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的陨落——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93周年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统战书架 Author 李菁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他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创立《五权宪法》。他首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
本文节选自《天下为公：孙中山传》第十六章
1924年12月31日上午11时，病中的孙中山和宋庆龄、汪精卫等人由天津入京，遵冯玉祥之嘱迎接孙中山进京的鹿钟麟回忆，当天天气并不好，“刮起了凛冽的朔风，灰暗的乌云压得低低的”。但前门东车站一带已有数不清的学生和民众在那里聚集了，人人手中拿着小旗帜，上面写着“欢迎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
见到孙中山前，鹿钟麟“极度兴奋”，心想总算能见到景仰多年的伟大领袖了，但是他走进车厢的时候，还是大吃一惊。“孙先生不是坐着而是正躺在卧铺上，先生的随行人员环伺在他周围，从孙先生憔悴的面容上看，他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病中的孙中山枕边都是书，手上也拿着书在看，见到鹿钟麟，很吃力地将书放下，和他握手，并说了些客气话。
孙中山住进北京饭店，就开始请医生诊断。1月5日，经协和医院德、美7位医师会诊，决定以药针治疗。但经过半月诊治，病情仍毫无起色。1月21日，孙中山病情加重，体温升降失常，脉搏加快。23日，德国医生克礼建议外科手术治疗，但念及孙中山体力不支，众人又迟疑不决。后决定由协和医院法国医师注射药针，共注射11次，体温脉搏恢复原状。但自此以后，不能进食，进则呕吐。
在孙中山抵达北京的第二天，正好是1925年元旦，段祺瑞派儿子段宏业和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到北京饭店向孙中山贺年，孙中山表示自己病体未愈，不能多为劳动，要几十天后才能与段会面。事实上段在暗地里已经开始展开了与孙的周旋斗争，一直操纵着善后会议。孙中山虽然明白，但是表面上还要与段应酬。因为各方前来拜访的人极其多，他为了减少精力消耗，把自己的人分成几组，汪精卫和于右任等人接待军政两界，于树德等接待社会人士，黄昌谷、杨杏佛接待中外新闻记者，这样他才能安心静养。
经夫人宋庆龄劝说，1月26日，孙中山同意入协和医院施行外科手术。当天下午，由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尔为孙中山主刀。当医生在孙中山右部腰侧割开后，“只见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面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的结节，结节发硬，将腹脏之器官连在一起，脓血甚多，所患为肝疾绝症，无法割治”。手术只用了25分钟就进行了缝合。医生们认为，仅凭肉眼便可确定孙中山患了肝癌。活检结果证实了这一结论。
1月30日，手术伤口拆线后，孙中山感觉良好。2月初，医生向孙中山如实汇报了诊断结果，他听后“安静而勇敢，决计与病魔抵抗，继续接受镭治”。当时有种用镭锭治疗癌症的实验，但是疗效甚微，从2月开始，孙中山隔日用其治疗，当时的医学试验证明，用镭锭治疗，50小时没效果，那就是无药可治了。到2月16日，孙中山用镭锭治疗已接近45小时，对于病症只是稍微减轻了痛苦，没有其他功效。
2月17日，协和医院以实情告以家属，称孙中山先生的病已无法治好。
2月18日，孙中山在宋庆龄、孙科、汪精卫、孔祥熙等陪同下，从协和医院移入铁狮子胡同11号行辕，改由中医治疗。为孙中山诊治的是北京著名中医陆仲安。孙中山服用第一、二剂中药后，安睡良好，脚肿尽消，气色转佳，众人皆以为会出现奇迹。岂料第三剂中药服后，孙中山便开始腹泄，陆大夫也表示爱莫能助。每逢友人、同志前来探视，孙中山常老泪纵横，叹息不已。
这段时间，宋庆龄在病榻前日夜服侍，几乎没有正常睡眠，从广州赶来的何香凝说：“（宋庆龄）从没有正常睡过，真使我感动”。然而宋庆龄这样的操劳并没有感动上苍，孙中山的病情还是持续恶化。
孙中山入住协和医院时，为应付时局，汪精卫、陈友仁在北京设立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汪精卫、于右任、李大钊、李石曾、吴稚晖、邵元冲、陈友仁为政治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多次开会研究孙中山遗嘱草稿。2月24日下午，医生提醒家属，孙中山的病情加重，不如趁他还清醒，请示遗言。经宋庆龄同意，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人为代表进入病房。孙中山病情虽很严重，但神志却清醒，见汪精卫诸人欲言又止，就问：“你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不妨说吧！”
汪精卫以委婉的语气对孙说：“当先生住进协和医院时，同志们都责备我们，为什么不请先生留下一点教诲，以资遵循。先生如果早日康愈，这些教诲也是我们的典范。先生虽有力量抵抗病魔，我们也愿意替先生分忧，今天先生精神颇好，应该留下一些教诲，让同志们受用。”
孙中山听后，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然后睁开眼睛郑重地说：“如果我的病痊愈，我要说的话很多，待我先赴温泉休养，静静地想一想，以后再讲给人们，万一我死了，就由你们去做吧。”
