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红 | 为什么我们力主用针刺治疗新冠？

为什么我们想到用针来做疫病的治疗?简单地说，是因为以往的积累，和这次疫情爆发之后对经典的温习。下面我具体介绍下认识过程。

4月17日刘力红老师应邀参加《中国针灸学会针灸防治新冠肺炎临床经验交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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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伤寒》指路，经典给人力量

目前中医学术界认为，在《内经》里面分两个时期，一个就是《遗篇》（《素问》里面有两个《遗篇》，一个是《刺法论》，一个是《本病论》），这两个《遗篇》的时代可能是晚一些，普遍认为可能是东汉或者东汉末年，《遗篇》之外的篇章，还有《七篇大论》，也可能是晚一些。而其他大部分的《内经》观点出现的时间相对要早。这是两个《遗篇》出现的时代背景。

实际上，除了在《刺法论》和《本病论》里面，《内经》明确地提出了疫病和五疫的概念，在《内经》的其他篇章里面也有提及传染病。因为所有的疫病（传染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发热，所以说一些发热类的疾病中，可能混杂有烈性传染病，也有可能是普通的发热性疾病，但是习惯上把所有的发热疾病都归在伤寒，或者热病里面，比如我们在《伤寒论》《内经》里面就会看到谈热的篇章很多，比如说《热论》《刺热》《评热病论》，还有《灵枢》中也有《热病》。

接下来，我们具体看热病治疗，会注意到古人是用针刺的方法解决。比如说《素问》中专门有一篇叫《刺疟》，我们现在知道疟也是一个很大的传染病，当时治疗疟病也是用针刺的方法。在《遗篇》的《刺法论》中，我们发现用针治疗就更明确了，我们读过《刺法论》会发现，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谈疫病，五疫，而具体的治疗措施，主要就是用针刺。

所以从上述经典里面的明确记载，我们就可以了解，至少在《内经》的时代，或者《伤寒》之前的时代，一旦发生传染病，比如我们知道汉代爆发疫病的次数是很多的，尤其东汉时期，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方法就是用针刺，我个人甚至认为治疗手段上针刺的比重可能比药物还大。

以上是我们提出要使用针刺的经典理论依据。

同有三和中医团队与武汉八院新冠患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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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临床一线，树立真正信心

我大概在2月5日写了一篇文章《对一线中医同仁的两点建议》，其中最主要谈到的一点就是建议要针药并用，新冠治疗临床一定要用针。但是当时用针的机会还非常少，我们在2月9日中国针灸协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针灸干预的指导意见（第一版）》中看到只是谈到灸而没有涉及针，诚然用针的风险确实太大。

所以我们对疫情不用上针认为是一个不小的遗憾。这也是我骨子里面的一种认识。

后来，作为民间中医团体身份的同有三和中医团队终于通过一些因缘，能够进到武汉抗疫一线，因此可以有机会通过临床实践去验证，经典给出的依据和我们之前的判断，究竟是不是确实有效。

众所周知，我们后来就用黄帝内针来治疗新冠肺炎患者了。（关于内针治疗的简要理法介绍将另文介绍。）

能够进入武汉市第八医院痔三科病区后第一时间就给新冠病人用上针刺，也是因为中药还在积极争取调配过程中，过几天才能到。

我记得是，当我第一针下去之后，我们负责的病人几乎都是一时间回不过神来，因为病人可能10天、20天甚至一个月的胸闷，都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甚至病人已经耐受了。当大夫一针下去，让对方去感受的时候，病人往往是回不过神来的。等他回过神来了，经常说，唉，怎么胸一下就不闷了。

至今，我还清楚记得有一个病人告诉我们说：“我原来的胸里就像上下班的时候高峰期的马路一样的拥堵，当您扎针后我感觉就像现在武汉的马路（因为当时武汉的马路上一个人没有），一下子就空旷了，突然间它就打开了。”

这就是针刺的治疗，疗效之好连我这个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样的针刺治疗经历也让我们对针刺治疗新冠建立了真正的信心。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刘力红老师4月17日应邀参加《中国针灸学会针灸防治新冠肺炎临床经验交流研讨会》时的发言内容（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收看研讨会直播回放）。发表时候略有修改，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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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力红

编发：老才

图片：摄图网

审稿：赵江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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