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森 | 数字新闻流通：溯源、分野与整合

摘要

当前，数字新闻崛起的话语逐渐成为主流，技术逻辑渗透进传统新闻业乃至整个新闻领域，由此也引发了新闻学研究的“转位”和对理论创新的想象。在新闻传播学传统上，对“流通”的解读有着丰富的起源和多元的面向，文章艰难爬梳了新闻流通的实践、文化和技术三条智识脉络，追溯并比较了以“传播流”“编码/解码”以及“媒介环境学”为理论根源的研究路径及其差异性，旨在讨论新兴的数字新闻流通领域何以可能、如何发展。最后，试图整合数字新闻流通研究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从数字新闻流通的对象、过程和结构三个分析要素切入，以期探索和构建该领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 

数字新闻；新闻流通；扩散；生态系统；物质性

一、引言：新闻学的“转位”与数字流通的“回归”

数字技术的兴起使全球新闻格局和基础结构得以“重组”，传统新闻生产和分发模式的垄断性地位正在被分布式的“新新闻”生态和实践方式所取代。在新闻编辑室内部，“数字化”已经渗透至新闻生产的每个角落；在外部，控制新闻流（flows）的权力依循“网络化逻辑”（networked logic）对新闻机构、社交平台、算法和用户进行重新配置。相适应地，新闻研究也跟随这股浪潮在认识论上发生马茨·艾克斯托姆（Mats Ekstrom）等人所说的“新闻学的转位”（dislocation of news journalism）。

首先，在新闻流通的全球网络中，“新闻生产不再发生在任何一个组织化生产的中心，而是越来越分散在多个不同的站点和平台上”，因此，研究的焦点从新闻编辑室转向外部的数字环境。其次，新闻实践的主体视角从生产者逐渐偏向用户，“公民新闻”“参与新闻”等术语层出突显用户在新闻消费和意义生产中的积极贡献，以致有研究者提出“参与生态”（ecology of participation）来概念化受众实践的多样性。在认知对象上，一个重要的趋势是超越新闻的文本及其生产，转而关注新闻流通（circulation of news）过程，以“承认新闻业固有的社会特性”。

传统上，概因“传播”已被默认为不言自明的前提或背景，新闻研究者选择在生产和消费“两端”之间“反复横跳”，却忽略或回避对“流通”这一宽阔“地带”做有价值的讨论。直至最近，关于数字技术的讨论在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与媒介与传播研究的交叉点上激发了新的构想。加布里埃尔·巴尔比（Gabriele Balbi）等人2016年在Tecnoscienza杂志上发起了题为“数字流通”（digital circulation）的双期特刊，将数字流通的物质“本体”（ontology）以及维持流通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s）作为核心对象，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数字生活与媒介技术的契机。由此，启发我们思考数字环境下的新闻形式流通的“传记”（biographies）和“生命轨迹”（life trajectories）及其如何“穿越不同的空间”并“为特定的政治所支配”。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更是明确地将“流通”置于数字新闻认识论（journalistic epistemology）讨论的中心，认为“若不讨论流通问题，新闻便无法被完全理解为知识”，并将新闻知识合法化延伸到这个术语所涉及的基础设施、流通实践和认知竞争层面。

作为新范式的“数字新闻学”，已然在国内外新闻学界掀起了探讨新闻学理论体系和范式革新的热潮，但在改进方向、内涵、认知路线等问题上仍远未达成共识。如果说当前的新闻学正处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意义上的“范式转换”时期，那么数字新闻学对“危机”的应对策略就是将认知对象从“以新闻实践为核心的研究范畴”转移至“新闻生产领域之外的事物”，包括新闻的流通、消费、平台和技术等问题域。本文认为，对新闻流通的“再发现”和数字化“改造”为新闻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和逻辑进路，姑且藉由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观照“商品与物”的透镜，提出本文的简要观点：新闻的意义和价值折射在从生产到分发/流通和消费的“整体轨迹”（total trajectory）之中，特别是将流通视为新闻的“社会生命”（social lives）的关键“时刻”，这有助于打破以生产为主导的新闻文化或规范的“桎梏”。

