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我们不会让你离开 ▏7这绝不是梦境 ▏8寻找突破点 ▏9我是谁？ ▏10我从哪里来？《天堂的证据》

编者按：该书根据作者[美] 埃本·亚历山大自己的真实经历创作，该书全部以第一人称叙述，2008年，他患上了细菌性脑膜炎，昏迷了七天七夜。当他幸运地被抢救苏醒过来之后，他回忆起自己的濒死体验，认为那就是通往天堂的道路，通俗点说，这是一个在鬼门关转了一圈的人的回忆录。

在Sant Mat看来，关于濒死体验，从来就不是“濒死体验是否真实存在的”的问题，而是“濒死体验存在于哪一个层面”的问题。例如，埃本·亚历山大到达的天堂是在第一灵境、还是第二灵境？亦或是第一灵境的第一层、第二层、还是第一灵境的最核心层面？这是一个志在究竟解脱的诚心求道者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六章 我们不会让你离开

菲利斯抵达医院停车场时大约是夜里1点钟，只比厄本晚了两个小时。她来到特护病房时，厄本正坐在我的床边。他胸前抱着一个医院的枕头，以帮助自己保持清醒。

“妈妈在家陪邦德。”厄本说。他的声音既疲惫又紧张，还带着一些见到姑妈的喜悦。

菲利斯劝厄本先回家，如果开车这么久之后再熬一个通宵的话，第二天对谁都没益处，对我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她打电话给正在家里的霍莉和简，说厄本很快就会回家，她留下来守夜。

“回家去陪着妈妈、姑妈和弟弟吧，”她挂掉电话对厄本说，“他们需要你。你明天来的时候，我和你爸爸都会好好地在这里的。”

厄本没说话，只是定定地看着我的身体：从我的右鼻孔插入到我的气管的呼吸管，我已经皴裂的薄嘴唇，我紧闭的双眼和松垂的面部肌肉。

菲利斯明白了他的心事。

“回家吧，厄本。别太担心了。你爸爸还跟我们在一起，而且我不允许他离开。”

她走到我的床边，抓起我的双手并开始揉搓。除了周围的机器和每小时过来查房的护士，菲利斯一个人陪我度过了剩下的这一夜。她握着我的手，保持着我与世界的关联。她知道，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这很必要。

尽管说美国南部的人总是十分看重家庭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跟其他的陈词滥调一样，这种说法是真实的。1988年我去哈佛大学的时候，我发现北方人非常羞于表达自己对家人的情感。但在南方，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南方人一致认为：你的家庭是什么样的，你就是什么样的。

在我的整个生命中，我与家人的关系，不管是我的父母、姐妹还是霍莉和孩子，都是我安全感和力量的源泉。这种感觉在近几年更加强烈了。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能从家人那里得到最无私的帮助。但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现在这种情感似乎越来越少了。

我跟霍莉和孩子们有时会去我们的圣公会教堂。实际上，这么多年来， 比起那些只在复活节和圣诞节去教堂的人，我好不了多少。我鼓励孩子们在晚上做祷告，但我自己并不是家里的精神领袖。我一直都在怀疑，这种祈祷会有多大的效果。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试图努力去相信上帝、天堂和来世的存在；但多年严格的科学教育以及在神经外科领域的浸淫，让我一直对这些存在心存疑虑。现代神经学认为，因为大脑的存在，才有了意识、精神、灵魂、理智——不管你如何命名这种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的存在， 恰是这种存在决定了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对于此，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在过去的许多年中，作为与重病病人打交道的医护人员之一，我听说过也见识过许多发生在病人及家属身上难以解释的故事。我把这些故事都归类为“未知”，并没有加以深究。我觉得或许会有这样那样常识性的答案可以解释它们。

这并不是说我否认超自然能力的存在。作为一名医生，当我看到病人身上极为严重的精神损伤或身体损伤时，我绝对不会拒绝精神力量提供给他们的舒适和希望。事实上，我自己有时候也需要这种源自精神的力量。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似乎越来越忽略了这种力量。这些年中，就像海浪侵蚀沙滩一样，科学世界观温柔却坚定地阻止了我去相信“更大”力量的存在。科学以各种论证持续影响着我们，使得我们自身在宇宙中的重要性越来越低，几乎接近于零。信仰自然是好的，但科学并不关心好还是不好，它只关心真相。

