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书评》| 《思考中医》与中医药抗疫

编者按：

刘力红教授所著《思考中医》，这部成书于二十年前、历经多次再版加印、热销近百万册的中医文化现象级著作，开启了大众重新审视并学习本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的热潮。2019年，国际著名汉学家、中医学家付海呐教授及其学生，用十年时间完成该书的英译本翻译，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女士的全力支持下，《思考中医》英文版正式出版问世。

《思考中医》（刘力红著）英译本

译者：塞宾·威尔姆斯、盖布瑞尔·维斯、亨利·布彻特

编者：付海呐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发行

共664页，90美元

《思考中医》英译本的出版，再次引发了国际学界、文化界对于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关注探讨。特别是在全人类共同面对新冠疫情的背景下，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抗击疫情取得卓越成绩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让西方医学界甚至思想文化界开始认真思考，该如何理解与解读这种有别于现代科学的中国传统医学。

普利策奖获得者、原《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艾恩·约翰逊（Ian Johnson），在2021年11月4日出版的《纽约书评》中发表书评文章，从《思考中医》作者刘力红教授奔赴武汉一线抗疫，和中医药在中国抗击新冠所发挥的作用切入，以西方人的视角，详细介绍了《思考中医》所阐释的在东方文化体系下的中国传统医学智慧，成书背后的中医药于20世纪至21世纪初发展的脉络、问题、挑战与对策，以及其对现代医学的影响等等。

为此，我们将该篇编译成中文，希望能有更多人通过《思考中医》、通过当下的抗疫实践、通过西方的视点，来全方位了解祖国医学的伟大智慧和其所直面的问题与挑战。最后，要特别感谢在此文的翻译、编辑、审校中辛苦付出的三和书院学子：卢雅静、陈智威、贾荣曼、黄静。

作者简介

艾恩·约翰逊

Ian Johnson，美国人，中文名“张彦”。原《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北京站站长、中国分社社长，2001年普利策奖获得者，现供职于美国《纽约时报》。

新一轮新冠疫情中免费分发中药凉茶，中国江苏省宿迁市（2021年8月）

2020年2月中旬，中国正处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高峰期，一位身形瘦小、留着细长胡子的医生决定前往武汉疫区——武汉市第八医院。尽管全副武装地穿上了白色防护服，他随身携带的医疗器械却只有一小盒医用针灸针。

这位医生叫刘力红，著有知名的《思考中医》一书，该书自2001年（编者注：2003年《思考中医》中文版问世）出版发行以来，已售出超过50万册，他因此一举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临床中医师。刘力红教授现年60多岁，他对于那些探索中医本源的中国人来说，是个莫大的精神鼓励。中医作为一种传统治疗手段，是中国文化里为数不多能传承至今的活化石。刘力红的初心是复兴他眼中纯正的中医，这与1950年代以来中国中医药高校所传授的“缩减版中医”截然不同。但刘力红的提法在国家提倡恢复传统中医的十年之间，尤其是对民间师承的认可方面，逐渐成为主流。武汉疫情期间，刘力红率队赴疫区支援并取得卓效，证明了中医并非过气的老古董，而是能够解决当前严峻公共卫生挑战的利器。

疫情暴发后不久，官方出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方案，中医治疗方案赫然在列。其中就有成千上万中医师的宝贵临床经验，他们组成的队伍闻令而动，赶赴疫区。随后，这些经验被广泛应用到全世界，如伊朗、荷兰和意大利等国家，同时还背负着振兴中医国际形象的使命。

对于刘力红和其他中医师而言，这无疑是个重大战果，展示了传统中医治疗无法忽视的力量和作用。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中国本土医疗能否重现过去的辉煌，快速适应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又是否会再次成为国家和社会的选择，作为传统宝库被重视起来？而一旦获得国家的支持，是否会削弱中医治疗长期在海外作为替代疗法的地位？毕竟作为中国展示其软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难免饱受非议。

