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无家《禅的行囊》

河北赵县柏林禅寺

第四章 无家《禅的行囊》

售票员把我从梦中唤醒时，我们已开出太行山，行驶在一望无际的黄河冲积扇上。这片平坦的冲积平原西起太行，东到渤海，北达北京，南抵洛阳，是华北平原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完全由黄河中的泥沙堆积而成。一百多万年以前，青藏高原的猛烈抬升造就了黄河，从那以后，它每年从黄土高原携带大量泥沙入海，最终填成这块三十九万平方公里的陆地。此时，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只无人看管的消防水龙，它以每年十亿吨的速度向大海喷射黄泥浆。公元前3000年左右，华夏文明就在这稳步扩张的泥浆帝国之中诞生。

车子开进了一家中石油的加油站。穿着蓝色制服的售票员宣布，下车放水的时间到了。我跟着她下了车，外面刮着漫天黄土，加油站看起来如同一部火星电影的外景地，又像是在做梦。我低下头，眯起眼，跟着售票员的黑色高筒靴向洗手间走去。

一个钟头之后，也就是离开五台山八个钟头之后，石家庄到了。我曾经多次乘车穿过这座千万人口的省会城市，却从没想过要在此停留，这次也不例外。石家庄只是我前往赵县柏林寺的必经中转之地，但此时天色已晚，我渴望着回到暖和的房间，洗上一个热水澡。我出了车站，拦下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帮我在河北省博物馆附近找间旅馆。每次路过石家庄，我都会冒出访问省博的念头，但从未付诸行动，这次机会来了。出租车开到了石家庄国际大厦，硕大无朋、装满河北省各种奇珍异宝的博物馆就盘踞在它对面的广场上。

国际大厦是一间四星级酒店，它那满铺着大理石的大堂令人望而却步， 不料价钱却格外公道：二百九十块人民币。房间里甚至还配了台电脑。我试了试上网，没能成功，但好歹也算是见识了四星级的待遇。除了电脑之外，四星级的享受还包括一套细瓷功夫茶具和一只电茶壶。我立刻拿出乌龙茶，为它们找到了用武之地。正在烧水的时候，服务生敲门进来，送了我一盘水果。这种事情在我通常下榻的那些低星级甚至没星级的旅馆里可从来没发生过。

我手端茶杯凭窗眺望，为自己终于逃离尘土飞扬的室外感到欣慰。但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八个小时的长途车貌似让我的后背发生了点故障，我没办法挺直腰杆，只能弓着身子行动，而且必须咬紧牙关才能做到。问题不解决，还是不能踏实的休息。我出了门，下楼向门童打听附近的盲人按摩——这是中国盲人最为擅长的行业，中国的每座城市里都有一条街上汇聚着一群长于此道的盲人，但不幸的是，石家庄的盲人按摩一条街离国际大厦太远了，门童给我推荐了附近一家普通的按摩中心。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穿过大街，向北走了几个街区，看到一块写着“健康洗浴”的招牌。推门进去，五个穿着白色短袖工作服的女人正挤坐在一张橘红色人造革沙发上。我的第一印象是，这里看起来像个妓院。我问她们“有没有按摩”的时候，自己先心虚起来。“当然有”，女人们回答道。真是明知故问，难道她们会说“不，我们这儿没有按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便推说我不想让女孩子给我按摩，便要转身离开。其中一个女人笑了起来，对我说她们不是女孩子。她说话的样子好像这事很可笑，于是我又回过头问价钱。她说按摩一节四十五分钟，十五块钱。我对自己说，这个价钱只可能是按摩，不可能是别的。给我报价的女人掀开一块白色门帘，把我带进房间，里面是四张铺着白色床单的按摩 床。我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掏空口袋里的东西放在旁边的板凳上，然后脱鞋上床趴下。我向按摩女简单报告了后背肌肉痉挛的病情，接着她便投入了工作。

我们聊了几句。她的口音听起来与众不同，不像普通话那么硬。她说她的家乡是靠近朝鲜边境的一个小城。我问她为什么到石家庄来，她不肯说。按摩女的按摩手法极其娴熟，她看起来将近四十岁，绝不像刚入行的新手。她说做这行已经七年了。我开始琢磨，七年前她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让她走上另一条谋生之路？最先想到的是婚姻失败：她和老公一起来石家庄打工，离婚，于是不愿意再回家乡。但这也太烂俗了。我又突发奇想：会不会是牢狱之灾？那也太惨了点。而且她看起来性格开朗，不像是有过那种经历的人。我又重新回到婚姻失败的小事故上，继续推演着。

终于，按摩女打破沉默，把我从胡思乱想中解救出来。她问我是哪儿人。我本以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但看来并非如此。当我告诉她我是美国人时，她十分激动，立刻把她的四个同事都叫了进来，让她们猜我的身份。她们全都说“新疆人”。我再一次被误认为维族人，这都是那把大胡子的功劳。按摩女得意地笑起来，说她们都猜错了，我是美国人。她们不肯相信，直到最后付钱时，我拿出护照给她们看过方才信了。这家按摩中心离国际大厦咫尺之遥，我以为肯定曾有其他外籍人士光顾过， 但她们说我是头一个。她们还特别留意了我的出生日期，然后说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十五岁。听了这话，再加上刚才的按摩，我感觉浑身骨头大轻。弯着腰进来，挺直着出去，老夫焕然回到了四十五岁。

出门之际，我请按摩女推荐一个吃饭的地方。她跟我一起走到门外，隆重推荐了按摩中心隔壁的饭馆。那儿看上去挺干净，还铺着地砖——根据以往的经验，这说明饭馆很靠谱。它看起来像是家新装修的餐厅，以前可能只是个面馆，而现在则供应各种炒菜。屋里放着五张橘红色桌面的饭桌，一对年轻人占用了其中一张，一个小姑娘坐在另外一张前面做作业。小姑娘的母亲就是饭馆的老板娘，她站在柜台后面。我挑了张桌子坐下，她拿来了菜单。

我已经不知道如何在中国饭馆里点菜了。哪怕是街边的小吃店，也能拿出一本密密麻麻好几页的菜单，所有的菜名都让人眼花缭乱，只有熟客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实在懒得一道道菜问过去，就让老板娘建议几款。她推荐了一道煎蘑菇和一个青椒腐竹。听上去不赖。

老板娘下单去了，她女儿走过来，自我介绍说，她今年十岁，已经开始学英语了。她的词汇量还不足以向我发问，但并不因此胆怯。她用中文问我从哪儿来，在中国干什么……几乎什么都问到了。看得出来她是真的对我感兴趣。我很享受这样的谈话，巴不得饭菜慢点上。可惜事与愿违，我的菜很快端了上来，小姑娘也乖乖地回去继续写作业了。

老板娘的推荐棒极了，尤其是煎蘑菇。我向老板娘致敬，而她则向我传授了秘诀：她用的是特别适合油煎的双孢菇，而不是香菇。一盘煎蘑菇、一盘青椒腐竹，加上一碗米饭，一共十五块人民币，跟按摩的价钱一样。