我是一个动态学习者，喜欢在实践中学习。如果我无法亲身感觉或触碰到某种事物，便很难对它产生兴趣。对于我所从事的职业，正是在我亲身感受之后才萌生了想去了解它的渴望，再加上我对父亲的敬仰，最终促使我成为了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大脑虽然神秘又抽象，但它又是实体的。在杜克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通过显微镜观察那些精致、细长的神经细胞。这些细胞点亮了类神经连接，才产生了意识。高度抽象的知识与触手可及的实体相结合，就是我爱上脑部手术的原因。想要触碰到大脑，你必须先将颅骨上的皮肤和其他组织清离，然后使用一种名为迈达斯雷克斯钻的高速气动装置。这是一种复杂而精致的机器，价值几千美元。但当你真正使用的时候，它的功能和普通电钻别无二致。

尽管通过外科手术修复大脑需要很高的技巧和复杂的步骤，但实际上， 这跟修理任何一台精密的电动机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我对大脑非常了解，所以它对我来说实际上就是一台制造精神现象的复杂机器。当然，科学家们还不清楚大脑神经元究竟是怎样工作的，不过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这一点，每天都在进步的医疗技术就能证明。如果病人因为头痛或失去意识而住院，你通过为他进行核磁共振成像，就能发现脑部的肿瘤。你在手术室里为病人全身麻醉后摘除肿瘤，几个小时后他的意识就能恢复，他不会再头痛，意识也会逐渐恢复。这一切看起来多么简单。

我崇尚这种简洁，也崇拜科学的绝对诚实和纯粹。我尊敬科学，还因为这里没有臆想和草率的思维。在科学里，如果事实是可见且值得信赖 的，就很容易被接受。如果不是，那就只能被否认。

这种思维方式，几乎没有为灵魂和信仰留下什么余地。但无法否认，当大脑停止运行之后，个人的精神却还继续存在着。对于生命的永恒性， 科学更是赶尽杀绝，尽管我们经常会在教堂里听到对永恒生命的赞美。

这也是我如此依赖家人的原因之一。我如此依赖霍莉、孩子、姐妹和我的父母，是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给我的理解和爱，我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职业成就，也没有办法去经历我所看到和做到的一切。

这也是菲利斯那天晚上决定陪伴我共同度过的原因。在与贝特斯通过电话之后，她决定代表全家给我一个守护的承诺。

当她握着我柔软无力、毫无血色的手时，她告诉我，不管发生什么，都会有人在这里一直陪伴着我。

“我们不会让你离开的，埃本，”她说，“你需要一个锚把你拴在这里， 拴在这个我们需要你的世界。我们就是这个锚。”

这个时候她还不知道，这个生命之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对我有多重要。

第七章 这绝不是梦境

有些东西在黑暗中逐渐浮现出来。

它慢慢旋转着，放射出一缕缕白色的光。与此同时，我周围的黑暗变成碎片，逐渐消失了。

然后，我听到了一种新的声响，一种极富生命力的声响，就像你听过的最丰满、最复杂、最动听的音乐。这种声音从那片白光里传来，取代了之前那种单调沉闷的敲击声。在此之前，那种令人不舒服的声音似乎已经陪伴了我无数年。

这束光线离我越来越近，在我身边旋转着，闪耀着纯净的白光。我发现有些光线呈现出淡淡的色彩，就像是黄金反射出的光芒。

然后，在光束的正中，有什么东西出现了。我努力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希望能够辨认出那是什么。

一个缝隙。我眼前的已经不再是旋转的白光，而是能直接看到另一侧的一道裂缝。

我发现这个裂缝的一瞬间，自己的身体就飞快地动了起来。耳边是嘶嘶的声响，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穿过那个缝隙，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也是一个从未见过的最美的世界。

灿烂光辉、生机勃勃、心醉神迷、极致美好……即使我将所有美好的形容词都用在它身上，似乎还是不够表达那种惊喜。这种感觉，就像出生时第一次见到这个世界一样。不是重生，也不是第二次出生，而是唯一的、第一次的震撼和喜悦。

在我下面，是一片苍翠繁茂的乡野，看起来有些像地球。它的确是地 球，但又不是。这种感觉，就好像许多年后父母带你回到小时候曾待过的地方。你甚至都不记得这个地方，或者说，你自己以为不会记得这个地方。但当你在那里四处走走，各种似曾相识纷纷浮现的时候，你才意识到，在你内心深处的确是记得这里的。并且，你还会因为回到这里而感到欣喜。

