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湖名家讲堂回顾 | 许知远谈历史与新闻之间

12月9日，著名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许知远先生做客港中大（深圳）“神仙湖名家讲堂”第四期活动，为师生带来“历史与新闻之间”的主题分享。

历史是过去的记录、发现和解读；而新闻，则是当下的发生。当历史与新闻二者相遇，它们有怎样的关系和不同，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许知远先生和邓康延先生分享了他们的见解。

港中大（深圳）副校长朱世平教授为

许知远先生赠予“神仙湖畔名家讲堂”纪念牌

关于许知远

讲座开始前，神仙湖名家讲堂首期嘉宾、著名纪录片人，驻校艺术家邓康延先生这样介绍许知远先生：“多年前有一个忧伤的年轻人，在单向街徘徊；后来他超越现实去找梁启超做记录；再后来他又回返现实，用现场镜头“十三邀”有历史感的当代人物。他看似剑拔弩张，实则风趣幽默；不乏偏见，也善解人意。用吴晓波的话说，他可能是最接近于新文化运动里的当代年轻人。”

著名纪录片人、驻校艺术家邓康延先生

介绍许知远先生

大学应当扮演引导性角色

许知远先生谈到他在北大上学的印象：那时候的大学是社会的“异端”，它与社会之间是一种紧张的关系，代表着种种不同的主张。这种紧张感不一定是对抗，而是自我价值的固守——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来不应该流俗，而应当成为引领社会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社会教育的每一分子都有这样的责任。

许先生表达了他对近20年高等教育趋势的不安：现代知识分子的力量迅速式微，人们愈来愈不相信大学应当在社会中扮演引导性角色，却认为大学是进入社会之前的技术培训场所。在北大读书时，许先生就对此“愤愤不平”；但这种现象却逐渐成为社会常态，而我们每个人实则都有义务来抵抗这一切。

自由的可能性

许先生进一步阐发了所谓和社会的“紧张感”。紧张感意味着某种“放肆”，这不是“自我摧毁的放肆”，而是“突破世俗理念的放肆”；“胡闹的背后不是为了胡闹，胡闹是为了某种自由的可能性。”

他认为，大学应当是一个弥漫酒神精神、鼓励各种奇奇怪怪的地方。在大学里，青春的荷尔蒙应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爆发出来，变成一种独特的创造力、一套独特的语言规则和行为方式；或变成智力上的形而上学、变成某种直接的冲突：智力上的卓绝追求和情感的充分释放是紧密结合的。而在一个大学中，只要出现十几个非常卓越的、特立独行的年轻人，整个大学的风气就会发生系统性的改变。教育常常忽略身体的表达，而身体上表达方式的限制也导致思想上的偏狭。但与此同时，思辨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寻求更高智慧的场域，放纵就只是放纵，不会孕育新的可能性。

著名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许知远先生做客“神仙湖名家讲堂”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许知远先生谈到，衡量社会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新闻业的繁荣程度。新闻业的蓬勃发展是时代年轻的象征。新闻描述现实事件、描述时代情绪，而又寻求社会改良的直接方式。

然而，每个当代发生的事情又都处于更漫长的历史情境之中。只有拥有更充分的历史感，我们才能够对当下的事件更敏感、才能更清楚地描绘“隐形的世界”。

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许先生和邓先生谈起9·11事件。邓康延先生说，看到电视上双子楼被撞的画面，第一感觉是“历史在我们眼前爆炸”，而内心又是百味杂陈的悲愤：“我觉得这已经把人类的底线冲破了”。之后，邓康延先生为当期《凤凰周刊》杂志封面故事选定了面世报刊中最短的标题，三个字：“美国劫”。

当时，25岁的许先生刚毕业，在《经济观察报》报社工作。9·11事件带给他的第一个感受是：美国主导的历史游戏规则正在遭遇巨大挑战。美国作为技术资本高度的象征，它领导的自由市场浪潮曾席卷全球。“当时感觉这种潮流或许会遇到非常大的挑战。但它会严重到什么程度，你一点也不知道如何判断。”

