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词人·苏东坡
苏轼这首中秋词，在当时得到了极大的赞誉，这首词作于丙辰中秋，即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这一年王雱去世，王安石退隐，新法改革正陷入僵局。当时苏轼外任密州太守，做了这首中秋词之后传唱至京城，呈到神宗面前的时候，已经是元丰七年（1084），神宗对新法的改革大约已经失去指望，看到因反对新法而外任的苏轼（这时他已经因“乌台诗案”贬谪到黄州）词中有“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这样的句子，竟然不胜感慨，也许是“高处不胜寒”的话，正触动他改革失败的无可奈何之情，由此也感到一丝心灵相通的慰藉？神宗说：“苏轼到底还是爱戴君主！”便下令苏轼量移汝州，后来召还为御史中丞、龙图阁学士。其实比较起来，神宗还是一个宽厚明理的皇帝，南宋时候辛弃疾做词，有“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一句，当时的皇帝孝宗就认为是讽刺朝廷，拂然不悦，比之前辈，可算小器得多了。
《铁围山丛谈》里记载了另一件关于这首中秋词的逸事：歌者袁绹，歌技比得上唐代著名的音乐家李龟年，曾经陪侍苏轼游宴，一日东坡与客人们游镇江的金山，是时亦值中秋，天宇四垂，长空一碧，脚下江流奔涌，天顶明月如昼，东坡与客人齐登山顶高妙台，命袁绹歌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歌罢东坡亲自起舞助兴，回顾问道：“如此便是神仙吧！”袁绹多年之后供奉内廷，尚自缅怀回想，笔记的作者、权相蔡京之子蔡绦也不胜歆羡的评价道：“所谓文章才子，风流人物，真是千载之下，一时之有，后世哪可复得！”
苏轼在宋词坛上的地位，以他这首代表作《水调歌头》中流露出的浩然飞举、态拟神仙的高逸之气来看，颇似唐代被誉为诗仙的李白；然而苏词中又另有关心民谟、用意深沉的一格，又似有“诗史”、“诗圣”之称的杜甫。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即这样评价：“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于太白为近。”具神仙出世之姿，又有襟抱沧桑之慨，这是苏词的独特风采。他与辛弃疾都是豪放词的领袖，一“旷”一“豪”，正如天空中的双子星座，照耀两宋词坛，辛弃疾文武双全，抱负不凡，是词人中的英雄，而苏轼光风霁月，磊落高迈，却是词人中的仙客。
时人谈东坡词，喜欢与柳永相比，就连苏轼自己，也问过幕客：“我词何如柳七？”这个幕客的回答堪称绝妙名言：“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我们现在看起来，说者似乎有抑柳扬苏的嫌疑，其实在当时环境之中，十七八岁的女郎和拍曼声而歌，才是词的正宗用途，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的壮歌，却是歌词中的异数：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一首题为“赤壁怀古”的《念奴娇》词，被人称道为：“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据同时人考证，周瑜破曹的赤壁，其实并不在苏轼所游的黄州而当在汉阳，就连《渔隐丛话后集》引用苏轼自己所说这首词的背景，也摸棱两可的称：“不知孰是？”并没有确凿无疑的肯定，但此词一出，黄州赤壁遂成为著名景观，永擅大名，也可谓是文词千古了。苏轼并有前后两篇《赤壁赋》，极写江山盛迹，他在游览时与朋友李委“以小舟载酒，饮于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渔隐丛话后集》）所描写的背景恍惚如有神鬼变幻，意气激昂，宜乎后人称道：“山谷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坡词，当作如是观，琐琐与柳七较锱铢，无乃为髯公所笑？”（王士祯《花草蒙拾》）东坡多胡须，所以称“髯公”（民间传说中的苏小妹故事，即有嘲笑兄长多髯的情节。），“挟海上风涛之气”的壮观，正是这首《念奴娇》词中涌动的豪情盛慨。《念奴娇》这个词牌，本来取自于唐玄宗时著名的女歌者、能唱“响遏行云”之调的念奴，本来就是词曲中的高音，经苏轼填词之后，该词牌又得了两个别名：“大江东去”与“酹江月”，二别名前者着眼逸兴俊思，后者注目苍凉感喟，而这两种情调，却水乳相成的统一在坡词之中，的确非大手笔莫办。