为此，本文主张关注新闻生产以外更广阔的、涉及不同行动者参与和交互的新闻流通领域，试图厘清数字新闻流通的概念和内涵，探寻和追溯新闻流通研究传统的三股“涌动”（stream）：作为实践的、文化的和技术的“流通”于何处起源、分流和延伸，又将如何并行、交汇和融合，以期构建数字新闻流通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路径。

二、新闻流通研究的起源与分野

正论之前，概览“流通”（circulation）概念的多重含义，有助于认识这一术语背后所潜藏对新闻（业）的不同隐喻。根据牛津词典（O.E.D）的英语释义，circulation大致有四层含义，首先指的是物体围绕某个中心的“圆周运动”（circular motion），第二层含义是“报纸、期刊等发行的份数或覆盖读者的数量”；第三层特指血液从心脏经过动脉和静脉，再回到心脏的“循环”（circuit）过程；最后则是“流通”在本文中的含义，即事物（如货币或新闻）在个体之间的“传递”（transmission），或通过复印本形式分发（distribution）或扩散（diffusion）。

历史上，流通隐喻长期“与城市化、人口流动和城市交通联系在一起”，直到18世纪中期被用于描述货币或劳力的流转，法国大革命以后才与“报纸、思想和流言”相勾连。可见，“流通”的表意从最初基于特定原点或离心力作用下的环形运动（例如，围绕城市中心的各种人或物的流动），延伸至形容不同事物形式无尽的、周期性的变化，而在这过程中“驱动流通的中心力的概念逐渐退居幕后”，新闻流通的研究历程似乎也暗合了这一趋势。

（一）作为实践的流通：从报纸发行到传播流

流通作为“发行量”理解是衡量报纸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的市场化指标。早期报纸的流通与城市紧密联系，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曾发现报纸的发行量能够准确预测城市化的程度：通过在地图上绘制出同心圆交叠的形式，展示“报纸发行量如同土地价格一般，沿着规则的梯度从城市中心向边缘递减”。在生产实践方面，为实现新闻采集和流通的常规化，新闻机构通常建立起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所说的“新闻网”（news net）以“捕获”潜在的新闻素材。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的新闻网都围绕政治或经济中心建立，但当涉及的地域越广、成本越高，新闻网的“漏洞”（holes）也就越多，逐渐形成了新闻信息流通“不可逾越的鸿沟”。进入数字时代，在线新闻的出现使得印刷媒体可以突破报道和发行的边界，跨越局限的地点而吸引分散的受众，“甚至一个地方新闻机构”通过互联网也能够“将其新闻网投放到更远的地方”。

然而，单纯的发行量数字既难以反映报纸在时间和空间中流通的过程，也无法提供新闻是否以及如何从媒体经过何种方式或渠道达到特定受众，对这一问题的“史前”关注可溯源至哥伦比亚学派的“传播流”或“影响流”（flow of influence）的研究传统。20世纪40年代，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等人在《人民的选择》中将经由“意见领袖”所中介的、从大众媒体到受众的信息流动过程称为“二级传播”（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基于此，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串联了多项连续的研究，实证并强调了在传播研究设计中考虑“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的重要性。特别是卡茨与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等人合作的医药扩散研究，通过询问社会计量学意义上的二元关系问题，在扩散研究领域“恢复”了“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的视角，促使传播流研究转向以人际关系为单元的网络分析路径。

在组织生产层面，信息流通也发生在媒体或国家之间的影响关系中。在开创性的研究中，沃伦·布里德（Warren Breed）发现小型报纸的新闻决策不完全是“内向的”（inner-directed），还会参考大型媒体机构的新闻判断，这种自上而下的影响过程被称为“干道效应”（arterialeffect）。然而，“从小溪汇入河流”（尽管相反）的“树状地质模式”（dendritic geological pattern）刻画的影响流是单向线性的，缺乏自下而上的信息“回路”。假如将布里德所谓的报纸意见领袖对小报纸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过程类比为“动脉”（arterial的另一个释义）而非“河道”，那么新闻更接近于有机体的循环系统，从而可能将新闻“流”模式引向“流通”领域。