他的第二个感受是“有种非常强烈的、可能要参与历史的感觉”。2001年是中国加入WTO、国足踢进世界杯、申奥成功等大事件发生的年份，“你会觉得中国正以一种新的方式展现在全球舞台上”。2001年涌动的时代情绪是充满希望的：仿佛中国终于被国际社会认可，而加之美国模式遭遇的挫败，这会产生很复杂的心理——他有一种强烈的探寻冲动。

2002年3月，许先生第一次来到美国。他与朋友给许多美国名人用电邮发出采访邀请，最终15人接受他们的采访，包括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主编基布尼、美国尼克松中心的中国研究部主席大卫·兰普顿约。他印象最深的是在哈佛见到经济学家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罗斯福时代的物价局副局长、肯尼迪的密友，当时94岁了仍然在写新书，描述美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而这些采访过后，许先生整理了9·11事件对美国的影响：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作为中国的年轻新闻记者，也能够参与到全球事务的理解之中。

许先生坦言，那时候他对“中国”这个概念并不清晰：“我们是自己国家的陌生人。我们对自己的土地的了解很少，判断方法也并不清晰。某种意义上，你如何看待重大事件，是被西方的英文媒体塑造的。”“那个时代是一个（中国新闻人参与全球事务理解的）新的开始。”

邓先生评价道，许先生那么早能与那15人对话，甚至代表了一种外交的方式。邓先生希望用纪录片呈现出鲜活的人：喝酒的狂欢，目瞪口呆或流泪，抑或愤怒的游行挥拳口号，都是大时代里“人”的细节。我们经历了巨变，种种具有冲突的新闻就是未来昭示后人的鲜活历史。

“在‘extraordinary time’非凡的时刻，人性本身的张力和毁灭性会表现出来。”许先生之后补充道。

许知远先生与邓康延先生做客神仙湖讲堂

单向街书店 & 旅行

人生有很多不同的过程。”2005年新的大众文化逐渐诞生，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碎片化、黑话、过分民间式的表达占据了主流。面对崭新语言狂欢的新现实，过去来自英文世界的表达，与哈耶克、卡尔波普尔的语汇系统都不再适用。这导致许先生开始不知道如何描述新社会的感觉，进入一种新的失语状态。

面对如此的心态失重，许先生创立了单向街书店。说来也巧，他与好友去圆明园散步时，晃悠进一条搁置的长廊，他就和同样有“书店情结”的朋友说：“我们开个书店吧”。他喜欢坐拥书堆的感觉。单向街书店就此诞生。他笑说，虽然每年单向街书店都处在破产边缘，但奇迹般地能一直经营下去。

同时，许先生开始旅行。他坐大巴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一路上走了40多天。漫无目的，碰到谁就和谁聊天。不同于之前采访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和大学教授，旅途中遇到的人，和许先生的语言范畴大不相同。一路上有宾馆里边的服务员、江边上惆怅的小伙子、拆迁民房里想看北京奥运的小伙子——从这些旅行的碎片里，他试着观察日常生活，观察日常生活中的人，即便以一种笨拙的姿态。他慢慢意识到，书本不是唯一的方式，人应当学会去观察。

之后，他做了很多类似这样漫无目的的旅行，去了埃及、俄罗斯、缅甸、印度等十几个国家。许先生说，“如果你想去理解中国的话，理解世界是不可忽略的。只有当你看到世界了，中国的许多特性才会变得更加显著。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意识到中国社会目前也处在巨大的转变时刻，更强烈的历史意识也会开始兴起。”

邓先生称：国画主张“疏可走马，密不透风”，也就是留白天地宽。他赞许许先生有荡开一笔的“民国范”。“他年轻，所以有很多子弹可以漫无目的地扫射。等他扫射了一圈，他知道珍惜子弹的时候，就会瞄准一个地方，比如深钻人物采访。”

