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怀有一个念想，那就是把苏白老师给我多达十万字的书信全部都整理出来。今年是老师逝世四十周年，我终于把这件事做成了。我是通过国华舅的介绍得识苏白老师的。最初的那一情形，我在《苏白朱迹》后记“英心不朽——献给恩师苏白（代跋）”中已多有涉及。当时，由于求师心切，我先是给苏老师两次去信，以明示自己当时的渴学心情。未久，果然收到了他的回信。不曾想，在这一封1971年年底寄自青岛的来信中，苏老师居然像一个彼此早已熟悉的同道知己与我作亲切叙谈。他除了叙述自己过往所见所藏的印学资料，竟然还把箧中幸存珍贵印谱的有限“家底”，毫无保留地晒出，这让我感到意外。尤其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从未谋面的青年人，甚至言明以后可以将这些印谱陆续借给我看，更使我暖意融融。他在信尾还说“以后请你来信不必呼我大人，直呼同志即可，实在你觉得不太好，称先生或老师即行了，好不好？”苏白来信 1971.12.22读完这封信之后，我的内心好久不能平静，从此之后，我的每一次去信，便都以老师相称。也正是这封信，开启了师生间长达13年的珍贵情谊。随着交往频繁，间尔，为了表示对老师的敬意，我不时会捎带些上海出品的食物去青岛。想来毕竟老师的身体向来孱弱，再加上师母操持一家养育四个孩子的辛劳，生活本不宽裕。然而老师却说“不要带吃的东西，情谊应在金石篆刻方面加深”。当时我尚在工厂从事三班倒的重体力活，当他知道以后，几次提醒我要注意身体保健，并且对我当时常犯胃病和可能引起的原因，附上需要及时治疗的建议和具体措施。老师更关注的，依旧是我的学习现状。他在1972年8月27日的一封来信中说道：“你说秋凉后要看点文学史历史书，是的，你可以找找鲁迅先生写给颜黎民的那封信，是适合青年们学习的。刻印和其他方面知识是一样的，尤其是艺术。艺术本身是反映生活的，而生活又是丰富多彩的，是时代文化和个人精神方面的表现。（这方面以后可读读先伯献老的‘平乐亭侯印考’论说）特别是文学艺术这方面的东西要多涉猎些，对刻印很有帮助，如书法知识和实践，这是直接对篆刻有影响的。”老师的每一次来信，都使我感受此中的温暖。当年10月，我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决意去青岛看望倾慕已久的苏白老师。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当我下了客轮直奔观海二路，十分急切地找到53号门牌，接着快步登上石阶来到老师那窄小的居室时，老师一家已在屋里等我。此时，我和老师四目相对双手紧握了许久，彼此却什么话都没说出来……1973年，老师先后给我写了16封信。从这时起，针对我的现状，老师进一步跟我讲述一些创作方面的理论知识。他看我像似有点开窍之后，甚至还把印章创作比将京剧艺术的韵律之美。老师写道：“旧京剧中，程砚秋‘锁麟囊’的唱腔气息，可以从舞台上一直传到三楼座位的最末一排。那时并没有扩音器，但是池座前的一、两排听起来并不震耳，这就是功夫和本事。据行家讲，这是丹田之气通过鼻腔和脑腔的共鸣来发声的，所谓近不呱噪远而清亮，整个场子板眼相随柔和动听。”
老师的此番话语不啻金科玉律，总能在我身处迷茫创作徘徊时，及时地给我指明方向。
话说回来。最初我跟苏白老师的接近，其实是瞒着家母的，原因正在于老人家十分在乎苏师的往日经历，她担心老师的右派分子之身，会耽误我日后的前途。故而，后来便生发了佯称家中信箱无锁容易丢失、让老师把信件改寄到我当时单位、以避母亲耳目的权宜之计。
不曾料到的是，未久，老师竟然觉察了我的这一隐隐之情。他在1月28日的来信中如此写道：“你的心情和你对母亲孝敬及其中的苦衷，我深深地理解和同情的。但隔这么远，又见不到你的母亲。通过这件事你应该更加体贴母亲。她的这种深刻的母爱，是希望在你健康成长的过程中，避免不该有的麻烦。她因疼爱你关心你而难以表达出来的心情，当然你比我理解的更深。我也一时无法跟你母亲谈谈的，我想将来总有机会去上海，去看望她老人家的。”
这是一段催人泪下的文字。明明是我在耍小伎俩玩小聪明，明明是我对不住老师，却还要让老师来跟我诠释其中道理，并言促我对母亲多尽孝心。
若干时日之后，当自己在业界崭露头角并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知晓度之后，面对家母，我决定再番重涉此事真相。当我如实地告知这些成绩的取得，全赖苏师的悉心栽培之恩时，家母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她流着热泪对我说：“这是我所遇到的真正的君子，是我们亏待老师啊。”
