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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打人事件：良善者的愁容与“作恶经济学”
这是思维补丁的第687篇文章
很好听，推荐听听。
头图为事发监控截图。
“是不是一直作恶一直爽？”
（一）
“唐山女孩被暴力围殴是所有人的噩梦。”
这个热搜标签，已经概括性地总结了，一起暴力殴打事件何以引发举国之愤，并激发了诸如“性别议题”、“女性困境”、“看客冷漠”等话题的链式反应。
在一个公共场合中，恶徒明目张胆地针对陌生女性的性骚扰和暴力殴打，击中了公众安全感的软肋，因为它呈现出一种强烈的随机性，很容易令公众产生自我代入的意识，即“我也可能遭此厄运”。
尤其是女性群体，她们本就是日常生活中遭受言语侮辱和调戏猥亵的“重点对象”。因此，这起恶性事件在曝光之初，便触发了女性群体基于自身经历和新闻史实所沉淀的“群体安全感焦虑”。
客观而言，女性的确更能够共情女性所面对的苦难和厄运，尤其在“性骚扰”和“安全感”这样的议题面前，大多数男性对此是难以产生情绪共鸣的，因为男性在生活中，较少面对性骚扰和暴力威胁。
面对围观者的“袖手旁观”，尤其是现场男士未有一人挺身而出阻止干预的画面，义愤填膺者众。
这被批评为“看客的冷漠”，反馈到舆论上，即形成了引发巨大争议的“男性集体沉默”和“只有女孩在帮助女孩”。
“围观者的冷漠”向来是类似恶性事件中，舆论贬损批评的焦点。
然而审视唐山这起暴力事件，围观者，尤其是男性围观者的怯懦固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过多苛责围观者未能见义勇为，则未免是某种一厢情愿的轻重倒置。
人性的本能即是趋利避害，面对危险，见义勇为本身就是逆人性的。
社会固然应称颂见义勇为者的勇敢无畏，但也应理解危险境遇下明哲保身的怯懦。
同时，这起围殴事件中，行凶一方在力量和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一共有7名成年男性参与了殴打。
这一形势，对旁观者试图介入劝阻的心理压力，与“独狼式”的暴力行凶相比，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同时，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对见义勇为者，并未提供一系列完善的保障和支持体系。
正如清华大学法学院劳东燕教授所言：
“普通人见义勇为的勇气是需要制度加持的，不然，再怎么谴责人心的冷漠也没用。如果制度不彰，在变相纵容违法分子作恶的同时，也势必抑制人们见义勇为的勇气与决心，由此导致自私冷漠成为社会的常态。”
作为这一讨论的延展，一些人在网络上公开了自己“见义勇为”后的尴尬遭遇：
在现实中，面对暴徒行凶，路人出手相助与其扭打，事后往往被定义为“互殴”，如果将恶人打伤，自己还要赔偿医药费。
其实，类似的新闻时有发生。
比如2018年，退伍军人赵宇在小区里，遇到一名男子凶残地殴打一位姑娘，赵宇上前劝阻，结果打红了眼的施暴者转而开始攻击赵宇，赵宇在情急之下，就踹了这男人一脚。
结果这一脚，直接把行凶者踹出了横结肠破裂，属于重伤。然后，他见义勇为的行为，突然间就变成了涉嫌故意伤害罪，面临4年有期徒刑和最高达60万元的赔偿。
后来，赵宇将自己的经历发布在网络上，引发巨大的关注。
在舆情的注视下，经历14天的拘留之后，赵宇终于为自己的见义勇为行为，换来了一纸无罪证明。
又比如陕西小伙王浪的“防卫过当”一案，2017年王浪和朋友在酒吧聊天，遇上了一个当地叫李雷的混混。
李雷因为王浪看了他一眼，这位暴脾气的大哥觉得自己受到了挑衅，一场因为“你瞅啥”而导致的暴力随之展开。
李雷不断辱骂威胁王浪，在此期间，王浪不断向大哥说软话、赔笑道歉，但王浪的道歉示弱并未能让李雷满意，他拿起一个烟灰缸砸向王浪，随后又将一个酒瓶敲碎后冲向王浪。
无奈之下王浪进行了反击，在打斗中，王浪手中的酒瓶碎片失手扎到李雷腹部，最终造成李雷失血过多死亡。
这样的判决，让王浪在法庭中提出了一个法官难以回答的问题：
“遇到暴徒威胁打骂，是否自己只能站着不动，无论性命受到何种威胁都不能反抗出手？”
即便王浪的自保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即便失手划伤恶人后，王浪主动拨打120对伤者进行救助，并有自首情节，但王浪最终仍被判有期徒刑5年。
（三）
众所周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是一件技术含量极高的反击姿态，时机、力度和判断稍有不当，你的反击就不属于“正当防卫”了。
就在几年前，还有官微专门播报了这样一篇文章：《100起刑事案告诉你，正当防卫还得靠跑！》
一个事实是，在基层的现实执法中，“正当防卫”的确是一个鲜被考量的因素。
你和女朋友走在路上，一个醉汉见色起意，过来摸了你女朋友的屁股或胸部，我觉得正常人的反应肯定不是马上找目击证人并报警，而是直接给丫一拳。
但抱歉，你要是不小心把对方打伤，那么你多半得赔偿人家医药费，要是构成轻伤，搞不好还要进拘留所。
因为按照法律对正当防卫的解释，一旦对方的不法侵害已经停止，你的反击就不属于正当防卫了。
你说你觉得对方摸完了还想再摸，所以继续打了对方，对不起，这属于“假想防卫”。
对方摸完要是马上收手，你也必须马上停止出拳，否则就很容易被认定为防卫过当。
也就是说，除非这个流氓摸完你女朋友之后，还要再摸一把，就在他要摸未摸之际，于电光火石之间，你出的这一拳才属于正当防卫。
很多时候，类似的纠纷中，“还手就是互殴”，已然是一个遗憾的共识。