在武汉一线为患者进行针刺治疗的同有三和中医医疗队

在翻译刘力红及其同行所践行的中医药理论时，首要的一个问题是：该如何对之命名？汉语所称的中医（Chinese medicine），亦即本篇书评使用的词汇。但在中国境外，“中医”往往会被翻译为“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传统中医”），或者其首字母缩写“TCM”——并且这一词语广为使用，哪怕汉语词库里本身并没有“传统中医”这一词或概念。提出这一细微区别，并非出于老学究式的好奇，而是出于担心，这一词汇的使用会给中医带来负面印象：让人听来觉得中医是陈腐的、愚昧的，是千百年前原始人使用的医疗手段。而事实上，尽管中医治疗依然使用着2000年前的方剂条目，但在数个世纪以来，中医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个流派的中医师纷纷通过著书立说，对经典理论各抒己见、讨论医案、总结新型病症的治疗经验等等。现在，大多数的中医师也具备解读X光检查结果以及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等能力。

“传统中医”（TCM）一词，是在对外宣传中产生的，最早出现于1955年面向海外读者的英文宣传出版物中。这一术语实现了双重作用：一方面昭告四海，中医传统传承至今，生机勃勃；另一方面则强调中医与其他医学流派不同。正如过去一百多年间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现代化进程那样，中医也曾被视为落后时代的象征并遭唾弃。但在历经种种磨难后，中医却适时地存活了下来，并焕发新机。

最初，这一现象是出于医疗卫生的现实需要。据统计估算，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只有一万名左右拥有现代化医学知识（现称为生物医学）的执业医师——也称“西医”，因为这些知识是由西方的传教士带来的。而当时，全中国有多达50万名中医，他们主要依靠中草药汤剂治病救人，并结合使用其他传统技法，如针灸、刮痧和推拿等。后来，这些土生土长的治疗手段，作为“中式农民社会蓝图”的一大象征符号被加以提倡。其中，在西方世界最为知晓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赤脚大夫下乡运动，农民和工人在接受了基础的中西医治疗训练后，前往农村基层提供基础医疗服务。

不过，即使有了这些亮眼的举措，中国最大份额的资金投入依然流向了西医。虽然中国各处城市、乡镇和大部分农村都有着平行的中西医诊疗体系，并且分布在各级门诊医院，但现实中大部分的资源、资金支持都投入到了比肩全球的先进西药产业链。中医只能偏居一隅，或者通过集体“现代化”的形式存在。这其中最具变革性的要数中医传承方式的改变。过去，中医各大学派都是通过师父带徒弟的方式来传授；但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中医的教学模式也被同质化为公立高等教育院校的教科书式教学。这会导致对中医根本理论体系的剥离，进而对自然科学无法解释的传统哲学理念冠以迷信之罪。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的十二条基本经络，作为气（即一种能量）的通道，周遍全身。经络之于气，如同血管与血液之间的关系，但问题是经络和气都无法由MRI、CT等其他现代医疗设备检测出来。然而，这些概念却是中医治疗的根基，其影响远不止中国境内。以针灸为例，针刺深入皮肤产生刺激的位置并非很多人想象中的神经节，而是经络穴位。穴位及其命名通常与道家哲学相关，这听起来就更加玄乎其玄、脱离科学了。又因为科学无法定义经络气血，它们就被归类为一种独立存在的逻辑，一套只能在自身体系之内发生关联的治疗方法。但这种方法根据病人的反馈来看，却是有疗效的。基于这一点，西方医疗环境中的执业医生们也会在处方中适量使用特定的中医治疗手段，甚至说服保险公司将其纳入报销范畴。

虽然中医已经在海外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吸金能力不足的特质依然导致其在国内缺乏重视。在某一时期，很多选择中医的学生单纯是因为考不上西医院校。对他们来说，选择中医只是对自己学医梦的折中慰藉，致使在之后的中医临床治疗上常常缺乏信心，将信将疑。有些中医治疗师本身甚至并不相信自己使用的治疗方法，认为它们充其量只能起到缓解病情或安慰剂的作用。此外，专业设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跟世界其他地方的生物医学院一样，中医专业的学生在考进研究生院后，就开始日常进行各种生物实验。许多实验根本与中医毫不相关；他们所作的努力只是从植物中寻找具有药用的活性化学成分，分离提取并用于特定疾病的治疗——就像从柳树的酸性提取物中发现阿司匹林一样。

