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辑 | 学术自主性与三种意识形态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十四）

张志扬先生八秩荣寿特辑

周玉峰先生书

编者按

在为《思想的临界》一书所撰序言中，刘小枫教授曾把张志扬先生比作中国新时期思想界的“脚力”。的确，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以来，志扬先生属于始终既坚守学术个性又不断推进问题的极少数思想家之一。其特殊地位在于，既能有意识地深入跟踪不断变换的“西学重述”所呈现的“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问题；又能反观中学，以开启与之相应的对话身份与对话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志扬先生不断变换的思想课题显示着汉语思想在百年漂泊后尝试着“归根复命”的艰难历程。

因志扬先生“自甘边缘”甚至半隐居于“陆与海相互引领的界限上”，因此，潮起潮落热闹非凡的学界流波中，罕见志扬先生身影，其文其思更不为大众津津，但他“狱中学历磨练出来的硬朗思想个性和雕刻时光的独特文风却始终担挑着中国哲学思想百年来的艰难重负”（刘小枫语）。亦如有论者言，志扬先生哲思中所蕴藉的“原创性和生命感之力量奇大！”诚如斯言，数十年来，其文其思之影响早已越出哲学界而遍及文学、历史、艺术等诸人文领域，潜移默化着人们所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言说方式与问题意识，也给予汉语诗歌、电影、绘画等创作实践以别开生面的激发、灵感与话题。

2019年，志扬先生即满“杖朝之年”，作为多年深受先生哲思惠泽的聆听者，我们借“古典学研究”和“启示与理性”两个微信平台，以问题为中心，以时间为线索，陆续推送志扬先生各个时期的代表性文章，向志扬先生祝寿，并以期激励每个试图严肃地走在思想道路上的年轻学人……

学术自主性与三种意识形态

在今天的学术面前，有或至少有三种类型的意识形态禁锢：“政治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技术意识形态”。如果学术不解脱此三种意识形态禁锢，或者说得平和点，不调整好与此三种意识形态的关系，学术的自主性就很难从自身成长起来。

本文主要以“人文学术”为主要论域。

1

在陈情之前，首先应该明确“意识形态”所指为何？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有两个规定性：一、“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由此获得“真理性”（或叫“伪科学性”）；二、“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由此获得“权力性”。

所以，凡“意识形态”必要求“真理性”与“权力性”。

现代性转型之后，“意识形态”的两个经典规定有了演变，或有了变式：

（一）悬置普遍性，索性承认自己只是特殊性，但相对其他特殊性，自己的特殊性要发展得充分些，因而它将成为其他特殊性进步的目标，也就是说，将普遍性隐含到进化论中去了，变成“历史相对主义”；

（二）否定普遍性，正因为没有普遍性，哪一个特殊性有力量，不管是智力还有强力，那么，那一个特殊性就能自然正当地取得支配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说，坦然以强权政治的“实用主义”自居。

可见，“意识形态”的两个规定中，最根本的是“权力性”，它只靠智力或强力提供所谓“自然正当”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古代的“知识——德性（真理）——力量”模式，被现代的“知识——力量（真理）——德性”模式所取代。

事实上，今天的学术几乎整个架构在“知识即力量”的现代模式中。学术成了追求“力量”或“技术理性”的工具。这样的学术自然会是“政治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技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仆从。

2

“政治意识形态”此处免了。

“技术意识形态”此处也免了。

我想陈情的，只剩下“西方意识形态”。但愿能“举一而反三”。

注意，我说的是“西方意识形态”，不是说“西方的意识形态”。西方文化是生产“意识形态”的文化，它们的历史上生产了许许多多的“意识形态”，我说的不是“它们”——“西方的”意识形态“产物”。我说的是“西方”本身的意识形态化。其典型的表达式为：“凡西方的皆普遍的，凡非西方的皆特殊的。”

