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家庭日丨杨晓：梁启超的家庭逆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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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史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作者2017年12月1日于东北师范大学元晖论坛作的题为《智慧爱的凝练：梁启超的家庭逆境教育探索》的演讲（题目有改动）。

梁启超的子女个个成才，可以说，这源于他的寒士家风，他的父亲推崇“淑身济物”，日常生活十分简朴，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梁启超回忆，“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梁启超反对娇惯溺爱子女，他对子女们说：“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这里面蕴藏着他对子女极为深沉的“智慧爱”——家庭逆境教育。

一、培养怎样的人

梁启超对子女进行逆境教育，经过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作为家庭逆境教育的探索者，他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为逻辑起点，以逆境为教育契机，激励子女克服并战胜逆境带来的种种挫折与困苦，打开人生经验的有限性，促进子女乐观向上、意志坚强、有所作为。

（一）逆境趣味与乐观向上

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信仰是“趣味主义”。其积极乐观的态度，正是在逆境中寻找“趣味”的产物。1901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顺应时势，梁启超和蒋观云等人在日本发起、组织了政闻社，以促进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达到实施君主立宪的目的。但是，清政府下令查禁了政闻社。面对这种挫折，梁启超并未偃旗息鼓，而是不断发表文章，推进国内的立宪运动。他虽遇险阻仍然不改初心，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这种态度由何而生？梁启超自述：“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正是这种“在失败里也感觉趣味”的特殊人生体验，是他面对逆境仍然乐观进取的动机来源。

（二）逆境磨炼与意志坚强

意志品质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必备心理素质。在梁启超看来，坚强的意志至少具有以下三层涵义：其一，意志是人生事业的原发点。“人生最要紧的是意志，不论大小事业，都要从坚强的意志中产生出来。”其二，意志是承担责任和勇于行动的内驱力。“意志磨练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也不迟疑，扛起来便做。”其三，意志是排除外在障碍的心理动力。“意志坚强，可以排除一切外界之障碍。”因此，具有坚强意志的人，才能持之以恒地去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于人生成功的因素，走向成功的人生之路。

就教育而言，人的坚强意志，是后天磨炼的结果，并非先天遗传。所以，梁启超将逆境视为打磨意志力的绝好时机，彰显出家长“智慧爱”的力量。逆境“是别人想要也得不到手的一种磨练意志的绝好资料，你居然碰着了，也是你前世根基深厚，承天地特别眷爱，得这种好机会，来做成你一辈子的人格”。

梁启超将逆境带来的人生考验视为一种“天地眷爱”，鼓励子女和学生们欣然接受，以磨炼和成就自己的人格。这其实是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德育思想，所谓继承，体现在梁启超同样认为，不利的环境与条件，能够磨炼人的心性，造就人的能力。所谓发扬，则体现在梁启超从被动走向主动，强调要抓住一切机会磨练自己的意志。即遭遇逆境“无非借着外界种种困难，将自己的意志千锤百炼，炼成一种不屈不挠的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在逆境中一点一滴地去克服各种困难，才能形成一个人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也只有具备这种人格品质的人，才能走向人生的成功之路。

（三）逆境逾越与有所作为

梁启超强调，逆境是人生的一种常态，一个人唯有经历逆境才能有所作为。他说：“人不能无逆境，犹行路之不能无上山时，航海之不能无逆风时也。倘祗能下山，祗能航顺风，则一旦苟遇上山及逆风，其不倾倒而失慎者几希。”揭示了“逆境逾越”与“有所作为”的关系。《颜氏家训》曰：“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那些贪图生活安逸的人，注定只能无所作为。只有那些主动将自己置身于各种社会危机与个人困苦中锻炼的人，才有可能大有作为。

因此，子女面对逆境时，家长的态度与行为是检验家长是否优秀的分水岭。将逆境视为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有意规避的家长，是不负责任的家长。而将逆境视为教育良机的家长，就是具有“智慧爱”的家长。很显然梁启超属于后者。他认为，人生与忧患相伴，无法规避。但是，遭遇逆境是人生的一种险运。什么叫“险运”？就是“险”之所在，“运”之所生。这种运气唯有在逆境中才能获得催人生长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抵抗力。它表现为“经历一次困难，则抵抗力增加一分，往后则抵抗力愈强，困难愈少，将无不成之事矣”。此外，“劳苦有以增益其抵抗力也”，就是说，能吃苦耐劳的人，不会被困难压倒。总之，经历过逆境的锻炼，人的各种抵抗力就会不断加强，面对逆境时就会得心应手、无所畏惧。