日常繁重体力劳动所致，我的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并且流露出对当时工作厌倦的情绪和试图变换岗位的想法。所以，老师在好几次信里，都提到了相关的话题。
“关于你现在的工作谈谈我的意见，供你参考。首先把现在担任的工作干好，再要与同志们的团结搞好，关系处理好。业余时间把自己的专长爱好搞好，广泛联系艺术界的师友。待自己有了一定成绩，再由艺术单位的领导提出来，到那时，你再提出来要求调动就好办些了。否则现在的工作做不好，本单位领导印象不好，同志间关系也不好，加上各方面意见挺大，你想要求调动工作根本办不到。”
由此可见，除了读书创作外，老师对我的关心已经完全沁入了我的心脾深处和整个精神世界。每走一步的时候，都会出现老师的亲切形象。正是老师的不时教诲，才让我能够逐步健康成长起来。只痛惜，多年之后我在工作岗位上的根本转型，老师永远也无法得知了。
在艺术创作上，老师始终如一地鞭策激励着我，并多番提到邓散木太师的高明。他在4月中旬的一封信中说：“邓先生见闻甚是广博，他的印看起来好像杜撰，其实他是有传统根据的，并且还有自创的。”
1974年年底，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并将此事向老师作了报告。老师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即刻兴奋地回信给我：“首先让我热烈祝贺你光荣加入共青团，这仅仅是第一步，离党的要求距离还很远，希望你不断努力，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只有这样，才会促动艺术上的突飞猛进。”
1976年五月上旬，我被商借到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部工作。我暗自在想，这样的话，在专业话题上，我可以跟老师挨得更近了。
也就在这一年的7月20日，老师开始不再称我“一闻同志”而直呼“一闻老棣”，使我顿觉更加亲切。顺便说一句的是，我的“一闻”之更名，是在一年前由献公的挚友，中山大学教授、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先生为我所起，这个名字从1975年初冬开始，一直沿用到今天。
还有件事值得一说。当年10月间，身居广州的马国权先生正在编写《印人传》，他通过钱君匋先生欲向苏师约稿。老师在得知这一信息后与我说：“我仅仅是个刻印的，岂可入印人传呢？传者传也，我的印岂能值得传之人世呢？那会贻笑印坛时贤的。”
以老师的创作水准和当时在山东一地的影响论之，能入编《印人传》本无可厚非。在这个直关声誉、众人争先恐后唯独自己落下的事实真相面前，体现在老师身上的泰然若素的谦谦君子之风，的确使人肃然起敬。76年年底我成婚了，老师除了祝贺，同时还给内子士泓写了一封信：“你们成家之后，一定要更加孝顺母亲。人一旦结婚成家，既是自己的亲人，又都是革命同志，所以要更亲密地团结。……一闻的为人正直和待人接物我是了解的，我尤其看重他一贯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这在当今青年人当中并不多见。我深信他的这些长处会继续保持下去的，但同时也要克服个性过强的缺点。”这些犹如自家长辈的谆谆之言，真可说是让人受用一生。
5月前，我和士泓一起坐船去青岛探望久别的老师和师母，一共呆了5天。回到上海不到一周，便接到了老师的来信：“……你俩回沪那天，师母在即将开船时流泪了，一路念叨你们来得时间太短促了。青岛的不少海鲜都由外贸掌握，需要托人才能买到。请人买的大对虾，是你们走的当天下午才匆匆送到的，真是前脚落后脚，那时你俩已在船上了。更让师母不好过的是，上海人喜欢的核桃、小枣东西太少，花生就两斤。”老师甚至还说：“让我难过的是（这次）我们没能一块出去玩玩，这可能因为你俩担心我身体不好怕我累着。另一方面还是考虑我的经济不富裕怕我花钱吧？我想着两方面原因都会有的。”事后我了解到，老师为接待我们的到来，还真的向别人借了钱。之后，每当我想起那次令人难忘且充满家庭氛围的欢愉之旅，心里总不由得阵阵抽紧，并老是轻松不起来。
苏白来信 1978.1.20老师生来就是一个古道热肠、一心为他人着想的人。兴许也就是从那段时间起，经由老师介绍来沪的各路友人几乎不断。但凡这一切，说到底，都是老师在倾心倾力地为别人谋事办事，老师唯一为自己所做的，那就是让我留意及时购买当时跟业界有关的最新出版物，关注并用心搜求各类古今印谱和印作信息。大约也在那几年，老师开始不时地为沪上诸师友刻制印章，如今想来，潘学固、单晓天、赵冷月、任政、周慧珺、张森、颜梅华、童衍方、张迪平、吴建贤、方传鑫、徐志伟、黄焕忠及李亚辉、陈新沪等一些同道，都拥有老师的印章之作，甚至连我的发小如李林广和贺庚渝也都沾了光。