一百多年来，不管我们有意无意、愿意不愿意，我们做的都是“被殖民式”的证明。例如，除没完没了的“西学东渐”而且总是生怕没“东渐”好而不够“西学”，我们中国的学术人充其量竭尽全力证明自己的无非是“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还引以为自豪。

这样的“中国学术”够资格谈“文化自主性”吗？

3

“西方”，主要指“欧美”，本身之所以能“意识形态化”，不是像人们说的，靠工业革命后强大起来了才成为一个“打出来”的事实。仿佛就像我们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说出的“真理”。

“郑和七下西洋”的“天朝”怎么没有“下”出一个对“西洋”或对“世界”而言的“东方意识形态”？

插一句，在“郑和下西洋”的意义上，我丝毫没有自责、自卑、遗憾的意思。它恰恰应该成为一个标志：东方和西方是两种不同境界的文化。所谓“海洋文化”的扩张霸权是一个事实，但事实不一定是真理，更谈不上永恒的法则。如果它是“真理”，那不过是又一个“意识形态产物”而已。

“科技”或“力量”，有作为时间序列的原因结果的东西，更有它自身构成而“透射着”的东西，即力量自身的“生成性”，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我们不得不接受三个来自西方的事实：

（一）“形而上学本体论”，或意识形态化的“真理观”，有了那个“一”就有了主宰世界的根据和逻辑必然性；

（二）“神学一神论”，其实是意识形态化的“一神教”，有了那个“一神”就有了创造世界的根据和神圣普世性，连“自然正当”也神圣化了（犹太教虽然是东方的，属叙利亚文化系，但转变为基督教则借西方罗马而“世界化”了）；

（三）“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位一体的“政治制度”，而且这个三位一体尽管在西方历史上有侧重点的差异，它们其实总是相互参校着的，并且靠前两者把它变成“意识形态化的世界历史”，包括今天“新罗马帝国的海洋霸权或海陆空霸权”，从而使世界纳入西方的历史运动中。

最后，所谓“科学技术力量”的表现，应合理地看作是（一）真理观的物化形态，而且以至物化到这样的程度，“自然存在者”——“自行涌现、自己生成自己的存在者”，愈来愈让位于“技术存在者”——“通过人的表象活动与制造活动而产生的东西”，到处都是技术制造的“假现实”、“伪现实”，从自然到人本身无一幸免，以至技术成为套牢人类的“座架”。（引自海德格尔）

由此造成两个“反过来”：（1）技术的世界性要求反过来成为西方要求世界性的手段和证据；（2）从人类自为目的派生的手段反过来变成主宰人类目的的手段，最终连西方也不得不落入手段的主宰之中——“剥夺者被剥夺”——对西方如此，对人类也是如此，人类必须承担西方造成的“风险世界”。

总而言之，套一位古典学家的理路，哲学是神学的世俗化的完成，政治是哲学的本质，而技术（智力与强力的结合）则是政治的自然正当基础。正是上述事实使“西方”本身“意识形态化”了。由来已久。

只要承认或接受其中任何一点，即不可避免地承认或接受“西方意识形态”而臣服于西方，归根结底丧失非西方民族自身的学术的文化自主性。

这里有一个问题含混着，即技术的普适性和民族的特殊性的关系。尽管现代技术主要来自西方理念，但现代技术决不等于西方理念，其技术普适性对其他民族同样有效，因此，原则上其他民族同样可以获得技术力量以自强。其后果不变，既可以形成对西方的剥夺剥夺，也可以形成对自身或对人类的剥夺剥夺。惟有灾难是技术自身的警示。如果嫌“二战”还不够，那么“核战”或许够的。所以，应该让每一类足够自持的文化系统都拥有核打击力量。因为西方，或者人类，按现在的智能只配在“剥夺者被剥夺”的普遍教训中接受灾难的警示。

此问题存疑。

4

无庸讳言，一百多年来，中国即便早已恢复了“政治自主性”，其学术的“文化自主性”，直到今天，才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而且未必有了指引解答方向于自身的正确提法。我们今天的讨论才有意义。

