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期而至的痛感 ▏2脑脊髓液化脓了 ▏3“上帝，请帮助我！” ▏4熟悉的父亲去了别处 ▏5我要逃出去《天堂的证据》

编者按：该书根据作者[美] 埃本·亚历山大自己的真实经历创作，该书全部以第一人称叙述，2008年，他患上了细菌性脑膜炎，昏迷了七天七夜。当他幸运地被抢救苏醒过来之后，他回忆起自己的濒死体验，认为那就是通往天堂的道路，通俗点说，这是一个在鬼门关转了一圈的人的回忆录。

在Sant Mat看来，关于濒死体验，从来就不是“濒死体验是否真实存在的”的问题，而是“濒死体验存在于哪一个层面”的问题。例如，埃本·亚历山大到达的天堂是在第一灵境、还是第二灵境？亦或是第一灵境的第一层、第二层、还是第一灵境的最核心层面？这是一个志在究竟解脱的诚心求道者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章 不期而至的痛感

2008年11月10日，弗吉尼亚，林奇堡。

我的双眼忽然睁开了。在卧室的黑暗中，我看到了床头钟电子屏幕发出的红色光晕：凌晨4点半，比我平时的起床时间整整早了一个小时。我住在弗吉尼亚的林奇堡，工作地点是位于夏洛茨维尔的聚焦超声外科技术中心。一般来说，我会5点半起床，从家里到单位有70分钟的车程。我的妻子霍莉还在我的身旁熟睡着。

两年前，我和妻子与家人搬到了弗吉尼亚高地，那时我已在大波士顿地区的神经外科学术界从业将近20年。我和霍莉相识于1977年10月，那时我们都是大学毕业刚刚两年。当时霍莉正在攻读自己的艺术硕士学位， 我也还在医学院读书。她曾经跟我大学的室友威克约会过几次。有一 天，威克带着一种炫耀的意味把霍莉介绍给我。他们离开的时候，我告诉霍莉可以随时来找我玩，而且不一定非要跟威克一起。

第一次正式约会，我们开车去了北卡罗来纳夏洛特市的一个聚会，单程有两个半小时的路途。因为霍莉当时得了喉炎，所以来回路上99％的时间里都是我在说话。对我来说，跟她聊天简单而愉快。1980年6月，我们在北卡罗来纳温莎镇的圣托马斯圣公会教堂结了婚。婚后不久，我们就搬到了达勒姆的皇家橡树公寓，当时我正在杜克大学做外科实习医 生。我们的住所跟“皇家”无关，而且我也不记得附近有什么橡树。我们当时特别穷，可我们并不在意。我们很忙，也很高兴终于在一起了。休假的时候，我们曾有一次去北卡罗来纳的海滨春游。在卡罗来纳，春天也是蠓科小蝇活跃的季节。尽管我们的帐篷并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我们还是玩得开心极了。在奥克拉克岛的海浪里游泳的时候，我发现有许多小蟹正急匆匆地从我脚边跑过。我就发明了一种捕捉蓝壳蟹的方法， 弄了一堆蟹回到小马岛的汽车旅馆，跟一些那里的朋友将这些螃蟹烤来吃。螃蟹很多，足够大家吃的。尽管我们想尽办法节约，但很快我们还是发现手里快要没钱了。当时身边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比尔和帕蒂，某晚我们突发奇想，去玩有奖填字游戏。在过去的10年中，每年夏天，比尔都会在周四去玩这个游戏，但从来没有赢过。或许是因为“初学者的幸运”，又或者是“神灵眷顾”，霍莉赢了200美元。这笔钱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简直像现在的5000美元那么多。这些钱帮我们延续了旅途，大家的心情也更放松了。

1980年我取得了博士学位，霍莉也在同年获取了自己的学位，开始了艺术家和教师生涯。1981年我在杜克大学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台脑外科手术。1987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厄本在北英格兰纽尔卡斯的公主玛丽妇产医院出生，那段时间我正在英国做脑血管学科的研究员。第二个孩子邦德出生于1998年，是在波士顿的布莱根妇幼医院诞下的。