我正在飞行，越过了树木和田野，也越过溪流和瀑布。到处都是人，我看到有玩耍嬉闹的孩子们，有些人正围成圆圈，唱着跳着；还有一条 狗，不时地在他们身边穿梭欢跳，跟人们共享着充盈的欢乐。他们穿的衣服很简单，也很漂亮。而且，这些衣服呈现出一种温暖的生机。这种生机，那些郁郁葱葱的树木有，那些盛放的花朵也有。

这是一个美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梦想世界……

唯一不同的是，这不是梦境。尽管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清楚自己是何种存在，但对一件事非常肯定：这个世界是完全真实的。

“真实”这个词可以形容某些抽象的东西，但当我想要描述自己的所见 时，这个词貌似令人沮丧地失效了。想象一下，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 候，夏日的某天去看了一场电影。或许电影还不错，观赏的过程中你也的确被逗笑了。然而当电影结束，你走出剧院重回外面生气勃发的温暖阳光的怀抱时，当你亲身感受到空气和阳光的温暖时，或许会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要浪费这么美好的时光去坐在黑暗的影院中呢？

即使将这种感觉放大1000倍，也无法跟我在那里获得的喜悦相比较。

我不知道自己独自飞行了多久。（这里的时间，跟地球上的线性时间不同，可我又想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去形容这里的时间，就像我找不到合

适的词汇描绘它的其他侧面一样。）但从另外的角度看，我似乎又不是在独自飞行。

有个漂亮的女孩儿就在我的身边。她有高高的颧骨和深蓝色的眼睛，金褐色的长发衬托出她可爱的脸庞。她的穿着跟我看到的乡村里那些人的穿着一样，一身农人的打扮。我们俩乘坐在一个图案错综复杂的“平台”上面，这个“平台”充满了难以言表的生机勃勃的色彩。这个“平台”是由蝴蝶组成的，那些色彩就是它们翅膀的色彩。事实上，有上百万只蝴蝶正飞翔在我们的脚下和身边。它们的翅膀震动着，偶尔触碰着苍翠的树顶，然后马上飞回我们身边。我所说的不是某一只蝴蝶，因为它们全部是一起出现的，就像是一条色彩斑斓的生命之河，踏风而来。我们以松散的圆圈形状飞翔着，越过盛放的花朵，也越过为了欢迎我们而张开的树尖的嫩芽。

女孩儿的衣着很简单，但衣服的色彩跟周围的一切一样，透露出一种不可一世、十分生动的生命力。这种色彩混合了粉蓝色和靛蓝色，又掺杂了一些柔软橙色和桃色。她看了我一眼。如果你曾见过这样的眼神，你会觉得不管发生什么，生命都是值得的了。这一眼，跟罗曼蒂克无关， 跟友谊无关，而是超越了这一切……这个眼神里包含的情感，超越了地球上所有种类的爱。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情感，包含了所有我们知道的 爱，却又同时将这所有的爱变得更真诚也更纯粹了。

她开始跟我说话了，但没有使用任何词汇。她传递给我的信息就像一阵风拂过我的身体，而我瞬间就知道这是真的。这种“真实”跟我所处的那个世界的“真实”别无二致，这不是幻想，也不是偶发的臆测。

她传递给我的信息包含了三个部分，如果翻译成地球语言的话，大概意思是：

你是被爱和珍视的。 你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不会做错什么。

这条信息让我得到了极大的释怀和放松。假如你倾其一生都在玩一种游戏，却始终没有完全弄懂，当某天有人将游戏规则毫不保留地教给你时，你也会感到这种彻底的放松。

“我们会向你展示很多东西，”那女孩儿说。当然这种“说”跟词汇和语言无关。她将想要传达的信息直接传递给了我，“但最后，你还是会回去的。”

对此，我只有一个疑问： 回哪儿？

记住写下这些话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吧：我可不是什么愚蠢的感伤主义者。我知道死亡是什么样子，也知道当一个曾与我对谈、开玩笑的活生生的人，在我的手术台上变成一具毫无意识的躯壳时会是什么感觉。特别是，你费尽全力想要挽留他的生命却终于束手无策之后，这种感觉更强烈。我知道痛苦是什么，也知道那些失去了至亲的人的脸上痛苦的神情是什么——他们甚至都从未想过会有这一天。我知道自己的经历，我不是什么物理学家，也不擅长那些。我清楚幻想与真实之间的区别。我知道我向你们描述的经历，让你们感到模糊不清，甚至达不到你们的期望；但我也知道，这个故事是我一生中唯一真实的经历。

