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搵食顶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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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圈的人都管王晶叫“晶哥”。哥字还不是平常的粤语发音，一定要读“入声”，类似于普通话四声调里的第三声。哥字会这样发音的，我印象中除了晶哥，只有吴孟达“达哥”，和秦沛“Paul哥”。

1955 年出生的王晶 80 年代初就开始从编剧转做导演，加上他父亲王天林的影响力，和这些年出自他手的小两百部的电影，确实大家都得叫一声晶哥。

哪怕“占中”的时候他表态反对，要跟支持占中的黄秋生、杜汶泽、何韵诗等人绝交，被点名的艺人跟他撕逼时，大体还是恭敬的。

黄秋生没工开那段时间，是王晶跟他说，“有粥吃粥有饭吃饭，我一定会给你一碗”，所以他只回应了一句：祝你一路顺风了晶哥。杜汶泽说王晶这么做是为了保住新片顺利上映，暗讽他势利，“但无论如何我有半层楼是王晶帮我赚的，多谢你”。

兄弟也好，恩情也罢，面对大陆市场的不同态度，注定这些香港导演要分道扬镳。

面对内地市场最极端的两个大导演是陈可辛和杜琪峰。2003 年内地和香港签完 CEPA，隔了一年陈可辛就北上拍《如果 · 爱》，成为第一拨吃合拍片螃蟹的香港导演。

08 年末，陈可辛的《投名状》内地 2.1 个亿票房。虽然被冯小刚的《集结号》中途打劫，没达到 3 亿预期，但也足够让他成为第一个在内地票房破 2 亿的导演。

记者去问杜琪峰怎么看《投名状》，杜琪峰觉得同一个故事，陈可辛不如张彻老头子《刺马》讲得好。2011 年陈可辛出《武侠》，又有好事的记者问杜琪峰看了没。杜琪峰摇摇头，“我以前看过《投名状》和《十月围城》，就是没有感觉”。

杜琪峰是坚持拍港产片的代表导演。2011 年之前他都没有碰过合拍片；到今天，他也几乎是一部合拍、一部本土轮流拍，今年拿下金像奖的《树大招风》就是一部本土片。

还有人因为对内地市场态度相近，化敌为友的。2012 年杜汶泽拍完彭浩翔的《低俗喜剧》，在香港反响很好。阿泽四处接受采访，说了句“低俗是香港的核心价值”，被黄秋生一顿臭骂，“你们两个自己 cheap 就算了，别拖香港人下水”。两人自此结怨。

结果过了两年，两个人都因为支持占中被内地娱乐圈封杀，关系竟然渐渐缓和了。

前年杜汶泽出钱拍的纯港片《选老顶》，特意让导演请黄秋生来演了个角色。媒体去八卦二位的和解过程，杜汶泽说“现在这个时势，你再有这么多私怨，就很难前进了。”

这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俩应该感谢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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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老顶》这部电影，讲的是黑社会“正兴”三年一度换届，选新话事人。

里面的台词很有意思。黄秋生演的老大哥说，“不要问正兴可以为你做些什么，要问你自己能为正兴做什么”。主角杜汶泽有句台词，大概是，“正兴这么多年这么多兄弟，要选一个话事人，为什么只有 9 个人能投票？要投，就一人一票！”

这部电影的导演叫邱礼涛。刚刚过去的五一档 4 部国产片混战里，有一部电影就是他导的，叫《拆弹专家》。

五一档这 4 部国产片，3 部都是香港导演作品。《春娇救志明》的彭浩翔不用说，这是近年来影迷口中“最具港味”的导演；《喜欢你》的导演许宏宇，是陈可辛多年来的御用剪辑师。

相比起来，邱礼涛是内地观众最不熟悉的。

邱礼涛是香港最著名的 cult 片导演。93 年他拍的惊悚片《人肉叉烧包》，把黄秋生捧成历史上第一个靠三级片拿下金像奖影帝的演员。

不像陈可辛是电影世家出身，又在国外念书和长大。邱礼涛草根出身，籍贯潮汕，老爸曾经是九龙运输业总商会的主席，跟电影八竿子打不着。

家庭对他电影的唯一启蒙，是小时候他爸买过一部 8 毫米摄影机，用来录他们商会的周年聚餐；7 年后邱礼涛做义工，要帮盲人录广播剧，第一次把这台摄影机翻了出来，然后才萌发了去报考浸会大学传理系的念头。

邱礼涛腿脚有疾，行动不太方便，大学暑假到亚视实习也因此被拒，最后是学校几个老师力荐，才顺利进了台。在亚视他认识了黄秋生，后来拍毕业作品也找他帮忙演，没想到就合作了二十多年。黄秋生常说，“你们干嘛都说他让我当上影帝，要不是我，他都毕不了业好吗！”

