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的帮助 很多“失能儿童”成了社会中坚——美国社会企业家Benetech CEO访谈录（下）
受访者：Betsy（CEOBetsy Beaumon）
图片来源：Benetech，部分图片版权归Benetech所有
本文约6000字，建议阅读时间12分钟。
欲阅读上期，请点击：科技如何向善：最紧迫的是对社会问题的敏感 ——美国社会企业家 Benetech CEO访谈录（上）
编注：本文是美国社会企业家Betsy女士访谈录的下篇，主要内容是乐见岛记者与Betsy女士就科技向善问题的对话。
科技向善在硅谷的确已经是一种整体趋势
乐见岛: 众所周知，Benetech一直从事技术向善、软件向善，您认为这给你们机构带来了什么好处吗？比如是否让你们机构的筹款变得更容易？
Betsy: 首先要说明我们是一家非营利性机构，所以我们不会牟利。确实让我们筹款变得更容易，但只能说相对更容易一些，总体上我还是不会说筹款是很容易的事。让这事变得容易，是因为总体上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发展轨迹和影响力评估记录。投资者知道我们是谁，也知道我们给社会带来的是什么。所以每当我们说希望募资以谋求更大发展时，投资者可以很容易看到我们有良好信誉的历史。
唯一一件对筹款有负面影响的事情是，许多投资人只愿投资初创企业/机构。其实我们有许多像data for inclusion这样的初创服务，它们是初创的计划，却仍然在Benetechde 大框架之下。那么就会有某些投资人，尤其是科技领域的社会企业投资人，拒绝给我们投钱，原因是认为它不是一个初创企业。
乐见岛：科技向善在硅谷是不是一种整体趋势？是否硅谷的企业家已经达成了共识，愿意运用科技和商业的力量推动改变？还是说仅仅是少部分人的意愿？
Betsy：可以说近几年，甚至说10年来，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确实有许多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都开始某种程度上推动科技向善，纯商业公司当然也会有科技向善的元素存在。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一定是牟利。向善的部分则常常被他们放在次要地位。
不过把利润放在首要地位这完全没问题，这本来就是他们该做的事。只不过对大众来说，常常会把非营利性的科技向善与商业公司向善的部分这两者混为一谈，因为很多时候，这两类机构的某些愿景和使命的表述是如此类似。但实际上两类机构是完全不同的。商业机构无论他们的使命愿景说得有多么向善，他们的首要目标仍是为了盈利。
但像我们Benetech，目标一定不是牟利。不过总的来说，我还是觉得是有这样一个大趋势。我当然希望出现更多像Benetech这样专门聚焦科技向善、软件向善的机构。目前市面上确实出了一些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称其为技术型非营利性机构或者技术型社会企业的组织，他们更多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去思考。
还记得我当年成立自己的第一个科技向善的创业机构时，周围的人都觉得我疯了。当时在硅谷的朋友都以异样的眼光看我，他们会说，“你不是技术人员吗？怎么做一些和社会领域、慈善领域相关的事？”不过现在人们再听我说起我做的事，只会说，这很棒啊。因此我能说，总体而言是有这样一个大趋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从事科技向善。
乐见岛:：那么我可不可以说，其实有越来越多像Benetech这样的机构在不断涌现？
Betsy：我觉得这问题很微妙。虽然总体上是有更多人开始关注和从事科技向善了，不过像Benetech这种专门为弱势族群提供多种软件服务的机构并没有马上变得更多。
我当然希望这样的机构更多，目前能看到越来越多以科技作为核心解决方法的盈利和非盈利性的专注社会价值的机构，也有很多类似孵化器一类的组织专注于科技向善产品的开发。因此我可以说一切都在走上正轨，未来潜力无限。
从小处着手，从一个小的试点实验开始
乐见岛：感谢回答！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资源的总量是恒定的。如果资源有限，那么您会做出哪种选择？一是选择惠及数量足够大的群体，这样覆盖面广，但平均下来投到单个目标人群上的资源就会更少；二是将总体目标人群缩小，但给其中的每个人以更多的投入和更好的服务。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平衡全纳性和有效性？还是说您认为这两者是可以兼容的？
Betsy：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有多重任务要做，比如我们的反贫困项目，以及我们链接所有社会服务数据的服务网络等等。如果你的问题是永远都只有固定数量的资源，那会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了。但实际上，我们一般是初期聚焦在某个固定领域的单一问题上，一是因为你需要从中学习和验证，二是因为你也没办法为新项目获得太多的投资。其实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你的初创项目或是机构获得一部分钱，之后如果经过验证你的模式或者服务是可行的、可持续推广的，那么你就会获得更多的钱。