已经节约了一晚上，现在该奢侈一把了。在国际大厦楼下，我走进一家哈根达斯，挥霍掉当日预算中省吃俭用出的二十八元人民币，换来一个抹茶口味的冰激凌球。我一面享受着这豪华的自我犒赏，一面恭喜自己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从五台山来到此地。我的腰板挺得很直。接下来的热水澡和我想象的一样热气腾腾。更有甚者，我终于又能洗衣服了。我是个快乐的旅行者。

次日醒来我依然快乐，腰板依然挺直。我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感到幸运：这个时代的朝圣之路上，有按摩，有热水澡，甚至还有冰激凌球。喝完例行公事的早咖啡，又在马桶上写了日记——旅行者的一日之计全在其中了——我下了楼，穿过大街和广场，来到期待已久的河北省博物馆。

广场中间，一群系着红腰带、挥舞着红绸子的人正整齐有致地扭着秧 歌，旁边还有一个人敲着一面大鼓为他们伴奏。中国各地的城市广场上都活跃着这样一批人，他们除了扭秧歌，还跳交谊舞，曾经活跃一时的各种气功反倒日渐式微了。不过，与气功类似的太极拳如今还有市场。此刻，博物馆广场上的秧歌队旁边就有两群打太极的人，其中一群看起来敷衍潦草，另一群则气定神闲，一招一式慢得简直让人难以卒睹。

博物馆建筑是典型的苏联风格，类似的建筑盘踞在中国的每一个省会城市中心。它们体量巨大，充满压迫感，设计者的意图显然是要令外来者心中产生这样的印象：房子里面装着很重要的东西，闲人勿扰。就此而言，这是非常成功的设计——博物馆里除了保安和我之外就再没别人 了。我在各地旅行时曾经一再碰到这样的情况：我想看的那座石碑、造像或是石棺已经被文物部门移送至省博物馆保存起来，看来今天终于可以一睹为快了。

很不幸，我的期待落空了。河北省博的底层被“今日河北”所占据：这里展出着从摩托车到拖拉机，从化纤到电器的所有事物。我把它们抛在身后，径直向二楼的“古代河北”走去。看得出来，这里也是经过精心布展的，但这仍然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省级博物馆。要知道，河北处在中国古代世界的核心地区，紧挨着那个巨大的喷射黄色泥浆的水龙头。而它的省级博物馆就只有这点东西？出门的时候，保安为我解惑：所有我想看的东西都在库房里藏着，要等到若干年后新博物馆建成才会展出。原来相见恨早。

回到酒店，正式与四星级享受作别。退了房，重新回到火星般的天空 下，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再去做一次按摩，最后还是决定赶路要紧。天气已经比前几天暖和了，但天空完全被黄土笼罩。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华北的三月，我本以为漫天沙尘只是暂时的气候现象，但事实上，一直到我几天之后离开黄河冲积扇，进入洛阳地界，才彻底告别了黄色的天空。

我从国际大厦楼下打车去汽车南站。五分钟之后，上了一辆去赵县的公交车。赵县在东南方向，距离石家庄只有四十公里。我热爱中国的公交系统，它能把你带到任何地方。当然，这是因为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但不管怎样，它是我喜欢在中国旅行的原因之一。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如今每个人都想买辆车。另外，原来那些自行车怎么都不见了？幸好公交车还在，而且比以前更多了，公路也修得更多更好了。从国际大厦出发后不到一个小时，我已经进了柏林寺的山门，沿着东廊向客堂走去——要想在寺院挂单，必先去客堂报到。

赵州禅师（778-897），法号从谂，祖籍山东临淄，出生地曹州（今山东菏泽牡丹区曹州牡丹园一带），禅宗大师，幼年出家于扈通院（今禅香寺），得法于南泉普愿禅师，禅宗六祖惠能大师后的第四代传人。弘法传禅达40年，僧俗共仰，为丛林模范，人称“赵州古佛”。

唐大中十一年（857），八十高龄的从谂禅师行脚至赵州，受信众敦请驻锡观音院，其证悟渊深、年高德劭，享誉南北禅林并称“南有雪峰，北有赵州”，“赵州眼光烁破天下”。

赵州禅师住世120年，圆寂后，寺内建塔供奉衣钵和舍利，谥号“真际禅师”

公元857年，赵州从谂禅师创建了柏林禅寺。赵州禅师的师公，是著名的马祖道一，他是第一个将各种语言之外的教法引入禅宗的人：吆喝、拧鼻子、扇耳光，这些都是他最喜欢的方式。赵州禅师同样避免用语言直接开导弟子，但他的风格要温和得多。对于弟子们的提问，他最常用的回答是：吃茶去。

我进了客堂，正好看见方丈明海在跟一个僧人讲话，他也看见了我。我们互相挥手致意。我们每次见面都用这种方式打招呼，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我走过去寒暄，简单聊了两句。一个星期以前，来柏林寺参加般若法会的时候，我们没找到机会交谈，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他依然没有时间，他要去北京开会，即刻就要动身。我们刚见面就说再见了。

明海把我托付给了一个名叫崇度的高个子年轻和尚。我请他帮忙约见寺院里的几位资深僧侣，最好从典座（负责大众斋食者）开始。我们交换了手机号码，崇度带着我去了寺院西侧供居士住宿的云水楼，让一位姓刘的女居士安排我住宿。刘居士在云水楼已经服务了十二年。

柏林寺曾在民国年间毁于洪水，劫余的两座大殿又在“文革”期间被拆毁。1983年，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在废墟上建起了校舍，到了1988年，净慧开始推动河北省的佛教复兴，柏林寺的基址又重新回到僧人手中。净慧住持柏林寺期间，重建起一片规模宏大但并不奢华的寺院，常住僧人在一百到二百名之间，由此跻身全中国最大的佛寺之列。

如今你在中国旅行，根本无法想象，中国的寺院生活曾在几十年前的“文革”中几乎绝迹。寺院和僧侣现在俯拾皆是，几乎每座城镇、每个山谷里都至少有一座寺院。古代汉语里，“寺”的原义是指官方机构，比如掌管皇家侍卫的光禄寺，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寺，等等。公元67年， 第一批来到中国的僧人就被安置在负责接待外来使节的鸿胪寺里。

那时候，外国人是不许在中国的城市中过夜的，因此，鸿胪寺设在城门外。当来华的僧人数量越来越多，原来的政府机构便搬到了别处，它原来所在的位置则留给了僧人们，并被改称为“白马寺”，用以纪念那些随僧侣而来的驮运经书的马匹。就这样，原本与佛教毫无关系的“寺”字， 从此被用来指称佛教的道场。

当第一批寺院在都城洛阳出现之后，更多寺院开始随着外国商旅的足迹崛起于中国各地，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亲近佛法，进而催生出越来越多的寺院。和印度一样，这些早期的中国寺院是佛教的僧伽——也就是僧侣团体——跳出三界红尘之后居住的地方，他们在此专注于冥想修行、钻研佛经、举行仪式，以及教导他人。