如果上述三个事实真的就是三个真理，人类历史非如此不可，那么结论十分简单：非西方只有臣服于西方一条路可走。跟着走就是，最好也来一个“主奴辩证法”，“主人”轮流做。

但它们只是“意识形态化”的“真理”即“伪科学”。“伪科学”虽然也可以打人、打死人，毕竟不能持久，毕竟逃不脱“剥夺者被剥夺”的命运。当然首要的是不能“夺志”、不能“丧志”。

这不能只是愿望，必须有能力在事实存在中证明出来，即便暂时只在思想事实中证明出来。

所以，“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首先得有一个必要的前提：自己有能力证明“西方意识形态”不过是“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的“真理”的根据或基础、它的“一神”，是伪造的同一、虚假的同一、自封的“一神”。连它们同道的诸神“都笑死了”，何况其他的诸神呢！应该还原西方诸神的特殊性品位了，不管是政治的、哲学的还是神学的。

仅此揭穿假“一”还不够——人们不是总以为你来的是“假”的，我来的才是“真”的，像杜林对他的前人那样——还得真正领悟“一”本身的破裂，从而不再为“一”争“霸”而逐鹿天下；所以，不仅有能力揭穿“西方意识形态”以还原其特殊性品格，更能从自身民族文化的品性或境界中开发出克服“西方意识形态”的思想资源，从而获得驾驭技术改弦更张的可能，使自己走上强而制强的“四大”之路（天、地、人、道），所谓“大而化之”，乃“大”而逾“伯”，制“强”入“化”。因为，“大道无形”，“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必须化解那个“争伯称霸”的“一”之主宰；当然也包括自身的同类倾向——可以把它叫做“脱形化无形”。

“意识形态”或“诸神”乃无形之神隐匿的世俗形式，实为世难之源。

二十一世纪，应是“西方意识形态”开始解冻、剥落、漏底、融化的世纪。化解的力量首先来自世界性灾难的警示。“东方学术的文化自主性”只有从世界性灾难的警示中警醒、复苏、改弦更张。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2005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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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張志揚，即墨哲蘭，武漢市人，1940年元月出生，1980年應全國招考500名社會科學工作者考入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1987年調入湖北大學德國哲學研究所，1994年調入海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社會倫理思想研究所，至2015年底退休。

進學術界一直對西方哲學從事“檢測與防禦”研究工作，大體經歷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對西方“形而上學”檢測與防禦（80年代）

以《瀆神的節日》、《重審形而上學語言之維》、《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為代表

第二階段，對西方“現代性理論”檢測與防禦（90年代）

以《現代性理論的檢測與防禦》、《西學中的夜行》、《偶在論譜系》為代表

第三階段，對西方命脈“自然理性”檢測與防禦（21世紀17年）

以《我對“黑皮書事件”的態度》、《“技術統治時代”意味著什麼？》、《二零一六：發現密鑰遭天算》、《為什麼是有而不是無？》為代表

四十年以揭示西方“進化論即末世論”歷史軌跡為己任。目的在於“歸根復命”，償還一個中國人欠負的民族債。

主要著作：

1、《渎神的节日——这个人在放逐中寻找归途的思想历程》（香港三联“学术精选”1992年，上海三联“学术文库”1996年，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2001年）；

2、《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

3、《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

4、《缺席的权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997年两次印刷）；

5、《语言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6、《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门槛》（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1999年）；

7、《禁止与引诱》（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1999年）；

8、《禁止与引诱-墨哲兰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9、《偶在论》（上海三联2000年）；

10、《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1、《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上海三联2003年）；

12、《西学中的夜行》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繁体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简体版，2010年）；

13、《偶在论谱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14、《幽僻处可有人行？（3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15、《墨哲兰集》（第一辑5卷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即出）。

主译：伽达默：《美的现实性》（北京三联“新知文库”，1998年）；

审校：（1）舍勒：《死、永生、上帝》（孙周兴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6年）；（2）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白薇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3）施米特：《政治神学》（吴增定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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