事实上，唯一有可能让这种真实性发生动摇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第八章 寻找突破点

第二天早上8点，霍莉回到了我的病房。她接替了菲利斯，坐在床头边的椅子上，抚摸我始终没有回应的手。大约上午11点，迈克？苏利文也来了，大家围着我手拉手站成一圈。贝特斯拉着我的另一只手，好让我也加入他们。迈克带领大家为我祈祷。祈祷结束的时候，一名传染病专家过来向他们通报了最新的检测报告。尽管医生整夜都在为我尝试不同的抗生素，但我体内的白细胞数量还是在上升。细菌依然在肆无忌惮地侵蚀我的大脑。

在这些尝试都失败后，医生再次找到霍莉，回顾了我前一段时间的行为细节，以期找到新的突破点。他们所问的问题覆盖了我过去几周的行 为，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任何可以解释我现状的原因。

“嗯，”霍莉说，“他几个月前曾去以色列出差一次。”

罗伯特医生听到这里，从记事本上抬起了头。

大肠杆菌不仅可以在同种细菌内进行DNA交换，也能与其他革兰氏阴性细菌有机体进行交换。这种交换对我们的环球旅行、抗生素服用和细菌突变导致的疾病都有影响。如果大肠杆菌发现自己的生存环境过于恶 劣，而共存的一些原始生命体比它更适应这个环境的话，它就很有可能从这些细菌中吸收一些DNA来让自己更好地适应环境。

1996年，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新的菌株——肺炎克雷伯菌。它拥有肺炎杆菌的基因密码，其包含的生化酶则可以赋予细菌宿主对抗生素的耐药 性。这种菌株是在一个病人的肠胃里发现的，他死于北卡罗来纳的一家医院。研究者发现，肺炎克雷伯菌极有可能授予其他细菌自身的抗药 性，这种抗药性不是令某种抗生素无效，而是使所有的抗生素都无法发挥作用。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全世界医学界的关注。

如果一种耐抗生素的毒性菌株（那些无毒的细菌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之中）被释放到公众之中，那么这种蔓延将是十分可怕的。一般来 说，一种新的抗生素的药效10年内会衰减至50%，也就是说，到时候人类极有可能会无药可救。

罗伯特医生知道，几个月之前有一名病人被送进医院的时候，身体有严重的细菌感染。医生尝试了各种强力抗生素企图控制他的肺炎杆菌感 染，可这名病人的病情还是持续恶化了。检测结果显示，肺炎杆菌依然在他体内肆虐，抗生素丝毫没有发挥作用。更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则显 示，大肠里的细菌已经通过直接质粒转移的方式获得了他所感染的肺炎克雷伯菌的抗药性。简单来说，他的身体为一种新细菌的诞生提供了一所实验室，这种细菌如果传播出去，很可能成为黑死病那样的灾难。14 世纪，黑死病曾杀死一半的欧洲人。

这个病例发生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索拉斯凯医疗中心，而且就在几个月之前。事实上，那个时间我恰恰也在以色列。作为工作的一部分，我去参加了一个关于超声波脑部手术的全球研究倡议。我抵达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凌晨3点一刻，在找到酒店之后，我突发奇想地想去老城里走一走。我探访了所谓的“最后的晚餐”的遗址，黎明前在漫长的十架苦路上独行。奇怪的是，这次简单的行程十分动人，回来后我还常向霍莉提 起。但那个时候，对于索拉斯凯的那位病人我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他体

内的细菌已经获取了肺炎克雷伯菌的基因。事实上，这位病人在自己体内制造了一组新的大肠杆菌。

有没有可能是我在以色列感染了这种抗药性极强的细菌呢？不太可能。但对于我身体细菌感染的假抗性而言，这未尝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我的医生们开始研究是否就是这种细菌在侵蚀我的大脑。从许多方面而 言，我的病历都将被写入医学史。

第九章 我是谁？

此时，我正在云端。

大朵松软的粉白色云彩，在蓝黑色的天空中飘浮着。

在云层之上极高的地方，一堆堆透明的像魔法球一样闪烁着生命之光的物体在天空中飞过，留下一道道细长的彩色光线。

鸟儿？天使？在述说自己的记忆时，这些词语出现在我的脑中。但这些词语与那些充满生命力的物体完全不同。或者说，我们的星球上从未出现过那样的生命。它们更高级，也更先进。

