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正在成为火药桶吗？
所谓「文明」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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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制造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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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社会学的眼光来考察，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陌生人社会。
传统的熟人社会正在逐渐走向瓦解和消亡。传统的熟人社会，每个人被嵌入到一张熟人关系的网络之中，每一张网络、每一个圈子的人彼此熟识，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熟人社会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公共产品：安全。从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我所听说的关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历史回忆，全都发生在作为熟人社会的农村。
时至今日，也只有在大型国企的生活区、小县城和农村里，才能体验到熟人社会中那种「生于斯，长于斯，歌于斯，哭于斯」以及个人处于熟人关系网络中的生活情境。这种生活情境，对于生活在现代化都市的人们来说，仿佛是遥远的历史回响。
而与现代性一起来临的陌生人社会，在生产出巨量的社会财富的同时，却让人感到隐隐的不安：
在作为陌生人社会的现代都市里，我们每天在街上、公交车上、地铁里乃至大型公司里遇见的各种面孔我们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我们也不知道电话那边的客户、客服或者其他什么人到底是什么样子，而在路边偶然向我们靠近的陌生人，我们不知道他想要对我们做什么。
正如劳伦斯•弗里德曼在《美国法简史》中所说的：
「在当代世界，我们的健康、生活以及财富受到我们从未而且也永远不会谋面的人的支配。我们打开包装和罐子吃下陌生人在遥远的地方制造和加工的食品；我们不知道这些加工者的名字或者他们的任何情况。」
这种情况，好像并不那么令人感到心安。
如果将时间追溯到现代以前，中国传统社会的安全感，除了熟人社会提供的一个彼此信任、相互帮助的人际环境以外，由乡绅通过乡规民约进行的基层治理也是一大重要原因。在传统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得以让社会成长、发育的空间，所谓「皇权不下县」，即国家权力的触角止于县级，县级以下的基层社会，实际上由乡绅依靠传统道德、乡规民约进行治理，每个人实际上都被编入一个特殊的人际网络，被血缘、地缘等所约束，就好像一个小的自给自足的共同体，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组织。
也正是因为如此，无论上层政治权力如何分化重组，政权如何更迭，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始终能够保持基本的稳定。
但是在一个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中，人们从宗族、家族中被解放出来，变成了可以在社会中随意流动的社会原子，变成城市机器中的一个零件。除了与其他零件存在社会合作上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
每一个原子化的个人，都是孤零零地面对社会秩序和国家权力，一旦社会秩序失控，或者国家权力失范，这些原子化的个人根本无力保护自己。
具体到作为中国典型的陌生人社会的一线城市，稍一梳理，发现其风险远远要高于一般的城市。
2016年6月，深圳的龙岗、沙井都曾出现过持刀砍人事件；
2016年5月，广州的杀医案震惊社会；
同年5月，北京雷洋事件引爆了全社会对于不规范的公权力声讨；
2016年之前，上海踩踏事件，变成了上海人心中抹不去的疼痛的记忆。
公交纵火案、地铁踩踏事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并不新鲜。
而一直被一线城市作为重点防御对象的恐怖主义，距离每一个在这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到底有多远？
一线城市，好像是被祝福，同时被诅咒的土地。
一线城市中风险的酝酿，不仅仅在于它是一个典型的陌生人社会。一帮原子化的个人，并不逻辑地意味着他们就要去捣乱、去破坏，他们同样是弱者。彼此的陌生和不信任，只是发生风险的充分条件。
关键在于现代化都市文明，本身就会系统性地生产社会风险。
所谓「文明」本身，就会制造风险。
按照经典心理分析的观点，文明建立在对人的压抑的基础之上。作为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城市显然属于压抑程度最深的地方。
这十分容易理解，城市的工作生活，类似于一部精密复杂的机器，每个人都必须使自己服从机器的需求，才能让自己精准地嵌入到城市运转的体系之中，为自己谋得一点生存的空间。（尽管很多人仍然感到「自由」，但谁知道这种「自由」是不是一种错觉？）
在城市机器里，人们不可能体验到木心所说的「从前慢」: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行人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人家就懂