正是观察到国际新闻流（internationalnews flow）中的单向性和不平衡现象，20世纪70年代，关于“全球北方”（Global North）与“南方”国家之间的新闻流通图景及背后的权力关系一度成为传播研究的热门话题。随后，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90年代，新闻研究超越国家或文化的界限开始转向“全球比较”（global-comparative）阶段。但早期的国际新闻流研究局限于少数几个国家之间的比较，鲜有全球意义上的新闻流和报道模式分析，而且其理论和方法上的关键问题在于对“流分析”和“报道分析”缺乏必要的区分，前者解决的是国家之间新闻流的总量和方向问题，后者更强调国际新闻的数量、性质和类型。由于内容分析难以处理“流数据”（flow data），而新闻流被认为“可模式化为国家之间相互依赖、连接的全球传播网络”，促使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成为检验新闻流通结构的有效工具。至此，继承传播流传统的扩散和新闻流研究不约而同地从人际关系、组织或国际关系等面向开启了新闻流通研究的“网络转向”。

（二）作为文化的流通：从编码/解码说起

文化语境下的新闻流通，试图摆脱特定的媒体“容器”及其文本的物质载体，讨论意义的传播乃至社会文化的生产。“流通的文化”（cultures of circulation）这一概念最早由本杰明·李（Benjamin Lee）和爱德华·利普玛（Edward LiPuma）提出，主张将流通视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分析，而不是简单地看成“人、思想和商品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流动”。比如，在新闻所联结的公共领域，流通的文化被传播于其间的文化形式（如报纸）所创造和激活，而这些形式的抽象本质批判性地承担和推动其自身的流通。在李和利普玛看来，将基于言语行为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延伸至其他话语中介的实践，为“自反性”（self-reflexivity）与流通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关键的洞见，并有助于理解其对“社会想象”的影响。换言之，流通概念从传统的分析框架中抽离而成为一种意义创造的动态过程，以强调其“述行的（performative）特性，及其在构成客体、身份和时空环境方面的积极作用”。

然而，对新闻过程中“流通”的再思考，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的文化研究传统。作为背景，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了描述电子通信过程的“香农-韦弗模型”，将“反馈”引入“信源-信息-信宿”直线传播模式，后被称为“循环模式”。对此，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1980年正式出版的《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一文中，沿用传统大众传播研究使用“回路”（circuit）、“环线”（loop）乃至“流通”（circulation）等词语概念化传播过程，但否定过分强调信息交换的线性模型。在此基础上，霍尔借鉴马克思的商品生产模式，将传播视为由生产、流通、分发消费与再生产等相互衔接而独立的“时刻”（moments）所生成和维系的结构。

在最初的论述中，霍尔从詹姆斯·哈洛伦（James Halloran）关于“大众传播的整体过程”——从一端的信息生产结构到另一端的受众接收和使用——所引发的讨论开始，强调了电视对“讯息”的生产和流通实践使其有别于其他类型的生产。具体说来，社会和生产结构通过“符号-载体”（sign-vehicles）生产讯息，并借助一系列物质基础（如磁带、胶卷、发送和接收设备）和社会生产关系（如媒介机构内的组织和实践），以一种“散漫的形式”（discursive form）进行流通，然后经过消费或接受端的“解码”进入社会实践，并回到社会和生产结构。在这里，尽管“流通”只是更广义上的“循环运动”（circular movement）中一个部分，但在主导观念或意识形态经由中介的话语被“再生产”（reproduced）的过程中，“生产/流通”成为其间一个特权的或决定性的时刻。

在霍尔这条被广泛开采的“矿脉”上，亨里克·博德克（Henrik Bodker）将其视作理解数字环境下“新闻作为流通的文化”的起点，以关切多样化的新闻形式的相互交织和连接，以及构成和维持文化的方式。在他看来，文化视域下的流通研究考察的是“（持续的）意义和文化生产的潜在过程，而不是业已存在的意义的分发”，并进一步区分了“意义的流通”（the circulation of meaning）和“流通的意义”（the meaning of circulation）：前者的旨趣在于回答“特定形式的流通如何建立和维持特定的实践/行动/文化”，后者感兴趣的是“文本的意义如何通过流通构建起来”。在这个意义上，霍尔所关注的流通过程“既是技术性的，也是诠释学的（hermeneutical）”，意义/意识形态通过物质的（“符号-载体”）的运动参与意义（再）建构，从而与李和利普玛理解“流通的文化”紧密勾连，即承认意义的“流通与交换”不仅仅是“传递意义的过程”，还是“构成自身的行为”。