在哈佛医学院以及布莱根妇幼医院的15年中，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我的家人也非常珍惜在大波士顿地区的那段日子。但在2005年，我跟霍莉都觉得是时候搬回南部了。我们都想离家人近一些，而且我觉得比起哈佛，在南部我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自主权。于是，2006年春天，我们在弗吉尼亚高地的林奇堡开始了新的生活。没多久我们就适应了这里更放松、更安定的生活，并且都非常享受在南部的时光。

有那么一会儿，我就躺在那里，神智模糊地想搞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忽然醒来。之前一天是周日，阳光明媚、空气澄澈，是弗吉尼亚最典型的秋日天气。霍莉、邦德（当时已经10岁）和我去邻居家参加了烤肉聚会。傍晚我们跟正在特拉华大学读大三的厄本通了电话，那时他已经20岁 了。这天唯一显得有些异常的是，霍莉、邦德和我最近都在跟轻微呼吸道病毒作斗争，大约有一周的时间了。临睡前我开始觉得后背有些疼， 所以迅速地冲了个澡，疼痛也减轻了很多。我不知道清晨这么早醒来， 是不是因为病毒还潜伏在体内的缘故。

我在床上轻轻翻了个身，一股疼痛穿过我的脊柱，痛感比睡前强烈了许多。很明显，流感病毒还在，而且还越发猖獗。我越来越清醒，痛感也越来越强烈。显然我不可能再入睡了。距离出发上班还有一小时的时间，我决定再去洗一个热水澡。我从床上坐起来，摇晃着把双脚放到地上，站了起来。

忽然，由下而生的强烈疼痛再次扼住了我：一种鲁钝甚至有些惩戒意味的抽搐深深地穿过了我脊柱下部。我没有叫醒霍莉，而是小心翼翼地蹒跚着穿过走廊，走进楼上的主浴室。

我放了一些水，尽量让自己在浴缸里放松下来。我以为温水会立即让我感觉舒服些，但我错了。浴缸半满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犯错了。疼痛越来越厉害，强烈的痛感让我担心自己不得不大声把霍莉喊过来才能走出浴缸。

考虑到情况已经变得有些可笑，我伸手握住头顶上方架子上的毛巾，试图自己站起来。为了防止架子承重过大而掉下来，我努力将毛巾向架子靠墙的部位挪了挪，然后慢慢拉起了自己的身体。

就在这时，又一股猛烈的疼痛袭遍我的后背，我忍不住呻吟起来。这绝对不可能是流感，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挣扎着从湿滑的浴缸里爬出来之后，我裹上自己猩红色的浴袍，慢慢地走回卧室，然后笨拙地倒在了床上。此时我的身体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霍莉转过身来。

“怎么啦？几点了？”

“我不知道，”我说，“我的后背好痛啊。特别特别痛。”

霍莉开始用手抚摸我的后背。出乎意料的是，这让我感觉舒服了一些。总的来说，医生们比普通人更不愿意生病，我也毫不例外。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不管这疼痛的来源如何，总会慢慢消失的。但是到6点半， 也就是平时我出发去上班的时间，疼痛仍未消减。甚至可以说，我的身体已经瘫痪了。

7点半的时候，邦德走进我们的房间。他很好奇我为什么还没去上班。

“怎么啦，妈妈？”

“你爸爸有些不舒服，亲爱的。”霍莉对他说。

此时我还趴在床上，脑袋靠着枕头。邦德走过来，伸出手轻轻地揉搓我的太阳穴。

他的揉搓就像一阵闪电击中了我的脑袋，这是我感受过的最强烈的疼痛。我忍不住大叫起来。邦德被我的反应吓了一跳，立刻往后跳了一步。

虽然霍莉觉得这有些不正常，但她还是对邦德说：“没关系的。这跟你没关系，爸爸头疼得厉害。”然后我听见她说，“是不是该叫个救护车呢？”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她的自言自语。

