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情感地理学的可能性及其案例研究
文本分析
裴蓓 / 武汉体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文法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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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西方地理学历经诸多学派的交替更迭，遂又受到1970年代中后期“情感转向”影响，在本世纪初分蘖出当下日益发展壮大的情感地理学。1980年代中后期，文学地理学研究在国内学界不断升温，渐成显学之势。逐渐壮大的西方情感地理学和蔚为大观的中国文学地理学貌似独立实则可以互利互惠，当两者友情链接旋即衍生出由“文学”“情感”和“地理”三个关键词合围的文学情感地理学。文学情感地理学借助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人地关系”理论，既将人类的情感体验还给地理学，又在情感地理学的议题中注入文学经验维度。近年来，受文学情感地理学启发，国内外学者不约而同地借力于现代地理信息科学与技术完成了文学情感地图的可视化，论证了人文社会科学间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实现路径和广阔前景。
关键词:文学 地理 情感 文学情感地理学 GIS 数字人文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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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地理学历经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人本主义地理学等学派的交替更迭，又受到1970年代中后期爆发且波及众多学科的“情感转向”影响，于本世纪初在学科体系内部分蘖出情感地理学(Emotional Geographies)。1980年代，我国学者重拾文学地理学(Literary Geography)研究，这门诞生在中国本土的新兴交叉学科，既受到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中的人地关系研究影响，又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密不可分，历经近40年的发展，渐呈显学之势。现今的文学地理学和情感地理学已逐渐形成庞大的知识谱系，当我们从中抽拔出三个貌似独立实则可以互利互惠的关键词——“文学”“地理”和“情感”并两相聚合，则有了国内学界以曾大兴为代表的文学地理学、以朱竑为代表的情感地理学和以金雯为代表的用情感反观小说史的文学情感视角[1];而当三者合围起来，则建构出更为复杂且多义的文学情感地理学。
一般而言，最早从理论上较为明确且系统地讨论文学与地理之间关系的应数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和哲学家丹纳。但无论是斯达尔夫人提出的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对立，[2]还是丹纳总结的文学创作“三要素”——种族、环境和时代，[3]均没有明确提出“文学地理学”的概念。“‘文学地理’这个概念最早由康德在《自然地理学》(1802)一书中提出，我国近代学者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文学地理’这个概念。”[4]20世纪初期，以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等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开始把古人关于文学地理的片段式的言说，生发为具有条理性的文章，相继发表了《南北文学不同论》《屈子文学之精神》和《近代诗派与地域》等论文，开启了20世纪文学地理研究之先河。遗憾的是，随后的近一个世纪，文学地理并未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学科，直至1980年代后期，我国学者重拾文学地理相关研究，文学地理作为一个中国本土的新兴学科终于诞生。作为一门以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文学事象的分布、变迁及其地域差异的科学，[5]近年来，文学地理学研究已成文学研究热点，似有渐成显学之势。以曾大兴为代表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者植根于文学本位属性[6]，借鉴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研究我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与迁徙，探索文学作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考察文学与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7]
近40年来，我国文学地理学研究不断涌现兼具突破性和穿透力的成果，不仅为传统文学批评观念和认知模式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也为打破人文社会科学间的壁垒进行有益尝试。为了对我国文学地理学的发展现状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文献检索功能，输入“文学”和“地理”进行篇名、关键词、摘要的一框式检索，截至2021年1月15日，检索出9,258篇相关文献，其中文学领域相关文献数量多达4,897篇，发文总量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图1)。
图1 1990—2020年中国知网收录的文学地理学论文数量
从文献统计的时间维度看，近十年来，文学地理学论文发表数量每年保持在200篇以上，2014至2019年呈现井喷式增长趋势，发表篇数均超过300篇，2019年更是超过400篇。根据对文献研究议题的分析，其研究重点主要聚焦在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学作品的地域特色与地域差异、文学家族的研究、地域性文学流派的研究，以及地域性文学史的这五个方面。从相关成果的研究方向来看，我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主要立足于古代文学研究，理论体系建设次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关注度则相对较低。从相关成果的学科分类来看，文学地理学立足于文学研究，同时横跨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民族学、地理学、测绘学、旅游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众多领域，学科交叉性较强。