一阵磅礴又欢愉的声响从上方传来，就像充满荣耀的圣歌。我怀疑正是那些飞翔的生命制造了这种声响。后来我又重新思量，忽然想到这些满是愉悦的生命体在飞行的时候必然会发出这样的声响。因为如果它们不这样释放那些欢乐的话，恐怕它们的躯体无法承受这样饱满的欢乐。这种声响是可以感觉的，甚至可以说是实体的。就像欢乐的雨滴降落在你的身上，却不会将你弄湿。

在我所处的这个世界，听觉与其他感觉并未截然分开。我不仅能听到这些闪耀着光华、视觉上极美的银色生命体，也能看到它们声音中极美的欢愉。在这里，如果你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的话，是没有办法看到或者听到任何东西的，当然，成为这世界的一部分需要一种神秘的方法。从我现在的视角出发，我认为你在那个世界“观看”不到任何东西， 因为“观看”本身将你与被看的东西分割开了。在那里，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同时又与其他个体紧密相连。这就像图案花纹极为复杂的波斯地毯或美丽的蝴蝶翅膀。

一阵温暖的风吹过，就像最美好的夏日中你所体验的那样。风拂过树枝和花朵，就像神圣的水一样流过。这是一阵神圣的微风。它改变了一 切，将我周围的一切变得更美好，更充满生机。

尽管我还是几乎没有地球上所谓的语言功能，但面对这阵微风以及它背后神圣的存在，我开始以无言的形式发问了。

这是什么地方？ 我是谁？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每当我静默地发出一问，答案都会以光、色彩、爱与美好的形式向我涌来。这种涌动的重要性在于，它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强大而轻视了我的问题，而是立即以一种超越语言的思维形式回答了我。但这种思维跟我们地球上的思维形式不同。这种思维既立体又及时，不模糊、不虚幻、不抽象，它是有温度和湿度的，当我接收到这种思维的时候，我可以毫不费力地立刻明白它的含义。而在地球上，我们对于思维的了解和学习则需要很多年。

我继续前行，不知不觉进入了一个无限大的虚空。这里完全黑暗，让人感觉身处无限的空间，又无比地舒适。尽管这里漆黑一片，却同样充盈着光芒。我意识到，光线来自于一个离我很近的灿烂的球体。这个球体是有生命的，而且是有形的，就像那些歌唱的天使一样。

说来也怪，我感觉自己好像子宫里的胎儿一样。胎儿通过胎盘与母体相连，可以在子宫中不自主地浮动。胎盘不仅滋养着胎儿，还为他与看不见的母亲建立了通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母亲”就是上帝：作为造物者的上帝，创造了宇宙及其中一切的万能的上帝。他与我如此接近，就好像我们之间完全没有物理上的距离。与此同时，我又发觉了上帝的巨大，与他相比，我无比渺小。我有时候会用“Om”作为上帝的代名词， 因为我昏迷醒来后，在写作中，最初用过这个名字。“Om”的发音听起来就像我记忆中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给我们无条件大爱的上帝，但任何词语在他面前都显得那么无力。

我意识到，我与上帝之间的广大虚空，是那些陪伴我的球体存在的原因。尽管我无法完全理解，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球体是我与上帝之间的“使者”。他们帮助上帝向我解释发生的一切。

这就好像我在一个更大的世界中出生了，而宇宙本身就像一个巨大无边的子宫。这些球体（它们一定程度上与那个蝴蝶上的女孩儿保持着关 联，或者我应该说是“她们”）要引领我完成整个过程。

后来，回到现世世界之后，我在基督教诗人亨利？沃恩那里找到一个说法，可以更精确地描述这个地方。这个巨大、漆黑的核心，就是神圣本身。

“有人说，在上帝那里，有一种深沉但璀璨的黑暗……”

没错，就是这样。在那里，在黑暗中，充盈着耀眼的光芒。

提问和回答都在继续着。尽管这些都不是以我们知道的语言形式完成 的，但这种“声音”既温暖又私密。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奇怪。它了解人类，也拥有我们拥有的特质，但它们是无穷的、无法估量的。它很了解我，也拥有我与他人打交道时见识到的人性：温暖，慈悲，悲痛……甚至有讽刺和幽默。

借助那些球体，上帝告诉我宇宙不是唯一的，而是有好多个，多到超乎我的想象。但在所有的宇宙中，爱都是唯一的中心。当然，宇宙中也有邪恶的存在，但邪恶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邪恶是必需的，因为没有邪恶就不可能有自由；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进步和成长，我们也就没有机会成为上帝期盼我们成为的样子。尽管在我们的世界里，邪恶有时候看起来拥有着可怕的力量，但从更高的角度来看，爱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最终的胜利肯定只属于爱。

