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明确了： 面对系统强大的自组织的功能，我们做哪些事，是可以打破稳态的？（无论是正面或者负面意义上的「打破」）
第一有力的，是认识和观念的改变。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方面的理论。比如定义一个问题，这个定义有可能就会「维持」，甚至是「制造」一种有问题的状态。
我们前面讲过的这幅图，解决问题的方式维持了问题本身。有的同学看到这幅图，想的是：这不是傻吗？明知道是在维持问题，为什么还这么做？答案就是名字不同。那些维持问题的行为，造作，做的人一心以为是在「解决问题」。对「问题」的认识不一样，对「解决」的认识也不一样。有些人钻破了头的解决方案，也许恰恰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如果他不那么积极解决，问题可能还没那么严重。
这就是通过观念造就了另一种稳态。
我讲这个话，因为我们这个课要培养专业工作者。专业工作者经常有一种迷之信心，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真的「问题」，什么是好的「解决」。——不要那么自信。那只是你在某本书上或者跟某个老师学到的，这几十年间流行的观念而已。作为反例，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做《像我们一样疯狂》。是一个美国人写的，这里的「我们」指的就是美国人。作者是一个记者，他调查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去不同的文化，看美国的精神障碍诊断体系是怎么把美式的精神疾病「传播」过来的。当然这里要打一个引号。不是说美国人故意传播疾病，他们是好心，想要把科学的诊断体系输出到世界各个角落。但他们输出的观念，反倒造成全球各地的人都按照这一套标准自查，对号入座，结果反而催生了符合标准的疾病。
这就是造作带来的病。你不做这件事，本来还没有这些病，因为我们给了它一个名字，一个框架，有的病就无中生有地冒出来。
你们去看书。书里做了几个大的调查。其中一个调查在中国香港，调查的是厌食症。你们学厌食症，是直接从《变态心理学》里学到的诊断，好像天然就有这种「病」一样。但这个病进入中国的文化，其实只有几十年。很有趣，在传统的中国，什么病都可以有，就是没有厌食。厌什么食啊？饭都不够吃，还厌食。可能小孩子饭量太大，家里更发愁一点。在香港，第一例引起关注的厌食症报道就是在八十年代，卡朋特的那个妹妹。在那之前，香港本地也有进食障碍，但是跟西方普遍的厌食和暴食都不一样，有另外的病理特点。但是随着西方的报道，有些年轻女孩就开始报告类似的反应，引起了媒体进一步的关注。年轻人开始效仿，家长开始担心。最后，符合西方标准的厌食症开始在香港落地生根。他还调查了斯里兰卡海啸后的PTSD，日本的抑郁症，都是本来不存在的病，西方的观念传播进来之后，才有了这个病。你们的《变态心理学》教材，我不确定你们这一版有没有提到，有一种病是只在东亚和东南亚沿海地区流行的，叫做缩阳症。一种男性特有的，恐惧生殖器官变异的癔症性的反应。在别的地方没有。但是你去广东、香港，真的有这样的病例。那些男性在恐惧或者真实地感知到，他们的生殖器缩回到体腔内，造成致命的风险。这肯定不是生理性的，否则为什么其他地方没有呢？所以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证据，证明这种文化观念对身心疾病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些我们前面都讲过。我们也说专业工作者不要动不动就发明一个诊断，提出一个概念，让大家不明觉厉，跟着紧张。要慎重提出诊断，因为它们有可能会制造出一个实体。但是有了自组织的理论，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我们还要研究：这些观念是怎么一步一步保留下来的？因为也有很多无中生有的观点，人们紧张一阵，发现没有这么回事，就抛弃了。不会当真。那么，那些被保留下来，经过验证，大家都煞有介事对待的观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们有什么特别之处？