（三）作为技术的流通：创新扩散与社会形塑论

在传播学中，以媒介技术为核心的流通研究可回溯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为代表的多伦多学派的媒介研究传统，关心媒体和传播技术的物质性（materiality）及其对社会和文明的历史影响。其中，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将从古代帝国到广播时期的传播系统的特征描述为时空的“偏向”（bias），不同的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若某种媒介“笨重而耐久”，那么它更适合在时间上纵向延续中保存与传递知识；若某种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则它更适合在空间中横向地散播知识。伊尼斯的“时间-空间”二分法影响了之后包括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在内的传播学者对媒介技术的理解，后者摒弃了美国主流传播思想中与空间和权力相关的“传递观”（transmission view），转而提出在时间上维系共同文化的“仪式观”（ritual view）。相比传播技术对社会形态的宏观影响，麦克卢汉更强调技术对人的感官的延伸，尤其是电子媒介的发展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不复存在，使人类沟通的时空范围缩小至“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规模。

然而，媒介理论学派被批评带有明显的“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色彩。直到20世纪90年代，传播与媒介研究领域的技术决定论让位于“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以期逆转技术对人和社会“效果”的观点，呼吁关注“社会塑造、技术共享或协商意义”以及“作为产品和文化表征的技术系统”。为了理解新媒介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利亚·列夫洛夫（Leah Lievrouw）比较了媒介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两条进路：创新的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和社会形塑论（socialshaping of technology，SST）。这两支学术脉络共享了源自19世纪欧洲社会思想和芝加哥学派社会互动的理论根源，二者的共同点在于：（1）研究媒介技术的起源、用途及其发展过程；（2）将技术与人类行为、社会关系和文化相关联；（3）考察人对技术的选择和技术采纳或使用的后果；（4）关注促进创新或实践的信息流和传播关系。

肇始于20世纪初，扩散研究与新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流通联系最为紧密，主要解释新技术如何、为何以及以何种速度在特定的社会系统中传播，在方法论上采用将个人影响、说服理论与网络分析相结合的路径。扩散范式对新闻流通的物质性的观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新闻创新本身通常是物质性的，它可以是一种设备（如电子新闻采集器）、一套系统（如分页系统、内容管理系统）、一种实践或模式（如计算机辅助报道、付费墙）被引入新闻编辑室，其技术特征如相对优势、兼容性、复杂性等影响扩散是否成功；另一方面，扩散网络的社会关系是物质基础，由可被直接观察和报告的行动、互动和接触构成。

依据列夫洛夫的观点，与扩散在技术起源、行动者和动态等要素上的“确定性”（determination）不同，SST倾向于在所有技术要素上拥抱“偶然性”（contingency），即技术的发展“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存在多种可能条件”。SST领域研究者力主“打开技术的‘黑箱’（black-box），将社会-经济模式嵌入技术内容和创新过程的分析中”，旨在批判创新的“线性模型”和技术决定论，并强调人类的“选择”（choices）和行动在技术变革中的重要性。其中，“技术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视角经由“阐释的灵活性”和“闭合”等概念来描述技术物的社会建构过程；而“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则将人、物质制品和机构视为具有同等影响技术发展潜力的“行为体”（actants），将SST引向一种更辩证的、相互塑造的观点，即技术与社会是相互构成和决定的。

综上，新闻流通研究至少存在三种研究传统或面向，它们之间除了共享了“流通”的隐喻之外，还在存在以下共通点：首先，研究的注意力都离开了媒介生产及其产品形式的类别或特征，转而关注广义上的新闻流通过程或现象；其次，都运用一种结构化关系的视角看待新闻的扩散和传播，将不同的新闻行动者并置于相互连接的信息交换环境中，并与外部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相互塑造，而成为结构性情境的一部分；最后，物质性是三者的共同关切，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嵌入强化了新闻流通研究的唯物主义取向，通过对新闻物质性和数字化的追踪，打开传统新闻生产和技术的“黑箱”。

