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晓姣、马亮：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进展和热点: 基于 2020 年英文期刊论文的分析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进展和热点: 

基于 2020 年英文期刊论文的分析

史晓姣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

引文参考：史晓姣、马亮. 2022.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进展和热点: 基于 2020 年英文期刊论文的分析[J]. 公共管理评论,4(2):网络首发

摘要

本文选取中国大陆学者 2020 年在公共管理学科英文期刊发表的中国主题论文进行分析和评估,揭示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进展、热点和趋势。评估内容包括论文出处、作者特征、合作情况、署名顺序、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具体分析技术、数据类型等方面。研究发现,在作者的一般特征、研究方法、具体分析技术和数据类型这几个方面,2020 年的结果与 2019 年保持一致;而在研究主题方面,2020 年发表的论文更多地关注网络和治理领域。通过评估发现,公私合作与政商关系、跨部门协作与协同治理、政策过程中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的官僚制、比较研究视角和方法创新等是当前研究的热点,本文重点阐述了这些主题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关键词

公共管理;中国学者;国际发表;文献研究;学科发展

一、 引言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处于发展之中,其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评估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国际化现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该领域(马亮,2018)。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学者们开始评估美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现状,包括针对一本期刊的纵向评估、对公共管理领域顶级英文期刊的评估和基于学术会议论文的评估等(杰伊·D.怀特和盖·B. 亚当斯,2005)。近年来,逐渐有学者开始评估东亚和东南亚的公共管理研究发展概况,也有学者针对公共管理领域主流英文期刊中的“中国公共管理研究”进行评估(Walker et al. ,2014;Kim et al. ,2019;Li and Zhang,2021)。

史晓姣和马亮基于中国大陆学者在 2019 年发表于公共管理 SSCI 源期刊的中国主题论文,分析了国际学术界中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现状(史晓姣和马亮,2021)。本文基于相似的分析框架和逻辑,进一步更新 2020 年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论文发表情况,以期为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呈现国际学术界中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现状,促进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

回顾 2020 年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中国公共管理研究论文现状,结合 2019 年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国际论文发表情况,本文进一步总结了 2020 年研究的热点议题,重点阐述了公私合作与政商关系、跨部门协作与协同治理、政策过程中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的官僚制、比较研究视角和方法创新等方面,以及相关研究进展。

在本文以下部分,我们首先检索 2020 年公共管理领域 SSCI 源期刊中,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的中国主题研究论文;接着,沿用笔者此前开发的编码簿①,对检索出的英文论文进行编码和评估;然后,回顾了2020 年的热点研究议题;最后,针对本文的分析进行总结。

①  参见附录:编码簿。

二、 统计对象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20 年 SSCI 收录的全部公共管理领域期刊作为初始样本框(共 48 种,排除 4 种非英文期刊,剩余 44 种英文期刊),检索范围为正式发表的研究论文。

由于 2020 年部分期刊策划了抗疫专刊,本文的分析涵括了抗疫专刊中的评论(commentaries)和观点集(viewpoint symposium),但不包括其他类型的短论(viewpointarticle)、观点(perspective)、书评(book review)等。

本文首先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中以 SSCI 为检索索引,检索 44 种英文期刊中语言为“English”、类型为“Article”、时间范围为 2020 年的论文。然后,通过人工筛选符合条件的论文,最终获得论文 1413 篇。我们根据作者单位筛选出署名单位属于中国大陆的论文共 57 篇。

在此基础之上,为进一步验证数据的准确性,并确保其完整性,我们在 44 种英文期刊的官网浏览其 2020 年刊发的所有论文。最终,我们得到 2020 年中国大陆学者发表于公共管理领域 SSCI 源期刊的论文共计 81 篇。

基于这 81 篇论文,首先根据标题、关键词和摘要,筛选涉及中国主题的论文;然后通过全文阅读来验证和完善研究主题关涉中国的论文;最终得到论文 65 篇,作为下文的分析样本。