与印度不同的是，居住在寺院里的中国僧侣并不依赖托钵乞食过活。中国人向来对乞讨者缺乏敬意，因而僧人们只能依靠在家信众的布施供 养。这些信众既包括了和他们一起从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中亚商人，也包括他们在中国的生意伙伴，因而获取足够的供养不成问题。汉代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更成了许多统治者偏爱的宗教信仰，僧侣的生计越发不用愁了。

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佛教寺院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中国。但这些并不是禅宗寺院。禅在此时尚未来到中国。这一时期的寺院生活都是仰赖他 人，而非自给自足的。中国的第一所禅宗寺院要到七世纪初才由禅宗的第四代祖师道信和尚开创出来。而一直到了八世纪末，百丈怀海禅师才将禅寺的生活方式最终确立为系统化的制度，并一直沿用至今。

百丈禅师创立的制度被称为“清规”。与别处的和早先时代的寺院不同，《百丈清规》明确规定僧人必须集体生活，并参加集体劳动以实现自 给。清规甚至规定僧人必须和普通农民一样为自己的收成纳税。有人将其总结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信条。尽管柏林寺与中国所有其他寺院一样，现在都失去了可供耕种的土地，但在其他方面，它仍然遵循着百丈禅师建立的集体生活与修行的禅林制度。要想一窥禅宗寺院的生活方式，柏林寺是当然之选。

刘居士领着我穿过一道拱门，门上的书法题刻提示我，过了这道门，就是“红尘不到”的清净世界了。然而它并不能阻挡来自蒙古的“黄尘”，刚过中午，天色已经因为沙尘遮蔽而变得如傍晚一般。沿着西厢的长廊， 我们来到一个三人间，刘居士请我自己选一张床。她走开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给我带来两只装满热水的暖瓶，还有一盏台灯——崇度跟她交代过，我有时候需要写点东西。

看见热水，我想起自己的咖啡存货已经用光了。幸好附近的商店就有的卖。我走出寺院的山门，对面是一方荒草丛生的广场，周围挤满了各种小商铺，广场尽头是一家百货商店。在一间贩卖佛教用品的商店门前， 端坐着三尊巨大的木雕佛像，每尊有近四米高，雕工相当不错。佛像素面朝天，尚未敷彩妆金，能看出它们伟岸的身躯是由数十块粗大的樟木和杉木料拼接而成的。大概要等到佛像有了买家，或者运到佛殿里安置好之后，才会最后决定彩绘的风格。我走进店铺，向店家询价。她说三尊佛像一共一万五千元，店里负责送货，全球可达。可惜我家没有这么大的客厅，但我仍然要了一张店家的名片，以备不时之需——说不准将来认识什么人，坐拥华屋高阁，又恰好想请几尊特大号的佛像供在厅堂里呢。

我走到广场尽头，进了那家百货商店，掀开用来挡土的厚重塑料门帘， 惊讶地发现商店里一片漆黑。所有的灯都关着。门口负责存包的女人告诉我，现在正全城停电。扫描条码的机器没法用了，收银员也不知道商品的价格，而知道价格的营业员则散布在商场深处，双方的通讯基本靠喊。除了此起彼伏的叫喊声，百货商店还算是正常营业，而且看起来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我补充了咖啡存货（搭配白色粉末状“伴侣”的小袋速溶咖啡），又顺手买了一包巧克力杏仁饼干。回到云水楼，大快朵颐之后，我躺下睡了个长长的午觉。可能是五台山之行把我累着了，也或许是身体又要出故障了。

终于醒来之后，我出门去找崇度。他说已经安排好我和典座见面，地点就在客堂里。我已经来过柏林寺许多次，但只有这次是带着明确的目的而来：我想要了解禅宗寺院如何运转，怎样帮助僧人们修行。我曾经无数次接受寺院的款待，体验寺院生活的诸多方面，但从没想过去了解它的运行机制。对我而言，它始终是个谜。

对寺院好奇的不止我一个。前往客堂的路上，我遇上了好几批游客，他们由居士领着参观，并被告知寺院里的各种规矩。对于佛教徒而言，这一切开始于公元前432年释迦牟尼证得无上菩提的那一刻。在那之后， 他的身边聚集起一批信徒，他们形成了最早的僧伽——在梵语中，僧伽的意思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走到一起的人们。早期僧伽的共同目的是涅， 到了后来，这一目的转变成证悟。但不管是涅还是觉悟，都意味着要从无尽的生死轮回之苦中解脱出来。

佛祖成道后，曾往来于印度次大陆的诸多小邦国之间传法。他的追随者越来越多，常有虔敬的信徒远道而来，请求世尊前往他们的家乡为大众说法。舍卫国中的长者须达多就是这样一位信徒，他为了让佛祖来此居停，便打算寻觅一所庄严堂舍。他寻思：“今此何处，有不近不远，行来游观，其地平博，昼无众闹，夜无音声，无有蚊虻蝇蜂毒螫之属，我当买之为佛故立僧伽蓝。”（《四分律·卷第五十》）后来，他买下了祗陀太子的花园，送给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居住，这便是著名的祗树给孤独园，又称祗园精舍。类似的“精舍”慢慢多了起来，其中有些精舍逐渐成为佛教僧伽常年居住的场所。到了佛陀圆寂的时候，在一些重要的精舍中已经住有上百名僧侣，成为永久性的寺院。佛教徒的集体生活就是从那时开始发端的。僧人们仍然会到各地云游，但不论走到哪里，他们总是栖止在寺院之中。

许多宗教在其早期历史上都经过类似的发展轨迹，从一开始的个体探 索，逐渐转向同道互助。佛陀住世期间曾教诲弟子，修行解脱之道在 于“戒定慧”三学，也就是说，解脱来自智慧的培养和领悟，智慧须从定心中求得，而定心则依赖持戒守律——日常生活中一切行止都应遵循戒律的约束。

佛陀示寂之前，弟子们向他问求最后的教诲。在这最后的时刻，他并未提到定与慧，却特别提醒弟子们应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也就是他在住世传法的四十九年里制定出的一整套行为准则——除此之外， 其他的事情就要靠弟子们自己了。戒律的确是一切的前提：只有依戒行止，才有可能在集体生活中和谐共处，然后才谈得上抛却烦恼，养心修定，最终走上领悟和解脱之道。

美国佛教学者尉迟酣(HolmesWelch)曾如此评价中国寺院的共住生活：“其原意乃欲创造一个模范的社会，使整个世界可以模仿。这样， 即有一切‘理想国’之感应。其理想真是引人，其实现亦甚惊人，而其失败之处，则需同情的了解。”（译文引自尉迟酣著《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包可华译本）。

即便是理想国里的人也得吃饭。我一直觉得，在任何一个集体里，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的厨房。这大概是我的一家之见。正因如此，我约见的第一位资深僧侣就是柏林寺的典座。他的法名叫明清，四十岁上下，身材偏瘦，正在客堂里等着我。我开玩笑说是不是搞错了，掌管斋食的和尚怎么可能这么瘦。明清笑了起来，回答说主要是因为太忙，没时间“以权谋私”。