苏轼词风格，一般都以上述两首词为代表作，而近代学者夏敬观却以为不然，他说：“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着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陈无己所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后之学苏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达上乘者，即稼轩亦然。”柳枝是唐代诗人李商隐《柳枝五首》诗中所描写的一位少女，传说她：“吹叶嚼蕊，调丝弄管，作海天风涛之曲，幽咽怨断之音。”这可是说是一种亦刚亦柔、亦悲亦壮、亦幽怨亦激昂的歌调，可能在最初阅读的时候不及上述豪放逼人，却更适合一再回味。夏敬观所举出的例子，是这首《永遇乐》：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
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
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
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这首词的副题是：“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关盼盼是唐代人，为徐州故尚书张建封之妾，张死后盼盼独居燕子楼不嫁，白居易曾有诗写之（传说中白居易写诗讽刺盼盼没有随张建封早死，盼盼哭泣自杀，其实有点小说家言，事实并非如此。）同时代人晁无咎评价“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为：“只三句，便说尽张建封事。”这首词并没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的雄壮，却在苍凉寥落中显露出无尽的感喟；并不激起读者的一腔豪情，却显示出“咏古之超宕”的高旷。这首《永遇乐》词的节奏很有特色，既舒缓又顿挫，正适合抒发这种“幽咽怨断”的情感，读者即使不理解词作的意义，也会不期而生一腔幽情。传说苏轼任徐州太守时作了这首词，词稿初定，还没有给人看过，忽然一日已经盛传城中。苏轼很讶异，追查起源，却来自于夜间巡逻的一个街卒，苏轼召他来询问怎么能得知自己的新作，街卒回答说：“我稍微懂一点音律，有天夜里在张建封庙里歇宿，听到有歌声传来，细听就是这首词，于是我记下来传唱出去，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词的意思是什么！”可见此词的魅力，只通过音节已经能够感染人心了。
“豪迈”也罢，“幽咽怨断”也罢，不管当时或后世对苏词风格如何评价，反正，苏轼作为北宋文坛、甚至两宋文坛第一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他可谓是“全才”、“通才”、“天才”式的文人，诗文、绘画、书法，乃至政治见识，都有特出之处，相传苏轼自己也承认事事皆无不如人之处，唯一不行的，只有下棋、喝酒、唱曲，因此后人认为他“小词似诗”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不谙音乐，所以词不合律。但苏轼其实并非不通音律，今人朱玉书认为他是音乐世家，据《历代琴人传》的引文说：“古人多以琴世其家，最著者……眉山三苏。”认为苏轼父子兄弟三人都是弹琴能手。南宋陆游也提到苏轼曾唱《阳关曲》，“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苏轼确实有一些词作不合乎常见的词牌定格，这一点在学界聚讼纷纭，我认为叶嘉莹的评论比较中肯：