总之，家庭逆境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培养子女坚强的品质，体现的是家长的“智慧爱”。《诫子通录》有言：“夫士君子生于世，己无能而望他人爱之，己无善而望他人爱之，亦犹农夫鲁莽种之而怨大泽之不润，虽欲弗馁。其可得乎？”反之，家长如若一味溺爱子女，只会导致子女无能无善，无由被爱，更无力去爱。因此，“智慧爱”可以能让子女心地善良，有被他人所爱的资本，也有爱他人的能力，这是家庭教育的根本。

二、怎样培养人

在面临社会危难与遭遇个人失败的双重困境下，梁启超切己体察，敏感地将逆境作为一种教育情境。

（一）以逆境为契机的苦乐观教育

处于民族危机空前的历史际遇之中，梁启超审时度势，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社会不会马上和平，自己的子女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也许会吃比自己加倍的苦，如果不进行正确的苦乐观教育，子女将无以应对。

☀1.鼓励子女“往吃苦的路上走”

梁启超说，“生当现在中国人，悲观的资料太多了”“但修养功夫未够，也许便因为挫折而堕落”。为了预防子女因悲观而堕落，他总是鼓励子女不要怕苦，并告诫他们：“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该往吃苦的路上走。”

1928年，梁思成学成归国时，原本可以去清华大学，可梁启超认为，在清华大学工作比较舒适安逸，很容易消磨人的志气。所以，建议梁思成去东北大学工作。他写信给梁思成说：“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起温柔乡的清华强多了。”“在那边几年情形熟悉后，将来或可辟一新路，只是目前要捱相当的苦。”在梁启超看来，与其到清华大学享受安逸、坐享其成，不如到东北大学经历创设建筑专业的各种考验，这才是梁思成磨练自己、成就一番事业的真正机会。

☀2.要求子女居安思危、乐观向上

梁启超在子女身处顺境时，生怕他们变成纨绔子弟。这种担心触发了梁启超关于在顺境中进行忧患意识教育的思考，他要求子女即使在顺境中也不可贪图享乐，要做到居安思危。

在生活比较安逸之时，已经习惯于家庭逆境教育的梁思忠对父亲说：“照这样舒服几年下去，便会把人格送掉。”梁启超说：“你想自己改造环境，吃苦冒险，这种精神是值得夸奖的。”此次对话之后，梁思忠主动参军，到艰苦环境中锻炼自己。梁启超对此很欣慰，他对梁思忠说：“借此来磨练自己的德性，是最好不过的了，你有这种坚强意志真令我欢喜。”这就是梁启超对子女实施的居安思危教育。

梁思成学成归国之前，梁启超便事先写信提醒儿子，他说：“现在时局之混乱，职业能否一定找着，也很是问题。……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意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苦痛，倒不值得。”“纵令回国一时未得相当职业，也不必失望沮丧。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生不许侵入。”可见，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既体现了防范于未然的远见卓识，又强调了对现实人生的严肃态度，那就是不能因为环境所迫而屈就，即使处于逆境之中，也要对生活充满希望。这是梁启超作为父亲对子女的“智慧爱”，这种爱关注的是子女精神是否健全，情绪是否愉快，人格是否完善。

（二）指导子女的学习困境

梁启超在子女遇到学习困境时，总是能作出迅速的教育反应，为子女指明路径，提供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这种对子女教育契机的敏感和迅速的反应，是家长“智慧爱”的一种具象化。

1924年，梁思成进入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建筑系学习。当时的建筑系教育信奉法国巴黎的古典美术主义，要求学生练就扎实的基本功。因此，古典建筑绘画技巧成为梁思成每天必须反复练习的内容之一。他写信向父亲抱怨：这样成天伏案绘图，怕埋没自己的天才，以后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成为一个只会绘制建筑构造图的匠人。梁启超回信劝道：“中国先辈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在学校只有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这种工作乃为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而且有天才的人绝不会因此而阻抑他的天才，你千万别要对此生厌，一厌倦即退步矣。”面对梁思成的抱怨，梁启超作出了及时准确的反应。首先，明确花时间做基本功的训练并不会埋没天才，相反，是天才成功的必要修炼。其次，不要因学校呆板的教育方式而产生厌倦情绪，而要充分利用这种机会来磨炼自己的性情。此后，梁思成每每遇到情绪方面的问题时总是想起父亲的教导，从而潜下心来钻研，最终顺利完成了学业。

1925年，梁思庄初到渥太华预备中学学习时，有一次英语考试在全班得了第十六名，这件事对她的自尊心伤害很大，为此，她郁郁寡欢。梁启超得知后写信鼓励道：“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意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竞争，能在三十七人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之后，梁思庄又因年龄小没能及时升入大学而焦虑，梁启超依然及时劝道：“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得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既批评她急于求成的错误，又鼓励她循序渐进，打好学业基础，以促使她克服因急躁而产生的焦虑心理。

