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犯罪现场的古天乐，和宣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文|庄志明律师
这一年，我看的香港元素的电影挺多。
昨晚观看了电影《犯罪现场》，和法律、犯罪之类紧密关联的电影我比较喜欢看，在我看来，电影是最好的寓教于乐。
《犯罪现场》是由冯志强执导并编剧，尔冬升监制的犯罪悬疑电影，该片由古天乐领衔主演、张继聪、宣萱、颜卓灵、姜皓文等联合主演，于2019年10月12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电影《犯罪现场》讲述了心狠手辣的犯罪团伙头目汪新元（古天乐饰）与同伙在一场珠宝店抢劫案中造成多人伤亡。两个月后，他的同党被人割喉谋杀，惨死屋内。以分赃不均陷入内斗为由，警队头目叶守正将汪新元列为头号嫌疑人。随着小警官林法梁（张继聪饰）深入调查，发现案件有新的蹊跷。
什么蹊跷呢，存在“警匪一家”，深的内容就不剧透了，呵呵。
这部电影糟就糟在这里，既然想弄的玄乎，那就玄乎一点呗，偏偏通过犯罪现场的一只鹦鹉将剧情隐隐约约透露出来，直接冲淡了观众的好奇心理。
好在电影有古天乐撑着，想来票房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电影中古天乐和宣萱时隔十八年再度同框更是引起影迷们的疯狂尖叫。这对曾经的银幕情侣不仅承载了一代人的回忆，更承载了一代香港经典影视作品。很多观众就是冲着这想法走进影院的。
这次古天乐饰演的汪新元是个亦邪亦正的人，电影中他是反派人物，同时电影以正面的方式描述反派人物，汪新元重义气、讲原则、爱打抱不平，电影中时不时渲染下他的善心。
香港的电影好看就好看在这里，貌似表现生活的真实，坏人也有好的一面嘛。但文艺的夸张表达方式也存在问题，它在摒弃非白即黑、非黑即白的逻辑中，又陷入新的怪圈，电影世界变得善恶不分，是非不明，这世界中无所谓好人，无所谓坏人了。
鲁迅对这个问题看的最准了：“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我很赞同鲁迅的这一观点，文艺还是要讲究是非分明的。为了体现“真实”“公正”，把人物搞的是非不分，那就没意思了。香港电影这些年来貌似走进死胡同，我认为和这种风格有关。
相反，吴京拍的电影就很有精气神，苍蝇就是苍蝇，战士就是战士，旗帜鲜明，显然这样的电影看起来更过瘾，而不是像香港的一些电影拍的总是那么“娘”。
《犯罪现场》电影中有一个很面熟的场景，那就是犯罪团伙抢劫珠宝店，犯罪分子们脸上都蒙着黑口罩，气势汹汹，一看到这场景我就想笑：这不就是这几个月来香港的废青、曱甴日常装扮嘛，干坏事的人必须具备黑口罩，电影倒是将这生活的真实表现出来了。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废青、曱甴已经不满足街头暴力了，开始抢劫珠宝店了。
联想到当下的曱甴们，我们不禁要拷问香港的文化氛围了，《犯罪现场》电影里好人不像好人、坏人不像坏人、好中有坏、坏中有好，这些宣传方式是否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香港青少年了？或许在一些青少年心目中，匪气未必就是坏事，匪气中也有民主、公平、善良的成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容易理解曱甴的“街头运动”了。
看样子，宣传舆论还真的很重要，举什么样的旗，迈什么样的步，相当重要。
电影为了拔高悍匪汪新元的形象，故意编了一个汪新元主动捐献眼角膜的插曲。这很滑稽。
汪新元因为被警方列为杀人嫌疑的通缉犯，为澄自己清白，汪新元暗中排查真相，在逃避警方通缉期间，无意匿藏在一套房之内，套房的房东是宣萱演的丁喜悦。有趣的是丁喜悦眼角膜受损，所以看不清面前的租客正是一个通缉悍匪，在相处中产生了微妙的感情。电影的结尾是，汪新元毙命后，丁喜悦用上了汪新元捐献的眼角膜，重见光明。
这哪里是悍匪啊，这分明就是给人类送光明的普罗米修斯啊。
现实生活真的是这样吗？恰巧昨天我看了一篇关于捐献器官遗体的文章，文中提到昆明医科大学的一组数据：数据显示，1990年至2016年，向昆明医科大学申请志愿捐献遗体的民众已达600人，其中85名捐献者完成了夙愿。他们中，有离退休干部、高级工程师，也有中学校长和老革命家。
从昆明医科大学26年来的捐献数据，很容易看出来，哪些人是有奉献精神的。《犯罪现场》真的是吃饱饭没事做了，拿个抢劫犯捐献眼角膜来编排故事情节，不知编剧和导演怎么想的？
难道悍匪捐献眼角膜的情节会让曱甴们回心转意，幡然醒悟？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种套路只会助推香港道德的滑坡。
古天乐是我很喜欢的电影明星，我是看他的电影长大的，这些年香港的电影看下来，我觉得香港的电影从我儿时的精彩绝伦，已逐步走向了夕阳黄昏，和我如今看不懂的那种“腐文化”有一拼。
古天乐演技再好，也无法挽救香港电影文化衰败的命运。香港的教育和文化格局，对古天乐来说，显然还不够大，古天乐完全可以寻找更大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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