我看到充裕的生命贯穿在不可计数的宇宙中，很多生命都拥有比我们人类更高级的文明。我看到无数更高级的生命轮廓，但了解它们的唯一方式就是加入它们去亲身体验。而对于低级空间的生命而言，则根本无法知道并理解它们。在这些高级空间中也存在着因果关系，但跟地球上的因果不同。我们身处的拥有时间和空间的地球世界，与这些高级的空间紧密而复杂地关联着。换句话说，这些世界并不是与我们完全割裂的， 因为所有的世界都是同一个神圣现实的一部分。

我会用我的余生去消化在那里学到的知识。它们赋予我知识的方式，并不是我们历史课或数学课上的“教导”。所有的洞悉与了解都是直接的， 而不是哄骗与劝诱。所有的知识都储存在当下及永恒的记忆中，不会像普通的信息那样消失，即便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一切。这一切甚至比多年的学校学习中获取的信息更加清晰。

这并不是说我可以简单地接触到那些知识。只是因为我现在回到了地球世界，所以必须通过自己有限的身体和大脑去梳理加工这些。但它的确就在那里，我能非常明确地感受到它。我一直是一个以传统方式皓首穷经、收集知识的人。单是这种更高层级的学习方式，已经足够我用剩下的几十年去观察、消化……

但不幸的是，在地球上，在我的家人和医生看来，我的情况非常不妙。

第十章 我从哪里来？

霍莉发现，当她提到我去以色列的行程后，医生们对我的病情更感兴趣了。但她并不知道，为什么这对我的病情会如此重要。当然，她不知道实情反而是件好事。我如此严重的病情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死亡，已经给了霍莉太多压力。如果她知道我的疾病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黑死病”，那么她的负担只会更重。

同时，更多的朋友和邻居打电话来慰问了。这其中就有我最亲密的家人。

小时候，我特别崇拜我的父亲。他曾在温斯顿-塞勒姆浸信会医疗中心做了20年的执行官。我选择神经外科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其实就是为了紧随他的脚步。尽管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做得像他那么好。

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丛林里的陆军航空队执勤。他曾亲身感受过战争的残酷与无情。他曾经在季风雨降临的夜晚、在几乎无法撑起的帐篷里为伤员手 术。那溽热与潮湿的环境让实施手术的外科医生几乎无法忍受，不得不脱掉外衣只剩内衣。

1942年10月，父亲迎娶了他一生的挚爱贝蒂。这个女孩是他在部队时指挥官的女儿。那个时候，他还在太平洋战场受训。“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成为盟军占领日本的先头部队中的一员。此时，美国已经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作为在日本唯一的随军神经外科医生，他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除了神经外科手术之外，他还要进行耳鼻喉科的治疗。

正因为部队如此需要，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无法离开。新指挥官明示，在战局“更为稳定”之前，不可能允许他回美国。日本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上正式投降几个月之后，父亲终于得到官方允许返回故土。但是他知道，如果指挥官看到这些调令，肯定会想办法撤销。所以，父亲一直等到周末，指挥官离开营地去休养的时候才递交文件，而此时负责的是一位临时指挥官。1945年12月，父亲终于登上了返乡的轮船。此时， 他的很多战友已经回家很久了。

1946年初回家之后，父亲和自己的朋友唐纳德？马特森一起去继续未竟的神经外科学习。他也是我父亲在哈佛医学院的同学，曾在欧洲战场服役。他们在波士顿的布莱根妇幼医院（是哈佛大学的旗舰级医院）受 训，师从弗兰克？D.格拉汉姆博士。格拉汉姆博士是哈维？库欣博士的关门弟子之一，后者被誉为现代神经外科学之父。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像我父亲这样曾在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上锤炼自己技艺的医学精英， 为20世纪后半期的神经外科学制定了新的标准。因为他们在军队里的番号，被称为“3131C”。他们的努力，对包括我在内的后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的父母非常勤恳努力，他们是在大萧条时期成长起来的。大部分时 间，父亲会穿西装、打领带，偶尔也会穿着工作服出现。他总是在7点的时候赶回家吃晚饭，然后返回医院继续为病人们查房。他经常带我们兄弟姐妹中的一个跟他去医院的办公室写家庭作业。对父亲来说，工作和生活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周末的时 候，他经常会让我和姐姐妹妹一起清扫庭院。如果我们告诉他“我们想去看电影”，他会这样回答：“如果你们去看电影的话，这些活就得由别人完成。”他的好胜心很强，甚至在壁球室，他也会将每一次比赛当做“生死之战”看待。在他80多岁的时候，他还在寻找新的对手，而这些人经常会比他年轻几十岁。

