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经济研究院报告 | 中美贸易战对亚太地区的影响：中国的国内需求是关键 【走出去智库】

走出去智库观察  

11月初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578亿美元的成交额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与进博会的高成交额相呼应，2018年双11期间全国网络零售交易额超过3000亿元，同比增长约27%，再创历史新高。

走出去智库（CGGT）认为，这两个数据充分显示出中国国内需求的强劲动力，国内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不容小觑。

走出去智库（CGGT）合作伙伴、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亚太区经济研究主管高路易（Louis Kuijs）在其研究报告中，也充分肯定了中国国内需求对亚太区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在评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时，有必要预期到中国内需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高路易先生同时指出，中国政府采取的宽松政策，有助于抑制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GDP增长的降幅也将因此减少。

走出去智库（CGGT）今日刊发高路易先生的这份研究报告，供各位读者参考阅读。

要点

1、用于满足中国自身经济发展需求的出口日益突出，因此在评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时，我们应当预期到中国的国内需求将会发挥关键作用。

2、与中国大陆经济关系最密切的经济体——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韩国——GDP会受到最大的影响。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受影响最小。

3、中国的宽松政策将减少贸易战对经济的冲击。我们预计中美关税将使中国2019年和2020年GDP下降0.3和0.4个百分点，而若没有这些宽松政策措施，其降幅可达0.6和0.8个百分点。

正文

文/高路易（Louis Kuijs）

牛津经济研究院亚太区经济研究主管

1

大多数关于中美贸易战对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影响的分析都集中在国际供应链上。然而，从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附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 Added）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亚太地区经济体而言，现在中国国内需求变化带来的影响更为显著。这点非常关键，因为在贸易冲突演变过程中我们需要确定真正的关注点是什么。

2

由于中国在许多重要供应链中的作用，其出口额中包含了与其他亚洲经济体相关的大量附加值。但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已成为亚洲出口的一个主要的最终目的地。由于中国受到美国加征关税的打击，其他亚太地区经济体遭受的溢出效应将通过国际供应链和中国国内需求的变化而显现出来。

3

自2005年以来，在几乎所有亚洲经济体中，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对于该经济体GDP增长的重要性持续提升，不过，这一提升幅度在2014年之前更为显著。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最大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和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则受影响最小。

4

对于大多数亚洲经济体而言，为满足中国国内需求的出口增速远远快于通过供应链的间接出口，且前者数额现在已超过后者。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大量出口用于满足中国内需意味着，在评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时，我们应当预期到中国内需的影响会发挥关键作用。

5

我们使用全球经济模型，模拟了美国和中国加征关税的结果。该模拟证实，与中国有最密切贸易关系的经济体，其GDP增长最易受到关税影响。

6

虽然制造业生产可能会重新布局，但对于大多数或所有亚洲经济体而言，中美贸易战的“净影响”在未来两年将是负面的。

亚太经济体与中国经济联系的重要性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升温，我们一直在计算其对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的影响。2018年9月，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并计划在2019年1月份将这些关税提高到25％。中国通过对来自美国6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征收平均8％的关税进行反制。在此前双方已对对方500亿美元的商品互征了25％的关税。

我们认为美国将兑现25%的关税征收，中国也将把选定的600亿美元进口产品的关税提高到25％，并在另外2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上加征类似的关税。而且，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并非不可能——特朗普总统在10月底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准备对来自中国的其余2500亿美元进口产品征收关税。

在此前的研究中，我们认为，贸易冲突将对中国、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我们随后向下调整了关税对市场信心影响力的预估。我们现在预计，与没有任何关税的情况相比，我们基准预测中包含的关税假设（在受到宽松政策影响前）将使中国的GDP在2019年和2020年下降0.6和0.8个百分点，而其对美国的影响则较为温和。