与此同时，我国文学地理学相关著作出版量已近300种，其中代表性的理论著作有朱长英《文学地理视域下的两宋词坛研究》(2020)、梅新林等《文学地理学原理》(2019)、萧驰《诗与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2018)、庄文泉《文学地理学批评视野下的劳伦斯长篇小说研究》(2017)、曾大兴《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2016)和《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1995)、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2014)、陶礼天《北“风”和南“骚”》(1997)和陈永正《岭南文学史》(1993)等。[8]
1970年代，西方地理学家开始了对客观性、理性与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人的意志和情感问题得到普遍关注，形成了一股学术潮流。作为新风貌的引领者，人本主义地理学“致力于通过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的地理行为以及人对于空间和地方的情感与观念来理解人的世界”[9]，其领军人物是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Tuan)。恰如唐晓峰对段氏地学特征的精准表述——“还地理学一份人情”[10]，已模糊表达出情感地理学的精髓，即“人”既可理解为人性和人情，又可视为人本主义传统，而“情”无疑强调的是人类情感。人本主义地理学虽未直接进行情感表述，但诸如段义孚依托其文学经验提炼或阐释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恐惧景观”(landscapes of fear)、“敬地情结”(geopiety)和“逃避主义”(escapism)，以及罗德威(Paul Rodaway)通过身体、感官和地方建构的“感官地理”(sensuous geographies)，均已关注到人对于特定地方的情感依附与认同。[11]
地理学的这份情感热度源于几乎是同一时期(即1970年代中期)产生且波及整个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情感研究的革命”，情感问题一时间受到几乎所有学科的关注，心理学、神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乃至经济学，概莫能免。[12]待其余波持续发酵，终于在本世纪初诞生了情感地理学(Emotional Geographies)。关于情感地理学的定义，西方学者(如地理学家、人类学家和教育学家)出于各自的研究侧重而不尽相同，但是“真正的情感地理学不能只聚焦于情感，它必须且应该尝试去表达客体化语言中所隐藏的一种微妙之物，即人和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系。虽然不同领域的学者采用的研究方式和表达模式大相径庭，但都应致力于上述同一目标。”[13]
学界普遍认为情感地理学的概念源于2001年安德森(Kay Anderson)和史密斯(Susan Smith)发表在《英国地理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上的社论《情感地理学》(“Editorial: Emotional Geographies”)，其呼吁将情感地理学视为一个新领域，通过空间的情感聚焦，深化和拓展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范畴。2005年，戴维森(Joyce Davidson)、邦迪(Liz Bondi)和史密斯(Mick Smith)主编的《情感地理学》(Emotional Geographies)成为详尽阐释情感地理学研究的开拓性著作。2009年，情感地理学专刊《情感、空间和社会》(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创刊，为情感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平台[14]。2002年至2018年，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先后召开了七届“情感地理学国际跨学科研讨会”(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on Emotional Geographies)。逐渐壮大的西方情感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得以初步建构，进入快速发展与完善阶段。
情感地理学作为国际前沿研究，国内首见于邱子桐2010年发表的《来自边缘的抵抗:作为跨学科领域的情绪地理学[15]初探》。[16]邱子桐初步介绍了跨学科研究领域——情绪地理学的源起、发展、意义和基本主题，借鉴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块茎说”，着重论述了情绪地理所提供的批判空间。该文在国内迅速引起相关研究者关注，次年浙江大学的邵培仁等人在《时间、空间、社会化:传播情感地理学研究的三个维度》[17]中指出现有传播理论研究对于情感和环境要素的“疏离”。通过梳理西方情感地理的发展脉络和研究主题，邵培仁等人归纳出情感地理研究的矩阵模型，并提炼出传播情感地理学研究的三个维度，即时间、空间和社会化，尝试将情感地理纳入到传播学理论的研究视域中。2015年，华南师范大学的朱竑和高权发表《西方地理学“情感转向”与情感地理学研究述评》，[18]遂引起国内学界对于情感地理学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截至2021年4月30日，该文在中国知网数据库的下载频次高达3,383次、被引用频次达到64次。朱竑等人将女性主义地理学、人本主义地理学、精神分析地理学和非表征理论视为西方地理学“情感转向”的基础。基于外文数据库的统计数据，通过对249篇情感地理学相关著作和期刊论文的细致整理与分析，朱竑等人指出西方情感地理学主要议题聚焦于生态环境与气候变化、地方与归属感、亲密空间、政治、教育、种族与少数人群。