然而，不同研究路径的差异也为该领域的理论化和方法论整合带来了困难。例如，相比于实践视角对短期的、具体的、中观的新闻流和扩散现象感兴趣，文化和技术取向更侧重长期的、抽象的、宏观的意义和物质交换或发展过程；在方法偏向上，流通实践研究借助定量和网络方法来形式化和建模新闻流通的过程和模式，流通文化研究继承传统上对话语或象征的阐释或文化经济的结构分析进入数字新闻流通的“日常生活”，而技术流通研究采用“物质敏感性”（material sensibility）的策略“跟踪”数字场域中的新闻行动者及其物质交换。

三、数字新闻流通的框架整合

尽管流通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有着深远而丰富的源头，但不同路径的研究传统或中断（如新闻事件扩散研究的消逝）或分离（如“流通的文化”与“文化的流通”）或互补（如创新的扩散与社会形塑理论），呈现出零散的、碎片化的研究景观，但恰恰得益于其边界模糊和“混乱”，我们反而有可能在数字时期弥合新闻传播领域持久的分歧和争议，它们存在于新闻编辑室的内部和外部、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之间，乃至规范性与偶然性、人类与技术、空间与时间，等等。

为了理论化数字化与新闻流通的关系，本文借鉴利亚·列夫洛夫等人对“新媒体”的定义（即信息与通信技术和相关的社会环境）及其分析要素：技术制品、传播实践和社会安排，以摆脱对传统大众媒体研究理论和框架的依赖，后者被认为包含“生产”“文本”和“受众”三大板块。基于此，这里简要提出研究数字新闻流通“整合性”（ensemble）框架及分析要素：（1）延伸或促进新闻流通能力的技术制品或数字对象（objects）；（2）数字“使能的”（enabled）新闻流通的生命轨迹或动态过程（process）；（3）塑造或影响数字技术和新闻流通的外部环境或社会结构（structure）。

（一）数字新闻流通的“对象”

在哲学层面的“对象”（也称为“客体”）通常与“主体”相对，即被研究主体观察的事物或存在；而在计算机科学中，“对象”可以是变量、数据结构、函数或方法，作为存储信息的“载体”包含数值并由标识符（identifiers）引用。与新闻学经验研究所基于的文本或话语对象不同，数字新闻流通的对象更强调物质属性，包括数字技术本身或衍生的人工制品、产品或功能形态，如邮件、超链接、标签、代码等，以及由多种数字技术“组装”而成的“基础设施”，如社交平台、内容管理或评论系统等。克里斯托夫·雷茨奇（Christoph Raetzsch）和博德克使用术语“交流对象”（communicative objects）来概念化数字新闻流通的实践、技术和意义复杂交织的物质基础，并提出“数字对象”（digital objects）和“认知对象”（epistemic objects）“二重性”，以理解“数字流通的物质性是如何与解释和生产意义的社会过程相互联系和构成的”。

在这里，我们着重聚焦“数字对象”的方面，亦即数字新闻流通所依赖的数字编码和“元数据”（metadata）描述及其为特定对象的复制、链接和修改创造的“连边”（edges），也就是强调信息的“引用层”（referential layer）而不是单纯的内容形式，这是区分数字流通与模拟（analogue）流通的关键所在。前数字时代的流通可以“对象化”或简化为“数字”（figure）如发行量或收视率等，其特点是通过空间上的交通运输、电子通信等手段实现新闻或信息的传播，塑造了伊尼斯式倚重空间的、“一对多”的大众传播社会形态；而数字对象经过数字编码将信息转换为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媒介形式进行网络化的传播，并通过附着的元文本元素（如标签、链接和其他描述符）使其更加“具体”（concrete）。

随着Web技术的扩展和应用，用户的日常行为正在产生大量的“数字痕迹”（digital traces），例如浏览、评论、点击广告或链接等等，经过底层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如客户端、数据库、服务器等）生成海量的数据。至此，“事实”（fact-based）数据被转化为数字对象，进而被人类思维和计算思维转化为可掌握的实体，这两个过程被许煜（Yuk Hui）分别称为“对象数据化”（dataficationof objects）和“数据的对象化”（objectification of data）。最后，这些描述数据的“数据”（即元数据）及其相互连接，允许信息在不同的平台、软件或数据库之间流通而形成一个个“网络”，这些由协议和标准连接起来网络，构成了许煜所说的“数字环境”（digital milieu）。