这一类型的药理学研究在2015年时达到顶峰。当时，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屠呦呦女士因在疟疾治疗方面的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她带领的团队从植物黄花蒿中萃取出了有效治疗疟疾的青蒿素。而黄花蒿这味药材，中医世世代代都用于疟疾治疗。很多人认为这一表彰是中医界的胜利，事实却并不乐观。通常来说，中医对患者的诊断通常基于一系列复杂的人体理论。随后再根据诊断开出大概十几二十味药材的方子，大多是植物药，按医嘱煎汤服用，每日服两到三次，连续几天。之后，病人再来复诊，重新诊断后基于病程再对方子进行微调。尽管中医也有单独一味植物药或矿物药就能治愈疾病的情况，但这种的例子并不多见。

刘力红在他书中所指明的问题，正是这种令人遗憾的“伪现代化”状态。和当代中国的其他有志之士一样，身处激烈变革中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他主张回归中国的传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华文明的核心传统长期被视为落后的产物，直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才开始发生变化。因为从这时起，许多中国人开始思考自己国家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至今到底还能剩下些什么。

刘力红在书中提及，年轻一代对中医满怀热忱，但又充满困惑，因为他们在诊所和医院的老师们身上看到的做法，往往是经常性地使用抗生素等西医的常规治疗，外加一些简单的中药处方。“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他们在临床上所看到的中医，并不是他们原来所想象的中医。中医无论在中医院还是西医院的中医科，都几乎成了一种装饰。”而最大的问题是，中医专业的学生不读且不懂中医最基础的、根本的经典。院校提供的缩减版课程，只让他们粗略地翻阅了解这些经典条文，但基本上已经将中医矮化成纯粹的草药库。“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医只不过如此，经典只不过如此，难道还有什么更多的看头吗？”刘力红写道，“我想与上述许多问题相比，这个问题显得尤其严重。”

刘力红所著的《思考中医》，就是对这种漠视进行纠正的一种尝试。书中主要对中医经典基石之一的《伤寒论》进行导读。该书由汉朝末年的医家张仲景编撰，列入中医四大经典之一，也是第一部介绍汤药方剂的典籍。书中记载的药方根据六类疾病开出，为后世医师分析疾病类型提供了灵活的模板。虽然中国大多数中医学子都在学《伤寒论》，但也只有少数者拥有能够真正将之付诸实践的文化背景知识。因深谙此中，刘力红在导读中不遗余力地解释一些基本概念，比如时间之于疾病的重要性。疾病，包括流行病，在一年之中，乃至在一日之间，都时刻发生着变化。因为基于中国人世界观的核心概念——天人合一，亦即“人体是一个缩小版宇宙”，人与四时、昼夜的联系并非偶然，而是阐明疾病诊断和治疗的根本所在。

上述这些别开生面的讨论，使《思考中医》与大多数中医书籍截然不同，后者通常倾向于描述何种药方专治何种疾病——也就是对中医的工具化使用。相反，刘力红将中医提升到了传统社会中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由上层社会中最具成就和学识的人所掌握的一部分。

该书的源起别具意义。20世纪90年代，刘力红遇到了定居波特兰的中医从业者和中医讲师付海呐（Heiner Fruehauf）。相识几年后，付海呐带着他波特兰国立自然医科大学的美国学生组团来到中国访学，请刘力红为他们做了一系列关于《伤寒论》的讲座。同时，刘力红的团队录制了讲课音频，并进行文字转录和整理，最终编辑成书。在讲座中，刘力红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许多基本概念进行简明解释——例如不同时辰的作用特点，这主要因为他的听众来自国外。在较早之前，这些内容对中国读者来说并没有引起关注，但现在这些阐释却成了该书的重要卖点。

刘力红教授与付海呐博士合影

付海呐（Heiner Fruehauf），德国籍，出生于医学世家，专注于自然疗法。他的曾祖父曾与欧洲“自然疗法”运动创始人Sebastian Kneipp一同从事研究。其曾求学于德国Tübingen大学、复旦大学、德国汉堡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并于199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学系博士学位。他创建并一直执教于美国国家自然医学院（National College of Naturopathic Medicine）经典中医学院。现为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刘力红和付海呐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情同知己，付海呐后来还让他的两位得意门生与知名的中医典籍翻译家塞宾·威尔姆斯（Sabine Wilms）共同编译了《思考中医》的英译本。付海呐为之作序，用“经典中医”这一术语来指代更为纯正的中医，从而与官方着力推广的中医区分开来。目前，这个词也得到了越来越多执业西医的认可，尽管他们极力回避着中医科学化的进程。