每天早晨，司厨诸僧和其他僧人一样四点半起床。但他们并不参加五点钟开始的早课，而是前往大寮（厨房）准备早饭。早饭结束后，他们通常在七点钟左右收拾清理完毕，然后休息两个钟头，九点钟开始准备午饭。午饭后再休息两个钟头，下午三点做晚饭，四点半开饭，六点钟结束一天的工作。有的司厨僧人这时会回自己的房间修行或者处理私事， 其他人则到禅堂加入晚间的打坐。

一般情况下，柏林寺常住的僧人和居士总数在二百人左右。相应地，厨房里有五六名司厨的僧人，以及相同数量的俗众帮工。遇到佛教节日（每年会有五六次），寺院里用斋的人数会暴涨至两千人甚至更多，而这时大寮里的人手则要增加一倍。下厨的俗众是领工资的工人，僧人则由知客负责指派，几个月换一次。当然，如果有当值结束的僧人愿意继续留在大寮，可以自便。明清就是这样留下来的，他已经当了三年典 座。他说，这份差事令他学会了谦卑和自我控制，因为大寮里经常会乱作一团。这里不仅是他的工作地，也是修行地，是修炼心灵和服务僧伽合二为一的场所。向我介绍他的工作职责时，明清不停地强调这一点。

喝了杯茶之后，明清带我去了大寮。我参观了两个和尚做馒头的过程， 旁边还有两名俗众在一口比我家整个锅台还要大的大铁锅里煮汤。我们去的时候，下午的两小时休息时间刚结束，大寮里的活计还没开始忙起来。真正的做饭时间只是开饭前的十五到二十分钟，而准备工作则需要耗用一个多小时。

除了大寮的运作，典座还要负责决定大众的食谱。在过去，典座还掌管寺院名下的农田、果园，甚至花圃。而如今的柏林寺坐落在一座小城市里，它已经失去了所有可用来耕作的土地，因此食物原料都购自当地的批发商，或者来源于居士们的供养。有些居士就愿意供养米、面、植物油以及各种干货。

我问明清如何决定每日食谱，是不是有本菜谱什么的可以参照。他说没有，全靠自己想办法。大多数时候，大寮只是做些常见的饭菜，但有时也会实验一些新的配方，从中不断总结。反正所有的饭菜都是素斋，所以即使是实验失败也差不到哪儿去。自从中国的佛教徒放弃了印度的乞食传统，转而在饮食方面自力更生之后，他们就开始避免吃肉、蛋，以及那些具有催情作用的食物如洋葱、蒜和番茄，等等。对于番茄，僧人们其实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每次看到碗里出现一片红色的东西，我都会心一笑，那一定是某个叛逆的典座所为。

大寮的墙上，俯瞰那口巨型大铁锅和砧板的地方有一个佛龛，里面供着一尊蓝皮肤、红头发的小佛像，他就是监斋菩萨。佛龛旁边贴着张白 纸，上面写着大寮和斋堂的规约，提醒僧众须遵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清规，不得擅入大寮取食，不得在斋堂之外的地方，比如自己的房间里用斋，等等。居士自备的点心当然不在此列。不过后来我曾偶然经过大寮，看见几名六七十岁的老和尚进去盛了食物，带回房间去吃。如果问起来，他们大概会说那不是饭，而是“药”吧。

从大寮出来，明清带我来到一个大门敞开的房间，这是寺院里的茶水 间。在房间的尽头，放着两个巨型锅炉，每个都能装大约两吨水。从 前，烧开水用的是木柴或者煤，而现在则是用电。一根水管连接着锅炉和沿墙而立的一排水龙头，下方是用水泥砌成的水槽。柏林寺的僧人和住客每天都会拎着暖瓶到这里来打开水。每个锅炉上都装着温度计，便于人们掌握水温。

柏林寺大寮

接下来是斋堂。和所有的斋堂一样，它极为宽敞，有十米宽，五十米长，一条中央走道将房间分成左右两半。走道的尽头供奉着一尊观音菩萨像，在佛坛下方放着一套桌椅，那是方丈用斋的地方。走道两旁成排的长凳和餐桌则是留给其他人的。

僧俗大众入座就餐也有规矩：前排左右两侧都是众比丘的位置，后排右侧供优婆塞（男性居士）就座，比丘尼和优婆夷（女性居士）则须坐在后排左侧。中国寺院的斋堂大都如此安排，因为传统观念中左为阴，右为阳。据明清说，柏林寺的斋堂可供四百人同时用斋。除此之外，隔壁还有两处小型斋堂，可以容纳一百人，主要是为重要的客人所开辟的。当柏林寺举办重要法会，来宾多达两三千人的时候，人们就只好轮流用斋，每十五到二十分钟一轮。

在古代印度，佛教徒遵循“日中一食，过午不食”的传统。然而中国的气候比印度更为寒冷，需要更多的食物补充热量，因此中国的寺院除了午斋之外还有早饭，有的地方甚至还供应晚斋。为了符合“过午不食”的训诫，他们把晚饭称为“药石”，通常是午斋时留下的剩饭菜。我注意到， 大多数年轻和尚都省去了这一顿。

晚饭时间快到了。我谢过明清的耐心讲解，出了斋堂，到寺院外面找了家简陋无比的网吧，上网查过邮件，回来时正好赶上晚饭。按照寺院的规矩，我在斋堂后排右侧的长凳上找了个座位，与男性居士和俗众帮工们坐在一起。整个斋堂大约有二十排长凳，每条长凳上能坐十个人。长条形的餐桌上，每个人面前放着一双筷子和两只碗。念过供养词之后， 八名僧人开始拎着饭桶为大众盛饭，一只碗装米饭，另一只盛菜。还有一名僧人负责给每个人分发馒头。快要吃完的时候，又有一名僧人走了过来，分给每个人一枚苹果。用斋期间是禁止交谈的，然而几名俗众帮工还是忍不住交头接耳起来。巡视斋堂的僧人很快发现了，快步走过来制止了他们。

早午两次用斋期间，每个俗众都必须等到僧人全部斋毕，排队集体退出后才能离开。晚饭则没有那么严格，因为它并不算真正的“斋饭”，所以任何人吃好了随时可以走。我起身离开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居士也站了起来，跟我一起出了斋堂，没做任何试探便立刻跟我聊了起来。

我们正在寺院里边走边聊，一名僧人走了过来，自我介绍说他叫明影， 是设在柏林寺内的河北省佛学院的教务长。他请我们到学院的接待室坐一会儿，一起喝杯茶。他的邀请令人无法拒绝，于是我们一起去了佛学院。明影拿出一罐台湾高山乌龙，开始为我们沏功夫茶：在一只紫砂茶壶里装上三分之一壶茶叶，浇上开水，然后立刻倒掉——第一泡是用来洗茶和“醒茶”的。开水再一次倒进紫砂壶，泡上二十秒钟，便被斟进茶盘上的四个小茶碗里。除了教务长、居士和我，还有一名佛学院的学生加入了茶会。