当年深秋，老师告知我他的印谱已在广交会订货，数量三十套，一套四本约200页，定价30元，此中扣除管理费净得16元一套，因此要我急速为他准备相关材料。听了这个消息我也异常兴奋，心想这次老师可以开始打翻身仗了。之后，我便开始张罗购买印泥、筹备纸张，并着手托人刻制印框以待制作印笺。此时虽说很是忙碌，但也乐在其中。
老师分别在11月16日、25日和12月1日的来信中说：“如果明年春交会再定一批货，我的近年经济便可宽裕些了，也可到上海看看众师友了。”“近年来我在青五家之口生活拮据，自己长期在家养病以及（二女）海娣下乡，加上孩子们花费也不少，因此连年来借贷借款太多，目前还欠债三百多元。在热心朋友的怂恿之下，我不得已将自己的部分印拓交外贸公司出售。幸而今年广交会日本订我三十套印谱，如能年底交出则可稍见缓和。如果明年能再交出一批印谱，就能换回四百五十元钱，这样我在经济上基本可翻身了（但愿如此）。”同时告知，“近日，我即著手忙于钤拓之事，如能早日完成，取回钱之后必当及时归还，再次感谢你们的鼎力相助。”
这是几段令人难以忘却的内心告白。彼时彼地，老师的创作动因，除了在艺术上不懈追求以图精神寄托病体宽慰以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说是勉力为了赡养家小以求生活安和，即便如此，也时常捉襟见肘般地让人酸楚不已。
1980年，新年伊始，他就急不可待地告诉我“孩子们在单位都评上先进”的喜人消息，看来，孩辈们的健康成长，正是他兴奋无比的触动点呢。同时，老师也给我讲述了此次到山东艺术学院和山东师大讲课，受到广大师生热烈欢迎的盛况。回来后虽觉体力有限，却又马不停蹄地给山东书协写作篆刻的章法和刀法一文，老师果然是个闲不住的人啊。
那年春夏间，老师的身体大体康复，便和同事一起，完成了一次半月之久的毕生之旅。其路线大致是先至福州石雕厂，再过杭州西泠印社，然后抵达上海与众师友欢聚，终于实现了多年以来的愿望。
那次聚会，我还特意安排了潘学固先生和方去疾先生参加。特别是去疾先生，早在“文革”之前，老师就与他鱼雁往还，然未曾一面，至“文革”时，更是无缘相见。正因为此，至少在现代篆刻史上，他俩的见面意义，便可说是不同一般。
1983年，他在1月份的简短来信中，非但不忘为友人的事操心，还一个劲儿地促我购买《书法研究》第二期和《朵云》杂志第三期。他在短笺上告知我“手抖得很几不成书”。从歪歪斜斜的笔迹看，确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征兆。
2月下旬，当我得知老师在上海书画出版社所举办的“首次全国篆刻评比”中荣获一等奖的喜讯后，当即就把《新民晚报》所刊信息寄到青岛。老师在数日后的回信中平静地说：“此次能获一等奖，全赖师友们的奖掖……作为自己来说更当努力。”
4月9日，老师来信说自己“今日钡餐透视，仍是粘膜脱垂及胃窦炎”，并说“食品糕点万勿捎来，我已吃腻”。尽管如此，他却依然不忘“《西泠艺丛》有散老印迹，请务必设法购一本为要。”
至20日，老师继续来信——“我的工资又调了一级，基本工资是93元，连同其他加在一起，每月拿一百多元，再加上点稿费。所以你不必挂念我的生活，今后千万别再捎带任何东西给我了。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们好好保健自己身体，还是陆放翁两句诗说得对，‘遇事始知闻道晚，抱疴方悔养身疏’。”难道，这就是老师的临终遗言吗？
自4月28日老师落款为“英心于病床上” 的来信之后，此后将近一个月，再也没见到老师的来信。直至5月26日当天，我终于得到了青岛方面的不幸消息，顿时泪如雨下……
今日出刊的星期天夜光杯·记忆
转眼间，尽管此段历史已经过了半世纪，我承认，在跟随老师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印章具体创作形态上，我并未作模式传承，但是，在完善审美理念和由此生发的系统认识上，恩师就是一座永放光辉的灯塔，永远照亮我不断地匍匐向前。
老师生前曾刻过一方“一尘不染”的印章，让人们记忆犹新。此刻我想，这难道不正是他的心灵写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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