那些具有长远影响力的观念，不光只有一个名词，人们还会对这个名词做一系列的反应。他们看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就会对问题采取各种措施。问题是怎么保持的？就是通过人们的这些措施，形成了控制过程。在控制论里我们讨论过，每个人的操作刚好消除了这件事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才会保持稳定状态。Fritz Simon举过一个形象的例子，他说一个人相信街上有一头可怕的大象，所以走在街上一直鼓掌，为了把这头大象吓跑。他鼓掌的操作，就跟「大象」一起，相辅相成地稳定下来。如果他只是相信有一头大象，很快就会因为看不到而修正这个认识。但是一鼓掌就麻烦了。因为在他看来「没有大象」正是他鼓掌的效果。那么他当然就要继续鼓掌。他的观念就随着他对这个观念的操作一起被保留下来。——没有观念，就没有这些操作；反过来说，没有这些操作，观念也不会长久存在。所以就可以说，「解决」这头大象的行动，维持了这头「大象」。系统有两种稳态：一个稳态是听说有大象，哇，我一定要亲眼看看，结果什么都没看到，修正了有大象的想法。这是一种。另一种是说天呐，有大象！我要全神贯注把它赶跑，他也什么都没看到，但是吻合了有大象的想法。请注意这也是一个稳态，两种稳态都可以通过系统的自组织来维持。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维持大象的操作有哪些？可能是宣传，通过媒体，通过科普文章，或者通过文化、宗教的仪式，通过量表的筛查、诊断，以及其他人对这个诊断做出特定的反应，他们都有可能是在对着大象鼓掌。诊断是什么意思？不只是一个书面的判断，而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对一个人行使某种特殊对待的权力。在中国，医生就拥有这种权力，他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力把一个人判定为一种特殊的对象，从而发起特殊的对待。对待，treatment，它跟治疗是一个词，大部分时候是为了给这个人带来好处。比如说吃药，做手术。吃药可以治病，同时也可以证明一个人有病。还有一些对待就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要对病人做强制性的处理，比如隔离，限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之后呢，病人的问题可能更严重。你在精神病院看到有病人被约束在床上，你问医生为什么约束他，因为他情绪很激动。再问病人为什么很激动，他说大哥，你要是被捆在这里你不激动？（笑）前面说过，不存在单独的认识。认为一个人有某种问题，就要对他做点什么，把他关起来，绑起来，甚至通报社区、写进档案里。认识关联着一系列的操作。有可能一个诊断做出来，这个人的生活就走上了另一条轨道。有的诊断附加一个特权，叫做豁免刑罚。那就厉害了，比如精神分裂症，都知道，被诊断的病人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他们在社会上就会引起很多恐慌，别人就会躲着他们。这是司法精神病学的议题了。我们聊一个没那么严重的版本：有一些心理障碍，是不是可以免除一些轻度的道德责任？在座的同学有的以后会去学校当老师，有一天，一个学生犯了错，带到你面前，校长说你看一下他是不是一种心理问题？因为你学过嘛。接下来你的话就决定了他的「生死」。你说这是一种病，他的惩罚可能就不会很严重；你说他没病，该怎么办怎么办吧，那他就要接受处分，被退学了。你给出了判断，就启动了一个自组织的过程。有的学生跟老师求情，说我去安定医院诊断了抑郁症。老师说完了，严重了，我要当心他的考试成绩，按道理这次不及格，但这个节骨眼上还是不要刺激他，给他过吧（笑）。你想想一个学生得到了这样的优待，他宿舍里其他人还不争先恐后地去看抑郁症吗？就有可能形成一种稳态的，病理性的人际氛围。不是说他们装病啊，不一定装。心理问题其实也用不着装，它就是可以「无中生有」的。神经症水平的很多问题，也没有什么生理指标，只是在主观描述和行动的层面上表现出问题。所以他根本不需要伪装，只要在语言上定义了他有问题，他就要做点什么，身边的人也必须做点什么。他们做的这些就可以通过自组织形成稳态，OK，这个问题就有了实体。精神分裂症。有过著名的研究，有人冒充精神病人进了精神病院，然后告诉医生真相，说我是来做实验的，我没病，现在要出去。——这话多像一个精神病人说的啊（笑）。你都能猜到结果。那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这些人进去就很难处来了，即便他们清晰无误地亮明了身份，说我是一个好身份，平民及以上，但是人家凭什么相信你？精神病的诊断里有一条叫自知力障碍，有点像是第22条军规，如果你说自己没病，就符合有病的标准。或者说，一旦你被认为有精神分裂症，别人会自动对你有一个操作，叫做怀疑。你说什么都是可疑的。这就是对着大象鼓掌，越怀疑，你越反抗。你越反抗就越显得可疑。你就是自知力障碍，你还生气，还打人，你病得越来越重了……然后是抑郁症。哇，说到抑郁症，我们「鼓掌」的方式真是太多了。一个人被命名为抑郁症，首先这个名字就够他喝一壶的。你看现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你抑郁了，太可怕了，一听就压力山大，肯定会对未来对人生很悲观。——请注意，这就是抑郁症的症状。但我说的不是他有悲观，所以诊断抑郁。是反过来的，他诊断了抑郁，无论他之前有没有悲观，现在都会悲观。这是被制造出来的大象。除此之外，别人对他的方式也会有所调整。