明影介绍说，佛学院里有六十几名学员，他们修习各种佛学课程，这些课程的修习时间长短不一，从三年到六年都有。最近几年，中国各地开办了十几所类似的佛学院，佛学院希望出家的僧尼都能进入学院学习一段时间。当然这不是必须的，只是一种建议，因为有些僧尼会觉得学识不够，而另一些则可能对此不感兴趣。钻研佛经也是通向解脱的重要门径之一，即便是不太重视文字的禅宗大师们，讲法开示时也常常会引经据典。我没有继续追问佛学院都有哪些课程，着重讲哪几部经典，因为我已经明确感觉到自己要病倒了。喝下第一杯茶之后，我站起身来，向我的茶友们道声晚安，便告辞了。

第二天醒来，我觉得自己仿佛迎面被人给了一拳，鼻子完全失去了知 觉。它整夜不停地流着清鼻涕，我几乎没怎么睡着，直到天快亮才终于昏沉睡去。八点钟的时候，崇度的电话把我从梦中唤醒。离开北京之前买了这部手机现在看来是明智之举——有了它，我就可以躺在被窝里跟人说话了。但它的优越性也仅此而已。崇度问我是否有时间和柏林寺的僧值见面。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和僧值见面是我要求的。我赶紧穿好衣服，强行把自己拖出被窝，穿过寺院来到客堂。明一已经在等我了。

寺院里掌管客堂的职位主要有两种：僧值和知客。在担任僧值之前，明一也做过知客。由于前任僧值突然离开，他才接任了僧值的职位。正常情况下，僧值的正式任命仪式要在农历正月十五或者七月十五举行。但对于明一这种临时突发的情况，只好一切从权。

寒暄过后，我们分别落座。明一为我倒了杯茶。他看起来三十五六岁， 长着满月一般的圆脸。去年刚从湖北黄梅的四祖寺迁来柏林寺。四祖寺的方丈正是负责重修柏林寺的净慧。柏林寺竣工之后，净慧把方丈之位传给了弟子明海。由于两座寺院之间有这层师徒关系，所以僧人们经常在两寺之间走动。柏林寺有许多“明”字辈的僧人，他们都是净慧的弟 子。师承关系在中国佛教界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它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意义。僧人如果外出挂单，无论是暂住还是常住，都会被问及他们师父的来历。

明一开始向我介绍客堂的工作内容——这里并不仅仅负责接待访客，寺院里的一切活动都与它有关。僧值则相当于寺院里的警察。他负责维护寺院的秩序，确保寺院的一切活动合乎戒律的要求。每次法会仪式之 前，他要负责检查场地，照管与会的僧俗大众。不仅仅是对法会负有责任，寺院中进行的一切集体活动，包括用斋，僧值都负有纠察的职责。

如果发现有人触犯戒律，他有责任敦促犯戒者改正。如果犯戒者属于累犯，并且不思悔改，僧值有权不经过方丈同意就将其逐出寺院。明一每天必须四处巡查，确保寺院各处都合乎清规戒律。我问他寺院的规矩是谁定的，他回答说范本来自九世纪的《百丈清规》，但在此基础上已经有多次修改。每个寺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在清规上增减条目。

在明一看来，现如今最好的清规制度是虚云老和尚为江西云居山真如寺订立的规约。真如寺是虚云住持的最后一座寺院，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直到圆寂。虚云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推动了禅宗在近代中国的复兴，他在真如寺制订的规约受到所有人的推崇。不幸的是，它从来没有发表过。（已收入2009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虚云和尚全集》。——译者注）明一在真如寺打过禅七，当时曾试图抽空抄写一份，但最终没能如愿。他告诉我，真如寺也好，其他禅宗寺院也好，订立规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修行能有良好的环境。它并不仅仅是一套约束行为的规矩。

我问明一，僧值的工作是否会影响到他个人的修行？他是否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禅堂打坐？明一回答说，作为一名僧侣，他还在学习阶段，并不适合花太多的时间去打坐。他觉得应当首先学习做一名合格的僧人。在这一点上，他和我见过的许多年轻僧人都有类似之处。他们对自己目前的状态很满意——首先是能进入寺院，服务于僧伽，其次是找到了受人尊敬的僧人做自己的师父。他们并不急于展开修行。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明一对我说。当天午斋时分，我在斋堂再一次见到了他。他在座位间巡视着，与其说是在寻找违规的僧人，不如说是让众人意识到他的存在，同时自己默默修行。

午斋过后，我再次来到客堂。这次约见的是库头（寺院物品出纳的负责人）明吉。他已年近七十，瘦小结实，待人极其友善。他是保定人，出家后便一直住在柏林寺。与这里其他担任要职的僧侣不同的是，明吉从没上过大学，他甚至连小学都没毕业，但他的能力毋庸置疑。明吉是个万事通，而且精力充沛。他带我参观了他位于斋堂楼上的房间。屋里放着一张行军床，床的四角支起蚊帐；一张宽大的桌子上放着一个花瓶，里面是一束塑料花；一个小衣橱装着他仅有的几件衣服和少量私人物品。他的房间门外放着一个杂物箱，那是库房收留的流浪猫睡觉的地方。

二楼的其他房间里堆满了寺院日常所需的各种物资。未经方丈或库头的批准，其他人不得擅入和私自取用这里的任何东西。但有一个房间是例外，那里面装着大量旧衣服，任何人随时需要都可以进来挑选一番。虽然有如此众多的物资需要看管，明吉却只有一个助手。不过，他说，如果有大批物资需要装卸，他可以随时调用寺院里的其他僧人，尤其是刚入门的沙弥。

明吉一边带我参观，一边向我打听美国的佛教。美国有寺院么？它们都什么样？什么样的人会去学佛？他们的修行跟这儿有什么不一样？我一一回答了他的问题：美国还真有几座寺院，但大多数寺院更像是培训机构，寺里的僧尼并不按寺院的规约共住，而是各自住在世俗环境中。对佛教感兴趣的美国人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也做法事，修禅，但他们的行止更像是在家居士而不是出家的僧侣，他们和其他的美国人一样需要为两性关系和养家糊口这样的俗事操心。明吉点着头，但看起来不像是听懂了，而更像是为自己提出的问题得到了回答而感到满意。

在第一间库房的门口，供着一尊二臂大黑天菩萨像，他一只手挥舞着短棒，另一只手擎着口袋，两脚分别踏在金银锭上，象征着他负有看管寺院财产的职责。明吉领着我穿过拥挤的库房走廊，一路上到处堆着日常用品，桌椅板凳，装满僧服、毯子和成匹布料的橱柜，库房猫在我们脚下房间倏忽来去。库房里还存放着大批供夏季使用的电风扇和蚊帐，还有灯笼，暖瓶。