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 真诚的好奇

许先生认为，对话（conversation）是构建社会的最重要的行动：真诚地互相观照的交谈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现代社会的我们不太进行真正的“conversation”：人与人间的交谈要么非常表浅，要么非常事务性。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震惊（shock）“的社会，新的经验蜂拥而来，人们的经验是支离破碎的；同时，我们处在自我膨胀的时代，我们常常做一些自我的意向表达、比如自拍——然而，我们鲜少真正梳理这一切和自我的关系，鲜少勾勒自我。所以当有《十三邀》这样的节目，或者当有一个人对你整个成长的机制、价值的变化、内心的感受，产生真正的好奇心之时，人们很愿意去思考“我是如何变成自己的”。许先生谈到，虽然紧张的时代机制让人们会担心语言产生的后果、难以卸下防备，但谈话是有治愈功能的。而社会也应当多多鼓励这种良好的自我探寻和纾解的机制。

邓先生也认同“好奇”的重要性：不论采访还是写作，当你用真诚的好奇心去面对一个人，去看他完成一件事的过程，或是狂喜狂悲，你就会发现许多能“跳出来”的情节。真诚自然本心的交流，也是自我抚慰和积淀的过程。

林语堂 & 民国

若选一位个人物去代表民国那样的开放年代，邓先生会选择林语堂。一开始很多人会认为林语堂是逃跑主义，但林语堂又是当年活跃在国际文坛上的中国声音、在美国宣扬中国文化的平和、千百年来温厚的生活方式。他的书《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年出版之后，在美国的纽约时报书排行榜上霸榜五十几周。他编汉英辞典，编三份幽默闲适又不失文人风骨的杂志。他又把所得版税都用于研制中文打字机上，希望汉字进入国际化、现代化书写轨道。“民国人物的精彩有时恰在笨拙，有个性、有癖好。”邓先生提到一个的细节：林语堂在第一台中文打字机发布时说，这是我献给中国人的礼物。转过身拥抱忧心于债务的妻子说：“我们还会有的，我还有这支笔，都可以挣回来”。 “他的达观让他能够达到”。

许先生说，民国是非常有个性和有创造力的时代。凡是当中央集权开始相对瓦解的时候，文化的灿烂性创造就会爆发出来，比如春秋、魏晋、六朝。晚清到五四那段时间正是如此；那是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包含了巨大的文化转折。

“每当我们强烈怀旧时，我们其实是要用那个时代来指正这个时代的某些问题。”许先生的这句话着实引人深思。

历史与新闻

邓先生从档案袋里拿出几本业已泛黄的杂志，“昨晚翻箱倒柜地找出来，这是我的宝贝”，他专门带来了宝贵的《新闻天地》和《旅行杂志》1927年创刊号。历经百年岁月洗礼的杂志，印刷的白纸却依然清晰：杂志上有一些民国留学生的合影，“（照片里）这些人和你们中的部分人一样，都是当时的留学生。每一张面孔充满了俊朗、清爽、阳光，身上背负着使命般的东西。”邓先生感慨道：“正是因为前一辈新闻记者的良知、悲悯和专业精神，才使得我们比较新闻和历史有了依据。”“这是我在台北淘到的《台湾春秋》民国三十八年复刊号，首篇“太平轮失事秘闻录”，失事22天后推出，在没有微信电脑的兵荒马乱时代，调查出508位旅客中四百多位遇难者的姓名和家乡，调查之广、发稿之快，让当今媒体汗颜。这是隽永的新闻，也是鲜活的历史。”

杂志上民国留学生的合影

许知远先生看到这些老杂志，不由另生一种感叹——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杂志业的先驱，然而他所创办的杂志都十分“短命”。他谈起《时代周刊》的创办者亨利·卢斯：他们会将记者派驻全球，记者会成为美国与其它国家交往的重要桥梁。他特别希望，中国也能有一个新闻机构长久延续，并在中国社会中扮演关键角色：“当时这些评论可能并不起眼；但放在更长的时间里看，都组成了历史的维度。”

