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季节》,往事并不如烟
这是思维补丁的第720篇文章
一首老歌,重新听听。
头图by《漫长的季节》。
“疼痛成为一代人的生命底色”
本文重点在于社会经济学维度
并无关键剧情剧透,请放心阅读。
(一)当转型的阵痛碾过人群,你可以清晰地听到一个人的生活被撕碎时,发出的凄厉骇呼。
豆瓣评分9.4,这是超过50万观众打分后的结果。如果说这么高的分数是有“情怀”加持的,那么这份所谓的“情怀”就应该是:
一种注定失败的悲情。
《漫长的季节》是一部难得的好片。虽然剧中有大量的,完全可以让人笑出声的喜剧情节,但整个观影过程弥漫着一种浸于水下的憋屈感。
而这正是所谓“东北伤痕文学”的底色——被命运捉弄、欺凌并抛弃的真切失落与忧伤。
桦钢与王响的悲怆结局,正是那一代人集体命运的隐喻。
今天的年轻人,显然已经很难去理解和感受,对于一个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职工,“单位”这个词汇意味着什么?
在那时,单位,意味着一切。
在很多东北小城,一座城市的兴衰,往往只和一家国企的兴衰有关,所谓“企业办社会”,即往往是一家企业的发展,催生出了社会(城市)。
社会学学者田毅鹏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单位共同体。
即首先是单位的“父爱”把职工纳入到它的羽翼之下,个体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以单位为依托,同时,单位共同体也承诺为其成员提供全方位的生活和福利保障。
当这种思维固化为一种体制运作原则,单位的“父爱”便泛滥至个人生活的各个环节。
单位也逐渐从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变成了一个愈发臃肿的“大家长”。它需要为职工提供全方位的看护和照料,甚至要照顾到职工家属的利益。
现在有一种声音,批判《漫长的季节》这部剧中弥漫着爹味,我不想过多谈论这个话题,但希望指出的是:
这种所谓的“爹味”,正是脱胎于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机制,其来有自。因而从这个层面来说,那个时代本身就是自带“爹味”的。
总而言之,在那个时代,单位构成了一个人全部的身份背景。
它不仅仅意味着工作、工厂和工资,它还意味着厂办的食堂、托儿所、中小学甚至大学,它更意味着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社保、住房、医院、大礼堂、电影院甚至游泳馆……
这一切的一切,都和单位有关。
因此,“进厂”,就意味着拥有了一个无比稳定的人生轨道。作为火车司机,王响最恐惧的事情,莫过于“脱轨”。
所以,王响作为父亲,纵然也已经感受到桦钢早已风光不再,但仍然对儿子能否进厂的这件事,念念不忘,当成家庭的头等大事。
因此,当我们谈下岗时,只有先尝试理解当年的单位对于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才有可能触碰到那种“被抛弃”的剧痛。
下岗,意味的不只是丢掉了一份工作,对于一个“单位人”而言,下岗,等同于一个人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崩塌。
(二)
形形色色的东北下岗故事,其中有两个版本的小故事流传最广,当然,它们都有着悲剧的底色。
一则事关一顿有肉的饱饭。讲的是一个三口之家,夫妻双双下岗,生活难以为继,小女儿很久很久没有吃到过一顿饱饭,因此面黄肌瘦,经常和父母撒娇,希望吃上一顿肉菜。
终于有一天,爸爸妈妈满足了小女孩的愿望,家里真的吃上了肉菜和白米饭,女儿吃的很香,很饱。但这是这一家的最后一顿饭,因为爸爸妈妈在那道唯一的肉菜里,加了老鼠药。
另一则故事则指向一种讳莫如深的平静。同样是夫妻双双下岗的家庭,讲的是下岗的丈夫们在傍晚时,用自行车将妻子驮到形形色色的歌厅、夜总会、洗浴场内,午夜时分,妻子下班,丈夫再用自行车将疲惫的妻子接回家。
严格意义上,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无从考证。
但走过那漫长的季节,你必须承认,发生这种故事的现实土壤,真实且冰冷。
如果你是生在东北的80后,小时候多半听过一句非常阴损的骂人话:
“你妈下岗流眼泪,裸体走进夜总会。”这句脏话所映照的,正是那个晦暗的时代背景。
第二则故事因其难以掩盖的屈辱气息,流传最广,版本最多,还曾被搬进大荧幕。
在电影《安阳婴儿》中,下岗工人肖大全为了糊口,在街边支了一个修车摊,而他身后的家里,自己的女朋友正宽衣解带,和一个又一个的陌生男人,做着皮肉生意。
《漫长的季节》里,也有相似的情节,巧云在维多利亚陪酒,下班时,在漫天的大雪中,丈夫骑车接她回家,母亲怀里抱着的,是不幸罹患白血病的孩子。
这一幕场景,可看做那伤痕时代的一个残忍隐喻,即在生存面前,尊严一文不值。
(三)
天真的人或许会发出疑问:
下岗了,为什么不出去找新工作呢?