对于医生来说，如果还有比生病更尴尬的事情，那就是以病人的身份出现在急救室了。满是急诊医生的房间，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一路赶到医院的匆忙，各种填不完的表格……一想到这些，我更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如果真叫了救护车，肯定会后悔不迭。

“没关系的，”我说，“虽然现在感觉很糟糕，但应该很快就会没事的。你还是先帮邦德准备上学的东西吧。”

“埃本，我真的觉得……”

“我不会有事的，”我打断霍莉。我把脸埋在枕头里。因为疼痛，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知觉。“说真的，千万别打急救电话。我病得没那么严 重，不过是后背有些肌肉痉挛加头疼罢了。”

霍莉很不情愿地带着邦德下楼去吃了早餐，又把他放到一个朋友的家里等校车来。邦德走出前门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如果我病重到在医院里丧命的话，这将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于是我用尽全身力气向外喊了一声：“邦德，在学校要过得愉快哦！”

等霍莉回到楼上看我时，我已经失去了意识。她以为我是睡着了，所以轻轻走开让我继续休息。走到楼下，她给我的一些同事打了电话，希望能从他们那里获取一些建议，弄清楚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两个小时后，她觉得我应该已经休息够了，回到楼上看我情况如何。她推开卧室门，看到我还以刚才的姿势趴在床上。走近一些她才发现，我的身体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像一块木头那样僵硬。她打开灯，发现我浑身都在严重地抽搐。我的下颚不自然地向前探出来，眼睛大睁、狠狠地翻着白眼。

“埃本，你怎么啦？跟我说句话！”霍莉尖叫着。我当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她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不到10分钟，急救人员就到了。他们把我搬上救护车，很快就抵达了林奇堡公共医院的急诊室。

如果当时我还有意识的话，我会告诉霍莉在她等救护车到来的时间里， 我在床上经历了什么。在那个可怕的时刻，我经历了癫痫大发作。而 且，这次癫痫发作肯定是由严重的脑部疾病引发的。

当然，我当时不可能对她说这些。

在接下来的7天里，在霍莉和其他家人的眼中，我变成了一具沉默的躯体。对于那7天中发生在现世的事情，我毫无所知。也只有从别人的描述中，我才能收集一些我“离开”期间零碎的故事。我的意识，我的精神，那些能代表我内心和灵魂的东西，在那段时间杳无踪影。

第二章 脑脊髓液化脓了

奇堡公共医院的急诊室是弗吉尼亚州第二忙碌的急诊室。在工作日的早上9点半，这里已经是马力全开的忙碌状态。那个周一也不例外。尽管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在夏洛茨维尔，但我在林奇堡公共医院依然有很多手术安排。我几乎认识那里所有的人。

急诊室医生劳拉？波特接到了来自救护车的电话。之前在工作上我已经跟她合作了近两年的时间。出勤人员向她汇报了病人的情况：白人男性，54岁，持续癫痫状态，马上抵达急诊室。她急忙跑到救护车的入口，迅速对有可能导致病人状况的病因进行了排查。如果是我站在她的位置，我手上也会拿着跟她手里一样的表格，上面陈列着各种可能导致我这种情形的原因：酒精戒断；药物过量；血钠过少（血液中钠含量异常减少）；中风；癌细胞转移或原发性脑瘤；脑内溢血（血液影响到大脑的功能部分）；脑脓肿……以及脑膜炎。

当急诊医生们把我推到急诊室的1号区域时，我的全身依然在严重抽搐并间歇地发出呻吟声。我的手臂和双腿也在不自觉地挥动着。

在劳拉看来，这个病人在说胡话，并且因为疼痛不停地打滚。她知道这个病人肯定是脑部受了严重的损害。一位护士推过来一辆轮床，另一位在抽血，还有一位护士帮我换下了已经空了的静脉注射袋。当他们在我旁边忙碌的时候，我自己则像是一条被从水里拽出来的6英尺长的大鱼，不停蠕动着。我不停爆发出来的喊叫声，就像毫无意义的动物嘶吼。

让劳拉担心的是，我在癫痫发作的过程中，大脑对身体的控制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状态。这意味着，不仅是我的大脑遭受了重创，而且重创导致的其他损害也正在悄无声息地蔓延。