而邓先生对会有更多许先生这样坚守传媒道义者抱持乐观：“只要有30年写传记的精神，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

观众问答环节

Q

请问许老师如何看待理想主义？我感到身边的人都是有自信且充满希望的，确信自己也许会改变一些什么；但这种乐观在未来、在中年之时，会受到一种巨大的普遍的挫败，那时候就会陷入挣扎。那现在的我们可以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许知远：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诗人，都会写诗。但衡量一个真正的诗人是看他过了25岁之后是否仍然写诗。

理想主义也是这样。未经考验和挑战之前的理想主义，都不完全算数吧；只有经受考验后仍然幸存的、或仍然延续的，它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否则只是追寻一种潮流。

而且，理想主义一定是来自内心真正深切的追求和召唤，而不是一种外在的附和，青春的一种荷尔蒙反应，或者是大家普遍的想法，那不是一个确切的理想主义。

Q

在《十三邀》采访许倬云先生时，您说到，支离破碎的信息涌来时，我们没有精神支撑。您问他，我们虽然不甘心但力量很微弱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应对这样的时代呢？我很好奇您的答案。

许知远：

好像也没有什么更好的答案。小团体的互相支持、几个人在一起的气氛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是，你也需要被折磨：你的东西是无时无刻都要受到质疑和挑战的，你要确信它是否是你要追求的东西。你要一遍遍去尝试。没有一个formula、一个方程式；它就是一个不断尝试、受挫、再去尝试的过程。别人的方式只能给予你某种参考或者启发；但最终，你只能靠你的寻找，去找到你的特别的方式。

Q

写作时，信息不对称在有限的文字表达过程中占据了很大的位置，有时会消解我想表达的情绪和思想。思想和表达应该占据多少的比重？别人读到我的文字，他们应当得到些什么？我写下文字的那一刻，它对于别人的意义有那么重要吗？

许知远：

当你写的足够多的时候，你的分寸感慢慢就会出现了。数量是很重要的基础。

邓康延：

我觉得没有什么捷径。读者文摘里有一句话：“不磨刀背，即是捷径”。多读书、多写，把笔写烂几支，文章就会好几分。

Q

许老师您刚刚说的一点让我感触很深：您说到海外华人说“他们终于能听懂我的笑话”——当一个人不身处异国时，是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的。那您在旅行的过程中，是否有那种给您带来新的认知的、印象深刻的经历？

许知远：

在印度的班加罗尔，他们的爱情之都，我坐了三轮车、去看提普苏丹：当年的国王建造的宫殿。那一刻，我突然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因为睡得好，还是因为上午的空气很舒服，突然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仿佛这个三轮车可以一直骑下去，骑到任何地方都行，我就可以一直在三轮车上坐着，到什么地方就停下来看一看。那一刻我知道，旅行的紧张感开始减少了、我开始真正热爱上旅行了。

除了独自旅行时担心个人自理能力不够强以外，我也总是害怕旅行找不到意义和目的。比如我去班加罗尔很开心，还临时写信给印度一位大历史学家，是甘地传记的作家，约他见面。在一个板球俱乐部，我俩吃了一顿咖喱，他声情并茂地给我讲甘地和印度是什么样子。

在班加罗尔我突然意识到，你可以像浮萍一样，顺着河漂流，飘到哪儿是哪儿——用不着去慌张，总是有意外会发生，烦躁总会过去，恐惧也总会过去。有种突然的怡然自得。

Q

许老师您说我们要培养多个“异类”，异类应该如何更好地在这个世界上上生存、生活下来？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社会需要很多个许知远吗？

许知远：

多了不就没意思了吗？社会需要每个人的不同维度。每个独特性的增加都不一样，这就是有意思的。当每个人都有独特性的时候，就不是那种“异端”了。我印象很深的是John Stuart Mill说的那句话：一个社会的创造力，与一个社会中特立独行的人的数量成正比。