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最后特别强调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情感”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渊源和哲学基础，因此国内情感地理学研究应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土壤。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情感地理学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但是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对于“情感地理”的发散性研究，为情感地理学的本土化提供了启发性思路:例如云南师范大学陈亚颦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们，在2014至2019年间相继完成云南少数民族村落(如傈僳族福贡子里甲村、金水河傣族村落、西双版纳曼烈村落和香格里拉小街子藏族村落)社会空间建构过程中的情感机制研究;再如分析游客情感体验的社会性特征、空间性特征和时间性特征的《情感地理学视角下纪念性恐惧景观地游客体验特征分析——以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为例》(梁璐等，2018)，以解构中国海外军事行动题材影视作品如何影响“情感”在地缘政治关系的认知中发挥作用的《基于影视作品的情感地缘政治研究——以三部中国海外军事行动题材的电影为例》(程国宇等，2019)，以作家微观视角和宏观城乡视角共同切入当代中国城乡流动情感叙事的《从个体到世界:情感地理流动中的非虚构“透视”:读〈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樊星，2019)和揭示微博情感在地理时空域分布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利用中文微博数据的地理情感特征挖掘》(王海起等，2020)等。
纵观文学批评史，情感及其同义词的再次“复兴”貌似复杂且令人费解，然而这种复兴的潮流却不容辩驳。大部分现代批评家常常忽略情感，但是，暂且不论文学情感是否具有边缘合理性，它于近年来重获学界的青睐却是不争的事实。客观来说，关于情感的批评从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19]作为国内致力于文学与情感史研究的代表，华东师范大学的金雯指出:近十多年来情感研究发展迅速，“它是一个跨学科领域，综合心理学、人类学、历史、文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成果，发端很早，理论渊源众多，2000年左右成为显学，目前仍然蓬勃发展，并处于回顾自身历史、进行学科整合的关键时期。文学与文化研究在情感史的建构中居功至伟，而情感史又反过来丰富了文学、文化研究中自威廉斯、福柯、德勒兹以来建立的讨论情感形成及演变历史的传统”，“研究范畴包括‘affect’(可译为‘感受’‘感情’或‘感触’，指主体尚未意识到的强烈生理感应)概念，也涵盖了日常情绪，使用‘emotions’或者‘feelings’这样比较中性的词指涉经过主体阐释、定性的情感”。[20]金雯的文学批评实践以文学史与情感史的互释为基础，致力探索文学背后的日常生活和生活经验传统。她将“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精神分析、和福柯开创文化史研究传统的方法结合起来，在文学和其他文化形式中发现‘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无法囊括的精神史线索和云团。用情感史的视角，批评者可以将文学形式以及性别、阶级等社会范畴的讨论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对于崛起中的‘意识’结构的考察，全面打开我们的批评维度”。[21]
无独有偶，情感问题不仅受到以金雯为代表的文学情感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文学地理学研究者同样注重对于文学内部景观的发掘与引伸。曾大兴在论及“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途径与机制”时特别强调文学家情感体验的重要性。他认为地理环境作为一种物质现象，通过文学家的精神层面来影响作品，而精神层面的具体内容即是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其侧重人类对于生命所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情感体验。因此，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应物斯感”和“缘事而发”，适好用来概括地理物象和事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和文学作品三者间所存在的两种生成机制。缘情(如刘勰的“七情”[22]和班固的“哀乐”[23])而发的触发机制对于文学家来说既是一种思维习惯，更是一种审美传统。[24]
在西方新地理学(New Geography)迅速崛起和广泛传播时期，传统地理学家对于文学的关注度微乎其微。直到1960年代末，在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大力支持下，地理学家与文学的“联姻”才变得名正言顺。[25]当文学的感知被归还给地理学，地理学者对不同类别文学形式的兴趣不断增加，他们把这些形式看作是研究地理景观意义的途径。文学作品的诗歌、小说、故事和传奇都对空间现象进行了描述，并试着作出解释和说明[26]。然而，普遍存在的偏见一时之间难以彻底逆转，地理学家眼中的文学作品惯被视为主观性的资料和数据，它们可疑且经不起检验，甚至与可由数据确定的现实截然相对。克朗(Mike Crang)的《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 1998)一定程度上校正了这种偏见。他认为客观数据无法表达地理景观的含义，这种“失语”源于数据所描绘出的地理缺少了由人亲身感受的丰富内涵。文学作品不是一面单独的透镜或镜子折射或反射的外部世界，它对于地理景观的深情描写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27]故而无论是文学还是地理学都在尝试开辟一种理解景观或风景的新方法，而它们不应该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系统，即一种是虚构的，而另一种则是真实的。达比(H. C. Darby)关于哈代“威塞克斯系列”小说的研究业已论证了文学作品内在的地理属性: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均可能提供不同形式，甚至相左的地理知识。[28]正如布罗索(Marc Brosseau)所言:“许多地理学家一直将小说视为‘死物’、无效且‘现成的社会科学资料’。然而，如果将小说视为一种能够获取‘相关’空间要素的地理文本，我们就能以此衡量这位小说家是否是一位优秀的地理学者。”[29]