对于病人的这种状态，常人或许会有些不习惯；但劳拉已经在急诊室待了许多年，这种情形并不少见。但病人是自己同事的情况，对劳拉来说还真是第一次。当她靠近一些观察轮床上蜷曲、嘶喊的病人时，她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出了我的名字：“埃本。”

然后，她大声对旁边的医生和护士喊道：“这是埃本？亚历山大！”

附近的同事听到她说的话，聚拢到我的床边。紧随救护车来到医院的霍莉也急匆匆地赶到我的床前。劳拉从列表中挑出了一些于我而言最有可能的病因对霍莉进行询问。比如我最近有没有戒酒，有没有服用过街边购买的强力迷幻药之类的。然后，她开始想办法让我的癫痫停下来。

最近几个月，厄本在帮我进行一项体能训练计划。我们父子准备去攀登厄瓜多尔19300英尺的科多帕希火山。之前一年的二月份，厄本自己已经登顶过这座山了。这个训练计划让我的体能有了相当的增长，也让那些护士想要按住我的身体变得没那么容易了。在5分钟的静脉注射中，15毫升的安定也没让我静下来，我还在挥舞着手脚。但我两侧肢体的对称动作，还是让劳拉松了一口气。霍莉告诉劳拉，我在癫痫发作前经历了严重的头痛。这让劳拉想到应该给我做一个腰椎穿刺。也就是在我脊椎的底部抽取一部分的脑脊髓液进行化验。

脑脊髓液是一种透明的水状液体，它沿脊髓的表层流动，覆盖在大脑外层，对外部冲击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一个正常、健康的成年人每天会制造大约一品脱的脑脊髓液。如果它的清澈度下降、变得浑浊，则说明已经发生一种出血性的病变。

这种感染被称为脑膜炎。脑膜即颅骨与脊椎之间的那层薄膜，脑脊椎液运行其间。脑膜炎也就是脑膜感染、肿胀的病变。这种病80％都是由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脑膜炎会让病人病得很严重，但只有1％的状况是致命的。另外20％可能导致脑膜炎的病因，则有可能是细菌。尽管细菌比病毒更原始，但它也可能会更危险。所有由细菌引发的脑膜炎若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都可能会威胁到生命。即使迅速地使用了相应的抗生素治疗，依然有15%40%的死亡率。

在成人中最有可能引发脑膜炎的细菌是大肠杆菌。这种细菌是最古老也最顽固的细菌之一。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大肠杆菌已经存在了多久，据估算，它很有可能出现在30亿40亿年前。这种有机生物没有细胞核，以最原始也最有效的无性繁殖进行自我复制（简单地说，一个大肠杆菌可以分裂为两个，以此类推）。想象一下，这种被DNA填满的细胞，能够直接从被它攻击的细胞的细胞壁上获取营养，多可怕！再想象一下，每20 分钟左右，它就可以同时复制多束DNA并分裂为两个子细胞。这种几何增长的速度是极为可怕的。一个小时内，它可以分裂为8个。12个小时内，它可以分裂为690亿个。到第15个小时的时候，它已经增加为35万亿个。只有当食物供应不足的时候，这种增速才会自动放缓。

同时，大肠杆菌的滥交倾向很强。它可以通过一个名为“细菌结合”的过程跟其他细菌交换基因，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获取新的特质，比如对新品种抗生素的抗药性。这种特性使得大肠杆菌一直在我们的星球上存活， 甚至可以追溯到单细胞生物时代。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肠胃中都有大肠杆菌的存在，一般情况下，这不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威胁。但不同种类的大肠杆菌如果获取了某种特定的DNA，而这种DNA使得它们对脑脊髓液具有攻击性的话，那么事情就不妙了。这种细菌会立刻开始吞噬脑脊髓液中的葡萄糖以及其他任何可供食用的东西，甚至包括大脑本身。

