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风貌 | 那些曾获得北大学生最高荣誉的医学生们（上）

全文共4676字，12张图片，阅读约需15分钟

编者按

北京大学“学生五·四奖章”荣誉称号设立于1998年北京大学百周年校庆前夕，是北大授予学生个人的最高荣誉，每两年评选一次。迄今为止，已连续开展了十一届“学生五·四奖章”评选活动。

2000年，原北京医科大学与北京大学正式合并，组建新的北京大学。北医学子也正式加入北大“学生五·四奖章”评选活动中。截至到2018年，共有17位医学生获得这一荣誉。

今年适逢五四运动100周年，我们特别回访了医学部历年来部分获得北大“学生五·四奖章”荣誉称号的个人，请他们讲述获奖之后的成长故事。

陈雷：努力做最好最真实的自己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众多“学生五·四奖章”获得者中，我自认为是最幸运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是在2000年获得这一荣誉的，而就在当年的4月3日，北京医科大学才正式与北京大学合并，我们医学生才有资格和机会获得北京大学如此崇高的荣誉。

北京大学“学生五·四奖章”有别于奖学金，是北京大学授予学生个人的最高荣誉。虽然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奖励，但它给予人的激励是任何物质无法企及的。作为奖章获得者，我即刻提醒和鞭策着自己不断前行，在医、教、研各方面努力走在前列。

陈雷（左二）与团队在手术室

2000年7月毕业后，我以优异的成绩顺利留院，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临床工作。现为北京大学肝癌研究与诊疗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的主任医师、副教授。

2003年，SARS疫情肆虐时，我主动报名，冒着生命危险进入SARS病房救治患者，获得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抗击SARS英雄”个人称号。

2004年，我被聘至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外科工作，师从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著名肝胆外科专家S. T. Fan教授，并在著名肝胆外科科学家J. M. Luk副教授指导下，进行肝癌的早期诊断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作为临床医生，我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曾经获得北京大学医学部青年岗位能手称号。在临床工作中，我虚心学习、博采众长、勇于尝试和创新，带领团队成功开展了人民医院首例复杂的腹腔镜肝胆胰手术，填补了院内空白，技术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科研上，我的研究成果在《Annals of surgical oncology》、《Journal of proteome research》等国际知名杂志发表。迄今为止，发表SCI论文的总他引率达到143次，单篇文章最高他引率超过50次。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得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多项专利正在申请中。

2011年，我被新加坡国立大学及国立肿瘤研究院邀请，参加肝癌的国际论坛并做“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for HCC: present and future （肝癌的微创外科治疗现状及展望）”的主题发言。

2014年，我当选为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门静脉高压症学组委员；2017年再次连任脾脏和门静脉高压学组委员；2015到2017年，我连续三年入选中国名医百强榜。2018年，入选“胡润平安中国好医生”排行榜。目前任《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中文版、《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武警医学》等杂志的编委及审稿人。

教学上，我多次获得人民医院优秀教师称号。带教的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反映，教授他们的临床经验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受益匪浅。

陈雷在好望角

对师弟师妹们的话

努力做最好最真实的自己，注重追求的过程而非最终的结果。当你毕业时，回首数年的高等教育时光，如果你获得了独立的人格、主动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明辨是非的头脑、健康的体魄，并且依然保持着对未知的好奇心，以及对弱者的同情心，而不是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可以问心无愧了。

张莹：成就最好的自己

获得五四奖章对我个人的影响是拓宽了我的道路，给了我更多的机会去体验新的学科和领域。

2001年从护理学院毕业后，我争取到一个跨系保研机会，进入北大心理系，师从王登峰教授攻读临床心理学硕士学位。2003年，我赴美留学，在University of Nebraska – Lincoln（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攻读健康教育学博士学位。2006年，我开始在当地州政府实习，从事公共卫生流行病研究。2009年，博士毕业后，我从实习职位转为全职工作。

2012年，我在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拿到在职公共卫生硕士学位，2013年，我转到Southern Nevada Health District （内华达州南部卫生区，辖区包括赌城拉斯维加斯），仍旧从事流行病研究。我现在的职位是Senior Scientist，相当于首席流行病专家。