只要他带上抑郁症的标签，有可能就发现身边没有能说真心话的人了。为什么呢？媒体告诉大家的呀，说这些病人很脆弱的，你要注意跟他交流的方式方法，《你不能跟抑郁症病人讲的10句话》，什么的。那很多人就明哲保身，遇到这种病人就尽量说点好听的话。本来想吐槽，或者有一些负面的感受，话到嘴边想想还是算了，人家是病人，还是不要刺激他了。所以这个抑郁的人，身边永远都是一些看上去温暖友善，但是浮于表面的这种关系。有人说，李老师你这个话有点片面了。难道温暖友善不是在对他好吗？让他感觉到人间还有温情。难不成要对他坏一点，凶一点，那他不是更惨吗？如果要我说的话，我觉得，对一个抑郁症病人最好是尽可能做到「正常」。就是跟普通人没有区别，这最好。特别好或者特别坏，都是区别对待。区别对待就是一种操作，它就可能成为维持稳态的一部分。比如我举个例子，一个人只要抑郁发作，我们就说你不要上班了，这是在照顾他，好事吧？你们猜结果会怎样？——有人说别人也抑郁了，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结果就是老板以后学精了，不再招抑郁症的病人了，会增加很多成本不是吗？那么他们的求职就会更困难，求职困难反过来又维持了他们的抑郁。有人说违法，职场歧视是不是违法？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这里讲的是，人们会有这种潜在的诉求，这个诉求是真的。老板肯定想找更好用的人，情绪稳定的，交流顺畅的，想说什么都不用顾忌，不怕他一言不合就翻脸。那么媒体上宣传抑郁症很脆弱，保护好我方抑郁症队友，老板收到的信号就是：这一类人很金贵，用起来很麻烦，能不用尽量不要用。那表面上不能歧视抑郁症，可以找别的理由嘛。而且「不能歧视」这个规定本身也是一个威胁，那我还要不要和这些人走那么近呢，万一哪个点没做好，就变成我「歧视」他了。还是一开始就离他们远一点，敬而远之嘛对不对。他就会这样想。大家说这个想法ZZ不正确，我同意。但是拦不住别人这样想啊。除此之外，身边的人对待抑郁症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强化症状特权的同时，剥夺或者削弱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声音。什么意思呢？就说难过吧，人人都会难过，但是普通人难过的时候大家就会问：怎么了？你肯定遇上什么事了。我们会重视他的这个表达，知道他背后有现实的难处。但是抑郁症病人难过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又来了，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不过是生病的反应而已。一个女性来访者，被诊断产后抑郁，每天吃药。她对婚姻有很多不满，当她对丈夫表达说我们的关系出问题了，我想跟你谈谈的时候，她丈夫的回应都是：你吃药了吗？要不找医生调一下药？你的病又重了。你看她丈夫关心的只有这个病。她所有情绪的流露都被当成一种神经生化的异常反应。我们就可以想象，哪怕没有抑郁症，一个正常的人在亲密关系里被这样回应，而且是反复被这样回应的时候，她都会感觉到绝望。可是她连绝望都没有出口，她大哭一场吧，亲戚朋友说你怎么了，丈夫就帮她打圆场说，没事，她生完孩子之后一直就这样。大家说：哦，产后抑郁啊。她就感觉是在一个深渊里，丈夫也好别人也好，没有人能看到她。这个稳态就会维持她的抑郁。还有更极端的，就是抑郁症我们知道是有自杀风险的。那就要防范，请人24小时陪护，盯着病人的一举一动。可是大家想，这种陪护本身也让人很压抑，一天两天还好，时间长了呢？他如果想获得一点自由的空间，我们给他还是不给？如果把他当成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的炸弹，一直捂着他，这种严防死守就可能激发新的矛盾。他会因为长期被关在这样的「牢笼」里，得不到信任，而加重痛苦。再举一个例子：强迫症。一个人有一些怪癖，有奇奇怪怪的冲动，比如锁完门又担心没有锁，走在路上必须数一下经过多少路灯什么的。如果想做这些事，就做，做了也没什么。但要说这是一种病，他就很不安。就想克服这些冲动，努力自控。但就像「别想白熊」，他越想克服，冲动就越强烈。这叫什么呢？叫做反强迫。它是强迫症的另外一个诊断要件，不光有强迫的冲动，还有反强迫的冲动。单纯的强迫最多是一种怪癖，啊，这个人有点小毛病，但并不纠结。但是当他把这个东西叫做强迫症，开始自我对抗的时候，那个对抗带来了更强烈的痛苦，就成了强迫症。失眠。我们前面举过这个例子，我们说正常的睡眠也是一个稳态，会自我调节。如果你一个晚上，两个晚上没睡好，后面自然就会提高睡眠的需求，你后面就睡得特别香。这就是人体正常的自组织。但如果你担心自己有失眠症，开始把注意力放在睡眠上，你就会因为紧张难以入睡，表现出来就是日复一日地失眠。这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稳态，失眠的稳态。强迫症和失眠都可以放进焦虑障碍的谱系。