“打赢坐牢，打输住院”这则广为流传的治安标语，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一种无奈的现实隐喻。
在法律界，众多名家学者对“正当防卫”的边界都语焉不详，争论不休的大背景下——
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遭受欺辱而奋起还击后，面对民警“互殴”的事后责任认定，普通人又怎么指望和一位基层民警辩论明白何为“正当防卫”？
就算你真有那份智慧和雄辩，对方恐怕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耐心。
更何况，恶人往往胡搅蛮缠，能哭会闹，所以，事情的演变很容易就变成“谁死伤谁有理”，“谁能闹谁占便宜”。
（四）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新闻上报道，有几头打人的暴徒在逃窜时，座驾是尾号7777的迈巴赫。
迈巴赫S480的落地价近200万，是一辆毫无争议的豪车。
社会总教育我们“好人有好报”，但在现实中，恶人们却不似人们愿望那般缩头藏尾，反而常常混得风生水起，作威作福，好不逍遥。
于是，人们再一次无力地重复起这样的民间俗语：“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这样的感叹，体现了一副难以言说的“良善者的愁容”。
经济学中有理性人假设，虽然人并不总是理性，但总体而言，人的长期行为，往往指向“自以为”的利益最大化目标。
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在一些独特的社会小气候中，“恶、狠、坏”是一种需要精心维护的身份标签。
坏人虽然坏，但可能并不都是傻逼。
做恶人是有收益的，有些时候，作恶呈现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性，有些时候，作恶呈现出高风险低收益乃至负收益的特性。
明白人都知道，在哪种情况下，社会的法治相对更健全，更健康。
社会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理论：破窗效应。
即如果放任社会上不良现象出现，那坏消息就会接连不断，恶就会变本加厉，最终所有人都需要为此支付巨大的成本。
在规则混沌，法治不昌的地区，很快就会有人发现，在这个社会中做坏人，做狠人，做恶人是会给自己带来某种“额外收益”的。
小到去饭店吃碗面，老板会笑嘻嘻地不敢收你钱；大到分房子、分地、分蛋糕时，分配者会优先满足你的要求，甚至会悄悄多给一些以获得你这个“狠人”的支持。
当恶人屡屡在现实生活中收获这种意料之外的“收益反馈”时，恶人有什么理由不继续恶毒下去呢？
我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吧：
曾经有些城市的三甲医院，一度魔幻般地出现了“专业医闹团队”：
他们收钱闹事，专门替一些病人家属和医院纠缠，拉横幅摆花圈甚至抬棺材，以“人被你们治死了”为要挟向医院索要巨额赔偿。
院方、主治医生甚至病人家属都明白，很多时候，病人的不幸身亡根本无关乎医生的医术和救治方案是否得当。
但在现实中，院方及其上级行政机构的领导，往往顾及自身仕途和社会影响，以维稳的思维应对医疗纠纷。
本来自己无责的事情，反而要向病人家属“意思意思”，给予数额不等的抚慰金。
本质上，这不是对弱者的悲悯和同情，这其实是对恶的纵容和鼓励。
这也造成了“医闹”行为在多地越演越烈，久而久之，很多患者内心都形成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群体潜意识。
最后的结果，就是患者和医生的双输。
唐山这起打人暴行，令人格外震惊的一个因素是，施暴者仿佛完全没有将法律和惩戒后果放在眼中，呈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悍然”。
现在我们得知，这些暴徒，很多人都有犯罪前科。
但显然，这些人背负的累累案底，在现实中不仅没有致其穷困窘迫，反而猖狂暴戾，穿名牌开豪车，潇洒无比。
人很容易对“成功经验”形成一种路径依赖，作恶，也是一种路径选择。
很明显，对于这伙凶残的暴徒，他们在过往生活中习得的经验教训，以一种确信的反馈告诉他们：
“作恶，是一件收益极高的事情”。
（五）
烧烤店打人案之后，网络上涌现出一波又一波举着自己的身份证诉说不幸遭遇的“实名举报”者。
根据朴素的生活经验，我想这些试图依靠热点解决自身困境的普通人，在此之前，恐怕每一位都曾为脱离困境使出浑身解数。
好消息是，在舆论关注下，他们所反映的案件，迅速得到了解决。
但在故事的另一面，“蹭热点式求助”无疑是一则隐喻：
舆情之下的雷霆出击有多迅疾，它所映射出普通人面对不法侵害时，无力抵抗的现实困境，和求助无门的稽延历史就显得有多荒诞。
在恢弘的背景音乐之外，“扫黑务净，除恶务尽”的大字不容置喙，但在领导案头的成绩汇报之外，在正能量新闻照耀不到的阴暗角落，在宣传口径外现实生活的罅隙之处——
我们知道，有一些恶，向来是被纵容着的。
而对作恶者的纵容，就是对良善者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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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慧超，前媒体人、资深品牌公关顾问
作家，已出版《这个世界不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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