由于亚洲经济体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它们受到中美贸易冲突打击将会是最大的。对于大多数亚太地区经济体而言，自2005年以来，由中国国内需求所带动的对中国出口，其权重大幅增加。从图1可以看到，这些经济体为满足中国国内需求的出口增长远远大于通过中国出口满足其他地区最终需求的出口增长。

△图1 2005年和2017年亚太地区对中国出口数据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已成为许多供应链的一部分，而起初主要占据的是最后阶段。 因此，中国的出口额中包含了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大量附加值。 根据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的附加值贸易（TiVA）数据，该份额在2003年达到40％的峰值。

从那以后，随着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上游移动，中国的附加值份额一直在扩大，不过由于工资的快速上涨和出于对美国对华贸易措施的担忧，这一趋势最近似乎趋于平缓（见图2）。 由于TiVA数据截止到2011年，因此我们使用中国的贸易数据来估算最近几年的数据。我们估计在2017年中国出口中，间接国外附加值的比例为27.5％。

△图2 来自外国的附加值在中国出口中的份额

满足中国国内需求的进口份额上升

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受到经济再平衡和国内需求上升的推动，中国已经成为亚洲出口的一个主要的最终目的地，但这一点往往被忽视了。根据TiVA定义，我们估计，以满足内需为目的的进口在中国总进口中所占的比重在2017年升至62％左右（图3）。而这一比例在2006年前后为最低，自那以后，用于满足内需（而不是满足再出口需求）的进口在总进口中的比重大幅增加。

△图3 中国的“正常”进口份额（用于其自身经济）

由于中国出口和更普遍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受到美国贸易关税的影响，其他经济体（尤其是亚洲经济体）遭受的溢出效应将会通过国际供应链和中国内需的波动体现出来。

由于总出口数据并未充分反映出各国与中国的贸易联系对其经济重要性，因此我们使用了TiVA数据。由于一个经济体的总出口包括进口部分，因此出口中含有的国内附加值其实低于其“面值”。在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经济体中，附加值出口占出口总额的80%或更多。但在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这一比例仅为50%-60%，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经济体处于亚洲供应链的“中间”。

前面的图1显示了亚洲经济体对中国的附加值出口占这些经济体GDP的比重，分为两个部分：满足中国国内需求的出口和再出口以满足他国最终需求的间接出口。

关键的结论是：

● 除了菲律宾和印度，在其他亚洲经济体中，它们与中国的贸易联系对于该经济体GDP的重要性自2005年以来一直在上升。

● 然而，对于大多数经济体而言，这一增长大部分发生在2014年之前，因为对中国的出口——以及更普遍的国际贸易——在2014—2016年一度受到抑制，只是在最近才出现复苏。日本和越南是两个例外，近年来两国对中国出口的重要性持续上升。

● 受中国大陆影响最大的经济体是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和越南。台湾2017年对大陆的附加值出口总额占GDP份额高达17％。受影响最小的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 如图3所示，对于大多数亚洲经济体而言，满足中国国内需求的出口增速要高于通过供应链的间接出口增速; 前者现在明显超过后者。不过，对于新加坡、韩国、菲律宾和日本来说，通过供应链的间接出口仍然较为重要。

● 上述趋势表明，在评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时，我们应当预期到中国的国内需求将会发挥关键作用。

满足中国最终需求的进口产品包括那些会被国内制造商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资本品，从而间接满足其他地区的需求。但是，我们认为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结论。资本品仅部分服务于中国的出口：从附加值角度来看，2017年中国出口额仅占GDP的16.3％左右。此外，相关投资的决策是由中国企业在特定国内经济条件下做出的。无论具体分类如何，中国国内需求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一趋势是图1中最引入注目的。

哪些经济体将面临最大影响

使用我们的全球经济模型（GEM），我们对以上讨论的中美间的关税进行了模拟。结果证明，与中国大陆经济关系最密切的经济体——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韩国——GDP会受到最大的影响（图4）。在与中国内地及亚洲地区有主要贸易关系的市场，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即使它们的出口没有被征收关税，其GDP增长受到的影响也将大于中国内地。