看起来柏林寺已经应有尽有了。但明吉跟我说起，寺院的缝纫机还不尽如人意。他们新买的缝纫机不如以前的好用，而以前那些已经没法用 了。他希望我能帮他搞一台新的锁边机。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直接去买一台，他毕竟是库房总管。当年我在军队的时候，掌管补给的人永远是实权派，在营级单位中，他的权力仅次于军士长。但明吉可能太害羞 了，我估计他在面对其他上过大学的高层僧侣时也许会感到一丝胆怯。我女儿也许帮得上忙，我告诉明吉，她正在学服装设计，应该知道该买什么样的，我会帮他问问。他提议说要二十六号的。天知道是什么意思。

当天吃晚饭的时候，他拽住我的袖子说还是算了，反正他也买不起。我依旧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自己出钱买锁边机，为什么不让寺院里报销。但他看起来很惭愧，也许是后悔不该向我这个老外求助，于是我答应了他，并决定找机会向明海方丈问问这事。

饭后，我再一次来到客堂，希望能碰上一名知客。运气不错，一进门， 我就看到大知客利生正在和另一名僧人谈话。他请我入座，问我要不要来杯茶。我一边吃着晚饭时发的苹果，一边说不用了。任何人想要投奔寺院，必先上客堂报到。此处是寺院与外界联系的桥梁，而守护这座桥梁的人就是知客。利生位列柏林寺众知客之首，他来自福州，年纪三十岁左右，少年时便已出家，在柏林寺担任知客已经五年。

他似乎很清楚我来访的目的，没等我发问，就自动解说起来。作为大知客，寺院生活的大事小情整体上都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但柏林寺是事务繁多的大丛林，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他的手下还有三名知客：一名负责接待诸如政府官员和大施主之类的重要访客，一名负责管理寺院内务，还有一名负责维护寺院的基础设施，包括上下水、电线电路，等等。如果遇上举行重大活动，他们还会有指定的助手帮忙。

除了指导和管理其他三名知客的工作，利生还负责与所有打算来此挂单的僧人面谈。通常，行脚僧到寺院挂单，第一步便是到客堂问询，按过去的老规矩，此时他必须将自己的行李留在大门外，因为未经允许就把行李搬进客堂是无礼的。但如今进出寺院的闲杂人等很多，这条规矩只能从权，以免行脚僧的行李无故丢失。

进了客堂，拜过佛坛之后，行脚僧就坐在一旁的长凳上，等着大知客与他面谈。大知客通常都在别处忙碌，行脚僧必须耐心等待。等到他终于出现，他会先要求查看行脚僧的身份证，然后查看佛教协会颁发的戒牒。他可能还会问几个问题，以便确认来访者的身份。如果大知客怀疑行脚僧的身份或这名行脚僧的其他任何方面有问题，便会请他离开，并且不得上诉。但如果一应细节都正常无误，而云水楼仍有空余名额，他就会妥善安排行脚僧住下。

利生告诉我，在其他寺院，有的时候挂单的行脚僧只能住十几个人一间的宿处，而柏林寺全是两人间或三人间。如果行脚僧打算在此常住，利生还会跟他做一次更详细的面谈，毕竟，应允为一个人长期提供饮食住宿绝不是小事。在这次面谈里，利生会对行脚僧的背景和性格做更深入的了解，以便判断他是否能融入僧伽。面谈的结果如果不令人满意，行脚僧就得在当日离开寺院。在柏林寺这样的大丛林，比丘尼也被允许挂单，但不得超过三日，除非她们是来参加超过三天的重要法会。

客堂同时也是面向居士和俗众的接待中心。如果他们要向寺院布施，或者请僧人做法事，都会来此办理。做法事是许多寺院的收入来源——刚说到这儿，利生的手机响了。他站起身来，准备离开，寺院里的某个地方有事情需要他立即去处理。走之前他问我还想见谁。我说我想跟维那（禅堂的执事）聊聊。就在我第一百次掏出纸巾擤鼻涕的时候，利生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然后对我说，维那将会在禅堂门口等我。

禅堂是谢绝访客参观的禁地，但我知道它在哪儿，因为每次去见明海方丈的时候都要从它的门前经过。我走进禅堂所在的院落，抬头看见门楣上悬着一块匾，上写三个大字：无门关。维那就在匾额下站着。他是个内向的人，自我介绍极其简单，除了告诉我他名叫常辉，再没说别的。和柏林寺大多数的高层僧侣一样，常辉也是四十多岁年纪。这个年龄段的僧人获得提拔，成为寺院尼庵的中坚力量，是最近几年中国各地的普遍趋势。当然，这一趋势背后还有另外一层原因：由于“文革”期间佛教活动受到冲击，比他们年长一辈的僧侣，也就是如今应该在五六十岁的那一拨人数极少，有一个明显的断层。

常辉告诉我，维那的职责所在不仅是禅堂执事，还包括寺院中所有的佛堂。他除了要维护各殿堂的日常秩序，还须负责把各处的规矩教给刚入门的新手。这些规矩由来已久，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发展而 成，因而非常复杂，单是掌握最基本的部分也要花费数月。他说，柏林寺的禅堂规约，大体上遵循了由本焕禅师在广州光孝寺，以及虚云、一诚两位长老在云居山真如寺发展出的体系。

我和本焕禅师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交谈。每次我在广州见到他，他的身边总是围着一大群弟子。但他对向他求字的人从不拒绝。他曾对我说， 书法和禅一般无二。我也很愿意看他挥毫泼墨。本焕禅师在“文革”结束之后鼎力修复了国内一批重要的禅宗寺院。他还出版过一本带有图解的禅修著作，其中详细解说了一套复杂完善的禅堂仪轨。不幸的是，那是一本大部头，完全不适合旅行时携带。我与它只有一面之缘，之后再没见过，想来一定印数很少。

一诚法师是另一种风格的高僧。他是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已于2010年初卸任，现为名誉会长。——译者注），但我第一次风闻他的事迹，印象最深的是他被人称为“奇佛”。几年之后，我找到机会去真如寺拜访了他，终于领教到“奇佛”之奇：他完全不顾自己亲自订立的禅堂规约，径让我和我的摄影师朋友史蒂芬·约翰逊去禅堂给正在打坐的僧人拍照，目的是为了观察僧人们有什么反应。他显然真正懂得禅堂的意义所在。而中国僧人也都以能参加真如寺的禅七为荣。

禅堂是每一所禅宗寺院的心脏，常辉说，而其他宗派的寺院则不一定会有禅堂。在汉传佛教的另一大宗派净土宗的寺院里，禅堂就被念佛堂所取代，僧人们主要的修行手段便是在念佛堂中念诵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的名号。如果有人要在净土宗寺院里打坐，他们会在自己的房间里进行。

禅宗道场柏林寺里不仅有禅堂，而且还不止一座，来此挂单的僧尼和居士都能找到合适的地方进行禅修。我向常辉问起禅修的日程，他说禅七期间，每天的第一支香是九十分钟——这是我通常打坐时间长度的两倍，哪怕只是想想，我的膝盖都会痛——然后逐节缩短，但不会少于三十分钟。一天下来，总共要坐满十一支香。最长的冬季禅七历时五个星期。而在平时，一般每天只在早、中、晚各有一次三十分钟的坐香，寺院里所有不需当值或外出的僧人都要求参加。毕竟，在禅宗寺院，禅堂是每个僧人存在的理由。

