期望他人认可隐私侵犯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同时增加了使用者对技术提供者的信任；（2）其他类似技术侵犯隐私的程度导致用户存在特定技术会侵犯隐私的预设，这会降低用户对该技术的信任；（3）对特定技术的信任和他人对侵犯隐私技术认可的期望增加，而对其他类似技术可能侵犯隐私的预期下降，这会导致用户使用某项技术的意愿下降。
同样是基于对数据与隐私的考量，Marcus Carter表示了对虚拟现实技术（VR）隐含风险的担忧，研究考察了VR教育技术公司如何不受监管地构建、使用和分析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被收集的行为数据，同时指出了潜在的一系列算法偏见、数据歧视和技术监控等问题。除了对数据主义、数字技术本身所携带的隐私风险等进行反思以外，还有研究以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大型跨国科技巨头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例如，Toks Dele Oyedemi认为谷歌（Google）公司在尼日利亚“让全世界的穷人都可以上网”的FREEWIFI计划核心目标是探索尼日利亚数据挖掘的市场潜力，即发挥其庞大人口优势，“通过这种空间扩张来攫取其部分通信空间的资本积累”。研究者提出，大型科技巨头对尼日利亚等欠发达国家数据挖掘潜力的关注，让人联想到殖民时代侵略者在殖民地争抢香料、黄金、橡胶、石油和钻石，而这可能带来数字时代的一种新型殖民方式。
七、结语
综观2021年全球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脉络，我们得以归纳出如下一些基本趋势。
第一，总体而言，传播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正在从“信息”或“模式”转向各种类型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日常人际交往中的亲密关系，以及在人们在数字化信息生活中形成的新型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对数字信息关系的测量、验证和解释，为当下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动力。大量研究成果亦专注于这些新型关系对既有的社会实践、惯例及制度的影响（如家庭和政治选举）。不过，以关系为基础分析单元，传播学对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十字路口”成色更加鲜明，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目前传播学研究尚未形成关于数字化的、基于信息和媒介自身规律的成熟理论体系，仍以“借来的经验”为主要形式。大量研究具有鲜明的探索性特征，不同研究之间的关联性较弱，理论凝结尚待时日。
第二，由于技术发展迅猛，尤其是智能算法和数据科学对固有信息传播模式的重塑，批判研究在过去一年有显著的发展，并产生了一系列具有说服力的成果。这些研究从伦理、文化分析和政治经济学等角度切入，以“揭示”技术在信息传播系统中（很多时候是不可见的）运作机制为目标，从不同的维度勾勒出技术在社会不同领域产生的风险。全球传播学研究者于总体上表现出对技术可能诱发的非理性行为及文化的担忧，并保持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对高科技巨头和全球性媒体平台加以严肃审视的敏感。在可预见的将来，对平台、数据主义和算法机制的反思仍将引领传播学批判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并以更具干预性的话语策略影响主要国家的传播制度与政策走向。
第三，从具体的研究议程来看，当下传播学研究无论在选题视角还是方法论上仍较为僵化，尚未突破经典理论设定的框架，新议题衍生能力较弱。这一点，从政治传播，尤其是选举行为研究的巨大数量中可见一斑。事实上，人类信息生活的数字化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催生了一系列新的行为模式和商业模式，这理应启示研究者应当走出理论的“舒适区”，积极探索能够令理论实现增长的新议题与新范畴。在这个意义上，2021年全球传播学研究固然不能算是乏善可陈，但也仅仅是中规中矩。技术的发展作为令人震惊的变量，或应带来一种结构上的革新，而不仅仅是对原有结构的精细化雕饰。如何把握“数字化”这一关键的历史条件，拓展乃至重新厘定“传播”的边界，是传播学理论在数字时代实现长足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深圳 518060；黄文森，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研究员、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深圳 518060；狄丰琳，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深圳 518060；潘露，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深圳 518060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2年第1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排版/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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