小说世界包含三个核心要素，即人物、行为和故事情节展开的空间，其中的空间维度对小说而言不可或缺。正如布莱德贝里(Malcolm Bradbury)《文学地图》(The Atlas of Literature, 1996)中所言，绝大部分文学作品均描述一个发生在某一特定地方的故事，这个地方可以是某一乡村风景、地区、村庄、城市、国家甚至是大洲，例如华兹华斯的湖区、狄更斯的伦敦、巴尔扎克的巴黎、勃朗特姐妹的约克郡和福克纳的美国南方等。因此，分析这类带有虚构性的地理和地貌需要截然不同的工具和方法，绘制文学的地图(mapping literature)就是可选择的研究路径之一，而所谓“地图的可视化过程”则是抓取相适的数据用视觉化方法探究文学地理空间叙事的内在规律。[33]其实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成功将文学作品中的一些要素(如带有虚构性的背景环境分布)以视觉化方式呈现，[34]例如夏普(William Sharp)把苏格兰地图与司各特作品中人物的区域活动图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分析，试图发现现实空间与想象空间如何重叠。[35]然而，这些早期尝试仍处于文学地理学的初步发展阶段，主要还是侧重文学文本的解读。1998年，西方“数字人文研究”(digital humanities)代表人物——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莫雷蒂(Franco Moretti)出版《欧洲小说地图:1800—1900年》(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 1800-1900)，其标志着文学与地理深度互动的新时代已经到来，绘制地图成为文学阐释的重要方法之一。基于莫雷蒂的研究，瑞士学者皮亚蒂(Barbara Piatti)的《文学地理:场所、行动领域和空间幻想》(Die Geographie der Literatur: Schauplätze, Handlungsräume, Raumphantasien, 2008)凭借现代数字地图和绘图工具，在瑞士中部圣哥达山(Mount Gotthard)的地形图上标记出瑞士本土作家和外国作家(如席勒、斯特林堡)文学作品中的地理坐标，并通过彩色(橘色和紫色)的椭圆轮廓(相对模糊的区域勾勒)和单点标注(精确的地理定位)，使文学的元空间(literary metaspace)得以清晰呈现。皮亚蒂还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早前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工作中鲜少有地图绘制者(mapmakers)参与其中。更令人惊讶的是，时至今日，批评家与地图绘制者仍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协作关系”。[36]
随着时空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技术，以及地理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文学科的发展更加注重定量化和空间化，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开始尝试引入新的技术与方法进行文学研究。地理信息科学(GIS)以其强大的空间数据管理、空间分析和地图可视化功能有效地支撑了大数据时代的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研究。[37]近十年来国内外学界运用地理信息科学与技术辅助文学研究已有了较为成熟的研究和应用。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在不断撰文讨论并描绘GIS与文学研究协同合作的广阔前景[38]。不仅如此，曾经被视为非固定性和无法地图化的情感亦被大胆创新的研究者纳入考察对象之列，情感的提取、量化赋值、时空演变以及情感地图的绘制启发了文学情感地理学研究方法上的无限遐想，探索了文学情感地理学跨学科研究实践的潜力空间。
(一)案例1:《宋词中情感的时空特征分析》[39]
2017年9月发表于《地理科学进展》(第36卷第9期)的《宋词中情感的时空特征分析》是对宋词意境的整体性定量研究。相较于传统文学鉴赏式的定性分析研究方法，该案例围绕宋词的灵魂——意境(“意”为词中的情感，“境”则是其中的环境或场所)，通过提取所选宋词的创作时间、创作地或描述地及词人情感信息等时间和空间数据，建立相关的地理时空数据库，并利用制图和空间分析法研究宋代词人整体的情感特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变化，并探寻其变化原因。
本案的诗词文本数据主要源于《全宋词》(1999)，并结合“古诗文网”对宋代诗词的分类，共挑选宋代写景类诗词340篇。在对文本进行数据提取与处理时，本案首先挖掘出宋代诗词文本中的地理信息(即“涉及地点”，包括诗词创作地和诗词提及地)，通过确定地名的古今名称和位置信息，直接在地图上定位;其次，提取宋代诗词的时间信息(即“创作年份”)，对无法确定具体创作年份的文本进行取中间值处理;再次，鉴于情感具有动态性、抽象性和复杂性，且测量难度较大，情感信息的提取与处理是本案研究的关键。本案尝试对难以量化的情感提供有效的数理分析与表达途径:第一步，将词人的情感信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大类:积极情感包括:快乐、旷达、平静;消极情感包括:愤懑、悲伤、忧虑和思念(图2);第二步，参照罗素(Russell)提出的情绪环状模式，依照词人的情感强度进行赋值:快乐(1.0)、旷达(0.6)、平静(0.4)、思念(-0.5)、忧虑(-0.6)、悲伤(-0.8)、愤懑(-1.0)。
图2 情感分布图
在完成各项数据的提取与处理后，本案例建立了一个宋词地理时空数据库，包括情感的时间和空间双路径信息表:情感—时间信息表和情感—空间信息表。利用情感—时间信息表[40]中每首词的情感值，在每个时间段内加权求和，得到词人整体的情感值，绘制各时段内词人情感的时间变化图，以及词人情感值随具体年份分布的散点图，借此研究词人情感变化与时间的关系。“情感—时间分布散点图”(图3)是用所有可以查到年份的数据绘制的情感—时间分布散点图，图中的点状标注代表搜集到的每首词，每个点状标注同时又对应一个特定年份和一个情感值。从图中可以看出:其一，宋代词人的情感复杂多样;其二，宋代诗词创作以消极作品居多;其三，在发生战乱的年份，宋代词人的创作产量较高。
