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凭什么能富甲天下?
▲ 摄/黄明,图/《地道风物·苏州》
蛮荒之地的逆袭
现在我们都说富庶江南。但对于先秦时期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原来说,长江以南的“江南”地区是一片偏远的混沌疆域,交流很少,也比较落后。
苏州正位于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这里长江一改中上游的“好脾气”,浩浩荡荡,风涛险恶,与大海无异;太湖湖面宽广,周围近乎都是沼泽地区,对以农牧为生的中原先民来说,并不是一片适合耕种的好居所。
▲ 被江河湖海塑造的苏州。“水”是影响苏州环境的主导因素。制图/Paprika,图/《地道风物·苏州》
约公元前12世纪,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因父亲偏爱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便逃到荒凉的江南梅里(今江苏无锡梅村)。泰伯主动融入当地习俗,并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当时江南的上千小部族都自愿归附于泰伯。泰伯便自创基业,建立了勾吴古国,还带领当地居民开凿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人工河流——泰伯渎。
吴人早期境况窘迫,只能集中在太湖北岸的无锡一带活动,那里地势稍高,傍有残丘(比如今锡山、惠山),土层相对坚实,但土地面积狭小,发展很受局限;今苏州所在的太湖东岸则几乎全是水泽涝洼,那时人们还没有能力应对,亟需找到治水办法,才能扩大版图。
▲ 江南的开发史是与水争田的历史。图/视觉中国
▲ 盘门位于苏州城西南隅,是苏州最古老的八大城门之一,也是苏州唯一保存完整的古水陆城门。两门交错并列,分别有内外两重。摄影/虞绛,图/《地道风物·苏州》
借由耕地与城池的双重升级,吴国在阖闾、夫差时期达到鼎盛,成为了春秋中后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
▲ “水陆并行,河街相临”是苏州城市格局最显著的特征。到了唐宋时期,这一双棋盘格局基本定型,并延续至今。摄影/张朝阳,图/《地道风物·苏州》
吴国的南邻越国也在同时传袭着治水技术。越王勾践灭吴后,迁都至吴的旧都苏州,将围田范围继续扩大。越人在洼地挖土,堆筑成垫高的“陵道”,既方便行路,又起到挡水作用,更方便建筑围田,这也是太湖水乡建设大型堤堰的起始。
不过几十年间,吴国、越国相继称霸中原。可以说,治水是一个里程碑,使苏州地区从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边缘地带,开始真正进入了华夏文明的视野。
太湖是江南非常关键的存在。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有载:“三江既入,震泽底定”,这里“震泽”就是指太湖,“三江”被认为指代当时太湖通海的三条主要水道——娄江、松江、东江。
早期,太湖接受西部山区的来水,足以通过三江排入大海,但随着江南人口迁入越来越多,大量围田堵塞水道,水患日增。
尤其在隋唐以后,长江中上游人类活动频繁,水土流失加剧,长江携带的泥沙在江口越淤越高,阻滞了三江出水口,甚至在长江泛洪或者海潮上涌的时候,携带着泥沙的江水和海水还会倒灌进江口,进入太湖。
▲ 浩渺太湖。图/图虫·创意
▲ 唐时人工改造形成的塘浦圩田系统,造就了今日江南水田的基本形态。圩田建设不仅理顺了江南地区土地、水与人的关系,也大大提高了土地生产力。摄影/闻军,图/《地道风物·苏州》
▲ 船过去是通行于太湖水网的重要交通工具,人们借由舟楫往来市镇,进行货物交易,也用它捕捞水产谋生。摄影/焦青,图/《地道风物·苏州》
▲ 苏州城南的宝带桥始建于唐代,它平行于运河,是运河古纤道的一部分。如今千帆过尽,现代公路替代其原有功能,宝带桥成为历史的见证物。摄影/殷启民,图/《地道风物·苏州》
▲ 受水的因素影响,村镇聚落大多紧沿河道、农田排布,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围绕水而展开。摄影/孙伟忠,图/《地道风物·苏州》
▲ 水菜田间农民忙。农民在茨菇、茭白、荸荠等水菜田间清锄杂草、施肥。图/视觉中国
工商业起步的另一面,是土地利用方式的剧变。最初,所有土地都用来生产粮食,解决温饱问题,无暇种植其它作物。
占城稻促成了这个质变。北宋时期,来自东南半岛的占城稻被引入中国,并迅速在太湖地区推广开来。这个优质稻种在江南的气候条件下可以实现一年两熟,使单位面积土地上的生产更高效,是中国农业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革新。
▲ 江南水田。图/视觉中国
有了剩余的土地空间,粮食之外的各种农作物开始出现在圩田之中。太湖流域土壤黏湿,适宜种植桑树,桑叶的品种好、质量高,喂蚕所产出的丝货质地上乘。
北宋时,江南置有四所织局,成为黄淮、四川之外的第三大丝绸产区;南宋时,更在苏州设立了仿造蜀锦的“宋锦织造署”,天下名锦——“宋锦”由此诞生。
▲ 丝绸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物产,新石器时代以来漫长的发展衍生出种种细类,汉语中也保留了大量专有名词。包括作为成语的“绫罗绸缎”四种在内,根据材质、工艺、外观等,丝绸至少可分为14大类和34小类。摄影/陈钰曦,图/《地道风物·苏州》
宋朝后期,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从印度由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棉花适应性强,可以在砂石质土地生长,产量大,而且易纺织,轻薄耐用,很快成为了大众的“新欢”。