“总之，苏轼词就寻常格律来看，是确实有些‘不谐律’之处的，不过，经过我们的分析，便可以了解，苏词虽有‘不谐律’处，但确都掌握了基本的重点，若此者，我以为并非由于苏轼之不熟悉音律，反而正是已熟于律然后能脱去其束缚之表现，所谓‘曲子中缚不住者’是也。此正如李白之于律诗，往往突破外表声律及对偶之限制，而却掌握了保持声律之优美平衡的某种本质上的重点。此亦如骑车技术之高妙者，方能在车上做出不守常规之种种表演，而却掌握了平衡的重点，所以才不致跌落地上。至于一般无此高妙之技术者，则最好依守常规，不可胆大妄为，以免跌致血流骨折之下场。”
前面那首《永遇乐》词最后一句说到“黄楼夜景”，黄楼是苏轼在徐州治水留下的业绩，《岁时广记》引《古今词话》记载：苏轼出守徐州的时候，连月霖雨引发黄河决流，四野俱被漂没，洪水一直抵达徐州城下，苏轼命令手下尽力堵塞洪水，保护城池，上万人紧张操作，水势到晚却愈加汹涌，徐州城内弥漫着惊恐的气氛。苏轼于是亲自登上城楼，露宿城头督工抗洪，人心方才镇定，终于保住了全城不遭淹没。苏轼后来又开凿水道，疏引积水，水退之后，又向朝廷请求筑十里长堤拒水护城，堤上建了一座黄楼。堤成后河水循着故道分流而去，苏轼在上巳日，也就是三月初三的这一天设宴庆祝治水成功，命人奏乐，有一个歌妓上前说道：“自古以来上巳节的旧歌词很多，却从来没有因庆祝新堤落成而奏曲的，今日希望能得到一阕新词在太守公面前演奏。”苏轼于是填词《满江红》一首，内有：“官里事，何时毕？风雨外，无多日。……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座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满山阴，空陈迹。”王羲之等人在上巳日兰亭修禊，曲水流觞，是千古韵事，然而斯人已矣，只余满山陈迹供人追忆，“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如今的黄楼之会乐固乐矣，千秋万载之下，也无非是堪为后人凭吊，为我浩然长叹而已！
世人无不重名，尤其象苏轼这样天才特出之士，他二十一岁时就中了进士，可谓是科名早成，而甫入京城便即得到当时名流的延誉，盛名一时无两。是年他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同赴京应举，是年报考的举子很多，某日相国韩琦和宾客闲谈时说道：“二苏在此，那些考生怎么也敢和他们较量呢？”这话一传出去，竟然吓得十有八九的考生都散去不敢应试。这是苏轼自己的回忆，可能也有些微夸张的成分，但其时得到推誉的情况却相去不远。张方平初见他们，怕自己的推重不够分量，不惜修书向政敌欧阳修力荐；韩琦因苏辙临当考期生了病，怕他误了这次考试，不能兄弟同时登榜，竟向皇帝上书奏请延期二十余日，等待苏辙病好方开考；欧阳修更是对苏轼赞不绝口，初见时即大喜称道：“天下的文章应当在这里了！”又向梅尧臣说：“读到苏轼的文章，不知不觉就汗流浃背，真是痛快！老夫自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通过这些事迹，即可知道苏轼兄弟在当时，可算是举世瞩目的风头人物，在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发生之前，他于政坛上虽不得志，却也未曾遭受到迫害，外任杭州、徐州、密州的时候，他尚是有着一股勃然豪兴在胸的，因此才会说：“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他相信纵使在自己百年之后，这爱护子民、治理水患的业绩，也能够深深铭刻在后世之人心中。他对“名”、对身后事的态度，是认真的，也是自许的，带有一种既骄傲又感慨的喟然之情。