图3 情感—时间分布散点图
本案随后进行情感的时空变化研究，根据之前所提取的地理信息和情感信息，同时参照ArcGIS绘制的南北宋疆域图(和府、路坐标点)，依据情感—空间信息表中的地点(市)信息和每个地点的情感值，对各个时间段中每个地点的情感值进行加权求和，得到以府(市)为单位绘制的诗词地点“情感—时空分布变化图”(图4)。[41]北宋至南宋共六张地图上的每一个点状标注代表一个府，点状标注的颜色代表宋词中这个府在该时间段中的情感值大小:越红代表这个地方词人创作时的情感越积极，反之越蓝则代表越消极。
图4 情感—时空分布变化图
由于不同的词人对于各个城市有不同的地方感，而这些具有差异性的个体恰恰又共同构成了词人整体对国家的地方感。为了更好研究词人整体情感的分布特征，呈现文人群体对家国的地方感，本案将诗词的地点信息和情感信息抽象为空间点模式，并利用核密度聚类方法绘制了“各时间段情感聚类分布图”(图5)，[42]在视觉上更加清晰地反映出宋代词人家国情感分布特征的变化。
图5 各时间段情感聚类分布图
通过上述研究，本案发现:宋代词人整体情感的时间变化与宋代国势发展基本吻合，随国家的兴衰而变化;词人情感在不同时段的空间分布有所不同。地理环境等因素造成了不同词人地方感的空间差异，而历史事件引发的民族情感，又促成了宋朝词人整体地方感的形成和变化。本案基于GIS空间统计方法，对不同词人的情感进行定量化处理，将个体地方感的研究整合为对整个文人群体地方感的研究，尝试进行地方感尺度的调换，为情感地理学中诗词意境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新的借鉴。
(二)案例2:《伦敦的情感:1700—1900年间的英国小说研究》[43]
2016年10月，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文学实验室小册子13》(Literary Lab Pamphlet 13)刊载了海瑟(Ryan Heuser)、莫雷蒂(Franco Moretti)和斯泰纳(Erik Steiner)合著的论文《伦敦的情感:1700—1900年间的英国小说研究》(The Emotions of London)。
本案例通过选取英国1700至1900年间共计5000本小说，共绘制7类35幅图表。首先，本案通过统计5,000本英国小说中伦敦地名的出现频率发现:两百年间，伦敦地名的出现频率分别为304次(1700—1749年)、1,079次(1750—1799年)、1,290次(1800—1849年)和2,189次(1850—1899年)，伦敦地名的出现频率每隔100年翻一番(图6)。
图6 伦敦地名的出现频率(每百万字)(1700—1900年)
其次，通过比较现实中的城市“生长”(即人口增长和空间扩展)和小说所描绘的城市变化，本案发现伦敦西区(West End)在18世纪下半叶成为英国文学城市叙事的流行地。随后，基于空间语义学(the semantics of space)研究视角，本案绘制出19世纪哥特小说、历史小说、犯罪小说、马蒂诺小说、狄更斯小说和萨克雷小说共六幅“城市与城市小说”地图(图7)，并指出19世纪英国小说对于伦敦城市和郊区的描绘侧重不同的地理空间，表达的情感也各不相同:哥特小说和历史小说着重描绘伦敦塔和伦敦墙，犯罪小说聚焦监狱和中央刑事法庭，马蒂诺小说围绕以银行为中心的经济区，狄更斯和萨克雷小说则较多表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作家所偏爱的刑场和法院。伦敦的情感再现与城市地理空间存在对应关系，例如监狱、法庭、古老建筑和疯人院与恐惧相关;公园、教堂、广场、剧院、现代建筑、西郊和上流社会的住宅区与快乐相伴。整体而言，六幅“城市与城市小说”地图表现出伦敦情感的演变轨迹，即以犯罪和惩戒为代表的对于城市地理景观的恐惧，逐渐过渡到相对平缓的情感状态。简言之，城市的恐惧感貌似被逐渐冲淡了。
图7 城市与城市小说
图8 伦敦的情感:快乐、恐惧和中立态度(1700—1900年)
再次，本案提取直接含有“伦敦”或与“伦敦”一词相关的200字以上的叙事段落进行情感分析，在绘制伦敦的情感地图时意外发现，除了快乐(21%)和恐惧(12%)的情感，英国小说更多呈现出一种情感上的中立态度(neutrality)(67%)，见图8。然而，本案认为中立态度的情感地图(即图8右)并不足以说明以伦敦为背景的城市小说在叙事上回避了情感表述。因为文本的叙事段落(即围绕一个地名或多个地名的200字以上的文字描述)作为绘制情感地图的依据，其表述的是公共空间中的情感空间;与此同时，通过比较测量伦敦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情感值，本案发现同样一种情感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表现存在巨大差异，私人空间的情感强度明显大于公共空间。简言之，当小说远离公共地理学时，它的情感强度将急剧增加。因此，本案认为反映中立态度的伦敦情感地图，其出现原因也许并不是因为情感在小说叙事中的“缺席”，而是源自文字描述在公共维度上的沉默。
本案随后在“伦敦的情感:快乐、恐惧和中立态度(1700—1900年)”(图8)的基础上，更加细致地绘制出情感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过程(图9)。本案指出，1700至1749年间英国小说描写的监狱、刑场、疯人院、伦敦塔、伦敦水池等城市空间使恐惧成为城市的主导情感;然而，1750至1799年间，随着西区逐渐出现在伦敦地理叙事中，这种恐惧感似乎已明显减弱。进一步数据统计显示，相较于两百年间基本维持在21%—22%之间的快乐情感，英国小说所传达出的恐惧感则经历了较大幅度波动:1700至1800年间，伦敦的恐惧感从17.4%降至13%。逐渐减弱的恐惧感是“现代文明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即“恐惧感的全面消退”的结果，城市夜间照明设施和警力的使用，以及保险业的发展成为这种转变的关键因素。
图9 伦敦的情感:情感值和情感强度(1700—1900年)
最后，本案在结论部分重点论述该项目之于叙事地理学(narrative geography)的重要意义。通过解读两百年间英国小说关于伦敦地名的文学表述，本案发现:其中1/2的伦敦地名是小说叙事中事件“现在”(present)的发生场景，且多用第三人称叙事;1/4的地名与该地“过去”(past)发生的历史事件或“将来”(future)即将发生的事件相关，且多用第一人称或采用对话方式进行叙述;其余的伦敦地名指代大众熟知的“伦敦话语”(the discourse of London)，与“现在”“过去”和“将来”并无关系。该项研究的价值在于成功绘制出英国文学两百年间的伦敦情感地图，更以此为基础指向更为宏大的文学论题——空间语义学和叙事地理学。
