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高山水长，惠泽百川——漆门学记丨202111-14（总第1831期）

宋史研究资讯

2024-09-14

感谢陈峰老师赐稿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1日第17版“学林”，今据作者原稿，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高山水长，惠泽百川

——漆门学记

文丨陈峰

有缘投于漆侠先生门下为徒，实乃我人生一大幸事。今天，我能执教于大学讲堂，从事史学研究，是离不开先生的引导。而先生一生执着学术的精神和百折不摧的傲骨正气，更成为我行走世间的路标和楷模。

初识

初识漆先生是1981年的事。那年秋天，中国农民战争史年会在母校陕西师大历史系召开。孙达人老师作为办会方负责人，将系里七七级的许多同学调动起来，协助会务，我也被安排在其中。当年中国农战史还是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一大批重量级的学者长期都活跃于这一领域。看到参会者的名单，我们学生都很兴奋，因为虽读过大多数人的论著，却没有机会谋面。

报到那天，各路名家纷至沓来，真可谓冠盖云集。其中漆侠先生十分引人注目，属来宾中的高个子，戴着眼睛，清癯有神，谈吐爽朗，带有浓重的山东乡音。以前，听课时了解过一些漆先生关于农民起义的观点，也知道文革中《光明日报》批判过先生“让步政策”的观点。为写论文曾拜读过他著的《秦汉农民战争史》，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王安石变法》，文笔犀利，分析深刻，是书荒时代少有的好书。

会议期间，我接触漆先生的机会不多，只是在会场上听过先生充满个性的发言，也知道先生当选为理事长，照相时位居前排正中，作为一介学生也清楚其中的分量。会后，同学们议论所见各位学者风采，其中谈到最多的一位便是漆侠先生，我自然对先生心存敬意。不过老实说，当时只是作为名家聊到了漆先生，尚未联想到其他方面。但这次见面，却成为我以后投师的机缘。

入门

1984年，我工作两年后获准考研，寻觅导师时很自然便想到漆先生。于是斗胆报考了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当时，已大致了解到国内宋史研究的重镇有三处，一处在北京大学，一处在杭州大学，还有一处便是河北大学。河北大学倒非名气很大，但却因漆先生及其研究室而享誉史林和学界。

初试成绩通过后，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赴河北大学参加复试。再度见面时，先生和蔼可亲地询问了一些情况，我在回答完问题后，也赶忙提及那次农战史会议上的事情，先生听罢爽快的笑了，说：“好啊，愿意学习就好，来了后要多读书。”还聊起抗战期间在陕西的见闻，并特别打趣地说：当地人吃饭不讲究，主食之外，就一盘辣子和一盘醋。交谈之下，我既感到温暖，也放下了心。

说句实话，与当下的大环境相比较，当年确是读书做学问的好时光，想必大多数人都同意我的看法。那时，国家空前重视教育，社会崇尚知识，上面及学校干扰又少，师生更为心静。特别是招生严格，录取人数不多，导师遴选的条件也很严，大都是有相当成就的专家，这就保证了培养的质量。我入学前，漆先生门下只有三位弟子，三位学长外就是我们四位新生，总共七位研究生。就规模人数而言，比现在许多导师带的博士生还少。当时，先生身边还有助手高树林、郭东旭两位老师，另外就是办公室和资料室的两位工作人员。

宋史研究室坐落在河北大学南院东面一处平房院内，是旧时河北省委的地方，环境相当安静。研究室有不少图书资料，先生自己的许多书也拿来供大家使用，像浙江书局刊本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宋会要》等等。不久又重金购置了台湾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这在八十年代中叶的中国大陆还比较少有，许多大学图书馆也无力添置。先生每天必来，往往还是最早就到，写作之余，常找我们谈学问聊天，气氛十分融洽。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熟悉了漆先生率性刚直、爱憎分明的性格，也大概了解了先生的学术经历。先生的传统史学功底极为雄厚，文献史料常常信手拈来，但印象更深的还是博大的眼界和深厚的理论素养，谈学术话题总能从大处着眼，看问题极其深刻。这些都可从先生的论著，特别是百万言的煌煌巨著《宋代经济史》得到说明。先生早年入西南联大求学，抗战结束后进入北京大学随邓广铭先生读研究生，是当时北大的高材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漆先生到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成为所长也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助手。以后因政治风波及性格耿直的原因，被整离开该所，调入天津师范学院，也就是后来的河北大学。