三、 基本情况

该部分依据笔者评估 2019 年英文期刊论文所开发的编码簿,对这 65 篇论文进行分析,评估其基本情况。编码簿根据每篇论文的两类特征集进行编码。第一类强调论文及作者的一般特征,包括论文出处、作者学术身份、作者教育背景、作者署名顺序、作者数量与合作情况。第二类强调论文的内容特征,包括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具体分析技术、数据类型。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详细介绍编码簿,具体内容可以参见附录。

(一) 论文出处

依据编码簿,我们首先对论文出处进行了统计,表 1 描述了 65 篇论文的期刊分布情况。从刊发数量上来看,2020 年刊发大陆学者研究中国主题的论文最多的期刊是 JAPP 和 SPP,两本期刊均刊发了 8 篇论文。其中,JAPP 在 2019 年仅刊发了 1 篇中国大陆学者研究中国主题的论文,2020 年发文数量增加不少。SPP 在 2019 年发文数量位居榜首,2020 年仍占据首位。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卫生应急管理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话题,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防控都备受关注,中国的疫情防控为全球抗疫提供了“中国经验”。不少期刊策划了疫情防控专刊,中国大陆学者在分享中国抗疫经验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在 ARPA 第 6—7 期专刊 A Call for Ac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Policy, and Public Health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新冠疫情防控中的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和公共卫生回应》)中,中国大陆学者发表了 7 篇中国抗疫主题论文。PAR 第 4 期和第 5 期均出版了抗疫主题专刊COVID-19 Viewpoint Symposium(《新冠疫情主题观点集》),其中中国大陆学者聚焦于中国抗疫发表了 4 篇论文。P&S 第 3 期专刊 States and COVID-19 Policy-Making(《国家与抗疫政策制定》)中,中国大陆学者发表了 1 篇中国抗疫政策主题的论文。

除此之外, JCPA 策划了专刊 Comparison of Policy Experiments: Practices in theAsia-Pacific Region(《亚太地区政策实验的比较经验》),2020 年中国大陆学者发表于JCPA 的 4 篇中国主题论文全部来自该专刊。相较于 2019 年,2020 年中国大陆学者在公 共 管 理 领 域 国 际 顶 级 学 术 期 刊 的 发 表 数 量 显 著 减 少。JPAM、 JPART 和Governance 在 2020 年均未刊发中国大陆学者研究中国主题的论文。PMR 刊发了 1篇。PAR 刊发的 5 篇论文中有 4 篇都来自抗疫专刊。

(二) 作者学术身份

我们对 65 篇论文中所有大陆学者的身份特征进行分析(见表 2)。其中,教授占比 34. 1%,副教授占比 30. 3%,二者合计 64. 4%,这与 2019 年的情况一致,再次表明资深学者是推动中国公共管理研究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力量。综合近两年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两点。一方面,资深学者在努力推动中国故事走入国际视野;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的年轻学者进步显著,2020 年有博士研究生在公共管理领域主流国际期刊独立署名发表论文。① 在中国公共管理研究迈向国际化的进程中,新一代学者呈现出朝气蓬勃的前进姿态。

①作者庞祯敬发表此篇论文时,为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参见:Pang Z J.2020. How does information dependence affect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technology inChina? [J].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47(1): 125-136.

(三) 作者教育背景

我们进一步统计这些学者是否具有海归背景,如表 3 所示。结合 2019 年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在国际上发表公共管理领域中国主题研究的中国大陆学者中,非海归的研究者占比(53%),多于海归背景的研究者(29. 9%)。

(四) 作者数量与合作情况

我们统计了每篇论文的作者数量及其合作情况,如表 4 所示。其中有 8 篇(12. 3%)是独著,57 篇(87. 7%)是合著。在合著中,两人署名的论文有 24 篇(36. 9%),三人署名的有 11 篇(16. 9%),四人及以上署名的有 22 篇(33. 9%)。

结合 2019 年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学者在公共管理领域国际发表中青睐于与人合作,两人合作署名的比例较高。在选择具体合作伙伴时,他们更偏向于选择境外学者,境内外合作研究的比例最高。