为什么喜欢民国那时候的人？他们都非常的有个性。英国喜欢用这个词“eccentric”,怪异的：剑桥牛津有很多很怪的教授，很奇怪的社会习惯，很奇怪的主张。但“怪”意味着你不被流俗所吞噬，你看待世界可能有只属于你的方法。最初大家可能看你不顺眼，但如果你有些特别的东西的时候，大家会respect你，会尊重你的。

现在在社会中真正被认可的人、大家敬佩的人，其实都是“异端”。如果大家都一样，他们不会脱颖而出的。但社会的价值应该更多元，有各种各样的“异端”。坦白讲，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被潮流裹挟，我们都会跟别人说一样的话、戴一样的面具、用一样的表情。只有不多的、不够多的人，才能够真正寻找到自己的话语和语言，不带有别人的面具。如果你是这少部分人，其实你是幸运的人。暂时的孤立没关系的；因为，那种相似的人在一起，他们有群体的孤立：那是另一种辨认不出自我的痛苦。那种在一起的欢呼是暂时的，转身而去就是，不知自我在何处的困惑和迷茫。所以，不用担心。

Q

许老师和邓老师两位都是新闻工作者，我刚从杂志社实习回来，有些比较现实的感触：新闻工作者现今的表达空间较为局限和狭窄，杂志内容也陷入商业化的挣扎。请问如何看待这种困难，以及商业化和内容的平衡呢？

邓康延：

有一句名言是说，“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它不是坚决说真话。后来我做纪录片就觉得，纪录片和杂志相近又不同。我要尽快地采访这个事件的主角，呈现事件的脉络：我一定要追求它的真相，逼近当事人和他的表情以及内心。

我觉得，最好的发表语言，就是少去语言。有时镜头前的沉默胜过千言万语。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步子也大一些：某一些大的事故，像深圳1992年的8.5大爆炸，各报刊的记者都第一时间赶过去。但现在即便第一时间赶过去，明年可能也发表不了。但我们依然要去记录，因为这是我们的天职。痛苦不可避免，痛苦或许是另一种光明。

许知远:

我一直很喜欢的一位苏联演员说，他的一生都“在马桶里蝶泳”。他的世界是受限的，甚至像马桶一般，但他可以在里边“蝶泳”。本质上，我们并非时代局限的俘虏。它总是有缝隙存在的。你怎样去充分利用某种可能性，去创造你的蝶泳和你自己的步伐。这确实是对个人力量的坚信。

举个确切的例子：我们做纯文学的思想类的《单读》杂志，已经做了了十几年了，每篇文章都是八千字以上的长文。大家都会说现在是碎片化短阅读时代，但我们坚信一定会有人喜欢这种东西。它也确实越办越好，也确实是中国或世界一流的杂志，即便没有那么多人关注。去寻找你确信的事情，那个空间总是在的。即使在最最晦暗的时刻，也会有某种微弱的光亮的。

文革时期，江浙一带底下的黑市还挺流行的。所以一旦有机会到78年改革之后，它们突然变成了重要的乡镇企业——这一切都不会突然到来，它是需要磨练的。等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那样的梨花种子是要有的，是要有这样等待的时光的。 

Q

许老师好。一直非常喜欢《十三邀》，看您的节目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和你对话的那些人和你有些不同：你好像永远都是那个卓尔不群的人，所以看到你反而会更有那种亲近感。我真的特别喜欢你说的那句话，“每个人都是带着偏见看这个世界”。在您采访李诞等很多人时，您会说你想了解他们的语言体系；那在跟这么多人进行对话之后，你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偏见”是怎么样子的、有没有什么改变？

许知远：

没跟你们有太多对话，我也不太知道。

我说的偏见本质上是指人的局限性。因为你对世界的理解和对事情的认知，很大程度只能根植自己的经验，它必然是充满局限、必然是带着偏见的。没有人能具有一个完全公正的视角，除非你是上帝。偏见是一种自我局限性的前提，而不是说我对你有压迫性的、我就是这么看你。