邱礼涛后来成为 cult 片导演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年轻时就是个亚文化青年。

香港乐坛太商业，所以他几乎不听华语歌，听大量国外的摇滚和民谣，尤其喜欢 Neil Young。后来组乐队、泡酒吧才渐渐接触多了中文歌，开始听罗大佑，甚至后来的崔健。

严格说起来邱礼涛是推动了中国摇滚发展的。87年他借采访之机，给罗大佑放了崔健的歌，那是这位台湾音乐教父第一次听到内地摇滚教父的歌。94年已经当上电影导演的他，又做了大概是一个摇滚迷所能想到最酷的事：导演了 94 红磡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还亲自剪辑了 DVD。

刚进电影这行时，他最想拍的是像陈凯歌的《黄土地》、侯孝贤的《童年往事》这种电影，有人文关怀，技法上又有创新。但当时的香港电影，老板们盯的都是武侠片、警匪片，要不就是用情色和血腥来博票房的小成本 B 级片。

理想和现实总有差距，那就努力打份工咯。睡醒就开工，放工就喝酒。

最初几年他在恩施黄泰来和李修贤帮助下，拍了一些警匪片。后来李修贤手里有一批根据真实案件改变的故事，让年轻导演挑着拍，邱礼涛想挑《车神》慢了一步，选了《人肉叉烧包》。

结果《人肉叉烧包》票房 3000 万。这证明了当时的香港观众，对感官刺激强烈的三级片毫无抵抗力。

从此之后邱礼涛发现了一个适合自己拍电影的方法：用情色、血腥、惊悚或者其他吸引眼球的三级片元素，来包装自己对眼前这个社会的批判或者关怀。

香港的三级片电影投资人，其实要求很简单的，两个字：露点。换个角度想就是，你可以随便拿几百万，拍一部不用担心审批限制、完全实现自我表达的电影——只是，要露个点。

就像《伊波拉病毒》。邱礼涛和黄秋生在这部电影里加了很多隐喻，有政治的，有关于电影的，拍的痛快，也很喜欢。这部戏的监制是王晶，而全程晶哥几乎没盯过，“反正你露点就可以”。

三级片，是邱礼涛这种草根出身、没有光环加身的导演，在电影市场里生存着并且保持自我表达的唯一通道。

2000 年他要拍《等候董建华发落》，讲重罪少年犯的故事，问了一圈投资人，最后从向华强那拿到了 300 万。你可能想象不到一部电影的票房可以这么低——18 万，港币。但因为各种得奖、参展和 DVD 售卖，最后还是稍稍盈利了。

2007年他做《性工作者十日谈》。这个名字看起来很三级，但其实剧本是根据一篇严肃报告文学《香港性工作者社会报告》改编的。

这些电影当然都是无缘内地院线的。而纯港片，票房顶死两三千万港币，投资一旦超过七八百万就很难回收。

所以邱礼涛这种 cult 片导演注定很少能跟大制作结缘，拍的多少短平快的 B 级片。他过去 30 年里拍了七八十部电影，多的时候一年要拍三四部，通常一部片子的拍摄周期超不过半个月。

像《拆弹专家》这种过亿制作、还是半主旋律的电影，哪怕香港观众看到导演是他都不太敢相信。

不过近年来香港导演做主旋律电影，也越来越平常了。去年的《湄公河行动》，导演是拍过《激战》《线人》的林超贤。他 2007 年进军内地的第一部作品，是一部动画片。我就不让你们猜名字了，名字叫《闪闪的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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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讲起合拍片，很多港片导演的心态会纠结，不仅是港味陆味的关系，还有更现实的审核制度、作品主导权等问题。

但现在聪明的导演都知道怎么在合拍制度下拍出想要的东西。林超贤，以及凭借《打擂台》拿下金像奖的郭子健，都说过“合拍片只是一种拿钱的方式”，要拿别人的钱拍自己的东西。

但陈可辛不是这样的。他要拍的不是自己的东西，是大陆观众要的东西。

例如这次五一档，由他监制的《喜欢你》，故事内核其实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非常俗套。导演许宏宇是陈可辛从《投名状》开始用的一个香港剪辑师。陈可辛帮他监制，保驾护航，像去年监制曾国祥的《七月与安生》。

这两年陈可辛不怎么导戏，主要工作就是给公司的项目做监制，打造“年轻香港导演的第一部合拍片”。

北上第 14 年的陈可辛，一直被称作“最懂内地市场的香港导演”。在投资人眼里，这是个好标签，注重市场的导演才会对资金负责；从艺术角度看，这个标签约等于在骂你“过于迎合市场”。