出国后，一切从零开始，没有人关心我在国内得到过的荣誉，但在北大，在医学部学到的知识以及所培养的学习态度，让我受益终生。

在别人看来，我出国十年就成为一个“首席专家”，可以算是一帆风顺了，但在这背后，是无数的业余时间投入到学习、工作中。我曾经在全职工作的情况下，用一年的时间修完了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全职学生两年的学分。如果没有当年在北医挑灯夜读的经历，我可能连想都不会想，更别提去这么做了。

另一方面，美国多元的文化也让我学会从不同视角看待生活。在这里，公共卫生不仅仅是防治疾病，更多的是帮助患者回归或者保持正常的生活。举个例子，我周围的同学、同事中就有HIV阳性患者，如果他们自己不说，我绝对看不出他们与其他人有任何区别。医学的进展和文化的包容，让他们不仅仅能正常地工作、学习，还让他们能够成为公共卫生工作者，帮助其他有相似经历的人。

在美国的这些年，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生活就像一个万花筒，每一个人，任何人，都有可能在一个不经意的角落闪闪发光。

对师弟师妹们的话

我自己的孩子都很快要上大学了，我天天像念经一样跟她讲“practice makes perfect”（不断练习成就卓越），她就说“I am my perfect self”（我就是完美的自我）。我也祝愿母校的同学们，都能早日实现各自心目中的“完美的自我”。

刘亚军：坚持与取舍

2004年，我获奖时还是北京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硕博连读研究生。2005年临床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医院工作至今，是脊柱外科医生，同时兼任骨科冲击波治疗中心主任。

获得这一荣誉，对我的人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激励。我想我之所以获奖，是因为2003年抗SARS期间，我是第四临床医学院唯一一名参加一线临床工作的研究生。当时我多次主动要求，才获得医院批准参加。而这段抗SARS的经历，才是我医学生涯最宝贵的经历和财富。

那段时间，我和病人朝夕相处，有些病人还是我以前的同事。面对一个未知的疾病，死亡的危险随时存在，这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生命的珍贵和健康的重要，也让我理解了“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有时治愈，常常缓解，总是安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医生不能只看“病”，要先看到“人”。对病人的关心和体谅，是做一名医生的基本要求。

在手术台上，我也时常对助手和进修医生讲，不要认为病人麻醉了就没有痛苦，医生的每一步操作，都要想着尽量减少对患者的损伤。现在，我是医院特需门诊最年轻的出诊专家，也是患者好评度最高的专家之一。我想，这并不仅仅是我的诊疗水平有多高；更重要的是，和患者交流沟通中，我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刘亚军（左一）在进行机器人微创手术

抗击SARS的经历，也让我懂得了“坚持”和“取舍”。记得毕业前，曾有人对我说：“亚军，你在北京没房没车，今后在北京没法生活，毕业找工作应该早做打算，直接下海做医药代表。你看好多外地来京的医生，干不了几年就都下海了，晚下不如早下”。这在当时是很现实的建议，但直面过生死，更让我坚定了内心对人生的追求，也让我懂得“舍得”的道理。

工作之后，积水潭医院和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香港骨科学院开展了联合培训，要培养大陆地区第一批国际认证的骨科医生。这需要按照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骨科专科医师培训大纲进行四年的培训，还要通过联合考试才能毕业。而这个联合考试更是国际上最难的专科医师资格考试之一：全英文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两部分；面试中会有12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骨科专家作为考官，以真实患者进行考试；在英国和香港的通过率只有50%。当时我已经结婚，晋级了主治医师，生活条件在一步步改善。参加这个培训等于回到住院医师阶段“回炉再造”，而且一旦最终考核未通过，等于一切归零。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参加这个培训，成为参加培训医生中年龄最大、英文水平最差、家庭条件最差的一员。

正常4年的培训，我花了6年才考试合格，终于在2012年拿到了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院士（FRCS）和香港骨科学院院士（FHKCOS）的资格。回头想想，付出的努力总有回报，培训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和训练，是我最大的收获。我的工作能力得到了认可，获得了很多成长的机会。我的学术能力也得以提升，获得认可，成为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用机器人学会的秘书长、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冲击波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青年委员会微创与智能骨科学组的组长。