(五) 中国大陆学者的署名顺序

作者角色和署名顺序如表 5 所示。有 46 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都是大陆学者,占比 70. 8%;有 6 篇论文仅是通讯作者为大陆学者,占比 9. 2%;有 11 篇论文仅是第一作者为大陆学者,占比 16. 9%。综合而言,这些论文中通讯作者为中国大陆学者的共计 52 篇,占比 80%;第一作者为大陆学者的共计 57 篇,占比 87. 7%。

结合 2019 年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学者在研究国际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20 年作为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的比例超过 90%。

(六) 研究主题

中国大陆学者研究中国主题的论文聚焦于哪些领域? 表 6 显示,网络和治理领域的研究最多,占比超过一半,达到 55. 4%。相较于 2019 年,2020 年中国大陆学者对于政策和政治领域的关注变少了,而对于网络和治理领域的关注变多了,对公共管理领域的关注度变化不大。结合这两年的分析,中国大陆学者一贯地较多关注官僚/ 组织理论/ 晋升、治理/ 协作和公私关系等主题。这一结果与 9 种公共管理领域英文期刊 2002—2020 年刊发的中国主题研究论文(Li and Zhang,2021)相契合,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基于 209 篇中国主题的英文论文进行分析,发现行政改革和协作治理等在公共管理领域被广泛关注。

(七) 研究方法和具体分析技术

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和具体分析技术如表 7 所示。2020 年论文以定量研究为主,比例高达 60%,定性研究占比为 33. 8%。这与 2019 年情况一致,论文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比例要远高于定性研究方法。在具体分析技术应用方面,定量研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研究方法是二手数据分析,其次是问卷调查;定性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案例研究。这与 2019 年情况一致,也与 25 本英文期刊1996—2016 年刊发的中国公共管理论文的情况一致(Kim et al. ,2019)。

(八) 数据类型

这些论文使用了什么类型的数据? 表 8 显示,有 58. 5%的论文仅使用了二手数据进行分析,18. 5%的论文仅使用了一手数据,还有 13. 8%的论文同时使用了二手和一手数据,也有 9. 2%的论文没有使用任何数据。与 2019 年相似,研究发现,中国大陆学者主要采用二手数据进行分析,这与东亚和东南亚的情况一致(Walker et al. ,2014)。

四、 2020 年研究热点议题

(一) 关注公私合作与政商关系

从主题来看,这些论文致力于揭示公共组织与私有主体间的关系,包括与企业间的关系、与私有个体间的关系、与其他组织间的关系等。

政商关系一直是备受中国公共管理领域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议题,学者们也尝试挖掘中国地方财政支出与工业用地价格背后的机制(Tsai et al. ,2020),探究影响企业和政府战略选择的多重因素。近年来,企业面临越来越高的环境成本,政治关系与企业环境行为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研究者利用模拟模型来探索改革是否能有效地激励污染型工业企业改善其环境行为(Liu,2020),也有研究者通过模型预测政治人脉对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影响(Zong et al. ,2020)。

中国政府强调要持续推动创新,企业作为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其创新效率也同样值得重视。Wang X Z et al. (2020)探讨了创新政策及其组合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创新效率,而知识产权制度类型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效率也同样值得重视(Zhou and Wang,2020)。随着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公共部门创新可能离不开企业技术的支持,因而,政府可以利用该创新机遇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政商关系。

学者们通过中国移动医疗支付创新案例,揭示了企业政策家如何通过跨界合作推动公共部门创新(He and Ma,2020)。在信息化背景下,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网络经济迅速扩展,电子商务、外卖和快车等数字行业兴起,使得政府监管和政策保护变得重要,学者们聚焦于新经济中的就业,探索数字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政策和保护(Chen et al. ,2020)。面对虚拟空间中日渐增加的社会风险,数字领域的社会政策需要新的理论指导和制度设计。

学者们也关注公共组织与其他组织间的关系。例如,Liang and Ma(2020)对准公共组织的所有权和从属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绩效取决于其行政隶属关系。此外,也有研究致力于挖掘公共组织与私有个体间的关系。公众态度逐渐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和行为的关键因素,学者们探究了政府信息公布对于公民态度的影响,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剖析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和互动(Dai et al. ,2020)。