那个时候，没有谁会想到我的病跟大肠杆菌有关，而且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往这个方向怀疑。这种疾病在成年人中是极为少见的。一般来说， 新生儿会是大肠杆菌引发的脑膜炎的主要受害者。即使在婴儿中，三个月以上的婴儿得这种病的几率也会大大降低。每年大概只有不到千万分之一的成年人会感染这种病变。

由细菌导致的脑膜炎，细菌会首先攻击大脑的外层，也就是大脑皮层。“皮层”这个词由拉丁语引申而来，本来是“植物外皮”或“树皮”的意思。联想一下我们很熟悉的橘子，橘子皮就是橘子的“皮层”。皮层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护更为脆弱的大脑内部。大脑皮层与人的记忆、语言、情感、视觉、听觉以及逻辑都有关系。所以当像大肠杆菌这样的有机体开始攻击大脑的时候，最先受到伤害的都是跟我们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部分。很多因为细菌感染脑膜炎的病人在患病几天内就去世了。即使像我这样及时赶到了急诊室，及早正确地做出诊断，也只有10%的幸运儿能够存活下来。但这种幸运是有限的，幸存的病人很多都会变成植物人。

尽管没有猜到是大肠杆菌在作祟，劳拉还是想到我的大脑肯定受到了感染，所以她才决定对我进行腰椎穿刺。她告诉护士去准备穿刺托盘，并开始为我的穿刺做术前准备。就在此时，我的身体弹了起来，就好像轮床被通了电一样。一股新的能量穿过我的身体，我发出了一声长而痛苦的嘶吼；我的背弓了起来，双手在空气中乱抓着。我的脸已经通红，脖子上也是青筋暴跳。劳拉大喊着叫更多人过来帮她。6个工作人员终于把我按在了床上。他们把我的身体蜷起来，劳拉趁机为我注射了更多的镇定剂。我的身体终于不再失控，针头也顺利穿过了我的脊柱底部。

当遭遇细菌攻击时，身体也会自动调节为防御模式。脾脏和骨髓中的白细胞释放出来，去跟入侵的细胞作战。任何外来生物体入侵人的身体 时，在细胞大战中，这些白细胞都是最早的阵亡者。劳拉很清楚，我的脑脊髓液之所以变得浑浊，跟白细胞密切相关。

劳拉弯下身子，集中注意力去观察我的穿刺情况。一会儿，脑脊髓液就会从这个透明的直管中出来。令劳拉首先感到惊奇的是，脑脊髓液不是滴出来而是涌出来的——这是内部压力过大最明显不过的表现。

随后让她感到惊讶的则是液体的外观。脑脊髓液的浑浊让她明白，我这次的麻烦大了。脊椎穿刺流出来的液体白而黏稠，还带有一点浅浅的绿色。

我的脑脊髓液已经化脓。

第三章 “上帝，请帮助我！”

劳拉呼叫了罗伯特？布伦南医生过来给我会诊。他是林奇堡公共医院的传染病专家。在等待化验结果期间，他们考虑了所有可能的病因以及相应的治疗手段。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化验结果终于出来了。虽然我被绑在了轮床上，但大声的呻吟和抽搐并未停止。在我身上，一种更令人迷惑的症状出现了。革兰氏染色法（是细菌学中广泛使用的鉴别染色法，以发明这种方法的丹麦医生Gram命名，它可以辨别出感染细菌的阴性与阳性）的结果显示，我感染的是阴性杆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同时，我的脑部CT扫描结果也出来了。他们发现，我的脑膜内部已经发炎肿胀。呼吸管插入了我的气管，呼吸机开始以每分钟12次的频率协助我的呼吸。一组监测仪器围绕在我的床边，以监测、记录我身体指标的任何改变，以及我几乎就要毁掉的大脑。