2013年5月8日，在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院士（FRCS）授帽仪式上与家人的合影

对师弟师妹们的话

很羡慕大家，年轻是最大的资本。希望大家珍惜校园美好时光，好好学习和生活。尽早树立人生的目标并且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去努力。大家生活在一个更加开放和信息化的时代，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抗干扰能力是最关键的。要懂得“断、舍、离”，没有人能够事事成功，坚持做一件事情才能最终做好。未来工作中你会发现，大学时期的学习和素养培训是可以让你终身获益的。

曾柱：投身西部广阔空间，顶天立地做事

获得北京大学“学生五·四奖章”，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作为北大人的责任和担当。我将北大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精神和品质深深融入自己的骨子里。这也让我在毕业后的工作中有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006年，我从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物物理学系毕业后，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生物医学工程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师从著名科学家钱煦（Chien Shu）教授。

2008年回国时，我本可到北上广等发达地区发展，但是，考虑到作为土生土长的贵州人应该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所以，当时就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贵州医科大学（原贵阳医学院）工作。在这里，我虽没有同学之谊和师恩惠泽，但靠着诚恳、踏实、努力、开放、合作和创新，我取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11年来，在工作上我事无巨细从来不敢懈怠。我先后担任了贵州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副院长、生物与工程学院院长、大健康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和基础医学院院长，不论在哪个岗位上，我都主动作为、想方设法地谋求该部门的发展，为贵州医科大学的发展做出了一些贡献。

多年来，我从事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 DCs）的基础和应用开发研究，将生物物理学、肿瘤免疫学和力学生物学等多学科交叉起来。近年来，我的研究重点集中于DCs与肿瘤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生理机械力（mechanical force）对DCs运动能力和免疫学功能调控的分子机制、基于DCs的前列腺癌在体肿瘤疫苗的研发和计算免疫学等工作。近年来，我承担包括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各类科研项目20余项，总经费2000余万元；发表科技论文70多篇，其中SCI收录30余篇，申报发明专利1项，英文学术专著《Dendritic cells: Biophysics, Tumor Microenvironment and Chinese Tradition Medicine》于2015年由国际著名出版集团Springer全球发行，该书目前已被付费下载2000余次；获贵州省科技进步奖1项和贵州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1项；指导博士研究生4人，硕士研究生18人（已毕业10人）。

2013年，我作为院长和学术带头人组建了贵州医科大学“生物与工程学院”。2016年，生物医学工程学科被贵州省教育厅批准为省级重点学科，并于2017年获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成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实现了该学科在贵州省发展零的突破；2015年，在时任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的指示下，我牵头组建了贵州医科大学“大健康学院”，创建了“健康管理”、“康复治疗技术”和“医学信息工程”三个本科专业，为我省发展“大数据”和“大健康”产业提供智力和人力支持。

毕业13年来，我不忘初心，把责任和担当扛在肩上，兢兢业业，开拓创新，努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为贵州省高等教育事业和贵州医科大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19年，我荣获了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我理解的“五四精神”就是“使命、责任、担当”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对师弟师妹们的话

在工作中一定要学会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把北大人的自豪感深藏于心，顶天立地做事、做科研，“顶天”就是要瞄准国际前沿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创新工作，“立地”就是要有实现自己目标的路径和方法，不能华而不实，不接地气，相信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人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抱怨，学会尊重人，善于合作，虚心请教，永葆正能量，要把个人、单位、国家的发展与科技前沿有机结合、有机统一，你成就了单位，单位也成就了你，地球离了任何人都会照常运转。

在多年的行政管理工作中，我发现一些国内外知名高校或机构的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难以融入所在单位，总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希望别人能够把什么条件都准备好，小事不愿做，大事做不成，这不顺眼，那看不惯；以前的业绩固然重要，要摆正心态，从小事做起，用人单位总是喜欢“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好共事、不出事”的员工。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些，那可能就要走弯路，使自己的职业生涯受挫。

西部空间广阔，大有可为。

扩展阅读

文章来源于“北大医缘”公众号

美编：杨圆

审校：郭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