这种自我期许的情绪有时显得更为激昂，如他在密州担任太守时所作的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关于这首小词，他在给朋友鲜于子骏的信里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他此时已入中年，但仍然有着才堪大用的自许，期冀终有一日，象汉武帝派出冯唐赦免有军功的云中太守（云中是地名，在今山西大同，为边关要隘）一样，朝廷也能将自己从这外任的闲职中起用。他只是一介书生，却称：“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对边关军事也充满了自负的豪情，这不免带有几分夸大，还属于未曾受到挫折时的昂扬意气。待到他经历过各种政坛风波，新党当政时受迫害，旧党上台后又遭排挤，这样的盛气已渐转而内敛，对于生前事身后名，则又有了另一番感悟，且看他在杭州写的这篇《八声甘州 寄参廖子》：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
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
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
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
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参廖子即释道潜，与苏轼交情甚笃，曾经不远千里陪伴苏轼远谪黄州，所以苏轼感叹：“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参廖后来又因苏轼受牵连获罪，被勒令还俗），他外任杭州，这时已经是第二次，第一次的时候是因为反对新法，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而自请外放，其间经历了“乌台诗案”的九死一生，而这一次却是在旧党上台的形势下，他又因为反对将新法一律否定的过激政策，再度不容于朝，两次出任杭州太守，似乎是一种反讽，他自称“白首忘机”，其实在他的政治理念里，从来就不曾有过机心与私心，决不肯作随声附和的应声虫以博富贵，以求平安。在遭遇过困厄之后，他的立场仍未改变，但人生的态度，却渐渐圆融达观，看开了生死荣辱。“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东晋谢安出山做官后，一直有意归隐而未得，最后病卒于西州门，他的外甥羊昙自此不过此门，有一次喝醉了无意路过，醒觉之后失声恸哭而去。苏轼在这时已经不再象在徐州时所作的《永遇乐》词中那样遥想：“异时异日，应当有人对着这黄楼的夜景，为我而发一声长叹吧！” 屡遭打击之后，他乐观的许诺着将来归隐的愿望一定兑现，“不应回首，为我沾衣。”不会让朋友因为遗憾和痛惜，将来为我一洒伤心之泪！这既是安慰，也是告诫。
然而风波之险恶，总是出人意外者。在之前苏轼经历的乌台诗案，已经可以说是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险境：因为党争的缘故，新党罗织告发他写有诋毁新法的诗作，甚至有的诗还被人傅会上叛逆不轨的罪名。他在湖州的任上被逮捕入狱，解送京城，受到多番审讯，他形容那时的情景是“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可见当时恐惧凶险的程度，连神宗读后也为之恻然。他在湖州任上被逮时，全家惊恐万状，妻子号哭，悲痛得说不出话来，他回顾看着妻子说道：“你眼下难道不能象隐士杨朴的夫人一样，也作一首诗送送我么？”——国初隐士杨仆被皇帝召去应对，自称不会写诗，惟有他的妻子临行送别时写了一首诗给他，说：“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颇为滑稽调侃，而苏轼的罪名，也正因为“猖狂爱咏诗”，这个冷笑话说得如此应景，使妻子虽在惊惶悲痛之中，也不觉为之失笑。后人常盛赞他这种面临生死从容谈笑的风度，却不知他的从容之下，一样隐藏着如此深切的悲惧和恐惶。
