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奎英 | 生态语言学的产生、发源、发展与趋势

作者︱赵奎英

摘 要 

语言与生态的关系是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生态语言学为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和依据，但国内文艺学、美学界对它一直较少论及。生态语言学近些年来发展迅速，国内外语学界对它关注激增，但这一学科发展仍面临不少问题。这使得无论从生态语言学与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的结合研究来看，还是从生态语言学自身发展来说，都需要我们对这一学科的产生、发源、发展与趋势有更清晰的把握。生态语言学的产生经历了从“语言生态学” 到“生态语言学”的概念转换，这两个概念标志着两种不同的问题领域和研究范式，在环境概念理解上也有差异。产生之初的生态语言学与社会、心理、地理等表现出一种复杂关联，当今的生态语言学在批评范式、批评对象和学科属性等方面则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对此加以钩沉描画，可以更好地理解这门学科的未来发展及其对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生态语言学; 语言生态学; 学科发展

1生态语言学的产生

“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主要是在语言学与生态学之间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生态学”的出现是其产生的一个重要动因。根据目前通行的看法，“生态学”(ecology)一词最早出现在德语中，为“Ökologie”，它是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于1866年合并两个希腊词“oikos”和“logia”构成的。“oikos”的原义是“房屋，栖居地，住所”，“Logia”则是“关于……的学问”。这样看来，生态学的原义可以说是“关于房屋、栖居地、住所”或者说是关于“居家”的学问。而对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海克尔则把它界定为“关于自然的经济的知识”，研究生命有机体和有机环境与无机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科学。［1］根据德国生态语言学者埃里亚松(Stig Eliasson)的考察，海克尔创造了“生态学”这一术语，但没有对这一话题做进一步的详细阐述。因此，在数十年后，汉斯·赖特(HannsＲeiter)在没有特别引证海克尔的情况下，于1885年又重新介绍了这一已经被造出的术语。赖特谈到有一门生物学的分支，“至今还完全缺乏一个合适的名称”，他提议给它一个指定的名称“生态学”，或者称作对于“家务管理”的研究。赖特不仅重新提出了生态学这一概念，还把它运用到对植物学的论述中。在19世纪90年代，另一些植物学家，如沃尔明(Dane E．Warming)，对于这一概念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到了20世纪，生态学被运用到其他一些学科，包括社会学、心理学与语言学。［2］“生态语言学”便是在这一语境中产生的。

一般认为，“生态语言学”是由美国语言学家艾纳尔·豪根(Einar Haugen)于1970年开创的。豪根在1970年所做的一次会议发言中谈到“任何给定语言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时，曾把这种关系比作某种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的生态联系。［3］在1972年发表的《语言生态学》的文章中，豪根再一次明确地把“语言生态学界定为对任何给定语言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的研究”。豪根这里的环境不仅指“自然环境”，更是指“社会环境”，甚至也指“精神心理环境”。他说:“语言真正的环境是把它作为一种符码来使用的社会。语言只是存在于它的运用者的精神中，并且仅仅在与其相关的使用者相互之间，在与自然，亦即在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相互之间发生作用。”［4］据豪根自己的说法:“先前唯一一次在与语言相关的意义上使用‘生态学’，是由沃格林(Voegelins)和舒茨(Noel W．Shutz，Jr)在一篇发表于1967年的、题为‘作为西南文化区一部分的亚利桑那的语言状况’的文章中做出的”，只是在他最初准备这篇文章时，自己并不知道沃格林与舒茨的这一提法。豪根还谈道:沃格林与舒茨当时把这一术语限制在“双语”或“三语”社会中，但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沃格林又提及“内部语言”生态学和“交互语言”生态学。［5］但根据埃里亚松的考察，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人约翰·崔姆(John Trim)在讨论语言变异的本质作用时，就已经使用“语言生态学”(linguistic ecology)这一表达了。崔姆把“语言生态学”界定为“在言语社区及其功能中对语言变异的研究”。除此之外，即使在美国，语言心理学家维维安·霍纳(Vivian Horner)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使用了“语言生态学”这一短语，尽管只是顺便一提。但对于崔姆的论文，无论是沃格林和舒茨，还是豪根，从他们发表的文章来看，似乎都不知晓。［6］

不管怎么说，“语言生态学”这一术语是在豪根使用后才具有了更加实在的意义，并且对“生态语言学”的创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豪根因此仍然可以被视作生态语言学的创始人。因此，埃里亚松这样来描述生态语言学的产生历程:“在语言学领域，英国人约翰·崔姆早在1959年，已经把生态学应用于对语言现象的研究，卡尔·沃格林与心理语言学家维维安·霍纳，也都在20世纪60年代使用了这一术语，艾纳尔·豪根则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使用这一概念。与前人有所不同的是，豪根是第一个为语言生态学观念提供了更多的实体支撑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一般被认为是生态语言学的创始人。”［7］