他是一个苛刻的父亲，同时也是一个很棒的父亲。他对每个人都很有礼貌。他还会随身携带一个螺丝刀，在医院里查房的时候如果发现松了的螺丝，他都会帮忙紧一紧。他的病人、同事、护士等全医院的人都很喜欢他。不管是为病人动手术，还是帮忙做研究、带新人（对此他有一种特别的激情），或是为《外科神经病学》杂志做编辑工作（他已经坚持了很多年），父亲总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位置和生命规划。即使他在71 岁的高龄退出了手术室，他依然与时俱进地与最新的研究成果保持着联系。2004年父亲去世后，他常年的合作伙伴大卫？凯利医生为他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都会记得亚历山大医生。记得他对医学的专业和热情，记得他的坚持不懈与细致入微，还会记得他的慈悲之心、赤诚之心与精益求精。”这种赞美不会让我觉得惊讶，因为我像其他人一样崇拜他。

很久之前，父母曾告诉我，我是他们领养的。时间过去太久，我已经记不起究竟是什么时候他们告诉我的。不过我记得，他们说见我第一面时就知道我应该是他们的孩子，是他们“选择”了我。他们不是我的生身父母，但他们对我就像对他们的亲骨肉一样。随着年龄渐长，我也知道了更多的细节。1954年4月，在我4个月大的时候他们把我抱回了家。我的生母当时只有16岁，还是个高二学生。1953年底她生下我的时候还没有结婚。我的生父当时也只是个高三学生，根本没有能力抚养我。尽管他们都非常不舍，但还是决定将我送给别人领养。这一切我知道得很早， 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这种自然就像我墨黑的发色、对汉堡的喜爱和对花椰菜的厌恶一样，都是天生的。我非常爱我的养父母， 就像我们本来就血脉相连。他们对我的爱也一样。

我的姐姐简也是被领养的。后来，在收养我5个月后，我母亲怀上了自己的孩子，之后生下了一个女孩儿，也就是我的妹妹贝特斯。5年后， 我们的小妹妹菲利斯也出生了。无论如何，我们几个就像同胞的兄弟姐妹一样。我知道，不管我来自何方，我都是她们的兄弟，她们也都是我的姐妹。我成长的这个家庭，不仅给了我爱，还给了我信任和追求梦想的支持。我高中时就立志成为父亲那样的神经外科医生，这个梦想最终得以实现，也得到了他们的无私支持。

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才开始思考关于领养这件事，或者说才把这件事拿到台面上来。我曾经多次联系北卡罗来纳的儿童之家，想知道我的生母有没有兴趣跟我相认。但北卡罗来纳州对被收养者和亲生父母之间的信息有非常严格的保护，所以即使双方都非常想找到彼此，也是无计可施。在我二十八九岁之后，我就很少考虑这件事了。特别是遇到霍莉之后，我们组建了自己的家庭，这件事更远远地飘出了我的视线。或者说，埋在了我更深的内心里。

1999年，厄本在查尔斯河学校读六年级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关于“家族遗产项目”的活动。那时我们还住在马萨诸塞。他知道我是被领养的，也知道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有着跟他血脉相连的亲戚。但他不知道他们是谁，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个项目给了他一些灵感，也是在那时， 他才发现自己对家族血脉有着这样重的好奇心。

厄本问我能不能找到我的生身父母。我告诉他，自己曾不止一次地联系北卡罗来纳儿童之家，但没有获得什么消息。如果我的生身父母也想联系我的话，儿童之家会让我知道。但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任何反馈。

其实我自己没有多少困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我对厄本说，“这并不意味着我的生母不爱我。而且我相信，如果她看到你，也会爱你。她不想联系我们，是因为她知道我们会有自己的生活，不想打扰到我 们。”

但厄本不想就此放弃。所以，我最后决定再试一次。我给儿童之家一个名叫贝蒂的社工写了信，她之前就帮我寻找过生母。几周后的一个周 五，2000年2月，天空正飘着雪，我和厄本从波士顿开车去缅因州滑雪过周末。路上，我忽然想起应该跟贝蒂打个电话确认一下消息。我用手机拨出号码，她接了电话。