在如上两个实操案例中，首先，研究团队的学科背景不尽相同(一个是自然科学研究团队，一个是人文科学研究团队)，因此在研究思路、方法、技术路线和实践步骤上存在较大差异性。《宋词中情感的时空特征分析》的结论，即“(无论是在个体尺度还是群体尺度上)宋朝词人情感的时空分布变化与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理位置有很大关联”[44]类似一个常识性结论，在文学批评范式选择与实践上稍显力所不逮。《伦敦的情感:1700—1900年间的英国小说研究》中对于空间语义学的探讨以及结论部分的叙事地理学展望，深化了文学批评的维度和力度，体现出数字人文浪潮下文学研究的意义，即“要尽最大努力去填平横亘在实证研究和阐释学传统之间由来已久的沟壑，而任何卓见的得出，也无不需建立在‘远读’之发现和‘细读’之积累深刻互补的基础上”。[45]其次，两个案例均对情感进行了量化赋值，情感信息的提取主要依靠关键词抓取、分类和赋值等步骤，其不免有将情感研究简单化和机械化之嫌。人依附于空间的情感造就了他们对于地方的感觉。而地方感，简言之是对于某一个地方的感受、感知、认识、了解和评价，它是一种情感的互动。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标注在地图上的坐标点，同样，文学作品中的情感是否可以通过数字来体悟亦值得讨论。因此，文学情感地理学应该注重情感与地理空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即使是虚构的地理空间亦是一种文学性的情感表达，其背后隐匿的创作动因、情感勾连、空间书写以及诸因素间的内在关联性亦值得深究。总体而言，如上案例均成功演绎了“借器之势，出道之新”，它们代表着占据国内学术前沿的青年学者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团队对于文学情感地理学的关注、思考和实践，它们将空间思维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既呼应文学的“空间转向”，同时“借助大数据手段进行可视化呈现能在数据意涵挖掘、文本信息关联、时空信息匹配等方面更加准确、简洁”。[46]更重要的是，这两个绝好的实操案例无疑将启发当下研究者如何将文学研究与地理信息系统(GIS)、图形设计与应用等工具、技术的运用结合起来，[47]并以此去撬动文学研究的新老议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数字人文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确言之，即GIS技术与文学情感地图的可视化研究)作为文学情感地理学的一条支线领域，虽有力论证了其建构的可能性，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间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实现路径和广阔前景，却不足以勾勒出文学情感地理学的全貌。文学情感地理学作为文学研究中的新视角，无疑给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预留了大量进入的空间，而这一令人期待的跨学科研究新领域，无疑将催生出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加大胆的假设和更加深入的跨学科互动。
本文由武汉体育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8S02)资助。重要声明:出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考虑，本文在案例研究部分所使用的相关素材均已征得陈曦东和斯坦福文学实验室(Stanford Literary Lab)的同意，对此一并表示感谢。
The Pos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Emotional Ge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Two Recent Cases Studies
Pei Bei
Abstract: Western geography has continually been subjected to historical alternations over the last century. Originated in an emerging of “emotional turn” within geography in the mid-late 1970s, emotional geographies were considered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platform for exploring the spatiality and sociality of emotion, feeling and affect. Meanwhile, the birth of literary geography in China evoked strong reactions and close attentions in academic circles since the mid-late 1980s. Therefore, the study on literary geography is presenting a splendid sight in China. The growing Western Emotional Geographies and the most popular Chinese Literary Geography seem unrelated but mutually beneficial. Therefore, when linking them, immediately emotional geographies in literature has been generated which is made up of three keywords that are literature, geography and emotion. Emotional geographies in literature should concentrate on making a profound study on the theory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Furthermore, on the one hand it tries to g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human being back to geography, and on the other hand