每年因大肠杆菌感染脑膜炎的成年人都极少，他们得病的原因也有所不同。有的人是因为经历了脑部手术或穿透性脑部创伤，也有些人是自发感染。而那些非外部原因感染此病的病人，基本上都有比较明确的病 因，如自身免疫系统缺陷（大都因艾滋病毒引起）等。但我的身上，没有任何因素可以让医生想到我患的是这种病。其他种类的病毒或许可以通过鼻窦或中耳入侵大脑，引发脑膜炎，但大肠杆菌不会。脑脊髓本身的封闭性极高，所以大肠杆菌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进入这里。除非脊柱或头骨被穿透了（比如被污染了的脑深部刺激器或神经外科手术的分流器等），否则大肠杆菌一般只会停留在肠道中，根本没有机会靠近脑 膜。我曾经上百次将刺激器和分流器放进病人的大脑，所以如果我是清醒着的话，一定也会同意我同事做出的诊断：我得了一种我根本不可能得的病。

劳拉和罗伯特医生无法就眼前的检验结果做出最终诊断，他们开始打电话求助大型医疗学术机构的感染病学专家。所有人都认为眼前的状况只有一种诊断可能。

无缘无故地罹患大肠杆菌脑膜炎，并不是当天发生在我身上唯一奇怪的事情。在急诊室，我持续如困兽般嘶吼、呻吟、蠕动了整整两个小时； 而将要离开急诊室的时候，我忽然安静了下来。然后，我毫无预兆地喊出了一句话。这几个字说得非常清晰，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听见了。几步之外、站在帘子另一侧的霍莉，也听见了。

“上帝，请帮助我！”

所有人都急忙跑到我的病床前。但他们再看我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没有反应了。

对于急诊室里发生的一切，我毫无记忆。包括我喊出的这句话，我也丝毫不记得。这句话，是我持续昏迷7天之前，留下的最后的语句。

第四章 熟悉的父亲去了别处

抵达急诊室之后，我的身体状况一路下滑。对于正常的健康人而言，脑脊髓液中的葡萄糖含量大约在每分升80毫克。一个得了细菌性脑膜炎的重病病人，这个水平会下降到每分升20毫克。

而当时，我的检测数值是每分升1毫克。总分15分的格拉斯哥昏迷量表，当时我的得分是8分。这说明我的脑部病变很严重。而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的昏迷情况更为糟糕。我的疾病严重度测量为18比71，也就是我有30%的几率会死去。更具体地说，鉴于我的诊断是革兰氏阴性细菌脑膜炎，而且我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抵达急诊室的时候，我的存活率也就只有10%了。如果抗生素没能及时发挥作用的话，我的死亡率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攀升，直到无药可救、无力回天。

在把我送进10号特护病房之前，医生为我静脉注射了三种强力的抗生素。这间大大的私密房间就在急诊室上层，我将在这里度过一段不同寻常的时光。

我曾以医生的身份无数次出现在特护病房，住进这里的都是些病情十分严重的病人，他们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几个医护人员随时待命，以防任何可能的情况发生。他们协调一致，与病人一起与不可预知的宿命抗争。在这些房间里，我既感受过极大的荣耀，也曾体验过刻骨的失 望。我们情绪的转换，只跟能否挽留病患的生命相关。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罗伯特医生以及其他医生还有霍莉都在尽力保持乐观，尽管我的情况并不太好。实际上，我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即使我没有死去，侵蚀我脑部的细菌大概也已经吞噬了相当多的大脑皮层，很可能导致我无法进行更高层的大脑活动。我昏迷得越久，就越有可能在植物人的状态中度过自己的余生。

幸运的是，不仅林奇堡公共医院的医生们在帮我，还有很多人也聚拢过来，为我提供可能的帮助。我们的邻居迈克？苏利文，也是我们圣公会教堂的教区牧师，在霍莉抵达急诊室后一小时就赶了过来。那天，霍莉冲出房门跟上救护车的时候，她的手机响了，是她的老朋友塞尔维亚？ 怀特打来的。每当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时，塞尔维亚总是有一种奇怪又准确的预感。霍莉一直觉得她是个通灵师，但我更倾向于她是个很会猜的人，这种想法更安全也更明智。霍莉对塞尔维亚大致说了这边的情况， 两个人还分别联系了我的直系亲属：二妹贝特斯，她就住在附近；小妹菲利斯，48岁，是我们兄妹中最小的，住在波士顿；还有我的姐姐简， 也住在波士顿。