(二) 聚焦跨部门协作与协同治理

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主体的成长,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逐渐成为中国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模式。Tu and Xu(2020)基于比较案例,研究跨部门合作背景下中国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间信任的发展与演化。Lu and Li(2020)通过危机案例分析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发现跨部门协作存在四个层次和六个条件,四个层次分别为缺乏协作、信息共享、行为协调和战略统筹,六个条件分别为问题重要性、感知到的相互依存感、权力关系、制度背景、横向元治理和纵向元治理。这有助于深化对政府与其他主体间关系的认知。

在 2020 年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 公民之间的合作备受关注。关于中国的抗疫经验,Cheng et al. (2020)以浙江省为案例,探究社会组织如何与当地政府合作,参与疫情防控。也有研究者以中国疫情防控中的对口支援作为案例,剖析其中各个层级政府、非营利组织和私营组织等多个主体间的协作关系(Hu et al. ,2020)。重大公共危机中政府与民众间的关系也值得挖掘,研究者分析疫情防控中政府与公民间的合作,发现其中存在三种公民参与抗击疫情的不同渠道,包括居民委员会、非政府组织、民间自组织(Zhao and Wu,2020)。

(三) 重视政策过程的理论创新

区别于 2019 年中国大陆学者偏好于研究具体某个领域的政策,2020 年学者们更倾向于研究政策过程,包括政策制定过程、创新过程和扩散过程。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常用工具,政策变化显示出决策者如何面对和解决新问题。为此,Wu(2020)分析了四项国家政策的变化过程,以探讨推动其变化发展的压力。结果发现,聚焦于特定事件的媒体报道所调动的社会压力是推动中国政策变化的主要力量。Xue and Zhao(2020)提出了一种新的“决策删简—执行协商”模式,以捕捉中国政策过程的动态变化,并以中国煤矿业改革为例,阐释中国政府如何应对各种政策挑战,实现政策变革。

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种循证决策还是逃避责任行为? 2020 年,学者们借鉴中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事件,来分析政府在紧急情况中如何应对和做出决策。Zhang L W et al. (2020)指出,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不单单是基于证据,还会考虑如何平衡责任和风险等因素。也有学者据此,提出要加强领导者和公共管理人员合理使用证据的能力,强化证据和公共价值在政策制定中所发挥的作用(Yang,2020)。

政策创新的决策和扩散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政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影响着一个国家政策创新的命运。政策试验是一类具有高风险特性的政策创新,Mei andWang(2020)通过研究发现,宏观政策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中央对政策试验的宣传推广。政策创新的扩散也是一个过程性行为,学者们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创新与否”,即政府决定是否采纳一项新政策;第二个阶段为“如何创新”,即政府为新政策制定具体内容的过程(Guo and Ba,2020)。

创新在扩散的过程中会面临各种压力,包括自上而下的垂直压力和横向趋同的水平压力。有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扩散压力之间可能存在着替代关系,即自上而下政策支持的增强可能会替代水平压力的影响(Zhang and Zhu,2020)。创新扩散除了会面临不同类型的压力,其扩散路径也是不断演化的。Wang C H et al. (2020)指出,创新是具有生命周期的,在整个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扩散路径。其中,首先自下而上地创新发展,然后再自上而下地扩散推广,这种综合方法是一种有效、高效的扩散过程。这既能满足当地的有效需求,又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高效地推广创新。这种综合方法同样被用于上层决策之中,Zhu and Bai(2020)以中国新型合作医疗试点为例,剖析中央政府采取的战略。研究发现,中央政府首先开展大规模区域实验,再与地方政府交流和学习经验,最后综合各项政策工具和要素来制定政策。

(四) 持续研究中国官僚制的独特性

国际学术界中的中国公共管理研究持续关注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下的官僚制度、官僚组织和官员个体。聚焦于中国独特的官僚人事制度,Zhu and Meng(2020)探讨了领导的地域流动与制度同构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中国省长的地域流动(横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三种路径流动)会刺激省级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的区域同构,进而缩小社会福利的地域不平等。Kong et al. (2020)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激励,发现这可以有效减少当地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进而提高社会福利。