回忆研究生三年学习，真是有苦有乐。记得那时除了主要由先生授课外，高树林老师也讲过元代经济史的课，再就是先生请来一些名家友人作报告，印象较深的有首都师大的宁可、山东大学的田昌五、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方行和历史研究所的王曾瑜等多位先生。我与同门大多数时间都在自己看书，有时为了寻找史料，还常泡在北京图图书馆古籍部多日，住宿在便宜的地下室里，吃着泡方便面。那时我有些鲁莽胆大，时常为一些问题打扰先生，先生总是循循善诱，使我醍醐灌顶，如沐春风。就此大致掌握了史学研究的方法，算是初入门径。

说起来惭愧至极。大约在1986年下半时，漆先生询问我毕业去向，当时我还孑孓一身，就回答随便去哪里都行。隔了几日，高老师便找我谈话，说漆先生打算留我在身边，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因为能继续受到先生指教，做宋史研究必有前景，并多少有些虚荣心，能被先生看中。

事有凑巧，次年寒假回家，家人、同学给介绍了一个本地高校的对象。那时自己年轻不懂事，热恋中只考虑与女友的关系，返校后便向先生说出反悔的决定。先生刚直傲骨的性格是学界出名的，听了我的表白非常生气。以后高老师多次劝我留下来，我也清楚这是先生的意思，虽然深感内疚，但仍未能改变主意。毕业前，先生不计前嫌，因为我联系工作的缘故，还为我给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张岂之先生写了推荐信。现在想起来，我确实伤了先生的心，但先生以父辈的宽厚原谅了我。

就这样，我怀着十分歉疚的心情离开了河北大学，告别了恩师漆先生。

回炉

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工作后，因教学任务繁重，加之宋史非所在单位的研究重点，资料欠缺，我只能自己摸索，其间又到国外两年。兴之所至，做的方向更杂了，故在宋史研究领域进展缓慢，除了就漕运专题从宋代上下延伸，完成了《漕运与古代社会》的书稿，并发表了若干篇论文外，多年对宋代军政的兴趣却未取得突破。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也没有多少怨言。但每每想到当时离开先生的情形，就深感愧疚，除了出国前携家人专程看望过先生一次外，也一直不好意思去拜访，只有每年寄上贺卡，写上表达祝福的话语。

1997年夏天，宋史年会在银川召开，先生作为宋史研究会会长必然出席。接到通知之后，我踌躇再三，还是打消顾虑参加了会议。其间，我找机会向先生汇报了自己十年的情况，特别提及做研究的一些困难，先生很关心地听了汇报，鼓励我继续在宋史领域深入探索。不过，在会议前后，我有两年多时间花在了开发研制国内第一部多媒体《中国通史》的工作上，这是一件耗费精力，又无所依凭的艰苦事情，暂时无暇他顾。

到1999年初，当多媒体《中国通史》大致有了结果时，我决心摆脱各种干扰，一面整理完成了有关北宋崇文抑武问题的书稿，同时将自己的研究集中到宋代武将群体的专题上。这时，更感觉到自己学识的不足，另外在资料信息欠缺的情况下，培养研究生也有些吃力，于是想到重回漆先生身边学习的念头。好在我得到了先生的理解，还有同门师兄弟的支持，当年便取得在职攻读博士生的机会。

说来惭愧，自己当时刚评上教授，在年近四十时又回炉与年轻同学一起当学生。不过，经历了许多磨砺之后，既珍惜时光和机会，读书看问题也会深入一些。因此，虽然有一部分时间还要在本单位服务，但效率不算低。在选毕业论文题目时，我提出作“北宋武将群体研究”，认为有些积累，此前《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的书稿已请先生看过，并得到先生的序言，故而先生首肯了我的想法。由此，我对这些问题的思索有所深入，不仅两年多大致完成了论文初稿，还先后发表了十篇论文。