在理论发展方面，“可供性”（affordance）框架有潜力为辨析数字对象的物质性与社会性提供洞见。这个概念的灵感源自于生态心理学，随后引入社会学以观察“社会与技术/物”关系。“技术可供性”（technology affordances）被理解为“行动者参与特定技术而出现的行动可能性和机会”，作为一个“桥接”概念服务于“连接技术制品与行动者目的关系性建构”。进入传播学后，这个概念更强调关系视角和个体对传播技术主观效用的感知，相关文献综述可参见安德鲁·施洛克（Andrew Schrock）的研究，他认为可供性有助于解决“计算机中介传播”（CMC）、使用与满足等理论的缺陷，并从可携带性、可获得性、可定位性和多媒体性等方面界定“传播可供性”（communicative affordances），为研究移动媒体技术特性、感知和使用关系的提供理论路线。此外，还有新闻研究者在可供性的框架下考察了新闻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多样化的数字对象，如新闻网站的视频和超链接、社会媒体的话题标签、Twitter的互动功能（如转发、回复、引用等），Facebook的表情符号以及分享和点赞，等等。

（二）数字新闻流通的“过程”

数字对象的数据化和网络化特征，为社会科学使用大规模的、可检索的数据追踪新闻流过程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大数据和计算化的方法在新闻生产和接收研究中的应用和潜力已经被广泛讨论，但对新闻流通的关注依然不足。本文认为，可以从物质和文化的双重面向展开对作为社会过程的新闻流通研究，而阿帕杜莱开发的文化流动分析框架即“形式的流通”（the forms of circulation）与“流通的形式”（thecirculation of forms）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前者与形式发生流通的路线（circuits）、速度（speed）以及规模（scale）密切相关；后者强调不同的形式经过“彼此协商（negotiation）与张力”产生新的语境，进而“塑造在地化实践的实际内容”，霍尔的编码/解码、李和利普玛的“流通的文化”均在此列。

“新闻的流通”意味着对象化的新闻形式在离散的物理或数字空间之中的扩散过程，（大部分时间）经过相互连接的新闻网站、机构网点、社交媒体或博客的方式，并且不同的新闻行动者卷涉其中。在分析方法和模型上，我们可以采用传统扩散研究路径，通过速率方程描述新闻在社会系统中采纳者随时间增长的速度、规模及其整体的扩散曲线，例如，观察在线新闻生态系统中“热门新闻”的扩散动态；其中，经典的巴斯模型（Bass model）可用于刻画创新与模仿机制影响下的媒介技术或新闻创新的扩散过程，比如研究欧洲国家宽带技术的普及。在扩散网络中，“门槛”（threshold）和“临界大多数”（critical mass）概念可用来解释人际或社会影响，而受众的新闻接触可被视为“简单感染”（simple contagion）的过程；甚或传染病模型也被引入假新闻扩散研究，模型化为“传染”或“病毒式传播”（viral spread）的动力学过程。

在另一条路径上，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所考察的“新闻扩散”（news diffusion）是新闻“事实”在一个松散的“新闻生态系统”（下文提及）中流通和转化的过程，而不是公众对特定事件获知程度的逐渐提高，以“复杂化”（complicated）既有的信息扩散模型。在方法论上，采用“网络民族志”（network ethnography）的研究进路，“在多个地点或通过社会网络分析进行比较后，对有目的抽样的子群进行田野或深度访谈”，而新闻扩散分析仅是更大的民族志研究中的一部分。朱丽叶·德迈耶（Juliette De Maeyer）等人则采用“社会-历史”方法通过追溯“元新闻话语”中物质痕迹来研究“新闻对象”（objects of journalism），其假设-归纳路径为：（1）确定特定对象（如超链接）为系列中的一部分并与其他对象（如引用）进行比较；（2）获取并探索元新闻话语，重构特定对象的社会史。可以说，这类社会-技术视角没有超出新闻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news）的范畴。