邓康延：

偏见也是一种异端。

许知远：

尽管我们都说每个人都是更客体性的存在，代际之间有此起彼伏的不同差异。但确实整个巨大的时代环境，历史和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确实会在每代人身上留下清晰的痕迹的。这是无法否认的。比如70年代的人，因为是相对进步、越来越开放的时代，而且是一个集体主义尚未完全过去的时代，所以他们身上就会有一些混合的东西；但也并未经过真正挑战，所以普遍软弱。更年轻一点，90年代，中国社会是相对富足的时代，所以它不是充分的寻找、而是一个拒绝的过程。你要花很多时间来拒绝。就像你看到信息向你涌过来，它不是逼迫你寻找，而是拒绝式的。包括大的变化，整个人文世界的批判精神在公共生活中的普遍消失，就会在你身上同样留下痕迹。大家会不习惯于挑战，习惯于对权威的下意识服从：尽管心中有小小的不满，但也不会表达出来，因为公共生活中缺乏张力和批判性。

这也是贫富差距迅速扩张的时代。我们毕业的时候，同龄人之间的差距不会超过一倍、两倍的，而你们之间可以突然超过二十倍。我们的父母都一样穷，而你们的父母之间的差异突然变成了可以开劳斯莱斯和最普通的人之间的差异。这种身份的差异会带来某种紧张感。

普遍的去政治化也会带来一种遗产。去政治化意味着我们对公共生活、对社会生活的改变意识减弱；它会把一切都转变成某种个人的身份和心理行为——所以我们很多“emo”，“emo”跟公共生活的丧失有巨大关系。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在你身上留下痕迹。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如此，但它可能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向上滑动查看更多

Q

宋代张载说过这样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在匆忙焦虑的现代社会里，现场在座的许多同学未来可能都会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打工人”或“社畜”；您觉得这样子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在我们现代社会还有出路吗？或者是我们未来应该如何去把这样的精神践行下去？

许知远：

其实我写梁启超那一代人，就是过去的士大夫传统开始向现代知识分子传统的转移。之前的士大夫身上同时拥有权力：知识权力、现实政治权利，和某种道德超越性权利的组合。这样的角色在现代生活中已经消失了。我们已经相对变得更分工化；知识分子，甚至知识分子本身的一些超越性，在现在也开始消失了。我们过去多少还会觉得自己是某种立法者，现在只是一个描述者，一个旁观者。

所以甚至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消失了，它变成了某种观察型和分析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他不再是时代中心的角色了，所以非常难以再出现这种状态。但是我们对意义的寻求会发生变化。就像现在对偶像的寻求，是在寻找某种超越性的情感。但偶像不是由知识分子扮演的，在胡适年代稍微有一些这种感觉，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的状态。包括你说的张载这句话，你不会有真正的共鸣的，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和感受，至少我是没有。因为不再存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但是可以把他当做一种有趣的价值存在，给你一些鼓舞和激励：曾经有人试图扮演这样的角色。

成为社畜……因为现在这种自我贬损也是一种你们反抗的方式：你把自己打倒了，说自己躺平、说自己是社畜了，这样就会减少很多危险——我已经把自己打倒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它是一种弱者反抗的武器。在这样的趋势中……我觉得你们这代人会有一个大的钟摆的回摆。我觉得你们都渴望自己的独特的身份认同：你要做一个独特的社畜。而且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可能上班的时候苦着脸打字、对老板爱搭不理的，但下班之后会在另一个世界里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我觉得分裂的人格、分裂的身份是你们伴随终身的特点，而且也是你们寻找自由的方式，而元宇宙的诞生又给你们提供了新的沃土。

Q

许老师您好。您在《十三邀》里采访贾樟柯导演时，你们讨论到在全球范围内精英阶层是在衰退的；但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现在社会中高等教育人群在变多，信息知识的获取也更加便捷。但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精英阶层都在经历滑坡。我记得贾导当时说的是精英阶层需要反思，他自己也在反思，我很好奇您对这个现象的看法？