immerges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ry to the issues of emotional geographies. In recent years, inspired by the emotional geographies in literature, domestic and overseas scholars have taken up a large-scale research on the visual appearance of the emotion of literature by borrowing the GIS techniques as if by prior agreement. These phenomena demonstrate the possibility, practical path and broad prospects for a cross-disciplinary stud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Keywords: Literature; Geography; Emotion; Emotional Geographies in Literature; GIS; Digital Humanities; Map
编 辑 | 姜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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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金雯的文学与情感史研究参见《情感与形式:论小说阅读训练》(2016)、《理查逊的〈克拉丽莎〉与18世纪英国的性别与婚姻》(2016)、《启蒙时代的“同情”》(2018)、《情感史与跨越边界的文学研究》(2018)、《〈管锥编·杜预序〉“尽而不汙”及“五情”说辨析》(2019)、《早期现代情感的“基础设施”:论中国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视野》(2019)等。
[2](法)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徐继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
[3](法)丹纳:《〈英国文学史〉序言》，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49页。
[4]曾大兴、陈一均:《文学地理学:历史与路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28日。
[5]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页。
[6]曾大兴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明确指出文学地理学的文学本位属性，即文学地理学虽然要借鉴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而不是地理学的问题。参见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第7页。
[7]曾大兴、夏汉宁:《文学地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8]李伟煌辑录与整理的《文学地理学著作目录(1932—2011)》共列举257部文学地理学著作。参见李伟煌:《中国文学地理学论著的数理统计与分析》(附录:《文学地理学论著目录索引》)，硕士学位论文，广州大学，2012年。
[9]Yi-Fu Tuan“, Humanistic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66, no. 2, 1976, pp. 266- 276.
[10]唐晓峰:《还地理学一份人情》，《读书》2002年第11期。
[11]参见段义孚《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观的研究》(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1974)、《无边的恐惧》(Landscapes of Fear, 1979)、《敬地情结:人对自然和地方的依恋主题》(Geopiety: A Theme in Man's Attachment to Nature and to Place, 1976)、《逃避主义》(Escapism, 1998)以及罗德威《感官地理》(Sensuous Geographies: Body, Sense and Place, 1994)。
[12]成伯清:《情感的社会学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13]Liz Bondi, Joyce Davidson and Mick Smith,“Introduction: Geography's 'Emotional Turn',”Emotional Geographies, eds. Joyce Davidson, Liz Bondi and Mick Smith,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vol.1, no.16, 2005, p.2.
[14]《来自边缘的抵抗:作为跨学科领域的情绪地理初探》(邱子桐，2010)、《时间、空间、社会化:传播情感地理学的三个维度》(邵培仁、林群，2011)、《西方地理学“情感转向”与情感地理学研究述评》(朱竑、高权，2015)和《西方情绪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启示》(蹇嘉、甄峰等，2016)均对西方情感代理学的起源、发展以及研究主题等问题进行了详尽论述。
[15]Emotional Geographies在国内学界现有两种译法，一是“情绪地理”，另一种是“情感地理”。邱子桐、蹇嘉等人使用第一种译法，邵培仁、朱竑等人使用后一种译法。
[16]邱子桐:《来自边缘的抵抗:作为跨学科领域的情绪地理学初探》，《中国传媒报告》2010年第4期。
[17]邵培仁、林群:《时间、空间、社会化:传播情感地理学研究的三个维度》，《中国传媒报告》2011年第1期。
[18]朱竑、高权:《西方地理学“情感转向”与情感地理学研究述评》，《地理研究》2015年第7期。
[19]Neal Oxenhandler,“The Changing Concept of Literary Emotion: A Selective History,”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20, no. 1, 1988, p. 105-121.