回想那段日子，除了在搜集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不断请教先生问题外，我还经常有机会与先生聊天。晚年的先生早已贯通古今历史，思路异常清晰，既保持了一贯深刻犀利的风格，看问题更充满睿智。在那间多年的办公室里，先生总会让我抽他的好烟，先生也偶尔抽一两支，谈话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先生常常谈起往事，涉及许多学界的人和事以及经验教训，使我大开眼界，也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先生。还值得一提的是，漆先生与我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喜好拳击，当然先生是欣赏，我则不仅欣赏，从前也练过一点，因此谈到拳王泰森与霍利菲尔德之战时，先生眉飞色舞地发表见解，令人想不到是年近八十高龄的老人，竟那样洋溢着生机，充满斗志。我和同门们都说：漆先生肯定高寿，一定能活到九十以上。但谁又能想到，以后竟发生了意外医疗事故。

伤逝

记得很清楚，那是2001年11月2日，一个寒冷阴霾的日子。早晨八点一刻左右，我骑车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看书，一进楼道就被办公室的老师拦住，告诉我刚得知漆先生可能不行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顿觉脑子一片空白，立刻下楼骑车赶往先生家。

回想起来，我进先生家门后，首先看见一位女医生正在收拾器械，再看到的就是躺在床上的先生。当时在场的还有先生的公子漆燕生，其余一两位已记不清了。望着仿佛睡着了的先生，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两天前下午我还与先生在办公室聊过很多事情，时隔两日竟发生这样的意外。

随之，几位师兄弟和宋史研究中心以及学校有关负责人等都先后赶来，大家先询问有关情况，后来就商议到如何处理后事。大约上午十点多钟时，我和师兄姜锡东用酒精为先生仔细搽洗了身体，换上一身新衣，其时内心的伤痛才不断涌出。至今已八年过去，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送葬那天，来了很多人，既有同门弟子、本校师生和河北省的一些官员，还有远道专程赶来的许多学界友人。葬礼非常隆重，当哀乐奏响时，很多人难掩悲痛，都流下眼泪，记得王曾瑜、山东大学的乔幼梅、南开大学的叶振华等几位先生和我们许多弟子更失声痛哭。我想，这种伤心不仅仅在于一位老人的辞逝，更多还是因医疗事故引发的意外刺激，使人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现实。漆先生虽然经历了多少苦难和折磨，但身体是那样硬朗，思想是那样活跃，意志又是那样坚强，还有那么多宏大的写作计划要完成，如果真有上苍的话，肯定不该如此对待。然而，谁也不愿相信的意外就摆在眼前，不免使人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世事的无常。

在漆先生故去前，我已大致整理出毕业论文的主要内容，并获得了先生的指教，只是还没有拿出完整的稿子请先生过目把关，这无疑是我终生引以为憾之事。我想，自己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认真完成论文，以此告慰先生在天之灵。2002年5月间，我顺利通过答辩，结束了在职博士学位的学习，随后告别了河北大学。

当年11月2日，是先生亡故后一周年，我专程去保定参加了纪念先生的活动。散布各地的大多数同门弟子再度汇聚，加上在校的学生，人数有六七十位之多，几居国内宋史学界小半壁江山，其中许多人也已成为本领域的骨干学者（若算至今日，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宋史研究会四位副会长都是先生的学生），正是高山水长，惠泽百川。在先生的墓地前，我垂头抚今追昔，内心盛满了感恩之情。自己在漆门学习的日子，如画面般快速闪过，先生的音容笑貌更清晰显现。离别时，我在心中默默地诉说着无限的思念，祝福先生在天国长乐无极。

斯人长逝，遗风永驻。作为一名受业多年的弟子，我始终视漆先生为道德文章的楷模，尤其敬佩先生身上的铮铮傲骨和坦荡胸襟，在培养自己学生的过程中时常以此教导他们。人生也有涯，而知无涯，每每想到先生，自己做事做人未尝不时刻加以鞭策警惕！

2009年12月8日于西北大学

注：本文发表时无主标题与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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