我们知道，学科意义上的“生态语言学”概念在今天通常表述为“ecolinguistics”，而豪根最初提出的概念是“language ecology”和“the ecology of language”，中译为“语言生态学”。根据生态语言学者科托(H．H．Couto)的看法，豪根早在1972年就曾向亚当·马凯(Adam Makkai)口头建议过“ecolinguistics”这个术语，而这个术语的第一次书面使用则是由心理语言学家塞尔岑格(K．Salz-inger)在1979年做出的。［8］但根据菲尔的说法，这个词的书面语的使用要更早，法国社会语言学家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 Marcellesi)似乎熟悉这个书面语，因为他在1975年论“语言区域”的文章中三次使用了这个概念。［9］但无论是谁最先使用这个概念的，就像科托所说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迎来了生态语言学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1979年，塞尔岑格不仅在书面上提到“eco-linguistics”这个术语，还对这个新术语的研究对象进行了解释。他明确表示，他正在提交一个“新术语”，一种关于“生态语言学”的介绍，认为“生态语言学”是“用来涵盖心理的、神经的、社会语言学的术语”。他还说:“他将强调环境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性，假设语言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产生并只能在一定的语境中被理解。”［10］1980年，塞尔岑格再次使用了这个概念，他在“行为分析协会”的年度会议上，做了题为“生态语言学:在这里行为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相遇”(MI迪尔伯恩，1980)的邀请发言。自此以后，“语言与环境”“语言生态学”“语言的生态学与/或生态语言学”等主题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84年，昂尼吉与海尼斯(Enninger and Haynes)合编的《语言生态学研究》出版，使生态语言学又迎来史上的另一个高潮。昂尼吉与海尼斯在编者前言中说，此书的目标是“探索语言生态学概念的生命力，评估生态学方法对不同领域的语言学研究的适用性”，并且谈道:“生态学途径确实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生产性范式”，而语言生态学的范式在此时已经建立起来了。［11］

“ecolinguistics”这个术语在书面上的另一次重要使用，是由海格格(C．Hagège)于1985年做出的。海格格指出:“未来的生态语言学将考察文化化的自然指称的方式，诸如基本方位、地理特征、人类住所和宇宙元素都综合在语言中。”［12］根据海格格的看法，查尔斯·诺迪艾(Charles Nodier)应该是1834年前后的第一个生态语言学者，因为他预见到了生态语言学的一些任务将是考察语言与物理世界之间以及语言生态之间的关系。这个术语的又一次推进，是菲尔有关生态语言学的专著《化词语为犁头》(WÖrter zu Pflugscharen)于1987年的出版。在这本书中，菲尔认为:生态的语言学所要研究的是作为人类与自然的生态系统组成部分的语言;语言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宗教等之间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3］在20世纪80年代，“生态语言学”这一概念虽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它作为一个学科也已见雏形，但生态语言学作为一个学科得以建立并巩固发展，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为了更好地理解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我们首先还需要进一步追溯生态语言学的渊源。

2生态语言学的发源

根据前面的梳理，“语言生态学”这一术语最早可能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由英国人约翰·崔姆提出来的，作为一种比较明确的学科意义上的术语是由豪根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来的，但“语言生态学”研究的事实却可以追溯到更早。当今的许多生态语言学者认为，如果生态语言学的基本界定是关于“语言与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研究”的话，那么语言生态学研究至少可追溯到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又译洪堡)的语言学。我们知道，洪堡特的语言学代表作是《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但实际上洪堡特不仅重视语言与人的精神结构的关系，而且重视语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洪堡特看来，语言“都是有机体”，“语言是［人这一］有机生命体在感性和精神活动中的直接表现，所以语言也很自然地具有一切有机生命的本性。”［14］并且他认为，语言是人类的生物能力，“人在运用语言时受制于语言所产生的影响，而由于语言与人的全部本质密切关联，这种影响可以说也是人在民族起源、周边环境以及共同生活方式诸方面所受的影响。”［15］而在民族的起源或人类的分化中，地理环境又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他说:“历史地看，我们必须从最直接、最明显的动因出发探索人类的这一分化，即从地球的物理属性入手。在此，历史和语言学的地理学必须为我们奠定基础，要让我们了解大陆和水域的区划，不同的山地从世界最高峰到平原最低点的分布，各种气候状况以及其他物理条件，等等。”“如此看来，人类的部分命运完全是与一定的地理位置相关联的，语言学因此首先必须考虑这些地理因素，确定每一语言的所在位置、分布地域和迁徙路线，弄清世界上每一孤立隔绝的地区的语言所具的差异。即使在纯语法研究的领域里，我们也决不能把语言与人、把人与大地隔离开来。”“大地、人和语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16］由此可以看出，洪堡特的语言学研究不仅强调语言与人的关系，也非常重视语言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受到19世纪的生物学观点更强烈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洪堡特观点的德国历史语言学家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更明确地把语言视作自然有机体，认为语言与生物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发展、进化的规律。他在《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一书中指出:“语言是一种自然机体(Natu-rorganismen)，它们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产生出来，根据一定的规律生长和发展，衰老和死亡;人们通常用‘生命’一词来涵盖的那些现象，也为语言所固有。所以，语言学(die Glottik)———语言科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其方法就整体和一般而言与其他自然科学的方法并无二致。”他甚至说，语言史上也有“生存竞争”，发达的语言(印欧语言)趋于兴盛，不发达的语言(美洲语言)则趋于衰落。［17］施莱歇尔的这种自然主义语言观，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批判，但目前被重新评价，认为它不仅是后来生物学语言学的先声，而且对今天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也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当然，他把语言完全等同于自然有机体，就是从今天的生态语言学来看，也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毕竟语言不是像植物、动物那样的纯粹自然现象。对于生态语言学来说，自然有机体只是对语言的一个“隐喻”。无论如何，施莱歇尔把语言等同于自然有机体，虽然有些过头，但无疑对生态语言学把语言比作“生物有机体”的“隐喻”具有启发或先导意义。