田毅鹏在《重回单位研究:中外单位研究回视与展望》中提到过一组数据,或许可以解答上面这个问题。
仅1996年,全国各地的下岗者人数统计中,占第一位的是辽宁118万人,第二是黑龙江93.5万人,第三是四川68.7万人,其中东三省下岗总人数达到253万人,占全国总人数的28.4%。
再强调一遍,这仅仅是1996年,一年。当一座城市一年内突然面临几十万工人集体下岗,在那个计划经济仍遗留浓厚色彩的时代,一份新工作,比金子还稀缺。
贫穷与匮乏是全方位的。
如果你对那个时代有所了解,就能体会到当时的下岗工人,面对着怎样绝望的窘迫——
少的可怜的补偿,缺失的保障与救济,突然消失的福利保障,以及因为工资水平长期处于低位而导致的“家底薄”。
收入增加有限,还面临着通胀的稀释。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1957年到1977年,国营工业中的平均实际工资下降了19.4%。“以至于1977年的平均实际工资,甚至比1952年还要低。”
这导致“万元户”仍是稀缺的存在。虽然80年代开始了工资改革,但之前的低工资(以及工资下降)持续了几十年,大部分工薪阶层家里,存款少得可怜。
与此同时,失业保障和社会救济,不是稀缺,简直堪称空白。
我正在读的一本非虚构作品《张医生与王医生》中,提及了当年沈阳市的救济政策:
“人均月收入不足205元的家庭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但沈阳有计算虚拟收入的视同政策,即有劳动能力的人员,无论是否有工作,都视同每月有300元的收入。”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夫妻双双下岗的家庭,丈夫只要有劳动能力,不管找不找到工作,都视为每月有300元收入;妻子在街上卖报纸,甭管卖不卖得出去,同样视为每月有300元收入,这个家庭就被排除在低保户之外了。
他们不会获得一分钱的救济,一切困难,全凭自己。
《张医生与王医生》这本书,对此做了一句话点评:
“这就是抛弃,不仅是抛弃,而且重新定义了抛弃。”
工作、工资、身份、福利、骄傲、尊严……一切的一切,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无可挽回地击碎,这是难以言喻的慌张和恐惧。
由骄傲坚实的高台跌落至惝恍混沌的深渊,才是那一代国企职工们“共鸣的响指”。
(四)
站在今天回头看,以大历史的视角,我们可以轻描淡写地说一句:
国企改革势在必行,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当时的阵痛,是时代之殇,不可避免。
站在一种宏观视角,没有90年代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的深入改革,没有与之相伴的轰轰烈烈的下岗潮,那么中国经济不太可能取得后来那般举世瞩目的增长。
后来者常以“结果正确”来印证,那一代人的遭遇未可厚非,他们的彷徨与牺牲,有其“正当性”和“必然性”。
但真的如此吗?
或者说,必须如此惨烈,而没有其它可以“软着陆”的方式吗?
时光不能倒流,历史无法重写。我以为,发出这样的疑问,其意义不在于过去,而在于未来,不在于质疑,而在于警惕。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聂辉华所言:
“改革需要付出代价,但并不代表工人就应该理所应当地做出牺牲,今天的人们需要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更要正视那段历史,总结经验,以便减少今后改革的阵痛。”
更重要的是,这种阵痛所带来的社会震荡,引发了一场群体价值崩坍,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失范。
疼痛成为一代人的生命底色。
如今回想起来,上世纪90年代确实有一种混乱、失序和蒙眼狂飙的迷惘气质。
许多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的重大案件,都发生在那个时期。站在今天,抢劫、强奸、杀人等恶性案件已极其罕见,但在90年代,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气息。
恶性事件不是耸人听闻的新闻猛料,而是街头巷尾茶余饭后消遣的日常话题。
“社会失范就是这样的结果。他们祭起原始本能,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挣得生路。”
当一座城市,到处都是下岗失业的人,每条街上都充斥着生活无着的失意情绪,那崩塌的就不仅仅是家庭,还意味着一个社会秩序的失范。
(五)
《漫长的季节》最后,王响悲怆的一生,终于迎来一个看似光明的结局。他穿越回那个金色的秋天,望着年轻的自己,大声喊道:
“往前看,别回头。”
这句话不似一句告诫,而更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生存哲学。
或许是我们要面对的苦难实在太多,所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仓惶地走过任何不幸之后,都已经习惯了“向前看”。
人们小心翼翼地绕过历史幽暗的深渊,目光心照不宣地从那些沉重的血和泪之上轻松瞥过。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除了一厢情愿地相信未来会更好,一个饱经风霜的普通人早已经没有任何心力,去正视和背负那些过于沉痛的过往了。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过去是不存在的。
导演辛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剧尾最后那一幕,白雪飘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灵感取自班宇小说集《冬泳》上的一句话:
“人们从水中仰起面庞,承接命运的无声飘落。”
辛爽在这篇访谈中屡次谈到命运,“命运才是最大的悬疑。”
看完《漫长的季节》,我首先想到的,也是命运。
趟过汹涌的命运长河,每个人的身上都留下了或明或暗的伤疤。
仅仅是沧海一粟般的图景再现,也会令哪怕从未听闻过这些悲伤故事的人,发出深沉的感叹:
往事并不如烟。
这里是思维补丁,谢谢你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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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慧超,前媒体人、资深品牌公关顾问
作家,已出版《这个世界不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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