常辉掀开禅堂的门帘，带我走了进去。走了一圈下来，我数出七十八个座位。柏林寺的常住僧人任何时候都在一百到二百之间，这儿的座位显然不够。常辉解释说，许多僧人都有职务在身，不会经常来坐香，所以给他们安排的座位在另外几个禅堂里。但是事实上，按照禅宗寺院的传统，任何僧人只要想从事禅修，是有权利推掉其他任何事务的。柏林寺就有几名僧人几乎住在禅堂里，长在蒲团上。说到这儿，常辉还把他们用旧了的蒲团指给我看。

禅堂中的座位是按规矩排定了座次的。在每个座位背后的墙上都写着僧人的名字。大门正对面是方丈专用的龛式座位，左右两边是他的两位侍者。负责指导修行的班首坐在紧靠门口的西侧，与之相对应的门口东侧是维那和首座（首座是全寺修行者的模范，通常由年高德劭的尊宿担 任。不巧的是，他最近不在寺院）的位置，两人的座位之间摆着一张小木几，木几上摆着香炉和引磬：焚香用来计时，引磬用来宣布每节坐香的起止。木几上方悬着一块钟板。禅宗在中国分出五家七宗，各家的钟板尽管听起来没什么差别，但设计上各不相同。柏林寺属临济宗一脉， 它的钟板是长方形的，上边削去两角。

僧众入堂坐香时，必须衣着整齐，并且不许携带任何随身之物，包括念珠也不许。因为禅定的功夫在于完全息止心念，而即便是细微如手指拨动念珠的动作，也可能对自己和他人产生干扰。因此，入禅堂之前，僧人们都把念珠留在自己房间里。如果有人非要用念珠，就只能去另一间为居士开辟的禅堂坐香了。

出于同样的目的，禅堂的内部空间也极尽简朴之能事。除了沿墙铺陈的大众座位之外，唯一的陈设是置于禅堂中心的一座佛坛。佛坛上安放着一尊石膏材质的小型释迦坐像。佛坛旁边还倚着两根木质香板，坐香时，负责巡视的僧人如果发现有人陷入昏沉，就会用它猛击此人的肩头，令其警醒。

佛坛在禅堂中有其独特的功能。每节坐香的间歇，僧人们会从蒲团上站起，穿上鞋，以佛坛为中心沿顺时针方向在禅堂中“跑香”。这种沿顺时针方向（日晷运动方向）旋转的仪式在许多崇拜太阳的古老文化中都能见到。但在禅堂里，它兼有活动腿脚，促进下肢血液循环的作用。在日本和西方的禅修机构里，修行者通常排成一列，按次序绕佛坛跑香，而在中国，每个人可以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速度和轨道。我曾有过在中国寺院参加禅修的经历，每到跑香的时候，一大群步伐各异的僧人就仿佛是绕着释迦牟尼原子核作周期运动的电子，当然，也有一些电子会继续留在他们的蒲团上打坐。有些人天生就适合打坐，但大多数人对中场休息是表示欢迎的。

坐禅的标准姿势是双腿盘起，脚心朝天的“双跏趺坐”，但有的人因为体质原因无法双盘，也会采取一些更为轻松的坐姿。如果以任何方式盘腿都难以忍受，还可以到佛坛前以站姿或跪姿入定，只要保持安静，不打扰其他人即可。常辉说，入定的方式也可随意：参呼吸，参佛偈，参佛号，都无不可。

正说话间，一名僧人走进禅堂，敲响了木几上的钟板，紧接着，有人在禅堂外敲响了盘形钟。晚间的坐香马上要开始了。我谢过常辉，出禅 堂，回了自己的房间。我已精疲力尽，上床倒头就睡，鼻子还在清水长流，睡眠时断时续。

对柏林寺的探索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了。虽然只见了一部分高级僧侣，还没有见过首座，也没有机会跟班首交流，但我的朝圣之旅才刚刚开了个头，此行的终点广州远在两千公里之外。如果想要按计划走完全程，现在必须上路了。

方丈明海前一天晚上已经从北京回到寺院。吃过早饭，我去向主人辞 行。明海正在方丈室的客厅里接受几个来自石家庄的记者的采访。他把我介绍给了记者们，又邀我在他旁边坐下，问我过去两天的收获如何。我含糊地说想见的僧人基本都见过了。这时，他的侍者走了过来，给我倒了杯茶，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又冒出想见监院的念头。监院是一所寺院中地位仅次于方丈的高层僧侣。如果把方丈比作董事长，监院就是首席执行官。

不幸的是，监院最近不在寺院里。但明海自己主动请缨，愿意解答我的问题。我尴尬地发现自己一时想不出什么寺院管理方面的问题来。不过既然明海是一寺之首，并且向以学问渊博，思想开明著称，我一转念头，决定请他介绍点中国寺院在产权方面的基本情况。问题一出，只见明海脱掉了鞋子，双腿由垂坐的姿势改成了双跏趺坐。他静坐思忖了片刻，开口说道：“‘文革’以后，政府发布命令，宣布所有被学校、工厂或者政府机关占用的寺院一律归还给佛教界。比如柏林寺在‘文革’期间就被一所师范学校占用，政府文件一出，这所学校就得搬家。但是师范学校在柏林寺原址上办学时，新建了几座校舍，所以僧人们要收回寺庙，必须拿出点‘钥匙钱’。

“另外，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寺庙都归还了，毕竟现在的情况是庙多僧少。所以，有些具备文物价值或者艺术价值的寺庙，还有一些坐落在风景区里的寺庙，就被移交给了当地政府的文化局、旅游局，还有林业局。

“从佛教徒自身的方面来讲，僧人不太愿意去跑政府程序，按照现代社会的标准重新取得对寺院的所有权。所以绝大多数寺院其实在产权上是模糊的。教堂就不一样了，它们基本上都是外国人建的，外国人对这套手续很熟悉，所以‘文革’以后，他们重新拿到了对教堂的产权，而佛教徒和道教徒就没这么幸运了。”

“那现在这些寺院的产权归谁？”我问。

“这个问题问得好，”明海答道，“现在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堂，产权都归它们各自所属的宗教协会所有，住在里面的神职人员并不能获得产权。佛教徒和道教徒的情况不同，虽然也有佛教协会和道教协会，但协会对各自教派目前使用的寺院和道观没有任何产权。每座寺院、尼庵或道观都是独自存在的，而常住的僧伽或者个体的僧人也没有产权——这其实是有原因的。

“比方说，柏林寺的僧人在‘文革’期间都被迫还了俗，而‘文革’结束之后进入柏林寺的僧人是另外一批，传承上没有连续性。寺院也从来没有办过产权登记手续。所以现在即使有人跑来霸占了柏林寺，我们也找不到法律依据去跟他打官司。”