（三）立于逆境中的家长榜样作用

梁启超的一生，经历了政治上的失意、丧妻的痛苦、病痛的折磨，但他依旧坦然、无畏地面对一切，做子女最好的榜样。他在给子女的信中这样写道，“你们几时看到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关于德行的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狠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随便环境怎么样，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梁启超面对逆境时泰然处之的态度，在逆境中依然奋斗不息的行为，为子女的人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1915年8月，杨度、严复、刘师培等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北京成立了“筹安会”，进行一系列大规模活动。此时，梁启超“患赤痢甚急”，但是，面对袁世凯意欲“登基”，国事紧急，他顾不得身体欠佳，于12月16日南下筹划护国之役，惹来杀身之祸。1916年3月，为了避开官府的追杀，梁启超从香港转搭一条日本运煤船，经越南进入广西，期间的狼狈读来令人泪目：“吾被褥既委不带，今所御者，此间俑保之物也……地卑湿蚤缘延搨间以百计，嘬吾至无完肤”“曾发热病两日，极狼狈，以为将客死此间。”“吾在越南十日，实厉无量艰辛。盖伪政府已知吾在彼，谍骑四布，必欲暗杀。”身陷如此困境的梁启超却仍然发出积极向上的感慨：“吾抱责任心以赴之，究竟乐胜于苦也。”这种处于危难之际，仍能泰然处之的人生境界，成为其子女仿效的典范。

梁启超一生短暂，却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极大地影响了子女的成长，使得他们最终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他成就事业，既不为官职，也不为荣华富贵。他说：“当失意时更不能相弃也。作为今日之中国人安得不受苦，我之地位更无所逃避。”正是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博大胸怀，不因外界的纷扰而逃避社会责任的使命感，成为梁启超感召子女、影响子女的关键因素。

三、启示

在当代家庭中，因为苦乐观教育比较缺失，导致多数蜜罐里长大的孩子，很难拒绝坐享其成的安逸，更别提去理解“自讨苦吃”的意义了。许多家长也是在子女受到“遁世享乐观”的严重腐蚀成为“啃老族”之后，才来抱怨，后悔不已。

我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一个原因主要在于，部分家长陷入了“快乐教育”的认识误区，他们错误地认为，所谓“快乐教育”就是避免子女体尝痛苦，甚至有的家长在谈到自己的教育观时，只是强调：我对孩子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孩子快乐。但是，孩子快乐的源泉在哪里，却从来不去想。

早在20世纪30年代，杨贤江就批判了那种只追求“自我快乐”的人生观，将其视为堕落与犯罪的根源之一。其实，以功名利禄为乐，是堕落的开始；以物质享受为乐，是奢靡的根源；以感官刺激为乐，更有可能轻意地滑向犯罪的边缘。家庭教育虽然要顺应子女的自然天性，但绝不能由此溺爱、放纵子女。

“快乐教育”的真正价值是要赋予子女正确的苦乐观，使其明确快乐的真正源泉：奋斗、创造、助人。“快乐教育”的实质是，让孩子在奋斗中“以苦为荣”；在创造中“以苦为乐”；在奉献中“助人为快”。

事实上，“快乐教育”与“逆境教育”看似不同，内核却是一致的。家庭逆境教育是以社会危难与人生坎坷为契机，对身处其中的子女所采取的一种转化不利情境、克服消极情绪，激发其乐观进取精神的教养方式，目的是使子女获得“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人生态度与能力。而这种人生态度与能力，是子女克服一切困难的内在动力。

当代家长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尤其要注意两点：一是教育时间错位导致“爱”的扭曲。即孩子小的时候一味骄纵、不加约束，等到孩子大时再教，为时已晚。司马光在《家范》中就有这样精辟的见解：“人之爱其子者，多曰儿幼未有知耳，俟其长而教之。是犹养恶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其用力顾为多哉？”二是缺乏教育机智导致“爱”的愚昧。即家长对家庭情境中的教育时机缺乏敏感，不能及时作出正确的教育反应。当子女最需要帮助时，家长却无动于衷，而子女不需要提醒时，却又喋喋不休，唠叨个没完。梁启超时刻注意子女在面对逆境时无法顺利应对的情况，及时给予他们针对性的指导，体现出了家长的教育睿智。当代家长们应当珍惜与子女相处的每一个时刻，抓住每一个教育契机，赋予子女真正的教育智慧之爱。

【责任编辑：李 诗】

【来源：《中国德育》2018年第6期】

【微信编辑：崔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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