苏轼在湖州任上因被告发作诗诋毁新法而被逮捕审讯，关押在御史台狱中，御史台中多乌鸦，雅称“乌台”，所以该事件又被称为“乌台诗案”。文字狱可谓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噩梦，其间的惊心动魄，未身历其境者永远难以想象。苏轼当被逮时，几个狱卒犹如驱赶鸡犬一般的将他押解出城，登舟而去，追送的郡中百姓无不泪如雨下。下到狱中，狱中主管开口即问：“祖辈五代之间，有没有获得过可以免死的誓书铁券？”——这是历来的常规，专问死囚的话，其他的罪犯只需要问三代就足够了。这些打击犹如暴风骤雨一般急剧降临在身，纵然是圣贤也未必能始终保持泰然自若的心态，何况早年成名、一直被目为天下奇才、处于群星捧月地位之中的苏轼？如他这等高傲的文人，或可以不惧死亡，却很难不恐惧即将到来的人身侮辱，临别时尚从容向妻子开玩笑的表现，历来被赞为苏轼的幽默和无所畏惧，却不知这只是强作镇定，他的内心中，其实充满了惊慌、忧惧等等软弱消极的情绪，乃至一度意志崩溃想要自杀以逃避迫害，只赖有对亲人的眷恋才使他坚持到了最后。
亲友中最使苏轼难以割舍的人，是小他两岁的弟弟苏辙，《孔氏谈苑》中记载“乌台诗案”颇详细：苏轼就捕，在太湖登舟北上受审，某日船柁坏了修补，暂泊湖中，当夜风大涛急，月光明亮。他自思这样仓卒被捕，前途难测，想到可能凶多吉少，不免起了消极逃避的念头：“假如闭着眼睛往湖里一跳，顷刻间就能解决一切了！”比起即将面临的折磨，死亡竟似一个美好的诱惑，自古曾有多少人临此艰难关头，选择了那条一了百了的绝路！但是，在作这番计较的时候，苏轼又想到了：“不能辜负了老弟。”原来一开始李定等人罗织苏诗入罪，派使者前往湖州任上逮捕苏轼，当时的驸马都尉王诜因为与他交好，闻讯后秘密遣人告知其弟苏辙，苏辙当时在南京为官，立即派人往湖州通报苏轼，前去逮捕苏轼的使者去势如飞，苏辙密报却抢在了前头，虽然于事无补，然而早早通风报讯，让苏轼得以有一个心理准备，不至于在那
然而早早通风报讯，让苏轼得以有一个心理准备，不至于在那等混乱惊慌的情况下失措，甚至做出短见的事来，却是他对兄长的最大爱护。苏轼明白：“如果我有什么不测，子由必不独生。”——正是这种骨肉相连的弟兄情谊牵挂，成为苏轼在困境中的支持力量，使他有勇气去面对那不可测的未来。
押解到京师之后，这桩文字狱由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主审，这几人都是苏轼的敌对派，可以想象审理中是怎么一心陷苏轼于罪，这种情势下他认为势在必死，忧心忡忡，甚至偷藏了毒药在身边，预备走投无路时用以自杀。这是他第二次流露出自杀的意图了。在这等情势下他最牵挂的自然还是兄弟苏辙，写了两首诗与之诀别，词极凄楚：“……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家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狱中寄子由 ?其一》）后来他能够生出乌台狱，据说与这两首诗不无关系：“神宗初无杀意，见诗益动心。自是遂益从宽释，凡众请用深文者皆拒之。” 皇帝不再听信诬陷者的深文罗织，宫中又有太皇太后为之说情，终于将他开释出狱，贬谪黄州。
苏轼在狱中写作这两首绝命诗的时候，诚恳的拜托一位平素待他很好的狱卒日后将此诗寄给苏辙，并说：“能够万一获免就罢了，如若不免一死，而此诗又不能送达子由的话，我将死不瞑目！”后来他获得释放，狱卒将诗稿交还给他，苏轼百感交集，以面伏案，竟不忍重读这两篇血泪之作。这是他最真实的惊惶恐怖，他虽然潇洒不羁，甚至被誉为神仙中人，但在鬼门关面前，并不是始终能保持那一份淡定从容的风度。
然而天性中有乐观因素的人，纵使遇上困厄，也不会就此一蹶不振。苏轼被释时不忍回顾这段悲惨的往事，但出狱未久，心情已经豁然开朗，又轻快的提笔自和那首绝命诗：“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招诗笔已如神。”写下这句之后，不免又私下自骂：“这该死的毛病还不改悔呵！”如果联想到他被逮捕的时候对妻子说的那个笑话里面，杨朴妻所作的诗句：“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诗与酒，原本代表着文人自由放旷的精神，遭受过牢狱也不自改悔，不肯放弃，何尝不是一种极至的刚劲？只是他的刚劲表现得不是强硬，而是带一分自得的谐谑，有一种豁达的轻松。
