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两院通过了1.9万亿援助计划，美债十年期收益率逼近1.5%的市场心理大关。美债十年期收益率可能是全球经济含义最丰富、影响最广泛的经济指标了，通胀预期、美元资金成本、无风险投资收益率等等，经济和金融各部门都有各自的理解侧重。但是，整体而言，是忧虑大于乐观。确实是时候关注中国经济的风险隐患了。寻找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其实不是新问题。但是，目前来看，急迫性正在上升。这场疫情，中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应对方式各有不同，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一致的。等于各国以印钱的方式，提前把疫情损失的账给买了。这是一剂猛药，延时发作的副作用也会很严重的。美国去年3万亿美元、今年1.9万亿美元，等于这一百年来的货币投放量的五分之一。这个数据是令人惊叹的。这样集中投放货币增加流动性，以“保护”资本市场的稳定。但是，越往后越稳定不了。大规模的新增美债导致十年期收益率上涨，这等于是变相升息。而升息导致流动性下降，叠加此前大量资金涌入资本市场的估值过高，因此股债两市出现大幅波动会加速。于是美联储又要出手救市，导致货币继续宽松。这是一个货币政策和实际效果加速背离的恶性循环过程。无论多么高明的金融技术手段，这个过程最终只能以一次金融危机的崩盘、重估资产价值收场。印出来的钱不会创造真正的价值，只会最后以高昂的代价蒸发掉。越来越近的金融风险是美国的，也是全世界的。因为美国金融市场是全世界玩家的竞技场，也是国际资本市场的最大节点。这一次，我们有没有能力从容应对呢？上世纪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我们都扛过来了，这是很多人的信心来源，相信成功应对源于体制优势、决策英明。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当年应对危机的最大优势是高增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尽管被指责为缺乏质量的“野蛮生长”，但是回过头看以赤手空拳的起点开始的增长就是规模优先的。快速增长的势头对抗了外源风险的冲击，这是两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那么，这一次呢？不会那么简单。去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发行量，中国其实是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的。尽管两者货币效应存在差距，但是“内伤”程度不可低估。去年的债市违约风波，今年的股市大跌，都是“内伤”的标志。尽管去年的疫情经济表现可圈可点，但是面对外部引爆的危机，国内的抗压能力不可高估。去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超出了预期。这得益于两大领域的“超水平发挥”。首先当然是外贸，中国率先复工和疫情全球蔓延的叠加，导致中美贸易战以来外贸领域的紧张形势被打断，转而高歌猛进地重现世界大工厂的繁荣：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称，以美元计，2020年中国出口金额较上年增长3.6%，比2019年提升约3.1个百分点，进口较上年下降1.1%，比2019年收窄约1.6个百分点。全年实现贸易顺差5350.3亿美元，创2016年以来新高。尽管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实际利润影响不小，但是“流水”做大本身也是不小的收获。对此，国内媒体的报道很积极很正面。但是，支撑中国疫情经济的另一大产业，却不那么受待见，那就是房地产。据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房地产业增加值为7.45万亿元，较2019年增加7%。2020年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为7.34%,相比于2011年增长了1.65个百分点。外贸的经济贡献没有任何争议，属于“实体经济”、赚到的是外汇、创造了就业，这些都是高度政治正确的。所有人都乐见其繁荣。而房地产业是中国经济诸多问题的“背锅侠”，稍有动静立刻就会被指为“过热”，就会被诸多调控政策压制。
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不能情绪主导、先入为主，还是要就事论事。外贸繁荣当然是好事，但也有被动通胀、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副作用。房地产业的繁荣固然有房价上涨的痛苦，但是缓解地方财政紧张、带动上下游十几个行业和拉动消费的正面作用。对2020年的经济两大引擎，不应厚此薄彼。无论如何评价这“两驾马车”，不可否认的是，这都是十来年前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增长动力在疫情特殊形势下的回归，而不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疫情过后，这两驾旧马车还能发挥多大的拉动作用呢？前者肯定不可持续，已经转移出去的产业是回不来的。其他国家的复工复产重回全球市场也是挡不住的。即便疫情延长、长期化，外贸出口的需求也会面临需求萎缩、汇率变化的风险。而房地产这个尿壶或许还能用用，却也不可能永远涨、涨、涨。再大的夜壶也会满的，实际上除了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热点城市，也早就满了。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战略困境，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疫情之前已经有所体现，其中固然有贸易战的影响，却也有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对中国经济现在到底处于什么阶段，是要有清醒的认知的。人均GDP1万美元的水平相当于美国的六分之一（美国人均6.5万美元，但产业空心化可以打掉一点水分），日本的四分之一。是公认的发达国家门槛人均3万美元的三分之一。这个水平意味着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差距不是坏事，差距就是增长空间。但是，无视差距，混淆了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模式差异，是坏事。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发达国家“既要……又要……还要……”的奢侈是不合时宜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既要市场化的经济运行效率，又要政府高度介入的强调公平，还要增长质量的高度。误判经济发展真实水平，对促进经济运行效率的市场化目标不聚焦，对政策干预和管制的依赖和期望太多，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隐患。再直白一点、微观一点就是，市场想做的不让做，让市场做的不赚钱。这样的例子在这些年的经济活动中数不胜数。不让养猪了，等猪死了只好回头鼓励养猪；嫌弃劳动密集型产业了，赶走了发现产业转移走了，空间填补不上，又要“发展实体经济”了；挤出房地产的资金去股市了，高科技没长进，白酒先称王然后崩了；网络金融被压制了，芯片也没造出来。管制、限制、禁止、监管的抑制性措施确实很强大、很有效，但是引导、培育、助推的效果并没有达到。经济代价很大，结果却是回到原点。左右横跳，一次又一次地透支经济，却换不来最基本的教训：市场规律不可违背，经济发展不会一蹴而就。出现这种情况，公众是要负很大责任的。一看到风险就要管制，见人发财就眼红，动辄上纲上线，念念不忘平均主义。可以说，中国大众整体上缺乏对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和自身处境的正确认知，对有限的资源有无限利用的想象。对缺乏常识的经济民粹主义毫无免疫力，最后只能是自害、害人和互害。改革开放的经验很简单，开放、搞活、市场化不是没有代价，但是带来的经济发展、做大蛋糕是惠及大众、民生的根本。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高增速，需要市场化，需要矢志不渝的开放、搞活，而不是计划、指令的回潮。如果这个方向错了，那么后果不堪设想。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是长期的、根本性的。中国经济，容不得“诗和远方”的乌托邦，只有负重前行，没有轻装倒退——倒退永远不可能带来轻松。从吃外卖到吃拉面的消费降级都受不了，就不要假装自己可以为了什么崇高的目标牺牲经济利益了，于个人如此，于国家也如此。唱高调一时爽，埋单时哭断肠。与其如此，不如面对现实，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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