这部经典中医著作，对不懂中文的国外医生来说，可能是最有用的，正如其他类型的医学文献那样。虽该书的表述有时略显精微、深奥，但它的销量并不小，《思考中医》的英译本目前已再版三次。因为不仅是在中国，西方许多患者也会认为虽生物医学对急性病有很好的疗效，但对那些不属其具体类别的慢性病则往往疗效不佳，于是他们希望寻求更合适的替代疗法。

刘力红的著作在中国还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中医治疗技术的践行模式，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作出了贡献。一些医学从业者开始追寻中医老前辈的足迹，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接受过传统师承模式学习的老中医们。仿效旧时的做法，年轻的中医学生向中医老前辈三叩首，通过拜师仪式成为他们的弟子，在他们身边跟诊学习。还有人建立健康疗养院或私人诊所，坚持经典中医诊疗，摒弃院校教授的缩减版中医诊法和处方。随着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和信仰危机的出现，许多人在中医世界里看到，严重仰赖自然科学和商业经济的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替代选项。自主学习、自我提升的书籍层出不穷，非执业医师们纷纷创建自媒体和社群平台，热烈讨论他们眼中纯正中医的最新讯息。

2012年，高层的政策支持，给中医药带来了发展所需的推动力。2016年，政府牵头启动了一项为期15年的中医药振兴项目。翌年，中国某省开始给五年级学生开设中医课，作为他们文化素养类课程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一个举措是，政府开始施行一项全国性法律（编者注：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颁布），确保官方对中医药的保护和支持。

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推广要素，中医药在中国官方推动下，被国际组织接纳为合法的治疗手段。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医疗法纳入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疾病统计分类》中。这个分类目录被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用于应对疾病和死亡的诊断和划分，进而能够比较统计数据，指导保险公司承保疾病，制定相关研究议程。世界卫生组织在“仅供参考”的补充章节中，提及了目前在东亚地区广泛应用的150种不适症和196种疾病表现，这些都源自中医理论体系。

对现代医学派的支持者来说，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一举动足以让他们震怒。鉴于中国官方对中医药的大力支持，中国国内对中医药的舆论没有像以前那么激烈了，但《科学美国人》《自然》和《经济学人》等国际出版物却尖锐地指出，如果没有科学证据证明中医药的疗效，对其的非议还会持续。

这些以西方科学为标准评估中医药疗效的要求早就屡见不鲜，并且这其中的难度比许多人想象得更甚。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在一个由十几味药材组成的药方中分离出活性化合物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中医师会随着病情的发展而调整药方。再有就是中医治疗身体的方式。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看，当一名中医看待一位有高血压、经常饮酒、大小便发黑、形貌胆怯的患者，并诊断她有“湿热”，这意味着什么呢？当这名中医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和服用草药凉茶来“清除”这种内热时，这又意味着什么？将这些做法与生物医学联系起来又是否有必要性？

另一个问题是临床药物的研发费用非常高，药物通常由医药公司研制，而他们往往获利丰厚，这与传统中医药处方及治疗的“简便廉验”属性大不相同。正如一个作曲家不能通过申请传统曲调的版权来收取每次演出的费用那样，国家、国际团体也不允许将传统处方作为专利，因为它们属于公共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虽然有些国际大型医药公司对中药进行了研究，但大多情况下只是对当地文化在表面上的一种示好。即使是更为积极乐观一点的情况，也只是希望能像屠呦呦女士发现青蒿素一样有新的发现。没有公司愿意投入大量财力去深入研究既不能申请专利、又不能售卖的草药处方。面对这一窘况，中国对中草药处方的做法则是制定生产标准，保证草药的使用安全，并寻找机会将中药的作用潜力充分发挥出来。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时，中国社会对中医药的运用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中药用于新冠肺炎治疗的消息一出，立马就有怀疑论者跳出来，比如《纽约时报》就曾登载一篇题为《对抗新冠，中国正在权衡对比水牛角及其他疗法》（In Coronavirus, China Weighs Benefits of Buffalo Horn and Other Remedies）的文章，并特别提醒，“专家们”对中医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这篇文章还采用了所谓客观实证的方法，为突出方剂里药物组成的“怪异”，通过直译方名使其听起来怪异可笑，毕竟许多方剂得名于传统术语和故事，然后再得出结论，强调中医没有科学依据。毫不意外，这些文章只字未提生物医学对新冠也无计可施的现状，当然也不会提及中医于几个世纪以来在传染病防治中起到的作用。而这是真真切切的历史事实。东汉张仲景在写《伤寒论》的时候，序论中曾介绍到“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而他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着力研究这类“伤寒病”，亦即大多数由病毒引起的发热病症。