历过生死线之后，苏轼对生死荣辱的看法，显然又进了一层。不经历“死”不知生的可贵，既险濒“死”又会觉得人生困厄，原来无非如是。他在黄州贬所时曾经几次传出死讯或者业已弃世出家的消息，时人都信以为实，甚至有朋友写信探听他是否还活着。地方官更对他的行踪时刻留意，《避暑录话》记载：有一次他与数名宾客在江上饮酒共乐，饮散归来，作了一首《临江仙》词：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其时江面水波连天，风露泠泠，令人不禁陡生浩然高举之意，苏轼赋了此曲，与朋友长啸高歌数遍，兴尽各自散去。谁知次日就流出以讹传讹之言，喧传苏轼夜间作了一首辞世之词，挂冠江边，乘舟长啸而去，正同词中所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去也。黄州的郡守听了大惊失色，担心失去了罪官谪臣，要连累本地官员，急忙赶到他家中去查看，却见苏轼正鼾声如雷，宿醉未醒，才知是一场虚惊。然而这个谣言传入京城，连皇帝神宗都难免将信将疑。神宗虽然贬谪苏轼在外，对他的才华却还是钦服的，曾经因为误闻了苏轼已经死亡的消息，忽忽不乐，将进食时辍饭而起，叹息再三，说道：“才人难得啊！”也许正因这一点惜才之念，后来当苏轼被诏量移汝州时，在谢表中写道：“疾病连年，人皆相传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生。”语气中不无怨怼揶揄，朝中的仇家乘机参奏他有“怨望之语”，这个罪名很严重，神宗却只是慢慢的说：“我已灼知苏轼一片衷心，实无他意。”言者为之语塞。
《临江仙》词中提到“夜饮东坡醒复醉”，苏轼在黄州时供给频繁，亲自耕种养家糊口，在东坡之地开垦有田地，所以自号“东坡”，这个号从此伴随了他一生，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眩目的一笔。他平生经历的大起大落甚多，但由乌台诗案之狱而贬黄州，却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如果没有这一场生死磨难，他依然是以前那个意气高纵的的绝世才子，前半生的色彩，可以说是明妍轻扬的，经历过这次磨难，才给他的人生增添了更为凝重的色调，荣辱不惊的沉着。叶嘉莹赞扬他在词中表现出来的个人气质：“是一个把儒家用世之志意与道家旷观之精神，做了极圆满之融合，虽在困穷斥逐之中，也未尝迷失彷徨，而终于完成了一己的人生之目标与持守的成功的人物。”
苏轼圆融达观的人生智慧，使得他能够随遇而安，“此心安处是吾乡”，却并不是随时俯仰，他的个性之中，亦有“才意迈峻，惟己是信”的一面。他表面上风趣豁达，在原则问题上却倔强认真，“非随时上下人也”，新党在朝时不容于新党，旧党得势后他又坚持自己的立场，与旧党的老先生们议论不合，不肯随声附和的后果，就是一生都被边缘化。最理解他的爱妾朝云曾说他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也为之大笑认可，“不合时宜”者，总是不和大众一心，要在坚持中显锋芒也。所以他在很多时候，心灵上有着一种摈除于人外的孤寂感，这种情绪流露在一首《卜算子》词中：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词题作“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因为词境极为幽冷，不类东坡平日的高逸之作，给后人提供了想象的素材，傅会了爱情故事：《能改斋漫录》说是为王氏女子作，而《女红余志》则说此词作于惠州，当地有一个温氏女子，名超超，到了及笄之年也未肯轻易的许嫁于人，惟独对东坡先生闻名倾心，听说他被贬来惠州，说：“他才应该是我的夫婿！”她的爱情炽热却又羞涩，每日徘徊在苏轼居室的窗外，听他吟咏诗赋，被发觉时则急忙躲避。苏轼知道了她的心事后，说道：“我不能娶她，但是可以为之做媒，许配给王家的儿郎。”做媒未成而东坡又被贬谪海南，等到赦还，这个多情的少女已忧伤成疾，长眠不醒，惟余沙际一抔黄土。所以苏词中说：“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悼念的就是这个痴情薄命的女子。