木心所描述的，是前工业化时期或工业化初期的生活情景，只可能出现在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农村或县城，而在现代化的大都市，这种情境已经绝迹。
所谓的诗情画意，早已沦为都市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作为人类活动区域中压抑最深的区域，酝酿着人类心理反扑的风险。
哪里有压抑，哪里就有发泄或者补偿。
我的一名朋友，曾不无感慨地提到，他的一位在深圳工作的朋友，向他讲述深圳人的性开放和性自由，其程度之深，令他作为一个在小县城成长、中型城市学习工作的人咋舌。这固然是因为传统道德的解构和陌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脆弱，但其最为深远的动力，则是都市文明深度压抑下的自我补偿。
一方面，高成本、高压力、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在呼唤出天量财富的同时，构成了对都市人的深度压抑;
另外一方面，在社会秩序还能够维持，不允许各种破坏性的行为发生的情况下，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构成了对都市人的补偿和发泄。
这两方面构成了一线都市生活的两个不同面向，透过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面向，我们才能够看清城市运转的内在机制。
正是有赖于这种压抑-补偿/发泄机制，维持了城市机器的正常运转。
如果没有这样的压抑和补偿，我们无法想象一个都市尤其是大都市的维持和发展。
而一个城市的基本秩序——也即对人们的基本的压抑——一旦解除，所谓的「文明」往往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被野蛮所取代。
这种野蛮，正是对既往的压抑的充分报复性补偿。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2005年的美国，卡特琳娜飓风登陆新奥尔良后，一举撕破了所谓文明的外衣。
……劫匪们公然当着警察的面涌进一些商店，大肆抢劫衣物和珠宝。许多抢劫者从商店中抢来珠宝和衣服，塞进浮在水面的垃圾桶中逃跑。在一个大型商店前面，一些人直接开来铲车，撞开大门，在大肆抢劫后明目张胆地离开。当一名手臂上搭着10条牛仔裤的男子被人询问，他手上的东西是否从别人商店中抢来的时，他大声叫道：「不，现在这儿是每个人的商店！」而一名手中抱满抢来衣服的男子竟然恬不知耻地问一名警察：「我能借你的车用一下吗？」而在数以万计的难民避难的大型圆顶体育场里，还发生了更令人发指的惨剧。媒体的报道极为形象。「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到处是杀戮、流产、生孩子、肮脏的厕所。」……
2005年飓风过后，大量的新奥尔良市民迁出了这座路易斯安那州经济最发达、规模最大的城市，逃离那个曾经令他们感到恐惧和痛苦的情境。但是他们恐怕不知道，任何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社会秩序一旦失控，它们都会变成另一座新奥尔良。
而中国的一线城市，除了具备陌生人社会和都市文明本身所制造的风险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正在强化这些风险：
1，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社会深层次矛盾的触及和暴露。
2，经济下行压力下制造的心理压力，以及由失业者群体所构成的不安定群体。
从持刀砍人等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的空间分布来看，往往就在或者接近人口密集的工业区。对于这些从农村出来打工，见过了城市的灯红酒绿的生活的务工者，他们已经无法再回到农村，但如果城市也无法提供给他们工作岗位，他们则极易转化为引爆社会安全的火药。
3，发展中国家高节奏、高压力、高成本的工作生活方式制造的巨大的心理压力。这正是现代都市文明的「特产」，但问题在于，从中国都市的发展现阶段来看，能够提供安全、关怀的社会自组织几乎没有发育，心理压力的疏解缺乏出口，这种压力和情绪的积累正在逼近爆发的临界点。
4，特殊时期下，社会管制全面加强对个体的压抑的强化。
5，超大型城市管理的局限性。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管理者，都没有面对过中国一线城市管理者所面对的人口规模，它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城市，都直接管理千万级以上的人口。
以上这些因素，都大大强化了一线城市作为「火药桶」的属性。「火药桶」一旦爆炸，风险的传递几乎（也仅仅是几乎）不分阶层地位的，无论是筚路蓝缕的乞丐，还是衣冠楚楚的白领，只要暴露在公共空间里，都可能被突如其来的风险所吞噬。
而对方，可能是成群的游荡在城市边缘的失业且失意者，也可能是面临裁员的小白领，或者就是住在对门但是不知道他名字的所谓邻居。
我们很难断定，具体在哪一天，一线或二线城市因为某件偶然事件，突然被引爆，变成在太平洋西岸这边的新奥尔良。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一边警惕着可能发生的风险，一边希望那一天永远不要到来。
出品 | IMP心理（ID：xinli-fenxi）
作者 | 秋肃
整理 |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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