十几年前的非典疫情，中医治疗一开始被排除在外；但这次新冠，中医在早期便介入其中，官方对中医参与抗疫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转变。刘力红将中医抗疫视为己命，他没有依托公立医院，而是通过各种努力直接前往武汉。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也说到，“想要到抗疫前线去，让大家看看，中医在疫情防治中也能大显身手。”20年前，他在出版《思考中医》时便提到，目前，中医人的不自信还在与日俱增，所以他想效仿两千年前的张仲景，拿起中医之盾直面这一代人眼前最大的公共卫生挑战。

刘力红曾写到，当他和团队成员到达武汉时，看着空空如也的街道，只剩下身着防护服的“大白”，他们不由得感觉到恐惧：“说不怕的，那就是撒谎”。而学习穿上笨重的防护服，“对于我这个手脚笨重、不善处理复杂事物的老中医来说，确实不太容易”。

在常规操作方面，刘力红与其他中医师一样，通过望闻问切来诊断病情。但在戴着三层手套和护目镜的情况下，行动着实不便。四诊中，脉诊最为重要。其中，右手寸脉对应为肺。刘力红发现，新冠肺炎病人的肺脉多为滑脉，应指圆滑，如珠滚玉盘，说明有“湿”；并且病人舌苔白腻，痰难咯出。当时他便决定用针灸（编者注：黄帝内针）先迅速缓解症状，再施以方药疏导肺络，化痰泄浊。治疗后，病人情绪逐渐恢复平和，呼吸趋于规律（编者注：详见《中国针灸杂志 | 针药并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案例举隅》）。

自刘力红团队支援武汉以来的一年半时间里，又有4900名中医师奔赴前线，约占前线医疗人员的13%。在中国7万名新冠确诊病例中，91.5%接受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这在中医仅占15%医疗服务比的中国非比寻常。

刘力红教授率领同有三和中医医疗队奔赴武汉一线抗疫

基于此，在国家新冠肺炎诊疗指南中，中药也被列为推荐药物，用于各阶段病情的治疗。此外也有研究证实，中医能够降低新冠肺炎的重症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一般情况下，新冠病人的重症率是13%；但根据中国卫健委的报告，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病人中，仅有2%~5%发展为重症。

不过，这些研究结果并非最终定论，也还不足以说服怀疑论者。其中存在的变量太多，比如说，每家医院的护理能力都各不相同。这些变量使得中西医结合的疗效备受争议。

随着中国官方将中医列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标志之一，中医将以一个世纪前不可想象的方式快速发展。当前中国人民和政府都在全力以赴，复兴中华传统，并将其远播海外。

（备注：文中所述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同有三和基金会立场。编译过程中，在忠实作者原文所述的前提下，进行了相应的删减编辑，特此说明）

刘力红教授简介

刘力红，男，1958年生。现任北京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南京中医药大学董事会董事。

曾就读于广西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1992年获医学博士学位，2002年-2003年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访问一年，除院校教育师从陈治恒、陈亦人等老师外，还先后师承李阳波、邓铁涛等明师，2006年拜于钦安卢氏门下，依止卢崇汉师习医。2015年师从杨真海先生，修习黄帝内针。因著作《思考中医》，主编《中医名家绝学真传》，整理出版《黄帝内针》及长期以来不遗余力地挖掘民间优秀中医流派，弘播传统文化及中医理念而蜚声海内外。著名中医药学家邓铁涛教授高度评价刘力红博士对中医的贡献，赞曰：“吾道不孤，后继有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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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往圣继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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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恩·约翰逊

翻译：卢雅静、陈智威、贾荣曼、黄静

审核：黄靖、赵江滨

编发：小学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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