因此，作为一个合格的技术人员，我们通常从小处着手，从一个小的试点实验开始，这意味着选择我们能够进行测试的固定的区域，固定的人员。之后尝试进行交互性的设计和研发。因此我认为在最开始，我们会有所聚焦，从小规模出发。如果我们发现某种方法或产品潜在影响力不大，效果不明显，那么我们则会相应作出调整。试图寻找其他的解决方法
对人数也需要辩证地看。我们并非总是能覆盖绝对大数量的人群，比方说，世界上非视障者肯定比视障者多得多。视障者的数量少于总量的1%，对他们来说，Benetech的服务是至关重要的。不过我们的客户群肯定没有微信的客户群庞大，因此实际被影响的人数不会显得有那么多。但我们总是在尝试解决靠市场的力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比方说像图书市场。有许许多多的出版商，但几乎没有人在考虑视障者的阅读需求。
当然，我们的覆盖范围小也不是说小到比如说只有20人的群体，这就太小了。但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能解决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即便涉及的人群只占总人数中较小的比例，那也意味着百万级的人数。不过在最开始的时候，一定不能贪多，脚踏实地从小范围做起，确认它是否有效，以及未来是否有扩大规模的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在某个领域确认永远不会有更多资源可供使用了，我们就不会朝这个方向做过多努力。但现实情况一般是初期的时候你没有太多资源，于是你先聚焦并从中试错学习，发现可行的模式后再扩大。若发现彻底不可行，就把精力投入到其他的方向上去。
乐见岛：所以我可以理解为，最开始您会先渡过一个测试阶段，如果发现它真的可行，就会继续将其规模扩大化，是这样吗？
Betsy：没错，我们最开始会做一系列迭代式的交互性研发，以人为本。先小范围试点，再扩大试点范围，最后规模化。
因为我们的帮助 很多“失能儿童”成了社会中坚
乐见岛：我们能从一串串的数字中发现Benetech的社会影响力。但是您能分享一到两个现实案例吗？谈谈那些实际受到Benetech帮助，并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让他们生活得到改变的人？
Betsy：我想你已经知道kevin的故事了。他现在仍待在学校，他并没有因视觉障碍到处流落。目前他在读8年级，还是个小孩子。虽然他未来能否取得成功我们还不知道，至少他现在有机会上学，能受教育。
另一个例子。有个叫做Brian的年轻人，他患有阅读障碍，以致于学习上非常挣扎，无论是阅读还是做作业，都必须有父母帮助。他母亲曾告诉我，她如何不得不一边做饭一边给他读出他需要完成的家庭作业的。
Brian无法读，只能听。他母亲不得不一边做饭一边读书还要尽力不把菜炒糊。这也就意味着她没有任何时间分心做别的事。Brian后来在现在Kevin的年纪开始使用Bookshare，他不仅从高中顺利毕业，还考进了一所非常有名的大学。他从一个学校中的所谓“失能儿童”，变成了顶尖大学的荣誉毕业生。后来他专门开了一个关于辅助性技术的博客，帮助有类似问题的儿童。目前他就职于微软公司。
如果他不接受教育，是无法做到现在这一切的。有许多富有能量的阅读障碍者，因辍学而最终沦落到监狱中，或干一份薪酬不高的工作。他们小的时候没有人告知，我们有一款软件、有一个工具能够帮到他们。只是让他们觉得自己很蠢，自己无法阅读。像Brian这样的孩子算幸运的，他的父母非常支持他。所以我觉得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沦落到坐牢。但如果没有bookshare，我觉得他不会达到现在的高度。
还有一个很棒的故事，但因为需要保密，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他也是Bookshare的用户。他是少有的可凭借自身能力克服障碍的人之一，特别的聪明，也得到了很多外界的支持，进了大学。当时他不断寻找各类可供他阅读的书籍，法律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名人自传等等。但他找不到。用上Bookshare后，他每次见到我都会和我分享他又用Bookshare读了多少书。一般盲文的书是很厚很高的，因此携带非常不便。不过Bookshare帮助他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技术运用必须服从对社会问题的感知
乐见岛：这简直太棒了。那么请问您是否经历过一段特别困难的时期？您曾在今年斯坦福社会创新峰会上分享您从失败中学习的案例，不过感觉更多是从产品研发的角度来谈的。您能否也从运营的角度分享一个案例呢？
Betsy：从产品研发的角度我不认为失败是坏事，当然前提是你能够从中学习。不过如果任何研发都失败，那就有问题了。