那个周一的早上，简从特拉华州的家中出发，准备从南部开车穿过弗吉尼亚。她原打算去温斯顿-塞勒姆帮我们的母亲处理一些事情。所以， 她出现在附近纯属偶然。路上她接到了丈夫大卫打来的电话。

“你已经过了里士满了吗？”他问。                   

“还没，”简回答说，“我还在里士满北边的I-95公路上。”

“那你先往西上60号公路，然后取道24号公路去林奇堡吧。霍莉刚刚打电话过来，说埃本早上癫痫发作，被送进了急救室，现在已经昏迷了。”

“哦，天啊！知道病因是什么了吗？”           

“医生还不太确定，不过很可能是脑膜炎。”

简及时拐上60号公路，沿着起伏不平的路面疾驰，朝着24号公路和林奇堡赶来。天空里满是低矮的云层。

我进急诊室那天的下午3点，菲利斯给厄本打了电话。接到电话的时候，厄本正在特拉华大学学生公寓的门廊上做关于科学研究的作业（我的父亲曾是一名神经科医生，现在厄本对此也产生了兴趣）。菲利斯大概跟他讲了情况，并告诉他不用担心，还说一切都在医生的掌控之中。

“现在知道是什么病了吗？”厄本问。

“他们一直在说革兰氏阴性细菌还有什么脑膜炎之类的。”

“我接下来有两门考试，我去跟老师打个招呼再回来。”厄本说。

后来厄本告诉我，最初他不太相信我已经“病入膏肓”，尽管当时菲利斯的确给出了这样的暗示。他知道霍莉和菲利斯总爱把事情说得很夸张， 况且之前我从未病过。但是一个小时后，迈克？苏利文也打电话过来通报情况的时候，厄本意识到自己必须马上开车回来。

当厄本开车回弗吉尼亚的时候，一场猛烈的冻雨不期而至。菲利斯离开波士顿的时候是6点钟。当厄本开过巴托马克河上的I-495桥进入弗吉尼亚的时候，菲利斯头顶上也出现了密布的乌云。她在里士满着陆，租了一辆车向着60号公路驶来。

厄本距离林奇堡还有几英里的时候，给霍莉打了个电话。

“邦德怎么样了？”他问。

“睡着了。”霍莉说。

“那我就直接去医院了。”

“你确定不先回家一趟吗？”

“不了，”厄本说，“我就是想去看看爸爸。”

厄本到达特护病房的时候是晚上11点一刻。医院外面的路上已经开始结冰了，当他走到明亮的医院前台时，他只看到了一名值班护士。她带他到了我的病床前。

厄本在走廊里看到我的时候，不禁愣住了。在他20年的生命里，他记忆中的父亲除了感冒没有生过任何病。尽管各种机器在不遗余力地维持着我的生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跟一具尸体已经没什么区别。我的身体就在那里，但是他熟悉的那个父亲已经不在了。

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他熟悉的那个父亲去了别处。

第五章 我要逃出去

周围是彻底的黑暗，不过这种黑暗是有形的。

想象一下，你沉入泥土之中，却能看透这泥土，这就是我的感觉。“泥土”这个说法不太恰当，或许“泥果冻”更准确一些。它是透明的，也是模糊、污脏、幽闭的，让人感到窒息。

在这里，我拥有自己的意识，却丢失了记忆和身份。就像做梦的时候， 你知道发生在周围的所有事情，却不知道自己是谁，以什么样的身份存在着。

还有声音。一种深沉、充满节奏感的声音，虽然遥远，却很有力。每一股声波都直接穿透了我的身体。这有点像是人的心跳，但又非常不同。这种声音像是金属碰撞发出的，就好像地下有一个巨大的铁匠在不断敲打铁砧。他的敲击如此有力，敲打声穿透了大地、泥土和你。尽管你并不能确认自己到底是什么。