汪精卫等人再请孙中山，说国民党正处关键时机，如果党的领袖没有一个指导方针，大家很难有所抉择。孙中山沉默了很久，才说：“我死之后，这些敌人不会放过你们的，他们或许使用其他方法使你们软化，前途确是危险，我不说也好，因为如此你们较容易应付未来的环境。”孙中山歇了一会儿，又说：“我著的书不是很多吗？各同志可以好好念念。”
汪精卫在旁边小心答道：“我们还是请求先生留几句话下来。”孙说：“你们要我说些什么？有没有替我考虑？”汪说：“我们已经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念给先生听。”孙中山睁开眼睛说：“好，就念给我听吧。”
于是，汪精卫就把草拟好的稿子念给孙中山听。第一篇是政治遗嘱，后来被精练成著名的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乃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第二篇是家事遗嘱，内容是：
全因尽瘁国事，不置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这两篇遗嘱，孙中山都感到满意，汪精卫本想开门取笔墨以请孙中山签字。这时，孙中山听见屋外传来宋庆龄悲哀的哭泣声，便对汪精卫说：“你且暂时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生命的。”
此后，孙中山的病情更加恶化， 全身浮肿，德国医生克礼继续治疗，又请了留学日本的医生王纶用新发明的药水隔日注射，但是连续注射后，腹水有增无减。至3月10日，孙中山身边的医生已经束手无策。他的脉搏每分钟已经跳到了156次。可是这种时候，他还是很关心东征军的进展，让来京的何香凝告诉廖仲恺，不要来京，以免耽误广州的工作，让汪精卫电报给东征军：“不可扰乱百姓”。
3月11日上午，守候的何香凝见孙中山的瞳孔已经开始散光了，就叫汪把遗嘱拿出来签字，大家怕宋庆龄再度悲泣，使孙中山不忍签字，何香凝就把情况对宋进行了说明，宋庆龄说，已经到了这个时刻，我不但不阻止你们，还要帮助你们。大家走到榻前请示，宋庆龄含着泪，抬起孙中山颤抖的不能自持的手腕执钢笔在三份遗嘱书上签字。此时，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送上一份由陈友仁和鲍罗廷起草的致苏俄遗书英文稿，由宋子文读给孙中山听。遗书表达了对苏联的敬意，希望国民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与苏俄“合力共作”。这一体现孙中山“中俄合作”思想的文件，最终也由孙中山签字。
这时候，屋子里的气氛悲痛到极点，孙中山神情安详，他对移开签字桌的护士说，谢谢你，你的工作快完成了。周围的人再也忍不住了，失声痛哭。孙中山把孙科、女婿戴赛恩叫到床前，告诉他们要“善待夫人”，宋庆龄尤其悲痛到极点。
1915年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在日本的结婚照
下午，他的病情持续恶化，他拉着何香凝的手，连说两句“廖夫人”，何表示她知道孙改组国民党的苦心，“孙先生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尽我力量来爱护”。孙中山很吃力地说：“谢谢你。”旁边的宋庆龄“哭声惨切”，何一直不离左右。
11日晚，他处于昏睡状态。深夜4时，他已经到了昏迷状态，猝发妄语，让卫兵一人抱头，一人抱脚，把他放在地上，卫士不敢听命，宋庆龄上前用英语问，“亲爱的，你要干什么？”孙中山说：“我要在地上一睡。”宋庆龄说：“地上冰冷，睡不得的。”孙中山说胡话道：“我不怕冷，最好有冰更妙。”宋明白他在说胡话，侧面垂泪，悲怆不已，孙中山说：“亲爱的，你不要悲哀，我之所有即你之所有。”宋庆龄哭道：“我一切都不爱，爱的只有你而已。”众人听罢都忍不住垂泪。
这也是两个人最后的对话，从孙中山发病到去世的3个月，也是宋庆龄一生中最痛苦的3个月，她基本是每夜守在病榻前照顾，害怕别人照顾不周到。两人结婚十多年来，一直朝夕相处，感情非常之深。《家事遗嘱》中，他将所有的书籍、衣物、住宅等全部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但是，就物质而言，他留给宋的一切，只有2000本书，一些日用品，还有上海香山路由几个爱国侨胞捐赠给他的一幢房子，而且这房子为了给革命筹款，先后典当过三次。
清晨，弥留之际的孙中山还用断断续续的语言说：“和平，奋斗，救中国。”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一代伟人孙中山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59岁。
1925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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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菁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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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著名近代史学家、孙中山研究权威学者杨天石，著名党史专家、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联袂推荐。
曾荣获“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中央统战部“第六届统战系统出版社优秀图书奖”、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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