在苏州,丝和棉是当地最重要的两种农产品——相对湿润的圩岸上植桑养蚕,相对干燥的东部沿海高地种棉。丝棉原料供给不绝,纺织产业愈加发展。后来乾隆称赞说:“宋时创作真称巧,苏匠仿为了弗殊。”
▲ 运河上往来船舶众多,半夜停船过夜,船老大们将船只彼此连在一起,以保证安全稳固。日头初上,船民们划着小舢板出来打招呼,解开绳索,再开始新的路途。摄影/丁嘉一,图/《地道风物·苏州》
隋唐大运河经过历代完善,更加畅通,而且就在苏州城门前。只要一条船,苏州就可以低成本地将数量巨大的丝棉制品和其它货物运输出去,换回巨额财富。苏州城还自有水网,与大海相连,兼具内河航运与海上交通的优势,富庶翻倍。
运河将长江、钱塘江、太湖几大主动脉连通起来,太湖平原内部又通过毛细水网与运河相通,往来的人流货流就像血液里的营养物质,从毛细血管汇流到主动脉,再反过来,流遍整片土地的肌理。在此过程中,就连位于水路交点的小型米粮集市也都顺势发展成了繁荣的市镇。
▲ 大运河主干线,从隋代的“人”字形,至元代呈南北向直线,一定程度折射着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变迁历程。这一变化背后,是江南作为经济中心地位的逐渐确立。通过京杭大运河,北京这一政治中心与江南这一物资集散中心紧密连接起来。制图/Paprika,图/《地道风物·苏州》
财富的聚集也使得私家园林兴盛起来,尤其在南宋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后,中国园林从此进入了“江南时代”。在苏州,宋朝修建的园林多达118处,遍布城内、石湖、尧峰山和洞庭东、西山,为日后“苏州园林甲天下”打下了基础。
北宋王安石游历姑苏,阊门一带尚是“四顾茫无人”的郊野之地;但到了明朝文徵明的笔下时,已经是“带城灯火千家市,极目帆樯万里船”,商贸集市昼夜不分;至清初曹雪芹描写时,已经一跃成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苏州始终把持着区域性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不断聚集财富,经过数百年的稳定增长,终于在明清时代攀升至巅峰。
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有限放开了曾经严厉的海禁。江南紧邻港口,又坐拥发达的水路,产品与劳动力在这里来而又往,供销两旺,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贸易中心;外界资本的投入也越来越倾向于向单个中心聚集,苏州作为江南最兴盛的中心,更可谓富甲天下。
人口不断聚集,17至19世纪,苏州的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市镇人口猛增九倍。大户人家常集合地主、富商、官宦、文人等多种身份,对物质享受、精神娱乐有极大需求;一般平民包括租佃农、长短工也都具备消费能力。
这种巨量的人口、财富以及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加上苏州丰富的原料供应、充足的脱离农业生产的剩余劳动力,使得苏州涌现了大批长期专精于某一领域的职业工匠,手艺远超在农忙之余才从事手工业的普通匠人,“苏州制造”由此声名远播。
其中,玉器、漆器、澄泥砚的制作最为突出;苏作家具是中国古典家具的顶峰;苏州是朱彩所属的玉雕行当的全国性中心。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曾赞“工巧则推苏郡”。
▲ 清 带皮青玉月门(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苏作雕工玉器以“小、巧、灵、精”著称。在整块玉石被从中心取走一件碗坯的情况下,苏州工匠用余料琢出了一件微观的江南庭园。摄影/胡锤,图/《地道风物·苏州》
▲ 1930年,苏州观前街上的绸缎行“乾泰祥”。明清至近代,这片街区一直是苏州丝绸业的核心地带,工场、商行遍布。时至今日,仍是苏州最繁华热闹之地。摄影/斯坦利·格雷戈里,图/《地道风物·苏州》
戏曲在消费大潮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乡绅富豪到贩夫走卒都竞相花钱请戏班,是全社会的风尚。《叶天寥自撰年谱》中有崇祯五年(1632年)苏州演剧场景的记载:“一日斋筵及梨园供给价钱费三四十金不止,总计诸处一日百五六十金矣。”
苏州城西阊门、胥门一带手工业发达,乐器制造技艺高超。苏州的棉布纺织、丝绸织造与刺绣更是天下驰名,“衣被天下”,戏服道具悉数精美。这些共同推动着昆曲发展,使之从地方小戏,于明中期以后成为流行曲种而远播全国,又在万历年间进入宫廷。
▲ 昆曲盛行的时代也是中国园林最鼎盛的时期,这并非巧合。两者以“雅”的美学相连,曲与园,声与相,往往有着相同的境界,更遑论园林常是剧中故事发生的舞台。摄影/陶源,图/《地道风物·苏州》
巨量的财富更使私家园林的修建成为风潮,而且苏州自然条件优越,石材水源丰富,匠人手艺高超,园林皆为上品,苏州园林一跃成为中国私家园林的首席代表,盟主地位再未动摇。今天熟悉的拙政园、留园、艺圃、环秀山庄、网师园等,都是明清时期的杰作。
▲ 沧浪亭为苏州现存最古的园林,初建时即以“崇阜广水”为特色。如今园外水面依然宽广,借入景中,欲断还连,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摄影/曹晓芳,图/《地道风物·苏州》
现在的苏州,丝绸仍是精品,比如镇湖的苏绣、吴江的宋锦;苏作家具亦保持着明清家具黄金时期的最高水平;园林更是苏州的筋骨,构建着苏州气质……究其源头,是水,也是智慧地治水,才有了如今的传奇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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