几乎所有围绕焦虑这块儿的病理学研究，都会发现一个循环，叫做「焦虑引发的焦虑」。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如果你不把焦虑当回事，焦虑就没事儿。但是你越把它当回事，越担心焦虑会对你带来伤害，你就越焦虑，焦虑也就越有可能伤害你。大家还记得游泳教练那句「越紧张越往下沉」吗？就是这个逻辑。所以在焦虑障碍的治疗当中，最经典的疗法就是暴露，就是面对威胁什么都不做，停下来。一段时间之后就没那么焦虑了，就这么简单。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我们一直做不到？因为我们一直在逃。习惯性地一看到焦虑的刺激就想跑，跑掉了就松一口气，负强化，焦虑反应就会被维持下来。这也是稳态。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面对它，就会进入另一个稳态。就是待一段时间，焦虑自然就下降下来。你发现焦虑也没什么，本身只不过是一种强烈的情绪或者说能量而已。它不可能真的杀死你。我把刚才说的做了一个表格。右边这一栏，就是「大象」；左边这一栏，就是「我们在做哪些对着大象鼓掌的事」。这里的每一个动作，既是在应对右边那一栏的问题，同时这些应对方式又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了对问题的维持。某种意义上，这些行动就是构成右边那些问题的一部分，应对问题的动作通过自组织构成了问题。一旦形成这样一个闭环，一开始右边到底有没有问题就不重要了。它就是一个你永远无法证实，同时也无法证伪的「病」。我们做系统心理治疗的，很少做案例概念化。但如果要做，这就是我们概念化的思路：通过自组织解释怎么形成的这些病。前面说过，我们不关心病是怎么来的，我们要解释的是它为什么一直不走，它是通过怎样一个机制一直保持不变的？答案其实就是系统在做很多事情维持它，以为是在应对，但其实是在维持。很抱歉，跟大家讲这些，有点打击你们作为专业人士的自恋。这是我们这个行业复杂的地方。别的行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做事情的人很少会怀疑自己的价值，多做点总没有错。可是心理治疗这一块，有时候就是做得多，错得多。要考虑好心办坏事的可能。有的同学不服气：难道从来没有病，一切都是我们在庸人自扰吗？不是这个意思。我更不是暗示要取消诊断，放弃治疗，仿佛世界上根本没有大象。——在病理学的意义上，很多「大象」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的「鼓掌」也有客观的价值。我只是想说，治疗可以达成一种稳态，不治疗可以达成另一种稳态。这两种或多种稳态，很难说孰真孰假，谁对谁错。判断的关键是，手拍得疼不疼。如果持续的鼓掌没什么损失，作为一种稳态就可以保持下去。反过来，如果把手都拍伤了，就算真的能赶跑一头大象，它也可能是一个问题。在医学里面，有个术语叫「医源性的损伤」。就是有一些操作以为是在治病，同时会造成另外的伤害，甚至可能是更严重的伤害。那么在心理治疗里我们更要小心这一点。不要为了一头大象，就觉得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得失，这个概念是我们心理治疗师，在座各位将来要做临床心理学家，必须放在心里的。它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价值判断的问题。是你们要有的胸怀和视野。作为心理学家不要只考虑一城一地，就一个症状我知道叫什么名字，知道怎么去治。那些你只要想学都能学得会。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个症状我要不要治？甚至要不要把它叫做一个症状？我讲过这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得近视眼，我们是如临大敌，非做手术不可吗？还是说算了，只要配个眼镜凑合一下？什么情况下保守治疗，什么情况必须采取更激进的方案？哪些医源性的损伤是可以避免的，哪些风险必须承担？这是你们作为心理学家要思考的。没有绝对的正确或错误，但是必须考虑。我自己就吃过这个苦头。我小时候得近视眼，父母一门心思想要治好它，那时流行一个概念叫假性近视，说如果近视的时间不长，可以通过眼保健操什么的把它给摁回去，把近视眼摁好。还有各种辅助治疗近视的产品，中草药制剂，眼罩，我父母都试过。所以那时对我来说最大的痛苦不是近视，而是每天都在尝试这些事情，却始终看不清黑板。后来我还把那个视力表背下来，每次测视力我都表现出了进步，这样我父母的感觉就是，眼保健操真的管用！他们就继续尝试……这就是自组织，我们各自都在做一些事解决问题，同时构成了稳定。父母用他们的方式，我用我的方式。稳定，同时我不舒服。关于这个稳定，最重要的判断就是我不舒服。你说这是在治疗也好，是在维持问题也罢，但有人是不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