许知远：

这个阶段好像是一个很难抗拒的潮流。新技术革命是一个旧秩序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过程，是转折的时刻。可能要寻找新的语言来应对这件事情。可能你内心笃信的一些价值观仍然是那些，传统上的人文主义等；但你要在新的时刻，用新的语言表达出来。而且你也清晰地意识到，比如许倬云那样的关怀意识、具有士大夫知识分子气质和特性的东西，仍然可以在疫情期间打动很多人。这些很古老的、我们遵从的价值系统，一定会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回到你们身边。不是线性的，常常是一个不断轮回、更新到来的方式。

其实我们人类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新。我们经常把过去包装一下，就变成了新。如果你们去看现在最时髦的科幻电影《沙丘》，就是一个英国对当年中东的殖民过程搬到了外星，连军服都是苏格兰的军服。它的思想过程和情感方式都没有任何变化。刘慈欣写了《三体》，也是他们这代人对他们对青春时代的回忆，只不过加上了科学的外衣。

世界永远不会那么陈旧，世界也不会那么崭新。你们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年轻，我们也不像自己展现的那么古老。

Q

我对您刚才提到conversation这一概念很感兴趣：你说conversation是人和人之间互相理解、互相观照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您也提到了这能让人建立自我的意识。可不可以理解成在conversation这样人和人的联系中，人的自我信心是得到观照的？以及您如何平衡人作为自我独立的个体与世界、与他人交互性之间的关系？

许知远：

对，一个很古老的命题。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东西是被卢梭所塑造的。卢梭认为我们的内心是非常纯真、善良、充分的，我们被社会坏境污染；所以我们要反抗社会对我们的影响、我们要更去寻找内心，——似乎内心真的有什么东西可以寻找到。其实我们真的去寻找内心，内心是一片空白，啥也没有，也并不都是善良；充满了邪恶，都有可能。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观念就被卢梭所影响，现在大家不都要“寻找到你自己”；什么是你自己？难道真的有一个本质的自我吗？本质的自我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它是通过经验不断建构的。当然有些超越性的东西可以解释存在，或者是灵魂soul什么的。但我觉得相互交往是我们情感和智识的主要来源，还有我们在互动之中的经验和感受才会不断积累。

而越复杂越丰富的社会，它能够带来的这种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和知识的考验就越强烈、越训练你各种各样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是个过程。而越复杂对我来说就越有意思。我是在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才真正意识到，我们中国的教育是很可怕的，我们那一代是你考第一就特别嚣张，老师也对你好，你对人也爱搭不理，仿佛那张考卷就解决了一切问题。这也和我们的通俗文化的糟糕部分有关系：我们小时候看金庸小说，只要你得到一部葵花宝典、掉到一个洞里找猿猴帮你练一练，或者什么虚竹老师把气功注射给你了，你就天下无敌了，你就有一种奇怪的幻觉，好像有一种招数，对世界有single solution——似乎找到单一解决方案，一切都解决了。

所以你观察自己和周围的人，大家特别喜欢找这个单一解决方案：只要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就厉害了；或者生活中只要找个老婆我就可以了厉害了。而且我们总是认为，存在着某种本质或者一种solution、手段，一下就使你解决一切问题。“鲤鱼跃龙门”就是一张考卷解决问题、找个好工作解决问题——你似乎只需要被更高的权威秩序打交道和被它认可，而不需要跟周围的世界打交道。我们不太讲究这种彼此间的真正交流和学习过程，这是不多的。这一切的特征是封闭社会的特征。因为在封闭社会之中，是单一权力解决问题，所以渴望单一权力对你有帮助。而在开放社会中，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剑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table manner，你必须要先和对面的人讲话，再和斜对面人讲话等等。他可能是法学家、人类学家、十九世纪英国戏剧专家、美国政治学者、科学家、或者化学家。每个人身边的人都不是自己熟悉的领域。反正讲完一圈之后，你应该跟所有人产生某种对话。一开始你很烦，但它是对你想法的拓展。而且你要跟别人清晰地表达你在研究什么、你对什么感兴趣——轻易地表达自己是很重要的。