故事固然凄婉动人，若据实却不堪考证，只能作为一个哀感缠绵的故事传说而已。实则东坡词中“幽人”、“孤鸿”云云，分明是自写，既非有什么悱恻情事，也不是象清代常州词派的穿凿傅会所说，是什么讥刺朝政昏暗、放逐贤臣之作。苏轼作此词时，心中固然不能毫无骚人迁客的悲慨，却只是幽微的，这一种孤寂凄清的感觉，“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的情绪，是无以名状的。“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何止是无人省得他这一腔幽怀，纵使他自己，也未必能解之明之释之。
苏轼的后半生，基本上是在党争的倾轧下到处遇贬，颠沛流离之中度过的，到晚年终于被赦北还，路过金山的时候，自题画像一偈，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儋州惠州。”这三州都是他被贬最困苦的去处，然而就是在这困苦之中，磨练了他超人的意志力和愈挫折愈豁达的胸怀，人生的苦难，于他是一服清凉散。经历几番贬窜之后，他对“名”的追求，已不再是坚信“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也不复坚持“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而是：“君看今古悠悠，浮幻人间世。这些百岁光阴几日？三万六千而已。醉乡路稳不妨行，但人生要适意耳。”（《哨遍》）他在海南儋耳的时候，常常背负着大瓢，且行且歌，唱的都是《哨遍》长调，在田间怡然自乐。某日遇见一位老婆婆，对他说：“学士，你昔日的荣华富贵，恰似一场春梦！”东坡深以为然，遂呼她为“春梦婆”。后来文人将这段事写成戏剧，甚至傅会这个“春梦婆”是神仙所幻形，下凡来点化东坡的，自然是无稽之谈。但“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充满了起伏不可测的人生，很容易使人堕入梦幻泡影的虚无当中去，而苏轼虽然也受佛道两家的影响，却终未逃于禅，遁于道，主要还是他善于自己慰藉，如这首著名的《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是苏轼早年的词作，后来流放到惠州，有一日他与爱妾朝云闲坐，时值秋风初起，落叶萧萧，不觉有凄然悲秋之意，于是命朝云把酒唱这首《蝶恋花》词，朝云歌喉将转，却禁不住已泪水盈盈，苏轼问她缘故，她答道：“我所不能唱的，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苏轼翻然大笑，说道：“我正悲秋，你却又伤春了？”于是停歌罢酒，未几朝云病故，苏轼终身不忍再听此曲。“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句，本是豁达的开解语，意境略似唐人刘禹锡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而心态更为超旷，后人常常用它来安慰失恋者。所有美好可爱的事物，在更广大的世界里，在“永恒”面前，显得是那么渺小无足称道。苏轼在情绪低沉时以此自解，朝云却从这超脱之中，读出了人事无常的悲哀：春能复至，花可再发，然而消逝的毕竟已消逝，人生即使有轮回，下一世也不是这一生！同样的看破，是悲是喜是豁然，原来也只在解读者一念执著而已。
《柯山集》中说：“苏公黜官，贬走数千里外，放之大荒积水之上，饘粥不给，风雨不散。”可谓困窘已极，他本人却在这困境之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最初到达南海，环视四周，天水无际，不禁凄然伤怀，说道：‘什么时候才能出了这个孤岛呢？’后来转念一想，天地在积水当中，九州在大瀛海当中，中国在四海当中，但凡有生之年，何处不是孤岛？譬如倒一盆水在地上，水面浮着一片芥末，芥末上附着一只蚂蚁，茫茫然不知这芥末小舟将要漂流何处，不久积水干涸，蚂蚁获得了自由，离开后遇见同类，不禁涕泪交流，说：‘差点不能与你们相见了，谁知道俯仰之间，还有四通八达的道路啊！”——苏轼讲了这个寓言，也以乐观旷达的心境、不被困难击垮的信心，实践了自己对寓言的阐释，料想他在困境当中，也始终是恬然微笑，再也不会似当初受到牢狱之灾时那样惊惶无主，乃至产生消极逃避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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