我没有自己的躯壳，至少没有我所知道的那种实体的肉身。我只是单纯地“在那里”，存在于有声波穿过的黑暗之中。

现在我或许会称之为“原生世界”，但当我身处那片黑暗之中时，我已经忘记了这个词语。事实上，那时我忘记了所有的词语。直到我回到现世世界之后，当我回忆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时，这些词语才又重新回到我的脑海中。在那里，语言、情绪和逻辑全部都消失了。我好像回到了人类生命最原初的状态，或许就像细菌刚诞生的时代那样遥远。我对这种细菌毫无所知，但它入侵了我的大脑并毁坏了它的全部功能。

我在这个世界里存在了多久？我一无所知。当你到一个脱离了时间感的地方时，根本没有办法描绘自己的感受。这一切发生时，当我存在于那里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我似乎一直都在那儿，而且永远不会离开。

何况，最初的时候我对此毫不在意。我为什么要在意呢？毕竟这是我当时拥有的唯一感受。没有了任何关于更好状态的记忆，对于自己身在何处我也毫不关心。我倒是回忆起了关于存活与死亡的概念，但我的冷漠让这两种概念都无法引起我丝毫的兴趣。这种感觉反而更好。对于那个世界的规则我毫无所知，但我并不着急去学习那些规则。有什么好着急的呢？

我无法说清楚是什么时候，但在某一个时间点，我意识到我的周围存在着其他一些物体。它们看起来有些像树根，又有些像巨大的、模糊的子宫中的血管。它们在黑暗中闪着暗红的光，从很高的上方一直延伸到很低的下方。看着它们，我感觉自己就好像被深埋的鼹鼠或者蚯蚓一样， 能看到周围树木根系纠缠而成的矩阵。

可是越细想这种描述（当然都是后来组织的语言），就越觉得没什么道理。因为如果你没有亲身经历过的话，这种画面是很难想象的；而且在那里，我的意识是清晰且流畅的。我只是——被束缚住了。在那里，我并不是人类，我甚至都不是动物。我只不过是一种更早、更低级的存 在：一个存在于红棕色海洋中的永恒的意识点。

在那里待得越久，我就越觉得不舒服。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自己深陷其中，“我”与周围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没什么区别。但渐渐地， 这种深入、永恒与无限的感觉被其他的感觉代替了：我并不是这个地下世界的一部分，只是不小心陷了进来。

一些奇形怪状的动物面孔从周围的泥浆中浮现出来，呻吟着、尖叫着。然后，它们又消失了踪影。我听到一阵阵喑哑的咆哮声。有时候，这种咆哮声又会变为微弱的、充满节奏感的吟唱。对我来说，这些吟唱既令人惊骇又有一种奇怪的熟悉感：就好像这一切我都知道，甚至是我制造的一样。

鉴于我对之前的存在毫无记忆，于是我在这个王国里的时间就被无限拉长。我不清楚自己已经在这里过了几个月、几年还是永恒。顾不上研究关于时间的问题，我倒是弄清了为什么奇异、恐惧的情绪取代了刚开始的那种舒适。

当“我”的概念越来越清晰，“我”与周围阴冷、潮湿、黑暗的世界分离得越明确，那些黑暗中丑陋的威胁就越多地冒出来。那些从远处传来的敲击声也会随之变得更尖锐、更紧张，就像是有谁正在地底无休止地从事某种乏味的工作一样。我周围涌动的东西，在视觉上越来越弱，更多地变成了触觉的感知，就好像有无数的爬虫正在拥挤着穿过，而它们柔软或坚硬的身体不时地蹭到我。

接下来，我闻到了一种气味。这是一种排泄物混杂着血液和呕吐物的味道，是一种生物体的味道。只不过散发味道的是死亡的生物体，早已没有了生命的气息。

随着我的感觉越来越敏锐，我已经接近恐慌的边缘。不管我是什么，也不管我是谁，我知道自己肯定不属于这里。我需要逃出去。

但是我能去哪儿呢？

正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在这黑暗的上方出现了新的东西。这些东西与黑暗、冰冷或死亡无关，而且恰恰与之相反。即使我用尽余生去思考，也无法找出恰当的方式来形容正在靠近我的东西有多么美好。

我还是会尽力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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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赫巴巴的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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