最后，以意义/文化为中心的“流通的新闻”视角从数字对象的物质形式切换至文化的抽象形式，以探讨诸如社交新闻的分享、转发、点赞等行动对新闻记者或受众的社会实践或身份意味着什么。“流通是一种有着独特的抽象、评价和约束形式的文化过程”，李和利普玛继续补充，这一过程“由特定类型的流通形式和围绕它们建立起来的阐释社群之间的交互产生的”，新闻流通文化则由（非）专业的新闻行动者对新闻的认知、解释和共享话语进行（再）生产。然而，数字技术宰制下的新闻流通模式对传统新闻理念、实践和边界形成挑战，数字对象可以识别流通的文化，但相逆的过程是不能“还原的”（reducible），“更多的处于危险，或流通中”。这一点被上述卡尔森的研究所论证，他指出数字流通引发了新闻领域的认知竞争，不同行动者围绕“什么应该/不该是新闻知识”进行认知权威性的争夺。雷茨奇和博德克也意识到了数字对象只是意义生成过程的实例化（instantiation），并沿袭了卡琳·诺尔-塞蒂纳（Karin Knorr-Cetina）的“认知对象”概念来突出流通的新闻对象具有“展开本体”（unfolding ontology）的特征，而新闻记者对事件建构意义的特权正在被数字媒体消解。

（三）数字新闻流通的“结构”

“结构”部分要解决的是，数字新闻研究如何为“走出新闻编辑室”提供观察外部环境的整体性理论架构，这涉及到对一个包含更多新闻实践主体与文化、社会、技术交互的“综合体”（complex）的理论化尝试。研究者通常借助空间指向的隐喻打开这个正在扩展的领域，故也被称为新闻研究的“空间转向”。与社交媒体的兴起同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结构化情境对多元行动者传播实践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文献中不断出现的“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新闻景观”（newslandscape）、“环境”（ambient）和“网络化”等术语均与此相关。其中，以“网络”和“生态”两种空间隐喻及相关理论最受瞩目。

作为一种观察的结果，“网络”已经成为数字新闻交互的基础结构。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和跨国信息收集者、生产者和传播者组成的复杂协作领域，被安斯加·海因里希（Ansgard Heinrich）描述为“网络化新闻”（network journalism），新闻在此“新地理”（new geography）空间中流动，并在与新闻行动者交换和流通的动态中得到“重组”。如同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说的，社会是一个“网络的网络”（network ofnetworks），新闻业作为“节点”和“转换者”（其本身也是一个网络）被嵌入到更大的网络，“与其他网络共存并发生相互作用”，黄旦据此提出“重造新闻学”以启示研究者如何融入这个数字技术逻辑的“关系知网”：（1）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交替循环；（2）媒介与社会的界线消解；（3）网络关系中意义的建构成为重点；（4）从接入网络和转化数据的能力衡量新闻机构。

在此背景下，关系视角下的网络分析方法被认为有助于理解相互联结的数字新闻环境，付嘉伟（Sophia Fu）的综述性研究归纳了新闻研究中涉及的四类传播关系，包括流（flow）、亲和性（affinity）、表征（representational）和语义（semantic）等，相关理论应用中涉及场域、边界、世界系统、网络公共领域（networked public sphere）和网络议程设置（networkagenda setting）等诸多与空间隐喻相关的理论或假设；但对诸如同质性、资源依赖和社会影响等网络理论的利用不足，未来有待将其与新闻理论有机结合以推进理论创新。

在生态隐喻方面，安德森将“新闻生态系统”界定为“一个特定的地理社区或围绕一个特定的问题，从事新闻生产和消费的个人、组织和技术的整体”，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论路径：一是“环境”（environmental）视角，多伦多学派的“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认为人类处于媒介“生态系统”的中心，媒体形式被视为“物种”以寻求达至系统的平衡；二是“根茎”（rhizomatic）方法，不认为人类主体位于媒体系统的中心，而是由符号和物质媒体所构成的网络中的节点，并处于动态的、根茎式的扩展之中。生态系统视角在方法上逐渐靠近网络分析，承接了“传播流”和扩散理论的传统，强调根茎的连接和信息扩散的过程，并借助大数据将结构性分析推向量化和可计算的方向。不过，安德森呼吁将根茎方法与民族志的混合研究，使我们能够在看到新闻扩散的数字结构和网络形态的同时，还考虑到新闻行动者的新闻判断和策略，从而将我们的目光再次吸引回新闻编辑室，只不过这次是“站在编辑室‘门外’看向‘门内’”。

作者：黄文森，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深圳 518060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2年第3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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