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受影响最小，这与它们和中国相对有限的贸易往来是一致的。

△图4 中美贸易争端影响

中国的宽松政策将减轻关税的打击

这些模拟本身显示了预估的关税影响。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各种宽松政策措施，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政策出台。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在内的方式提高了流动性;鼓励银行增加放贷，并为基础设施安排更多融资，包括发行更多债券；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增加出口退税；并采取措施支持私营企业。

我们预计，在这些宽松政策的作用下，加征关税将使中国2019年和2020年GDP下降0.3和0.4个百分点，而若没有这些宽松政策措施，其降幅可达0.6和0.8个百分点。

这种政策回应也减轻了中美贸易冲突对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影响。话虽如此，这些宽松政策所带来的利益的分配将不同于贸易冲突影响的分配。例如，基础设施建设的增加将使建筑公司受益，而不是那些受关税影响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

将制造业活动迁出中国有什么好处?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制造业生产商从中国转移到亚太其他经济体，尤其是在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保持较长一段时间，并保持在25%或更高的水平这种情况下。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和上海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在8月底/ 9月初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18.3%的会员公司正考虑将部分或全部制造业务迁出中国。对于那些考虑搬迁的公司来说，东南亚是最常被提及的目的地，占18.5%(只有6%考虑迁往美国)。

对于被选为新的制造业活动目的地的经济体来说，它们最终可能会获得巨大的收益。但是，要将供应链的大部分环节连根拔起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相当多的制造商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作出决定。此外，鉴于越南等明显的制造业目的地候选国家对美贸易顺差不断上升，这些国家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攻击目标。这可能会影响跨国公司的决策。

无论如何，鉴于其对大多数或所有亚洲经济体的影响，中美贸易战在未来两年可能将对亚太地区维持负面影响。

（译者：陆倩雯。内容以英文为准。如需牛津经济研究院更多报告资讯或者数据库信息，请给CGGT微信公众号发送联系信息。）

作者简介

高路易（Louis Kuijs）

现任牛津经济研究院亚洲区经济研究主管，常驻香港。主要负责亚洲地区宏观经济研究与预测，带领并管理区内的经济研究团队。加入牛津经济研究院之前，Louis曾在多家公营和私营金融机构担任要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并曾在苏格兰皇家银行驻香港大中华区出任首席经济学家。在供职於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期间，他创立并主写中国经济季度报告，广受好评。Louis还在世界银行有关“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工作专案中担任主要负责人。Kuijs先生是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他定期为各大国际媒体，包括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彭博社，CNBC供稿。

机构简介

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

牛津经济研究院最早起源于牛津大学商学院，于1981年成立，总部设在英国牛津，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独立咨询机构之一，提供覆盖200多个国家，120多个行业，3,000多个城市的宏观经济研究报告，经济预测与分析工具。

我们在伦敦，纽约和新加坡设有区域中心。办事处覆盖全球22个办事处，包括贝尔法斯特，芝加哥，杜拜，米兰，巴黎，旧金山，华盛顿和香港。团队拥有350名员工，包括200名专业经济分析师，行业专家和商业编辑，具备全面的研究技术与领先思维能力，专注于计量模型，情景框架，经济影响分析，市场调查，案例分析，专家讨论和网站分析。此外，我们还拥有一个聚集500多个经济学家，分析师和撰稿人的全球网络，为经济研究提供专业支持。

延展阅读

△走出去智库（CGGT）创始人& CEO白桦与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CEO  Adrian Cooper（阿德里安•库珀）达成——以全球视野、中国智慧，共同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做智力资源和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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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智库（CGGT）专家资源

1全球宏观经济学家

▲ Adrian Cooper｜CEO and Chief Economist

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经济学家

Adrian Cooper(阿德里安•库珀) 现任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经济学家，主要负责监督所有牛津经济学院的全球经济预测分析和咨询项目，带领并管理全球20个办事处的200名经济分析师团队。 Adrian负责领导牛津经济学院的咨询项目，其中包括了欧洲，美国，非洲和亚洲政府部门的政策咨询，行业预测和分析，投资建议等等。 在亚洲Adrian也会为领先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就全球和地区宏观经济发展提供咨询建议。