“嗯，事实上，”她说，“我这里还真有了一些消息。你现在是坐着吗？”

实际上，我的确正坐着，不过我没有告诉她我是坐在穿越暴雪的汽车里。

“是这样，亚历山大医生，你的生父生母后来结婚了。”

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猛烈地跳着，我眼前的路忽然变得遥远而不真实起 来。尽管我知道自己的父母曾经很亲密，但我一直觉得，将我送走之 后，他们的人生轨迹或许将不会再重合。忽然之间，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我的生身父母在其他地方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对于这个家 庭，我毫无所知。我也不属于这个家庭。

贝蒂打断了我的思绪：“亚历山大医生，你还在吗？”

“是的，我在。”我慢慢地说。

“还有更多消息……”

我把车停到路边，让贝蒂继续说下去。这让厄本有些困惑。

“你的生父生母还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孩儿和一个男孩儿。我们联系到了你的大妹妹，她说你的小妹两年前去世了。你的父母到现在还在为她难过。”

“所以说……”在很长的停顿后，我问道。这一切太突然了，一时之间我有些发蒙。

“真的很抱歉，亚历山大医生。是的，他们还……不想跟你相认。”

厄本移到了后座上。他知道刚刚有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了，而且那让我很失落。

“怎么啦，爸爸？”我挂掉电话后，他问我。

“没事，”我说，“儿童之家还没有得到确切信息，但还在努力寻找。或许再过一段时间就……”

我的声音越来越小。车窗外，暴雪正洋洋洒洒地下着。我只能看到百码外的树林一直延伸到远方。我重新发动汽车，小心地看了一眼后视镜， 继续往前行驶。

忽然之间，我对自己的看法有了完全的转变。当然，在那通电话之后， 我还是科学家、医生，还是父亲和丈夫。但有史以来第一次，我发现自己是一名孤儿。我是被抛弃的。我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和完整。

在那通电话之前，我从未这样想过。现在，我就像是被人切断了自己的根源。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我失去了一些永远收不回来的东西。但那一瞬间，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这些。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无穷无尽的悲伤淹没了我。这种悲伤让我几近沉沦。在我之前的生命中，我所努力实现的似乎都没什么意义了。

导致这种悲伤的原因把我推进了更深的无望沼泽。之前，我自己也曾遇到过各类问题，比如经济拮据之类的，但我都能很好地处理。在医学院和刚刚成为外科医生的时候，我周围的人都很爱喝酒。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到了1991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期待下班后的畅饮，而且这种期待越来越强烈。我觉得，是时候戒酒了。然而，这不是一件易事。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竟然如此依赖酒精带来的放松。如果没有家人的支 持，我不可能度过戒酒的那段艰难时光。所以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我唯一能责备的就是我自己。为什么我不能选择遗忘，非要去追问呢？这只跟我一部分的过去相关，而且这一切我都无法控制。但不管从哪方面 看，这都影响了我的生活轨迹。

我很纠结，甚至开始对自己拥有的医生、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产生了怀 疑。发现我的异常之后，霍莉为我们安排了婚姻咨询。她隐约知道了一些导致我异常的原因，也允许我沉溺在自怜和悲伤中，不过她还是在竭尽全力地把我拉回正轨。这件事也影响了我的工作。我的父母当然也发现了我的变化。我知道他们会原谅我。但我在职业生涯上的下滑还是让自己感到了切身之痛，而家人只能默默地看着我沉沦。如果我自己不努力，家人对我也无计可施。

最后我发现，这种被遗弃的悲伤还改变了我对信仰的看法。我曾经希 望，宇宙中存在着某种个人化的元素，它拥有的力量，比我努力钻研多年的科学更高级。在一些临床试验中，它扫清了我对这种存在的信任。曾有人告诉我世界上有一种真正爱我们、关心我们的存在，而且我的祈祷可能会被听到甚至得到回应。可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相信这些了。那通暴雪中的电话之后，我的文化所赋予我的对上帝真正的信任，已经完全消失了。

真的有一种力量或智慧在凝视着我们吗？谁是真正爱人类的那个？尽管在多年的医学培训和实践之后，我似乎还隐秘地对这样的问题有着敏锐的兴趣。这无疑让我感到很意外。这种意外，就像之前我从未意识到 的，对于自己的生身父母，我实在有着强烈的兴趣一样。不幸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跟我的生身父母有没有可能重新敞开怀抱接纳我一样。

这个答案就是：没有。

全文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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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赫巴巴的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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