在这里尝试一点，在那里尝试一点，我们就能从中统合归纳，让产品变得更好。不过从运营的角度来说的话，就会是一件不同的事。
这个例子我觉得比较有分享的意义：最初我们运营Bookshare的时候，还没有政府教育部门的投资，网络平台很小，我们的团队也很小，资金也很少。当时我们团队能够提供的支持，基本上全部通过邮件或网络进行，几乎没有电话支持的服务。可是当我们跟学校合作之后，发现教师很少人使用网络，我们就不得不改变。教师们需要为6、7岁的孩子们下载图书，但他们对网络不熟悉，特别需要得到支持，而他们所采用的对话方式都是电话。当时我们主要有两个局限：
1、我们作为一个科技公司并没有考虑太多用户支持方面的问题；
2、我们当时还没有足够的钱投入这方面。
因此我们必须改变，去考虑更多用户支持以及我们机构的整体组织规划。从那之后，我们变得更注重交互性，更多考虑用户需求。这都是我们发展过程中的痛，但也变成了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用户群体太特殊，我们当时面对的是一群完全不了解技术的老师和孩子。
乐见岛：许多人认为，如果想要运用科技向善，必须拥有先进的科技作为基础。Benetech拥有来自硅谷的支持，所以才能走到今天。但如果一个机构没有自己的“硅谷”支持，应该怎么办？Benetech可能被复制吗？
Betsy：还是那句话，我特别乐意看到其他的Benetech公司存在。我们确实享受到了硅谷科技支持的便利，但中国同样有许多非常聪明的创新科技人才。同样的，一定也有许多拥有产生社会影响力好想法的人士。
一般来说，对于我们的合作伙伴，技术是难题，但他们常有一些解决社会问题的很棒的想法。对我们自己来说技术则没那么难，最难的事其实是让各个团队之间相互联系并相互信任。有时不懂技术的人反而拥有一些优势。我认识一部分技术出身的专业人士，他们常常很焦虑，他们常常会说，啊，我一定要用区块链技术才行。但这种想法其实是走偏了。我们不应该执着于某种技术，而应该忠于我们想要去解决的问题，去思考什么样的技术能够解决问题。
社会领域的人士通常来说能从真问题出发，但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有效地利用资源、采用合适的思维方式，使得科技能够发挥最大功效以谋求社会价值。他们也许会觉得某个问题无法在现有资源下解决，但实际上如果运用得当，这些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同时雇佣技术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优秀人才，除了技术领域的人士之外，我们还雇佣像来自出版业、广告业的人士。
乐见岛：如果有人想要创立一个科技向善的机构。您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哪个更可行：是从技术出发，再利用科技向善；还是从对社会问题的感知出发，再将技术的元素吸纳进来？
Betsy：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benetech的创始期得到一些借鉴。创始人自己是一个工程师，就像我一样，他了解有某种技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在他实际运用这个技术之前，他首先实际研究过这个问题。当然不会像读一个大学那么久，不过必须像一个企业家那样对实际状况有所了解。
因此，我觉得，对这样的机构来说，如果能有两个创始人，一个是技术背景，一个是社会领域的背景，就会是一个特别棒的组合。
实际上，我的第一个创业机构做的就是类似我前面提到的服务网络那样的事。当时我是技术出身，而我的业务伙伴则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她对社会问题有设身处地的了解，她熟悉庇护所，熟悉低收入人群、残障人群的生存状态。她能发现问题，比如当残障人群想得到某个服务的时候，打电话咨询了三家服务机构，却发现两家都无法提供那些服务，这时技术人员也就是我，就可以上场了，我知道如何用技术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两类知识。她能更好地发现问题和需求所在，而我能想出并设计出解决方案。所以一个绝妙的组合就是找到一个能补充你另一类知识的创业伙伴。如果我是社会领域中对解决某个社会问题怀有热忱的问题解决者，却并没有技术背景，那么我会思考在哪能找到同样对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怀有热情的聪明的技术人士，最好对方还能特别信任我，这样就能从合作开始，探求一条解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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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见岛LE JIAN 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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