2赴美投资并购产业专家

▲郑江家

走出去智库投资合伙人

北京时间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期专注于智能制造领域，积极探索国外先进技术与中国转型升级的结合模式。国内某上市公司原总裁，熟悉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擅长国际化布局和国际业务开拓。

3赴美投资并购及贸易问题专家

▲ 吕立山（Robert  Lewis）

走出去智库首席专家

中伦律师事务所高级国际顾问

国务院国资委外国法律专家顾问

主要执业领域为跨境公司和商业交易法律事务，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公司并购、项目融资、电信、高科技交易和战略伙伴安排等业务领域有丰富的经验。

吕立山律师的代表业绩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为中国大型承包商拟在拉丁美洲投资的水电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的子公司，一家地质勘察公司，就其拟收购一家在全世界25个国家有经营机构的某外国石油服务技术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为数家中国公司在罗马尼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投资新能源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的中国矿业贸易公司，就其收购美国铝冶炼厂以及投标牙买加铝土矿和冶炼经营机构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的中国铝冶炼厂，就其拟在印度某铝土矿合营公司进行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中国电力投资公司，就其拟于俄罗斯政府拥有的电力投资公司进行合营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中国石油公司，就美国、欧盟和联合国对伊朗制裁过程中牵涉到的该公司在伊朗的投资经营事务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中国家电和电子产品制造商，就其在欧洲的投资项目和交易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中国家电制造商，就其在美国的产品召回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就其在印度的投资结构提供法律服务。

4贸易救济法专家

▲ 蒲凌尘

走出去智库（CGGT）特邀专家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座教授

蒲凌尘，走出去智库（CGGT）特邀专家，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座教授。在业内被称为“中国反倾销第一律师”。在世贸法律、反倾销法、保障措施法、反补贴法、海关法、普惠制、竞争法、投资法领域具有突出的专业能力。曾被商务部聘为“WTO多哈回合反倾销反补贴规则谈判技术顾问小组”顾问。曾任北京律师协会WTO与反倾销专业委员会主任，比利时鲁汶大学法学院、比利时安特卫普政法学院、武汉大学WTO学院客座教授。

在近30年的法律实践中，承办逾百起案件。在WTO争端案件中，代理中国政府参与多起WTO争端解决案（中国诉欧盟皮鞋案，中国诉欧盟禽肉案；参与越南诉美国暖水虾案，阿根廷诉美国动植物措施案，印尼古巴诉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案，阿根廷诉欧盟生物柴油案）；在应诉反补贴调查案件中，代理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诉欧盟、美国、加拿大、埃及、南非等调查；在贸易救济案件中，代理企业和行业协会应诉行业损害调查，以及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以及各类的复审调查程序，涉及欧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土耳其、印尼、越南、马来西亚、俄白哈、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法院诉讼案件中，协助代理中国企业上诉欧盟一审法院、高等法院，并获得了数案胜诉。

承办多起商务部的研究课题，发表《世贸DSB专家组就倾销幅度“归零”做出的裁定对欧盟和其他国家的反倾销立法和实践的影响》 、《中国企业应诉欧盟反倾销市场经济地位的“误区”》、《中国企业如何应诉反倾销调查》 等专业文章，代表作《应诉欧共体反倾销律师业务》（40万字）得到学院、律师界的好评。

近年所获荣誉：

WWL Thought leaders 2018贸易法领域唯一一名中国律师；

2018国际知名法律评级机构《法律500强》WTO/国际贸易领域领先律师；

WWL Tade and Customs2017 领袖律师；

2016年度《名人录》最佳“思想领袖律师”亚太地区入选3名律师之一；

连续六年被钱伯斯评为第一等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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