在中国的环境中，我们天然地倾向认为大家应该理解我，你凭什么不理解我。但是你应该articulate自己的想法，倾听别人的想法，并面对多元的环境表达自己。如果你从小就这样训练，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不就这么诞生了吗：argue、争吵、达成共识，这种训练是日常不断发生的，就变成你成长的一部分，学院更是这样。

所以conversation很重要，也会让你有健全的人格。我们上学的时候，感觉有些学生好像不能自理一样。但到了一个正常社会，除了历史上极个别的天才，杰出人物都是很丰富的存在。

Q

您说您的思想在不断流浪、不断波折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它唯一意义就是寻找意义的过程。我想请问您的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您在寻找什么？

许知远：

我本质上是一个挺乐观、挺肤浅、挺浅薄的一个人。就是我有好奇心，对各种各样经验的好奇。我是一个experience collector，我是一个经验收集者。去taste、去体验各种东西。我偶尔也会受困于自己的生活，缺乏意义。我觉得尽量保持某种鲜活的欲望。

乔布斯说“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Hungry是特别美好的事，是有欲望的。每当我傍晚或中午开始饥饿的时候，是我很幸福的时光——因为人生突然具有了重大的迫切的意义：找个地方吃饭。迫切的意义的诞生，使你所有的危机都消失了。所以你要去找这种hungry的意义。你可以hungry for everything。去找什么让你hungry。

Q

邓康延先生：港中大（深圳）犹如一块飞地。山明水净的地方给我们的学子提供了一个自然美好的读书环境。又因为学费高，知识分子家庭、官员家庭、创业者家庭的子女招的多，成绩也较高，大家身心都不会挨饿。我在这里刚过一个季度，每次去图书馆，都被你们读书的气场震慑。真想我的18岁是你们其中的一员。但我18岁下乡，下一年乡，饿了半年。在hunger中把哲学主义思想全饿出来了。

最后一个问答留给知远。你若能来我们学校做驻校艺术家，想必比我做得更好：年轻、有“流浪的欲望”、又有“想挨饿”的饥渴，你会怎么艺术驻校？

许知远：

临时想的biography writing——我们可以去探讨怎么样写传记、怎么样写自传。我很希望你们去描述你们自己的经验、你们父母的经验。当年胡适就劝每个人都要写自传。不是说这个人要自我评价了不起，而是对个人经验最佳的表达。不仅对自我有用、也对他人有用。如果我真的来，我挺希望做这样的workshop。我希望你们去描述自己的经历，去看全世界哪些人的autobiography或biography写得特别好。

我今天正在看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论文。昆明有个学院，费孝通、钱穆在那教过书。1946年这个学院做了一个尝试，让学生写自传。学生都是从昆明附近来、从乡村来的。这些不同的经验，变成了日后理解当时战时云南的重要史料。因为他们经过了许多戏剧性的变化、战争的威胁等等。

现在，深圳是一个已经富裕的地方，你们和30年前的深圳年轻人是完全不同的。那个时候的深圳具有高度的流动性，是充满了各种不切实际梦想的城市。而现在你们进入了另外一个的阶段，这代人是怎么去看自己成长的经历？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workshop，能够不断逼问大家、能够看到好的模板去叙述这些事情：这会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是一个很好的记录，也会鼓舞很多人的信心。

向上滑动查看更多

讲堂精彩瞬间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出品

撰文：

王研（2019级经管学院、逸夫书院）

余洋希（2019级人文社科学院、逸夫书院）

排版：

王研（2019级经管学院、逸夫书院）

回顾往期

点击下方标题或图片回顾往期讲堂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CUHK-Shenzhen

结合传统与现代 融会中国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