杜琪峰之所以会觉得对陈可辛的东西“没有感觉”也是因为这个。2004 年北上之后，陈可辛本能地蹭“大片热”。从《投名状》、《十月围城》到《武侠》，都是大投入大制作宏大叙事的大片，完全不像是那个拍出《甜蜜蜜》的导演会拍的东西。

市场给了他教训。《如果 · 爱》被很多人眼中的绝世烂片《无极》打得摸不着北。《投名状》虽然拿了两亿票房，但投资太大，最后还是亏钱。踩在大片潮尾巴的《武侠》大败而归，口碑票房都失守。

到了《中国合伙人》，他开始回归自己擅长的现实主义题材，倒是意外踩中了一个趋势：中型体量的现实主义电影市场开始回暖。他自己都说，“做了电影这么多年，这是唯一一次踩中市场，还踩得这么准”。

找到适合自己的路线之后，陈可辛就几乎没有失手过。后面的《亲爱的》，去年的《七月与安生》，和今年的《喜欢你》，都是中型体量作品，几千万投资，瞄准 2 - 4 个亿的票房，算是一打一个准。连跟他合作多年的编剧陈嘉仪都说，陈可辛现在“真的是用内地人的心态、身份去讲你们的故事”。

别的香港导演可能不会喜欢这种称赞，但陈可辛无所谓。

他其实并没有香港导演身上普遍存在的身份认同。从 12 岁就移居泰国，读国际学校，到 18 岁跑到美国读书，他的成长过程中，香港这两个字并没有附着太多情感。

更重要的是，他家里一直有一个反面案例：他的导演父亲陈铜民。

陈铜民 50 年代从泰国回到北京学电影，几年后来到香港的左派电影公司长城、凤凰。

当年能在北京学电影、到香港左派电影公司做事，这是一个很高的起点。当时的国语片服务的是建国前后南下香港，相对有钱、有文化的高级观众，而粤语片是给当地蓝领阶层看的市井娱乐；另外在国语片里，左派电影公司的质量也要比邵氏之类的电影公司高，至少在1967年之前。

当年吴宇森入行，去国泰电影应聘做场记，笔试的监考官就是陈铜民。后来他介绍儿子去吴宇森导、好朋友蔡澜监制的电影《英雄无泪》里当翻译，算是手把手领着儿子入行的。

但陈铜民始终没有拿出来作品。他在 1974 年拍的一部电影《赤胆好汉》，没能在香港上映；而 30 年后被儿子陈可辛和陈德森导演翻拍了一版，电影叫《十月围城》，拿下了 3 亿票房。

陈可辛经常说他父亲的失败，源自于“觉得自己太有才华”，太把自己当回事，不遵守商业规则。陈铜民承认，并且告诫儿子，电影是一个商品。

所以运作电影这件事，到了陈可辛那里，变成了极度理性的精算工作。去年他曾经想拍一个故事，是上海的酱园弄杀夫案改编的。文艺片，有人投，钱还不少，演员都找好了。投资人也不是那种特别在意亏点小钱的，只要影响力做出来就行。

但他算来算去，这明摆着是一个不可能回收的账。就在开机前两个月，他把戏喊停了。

“虽然亏点钱投资人也不会介意。但作为导演，我觉得这个对往后的发展是有影响的。我觉得现在还不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也许是怕出来混，迟早要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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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礼涛和陈可辛都是接受过正规电影教育的。这其实不常见。

80 年代第五代导演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但那时香港的电影教育其实是缺失的。“新浪潮”的一批导演徐克、许鞍华等，多是从英美学成归来，而本土成长起来的导演大多来自电视台，从事编剧、编导甚至摄影或者助理出身。

彭浩翔就是个野路子。

1990 年他在报纸上读到香港电影学院办了个编剧培训班，类似今天的 iOS 开发培训班，12 节两小时的课，盛惠 1080 蚊。

17 岁读中四的彭浩翔心一横，找离婚之后心存愧疚的爸爸要到 500 块，再找姑姑要了 500 块，踏上自己成为“香港莎士比亚”的路。

编剧课的老师是林超荣，当时在亚视节目的编剧。林超荣每次都能用谐音笑话把全班同学逗得人仰马翻，唯独是从来没有讲过一节课程应讲的内容。

但林超荣做了两件事，足以令他被称为彭导恩师：一是介绍彭浩翔用《星岛晚报》上的印花换观影券；二是介绍彭浩翔进了亚视，跟自己做编剧。

亚视常出好导演，大概因为它是弱台，收视率本来就很惨了，员工自我发挥的空间反而比较大。彭浩翔在写本子的时候，如果写到哪个角色自己想演，总会把那个角色取名为“翔仔”。哪天导演发现演员不足，就会喊他，