在中国特色的官僚体系中,人们通常认为地方官员受晋升压力驱动,会倾向于以牺牲社会福利为代价,优先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自 1997 年以来,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仅实现了广覆盖,慷慨度也在快速增长。Meng(2020)尝试从劳动力供给状况和官员晋升制度安排两个方面来解释该现象,其基于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分析官僚晋升制度对地方政府制定社会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境下,中国地方官员受到“晋升锦标赛”的驱动,会倾向于提高社会保障程度。

(五) 比较研究视角和方法创新

在 2020 年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的论文中,有一部分研究通过中国案例来呈现某些经典主题。这些研究没有应用太多复杂的分析方法,但是通过深入描述和经验分析,为读者很好地呈现了某些事件是如何开展的,致力于揭示过程的黑箱和事件的逻辑机理(Lu and Li,2020)。也有研究通过深入的比较和剖析,来呈现影响行为主体策略选择的因素,以及驱动某一过程背后的隐藏机制( Tu and Xu,2020;Zhu andBai,2020)。尤其是关于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中国大陆学者们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应对政策和实践情况,进而为公共管理领域提供更多的经验(Wenget al. ,2020;Yan et al. ,2020)。

2020 年,中国大陆学者重视研究方法的应用和拓展,与 2019 年情况一致。中国大陆学者所发表的定量研究论文中应用最多的方法是二手数据分析,包括泊松回归、负二项回归、Logit 模型、空间自回归、事件史分析、DEA 模型等。学者们除了不断拓展深化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也重视运用定性分析方法,其中被采用最多的方法是案例研究,包括单案例研究和多案例比较。案例研究虽然常被争议“缺乏数据支撑和说服力”或“缺乏案例选择的典型性”,但有学者认为其在探索发展新理论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 Siggelkow,2008)。案例研究可以更好地呈现事件原貌,揭示其中的逻辑机理。

中国大陆学者也在探索新兴研究方法的应用。Liu(2020)采用仿真模型开展研究,通过三次计算机实验模拟中国省级环境监察垂直一体化改革前后的数值,以探究改革能否有效地激励企业改善环境行为及其中的影响因素。也有学者利用已经发生的某一事件作为准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其影响。Zhang H L et al.(2020)利用中国放松卖空管制的自然实验,探索卖空对权责发生制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Xiao and Shao(2020)将中国税务管理信息系统第三阶段试点作为准实验,探讨信息系统对企业所得税实施的影响。

五、 总结与讨论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这场全球公共危机也必然掀起理论界和实践界的重点关注,抗疫经验、政府决策、信息披露、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政府与民众、跨国比较等主题出现在中国大陆学者发表于公共管理领域国际主流学术期刊的中国主题研究论文之中。不少国际主流期刊还专门策划了疫情防控专刊,其中不乏中国大陆学者分享的中国抗疫主题研究。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并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逐渐被引入政府治理以推动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由于信息技术更多地被掌握在市场主体手中,其迅速发展有利于促进企业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合作,因此,企业与公共组织之间的关系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领域。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不同社会主体的兴起,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也慢慢成为中国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模式,并成为学者们的研究要点。

有关政策过程的研究一直是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主题,2020 年中国大陆学者重视政策过程的理论创新,探讨政策动态变化的过程、政策制定、政策创新和发展以及政策扩散的过程等方面。与此同时,国际学术界中的中国公共管理研究持续关注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下的官僚制度、官僚组织和官员个体。

2020 年,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的论文中,运用最多的方法仍然是二手数据分析。但是,也有一部分研究尝试通过中国案例来呈现某些经典主题。这些研究通过深入描述和经验分析,致力于揭示事件的逻辑和背后隐藏的驱动机制。除此之外,学者们也在探索着诸如计算机仿真模拟、准实验等新兴研究方法的应用。Li and Zhang(2021)针对公共管理领域 9 种英文期刊 2002—2020 年的中国主题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即应用不同方法和不同数据来源的实证研究愈来愈多,并在中国情境下检验和拓展西方的概念和理论。

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将持续追踪并分析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相关变化,以期更加全面和透彻地理解中国公共管理的国际化态势。

附录: 编码簿

参考文献 略

文章已于中国知网网络首发，建议到中国知网下载原文阅读，尊重版权，尊重学术。

时间：2022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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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