[20]金雯:《理查逊的〈克拉丽莎〉与18世纪英国的性别与婚姻》，《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
[21]金雯:《情感史与跨越边界的文学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2]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23]班固:《汉书·艺文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96页。
[24]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按照刘勰观点，“七情”(即喜怒哀惧爱恶欲)是生命意识，“物”是媒介，“应物斯感”是生成机制，“感物吟志”的结果就是文学作品。班固《汉书·艺文志》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完整地解释了文学作品的生成过程。情感(“哀乐”)是生命意识，“事”是媒介，“缘事而发”是生成机制，“歌谣”(“代赵之讴，秦楚之风”)是生产结果，即文学作品。参见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第70—85页。
[25]J. Douglas Porteous“, Literature and Humanist Geography,”Area, vol. 7, no. 2, 1985, pp. 117-122.
[26](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4页。
[27](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第71页。
[28]H. C. Darby“, The Regional Geographical of Thomas Hardy's Wessex,”Geographical Review, vol. 38, no. 3, 1948, pp. 426-443.
[29]Marc Brosseau,“The City in Textual Form: Manhattan Transfer's New York,”Ecumene, vol. 2, no. 1, 1995, pp. 89-114.
[30]除金雯的文学批评实践外，近年来金雯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多次组织“文学与情感研究”相关论坛和工作坊活动。2019年10月召开的“文学与情感研究:视野、方法与可能”工作坊引发学界热烈反响。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分别于2019年5月和12月举办“情感理论”工作坊，与会者聚焦古典、中世纪、近代和现当代相关文本，就“情感”理论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同时，由《外国文学》编辑部和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筹办的“情感与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于2020年8月底举行。
[31]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意义》，载于曾大兴、夏汉宁:《文学地理学》，第24页。
[32]朱竑、高权:《西方地理学“情感转向”与情感地理学研究述评》，《地理研究》2015年第7期。
[33]Reuschel, Anne-Kathrin, and L. Hurni, Mapping Literature,“Visualisation of Spatial Uncertainty in Fiction,”Cartographic Journal, vol. 48, no.4, 2011, pp. 293-308.
[34]Barbara Piatti et al., Mapping Literature: Towards a Geography of Fiction, eds. William Cartwright, Georg Gartner and Antje Lehn, Cartography and Art, Berlin &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2009, pp. 179-194.
[35]William Sharp, Literary Geography, London: Pall Mall Publications, 1904, p. 58-71.
[36]Barbara Piatti et al., Mapping Literature: Towards a Geography of Fiction, p.183.
[37]秦昆等:《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综述》，《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20年第5期。
[38]参见《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进展》(林珲等，2006)、《以GIS为例看信息技术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应用》(郑永晓，2006)、《加快“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变——“大数据”、“云计算”理论与古典文学研究》(郑永晓，2014)、《中国历史地理数字化应用平台研究》(周丙峰等，2008)、《古诗词文本的空间信息解析与可视化分析》(张建立等，2014)、《信息时代的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创新》(甄峰等，2015)、《基于GIS技术的西域文学地图数字分析平台建构及应用展望》(蒋英，2016)、《大数据平台与文学地理学研究》(杨波，2018)、《基于ArcGIS的中国唐宋诗词编年信息系统的实现》(朱锦蕊，2018)、《朝向“数字人文”的文学批评实践:进路与反思》(但汉松，2018)、《“数字人文”与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计量方法》(赵薇，2019)、《诗词行吟地图下唐代景观吟咏的时空分布研究》(章政等，2020)和《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综述》(秦昆等，2020)等。
[39]陈曦东等:《宋词中情感的时空特征分析》，《地理科学进展》2017年第9期。
[40]为准确呈现宋代词人情感的变化过程及其特征，本案例将宋代历史按照重大事件划分为六个时间段:北宋980—1093年、北宋1094—1127年、南宋1128—1189年、南宋1190—1235年、南宋1236—1278年和南宋1278年以后，据此分析宋代词人情感的时间变化与宋代国势发展的关系。
[41]陈曦东等:《宋词中情感的时空特征分析》，《地理科学进展》2017年第9期。
[42]陈曦东等:《宋词中情感的时空特征分析》，《地理科学进展》2017年第9期。
[43]Ryan Heuser, Franco Moretti, and Erik Striner,“The Emotions of London,”Literary Lab Pamphlet 13, October 2016, https://litlab.stanford.edu/LiteraryLabPamphlet13.pdf.
[44]陈曦东等:《宋词中情感的时空特征分析》，《地理科学进展》2017年第9期。
[45]赵薇:《“数字人文”与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计量方法》，《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1期。
[46]汪超:《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文学情感空间的可视化呈现》，《光明日报》2020年7月6日，第13版。
[47]王贺:《“数字人文”取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2期。
原刊《数字人文》2021年第1期，转载请联系授权。
校对 | 肖爽
美编 | 徐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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