“喂翔仔，这个‘翔仔’你自己演了吧”。

邱礼涛在亚视遇到了黄秋生，翔仔就在亚视遇到了杜汶泽。从 2003 年的《大丈夫》开始，杜汶泽就成了彭浩翔的“御用男主”，两人合作了好多部港片，香港观众很喜欢这对组合，本地票房都不错。

但就是跟杜汶泽太好了，也给自己惹了麻烦。

本来从 2010 年的《志明与春娇》之后搬到北京，再到 2012 年与内地合拍《春娇与志明》获得票房成功，彭浩翔已经圈粉无数，并且摸清楚北上拍戏的套路，不再是一个纯港片小导演了。

正当是要乘胜追击的 2013，杜汶泽骂网友骂出事了。彭浩翔收到牵连，网上流传出很多他的港独宣言。虽然都是谣传，但至今你在百度打下“彭浩翔”，弹出来的第一个联想关键词，依然是“彭浩翔 港独”。

2014 年他的新片《香港仔》因为有杜汶泽，被集体抵制，5 天才拿到 2000 万票房。2015 年，一部他早就开始筹备的电影，一拖再拖终于上线，宣传时几乎抹掉了导演的名字。

这部电影叫《撒娇女人最好命》。和今年陈可辛的《喜欢你》类似，几乎看不到一点香港导演的影子，满片都是略显刻意的、讨好内地观众的趣味。

死忠彭粉大多觉得这部电影宣判了彭浩翔的死亡。

其实从合拍片《春娇与志明》开始，粉丝就开始觉得他“变”了。我见过最言重的评论，是知乎上说的，“当年那个包含着爱与梦想的彭浩翔已死”，“我想从他拍完《春娇与志明》那一刻开始，他再拍电影，都再也快乐不起来了”。

彭浩翔那段时间其实非常压抑。他会委屈，觉得“你不可以这样说我，你根本不知道我们面对的什么”。很多人说《春娇与志明》里让张志明北上，纯粹是为了迎合内地观众，引出杨幂；但如果没有杨幂，这部戏能开吗？

一部海外电影必须有三分之一以上中国演员才能算合拍片，才能上内地院线。张志明搬到北京，是彭浩翔在限制条件下做出的、他认为最合理的设计。更何况搬到北京是他那两年的真实生活，电影里的很多情节是他作者角度的观察，比如南方人到北京确实容易流鼻血。

于是他回香港，拍了那部《低俗喜剧》来辩解和宣泄。电影讲的是一个香港电影监制，为了拿投资被土豪老板多番戏弄，甚至被迫“屌驴仔”的故事。

那次拍摄的状态，他和杜汶泽都很疯狂的。俩人满腔怨气要抒发，几乎没有剧本，想拍什么拍什么，前后只拍了 12 天。

结果《低俗喜剧》拿下 3000 万港币票房，当年香港票房亚军。看过的香港人都笑得踢凳子。票房太好，主演杜汶泽走在路上碰到房产中介，都会被问，“杜生，买唔买楼啊？”

这次宣传《春娇救志明》，彭浩翔和余文乐到处上节目。有香港节目组出题，问余文乐，拍志明与春娇这 8 年最难忘的是什么。

余文乐扭头看着导演，说最难忘的是一个人都没有换。

“你自己知道你承受了多少压力啦。什么‘其实换了观众也未必知道啊’，‘留点胡须都差不多嘛’，‘不如找吴亦凡啊’……” 隔壁的彭浩翔拿着题卡，抿着嘴憋笑，一个劲儿点头。

不是每个导演都像陈可辛，有欲望和能力 hold 住那样一盘生意；或者像邱礼涛，愿意绝大部分时间守在香港随心所欲地拍些自我表达的电影，没事儿“倒倒董”，再顺手读个哲学博士学位。

彭浩翔处于他们两者之间的状态。而《春娇救志明》堪称是给香港年轻导演的典范，怎么拍出自己想拍的故事，顺便吸点粉赚点钱。

彭浩翔之前上节目，跟蔡澜聊天，说起自己一个小成本电影，剧本改了 17 遍，因为要计算出所有可能性，“没办法，谁叫我们穷”。

我想起来 70 年代在香港红极一时的张武孝唱过的一首歌，《鬼叫你穷》，霑叔作词的，改编自上世纪香港工人干活时会喊的一句俗语，

“鬼叫你穷啊，顶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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