尽管中国的寺院和尼庵尚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但中国人早就学会了在灰色地带生存，他们培养出高超的生存技巧，并乐此不疲。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甚至就是以模糊性为基础而建立，而且至今依然如此。模糊性使得这个国家的法律在今天依然敌不过“关系”。众多从未清晰界定过产权的寺院就这样复兴了，并且有条不紊地运行着，就好像一个个公司一般。这，当然是因为它们拥有并维护着重要的“关系”。同样，公司要有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做决策和执行决策，寺院里也少不了方丈和监院。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方丈的人选如何确定？

明海回答说：“通常前任方丈离开之前会选好接班人，但他的决定也要经过高层僧侣乃至重要施主的同意。在老方丈作出决定之前，通常会先跟他们商量。除此之外，还要经过佛教协会的同意，并且最终需要经过宗教事务局等部门的批准。不过后面这道关主要是由佛教协会去做工作了。”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方丈在寺院体系里的地位？明海说：“方丈仍然是寺院的精神领袖和管理者，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在行政方面，方丈手下有一批根据才能任命的执事僧侣，协助他管理寺院的各项事务：监院、知客、僧值、维那、典座、库头，等等；在修行方面，则有一众根据资历、学识和修为成就选出的班首。这些高层僧侣对内对外都代表方丈的意志行事。因此，他们都是经过严格的挑选之后获得任命的。

“各个职位的高层僧侣，任期都在每年正月初八结束，此后的一周时间里，方丈会召集会议，协商讨论各职位人选的去留，然后在正月十五宣布新的任命方案。年中如果有临时变动，新的任命也会选在农历七月十五日宣布。不过修行方面的‘高级职位’通常很长时间才会变动一次。

“方丈也需要接受考核。在过去，方丈的任期是三年，现在则变成了五年。很多方丈都不愿连任，我自己也属于这一类。当然也有愿意一直做方丈的，而僧伽和施主一般也都会同意方丈的连任。方丈一旦期满离任，一般都会选择前往别的寺院，以便给新任方丈留出空间，使之不至于活在老方丈的阴影里。我希望能在这届任满后离开，但也许会被要求连任，不过我肯定不会同意连任超过三期。毕竟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我没有追问明海，“别的事情”指的是什么，不过他曾经跟我说过，他一直有闭关修行几年的打算，他甚至已经在附近的太行山中选好了一处中意的地点。我又问了他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僧人想来柏林寺常住。他回答说：“柏林寺是个非常理想的居住和修行道场，这里应有尽有：伙食丰富、房间干净，甚至还提供热水和淋浴；每个月给常住发一百元津贴，如果愿意参与法事，每个月还能另外得到二百元左右的收入。当然，僧人们来柏林寺的目的还是为了修行。

“柏林寺是禅宗道场。禅宗道场的一切活动都以禅堂为中心，禅堂的一切活动又靠钟板来约束。钟板一响，每个人都知道意味着什么。钟板和鼓有一整套敲击的方法，可以传递各种不同的讯息，控制寺院里的一切活动。所以在禅宗寺院里你是不需要依赖语言的。

“在古代，禅宗寺院和其他寺院的不同在于，僧人要在寺院自己的土地上劳动来养活自己，他们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组织。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寺院都建在城市附近，僧人的生活内容主要是钻研佛经和举行法事，禅宗创立之后，才发展出劳作和修行相结合的传统。禅宗讲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而不是钻研佛经和举行法事。文字和法事有它的用处，但也会变成障碍。禅宗寺院强调在日常生活里修行，强调教外别传，不立文字。

“当然现在变化很大。如今寺庙的收入有一部分来自门票，这一点在那些有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或者坐落在风景区里的寺庙表现得更为突出；另外一个来源则是寺院里的法物流通处，里面卖的东西包括书籍、香烛、佛像和各种佛教用品，这项收入现在越来越重要了。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还是做法事，特别是给世俗众人举办的丧葬法事和祭奠法事。

“靠卖门票和做法事来养活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会干扰修行。本来僧人到禅宗寺院来，就是为了修行，而不是发展经济。但你必须自己找到平衡。如果不能养活自己，修行也就谈不上了；但是如果因为养活自己而受到干扰，无法修行，那就更加荒唐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寺院都想成为修行道场。有些寺院，比如少林寺，完全被游客淹没了，僧人天天忙着接待游客，根本没有时间修行， 但他们做到了一件事——让更多人了解佛教文化，其实这也是某种形式的修行。但这里面会有问题。比如有的人出钱修建寺庙，目的是为了赚钱。僧人们没有能力这么做，一般都是商人所为，他们找到僧人，主动帮你修庙，但之后会跟你要回报。佛教协会现在已经禁止私人投资介入寺庙修建工程了，但这种事情禁止起来很难。”

我突然想到，我在中国见到的寺庙一旦重建，一座比一座规模宏大，于是问明海，有没有什么寺庙是越修越小的。“在小道场修行只适合那些已经有很好基础的禅修者，”他回答说，“一开始，初学者需要进大道场学习必要的仪轨和修行法门。如果没有基础，为了求清静而去小道场修行，很可能会逐渐懈怠，最终停滞不前。所以眼下我们主要把精力用在恢复大道场的传统上面。”

我们正说得起劲，一个年轻和尚走了进来。“树到了，”他告诉方丈。明海站起身，让我们跟着他一起去看看。出了门，穿过庭院，我们来到大雄宝殿后面的一块空地上。已经来了很多人，僧人、居士、学生，总共得有五百人左右。几辆卡车停在旁边，工人正在从车上往下卸成捆的柏树苗。我突然意识到，今天是3月12日，中国的植树节——这一天是民国创始人、“国父”孙中山的忌辰，而树木象征着新生。总共六百棵两米高的柏树苗全都卸下了车，堆在空地上。两个礼拜以前来柏林寺参加般若法会的记忆突然又在脑海中闪现，我发现，六百卷的《大般若经》恰好每卷都可以分到一棵柏树。

树苗边上还放着一大堆铁锹。明海把所有人聚拢在一处，开始讲解植树的方法：“填土的时候注意，不要把工地上的垃圾掺进去，那里面有石灰；栽树之前，先在树坑底部铺一层浮土……”就在这时，又有一支二百人左右的队伍赶了过来。这是来自石家庄的高中生，他们举着一幅巨大的标语，宣布他们要“欢度植树节”。所有人全部到齐，植树开始。柏林寺终于要有柏树林了。

我也掺和进去，帮着种了一棵树，然后告诉明海，说我要跟他道别了。我的下一个目的地是邯郸，路程颇远，而且还要换若干次车。明海说不用这么麻烦，他已经给我安排好车了。我一时无语凝噎。中国僧人的热情总是令我感动到惭愧。

在房间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听到有人敲响了禅堂门外的盘形钟，向所有参加植树或其他劳作的人宣布：禅修即将开始。整个柏林寺就在这钟鼓声中有条不紊地运行着：起床、坐香、诵经、用斋、劳作、就寝，一切依钟板号令而行。如果愿意，你可以在这里走完一生，不必说一个字。这是一个存在于语言之外的世界。

2006年3月12日，柏林寺方丈明海组织僧众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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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赫巴巴的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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