在目前西方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中，被公认为生态语言学先驱的是美国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18］萨丕尔虽然不同意把语言等同于自然现象，但他认为语言与环境、语言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他说:“正是语言的词汇最清楚地反映出它的说话者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状况。一种语言的全部词汇或许的确可以看作是集结了所有观念、兴趣和占据社会共同体注意力的复杂的目录清单，这样一种如此完备的知识宝典，一种被给定的语言群落的语言，如果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应当能在最大程度上推导出使用它的人们的环境的性质、特征和文化。”［19］由此可以看出，萨丕尔认为，语言是受环境影响的。但更重要的是，萨丕尔不仅认为语言受环境的影响，他也认为语言可以塑造人们的观念，进而影响环境。萨丕尔与其学生沃尔夫共同形成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使用明显不同的语法的人，会因其使用的语法不同而有不同的观察行为，对相似的外在观察行为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因此，作为观察者他们是不对等的，也势必会产生某种程度上不同的世界观。”“现代科学的世界观是根据西方印欧语言的基本语法特征概括而成的。”［20］而这种观念正是生态语言学的另一位重要开创者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的建构主义语言观和“批评生态语言学”的重要理论来源。

3生态语言学的发展

“生态语言学”得以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建立起来，并获得重要发展，英国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开创的“批评生态语言学”(critical ecolinguistics)也具有决定性意义。1990年，韩礼德在于希腊召开的第九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做了“意义表达的新方式:对应用语言学的挑战”的发言，他在发言中“一方面强调语言与增长主义、阶级歧视、物种歧视的关联，另一方面告诫应用语言学家不要忽视他们的研究对象在日益增长的环境问题中所充当的角色”，从而建立了“一种不同的语言与生态学之间的连接类型”。［21］当豪根最初使用“语言生态学”这一概念时，他是从“隐喻”的角度理解生态学的，他把语言与环境的关系比喻为生物种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把生态学的原则、方法移用到语言学研究中，强调语言的兴衰变化存在于它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之中，被认为开创了一种“作为隐喻的生态学”(ecology as metaphor)模式。这一模式的研究重心在于探究各种环境因素对于语言生态的影响，其目标则在于促进语言环境的生态化和语言种类的多样性。韩礼德也坚持语言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观点，但与豪根不同的是，他是在“生物学”意义上理解生态学的，并且不同于豪根把重心放在环境因素对语言生态的影响上，韩礼德关心的是“语言”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要探究的是“语言”和“语言学”研究在环境加剧或改善方面所起的作用。［22］为了探讨语言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影响和作用，这一范式的学者从韩礼德始，便注重对语言系统和话语文本中的生态或非生态因素进行批评分析，“批评的生态语言学”的名称便因此而起。“作为隐喻的生态语言学”的代表即“语言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language ecology或linguistic ecology);“批评的生态语言学”的代表即“环境语言学”(environmental linguistics)或狭义的“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ecological linguistics)。由于这两种模式分别是由豪根和韩礼德开创的，“隐喻模式”也被称作“豪根模式”，“批评模式”也被称作“韩礼德模式”。目前“ecolinguistics”一词已被证明是包含这两种模式也是“包含所有语言学和生态学范式的最佳词汇”。［23］亦即我们今天在谈论“生态语言学”时，无论是豪根的“语言生态学”，还是韩礼德的“生态语言学”，还是其他范式的语言学与生态学研究，都可统称为“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

在“生态语言学”从作为“隐喻的生态语言学”(或“语言生态学”)到“批评的生态语言学”(或狭义的“生态语言学”)发展时，对环境概念的理解的变化值得注意。前文提及，豪根最初把“环境”界定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心理环境。与此相类似，丹麦生态语言学小组也提出:“我们所说的环境是意识－逻辑环境ideological environment(精神组织)、生物－逻辑环境biological environment(物理组织)、社会－逻辑环境(socio－logical sociological environment)(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环境的“这些维度产生了后来出现的语言的自然、心理和社会生态系统”。［24］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语言被看作是与各种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很少有单独强调语言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但由于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最初属于生物学的一个领域，它关心的是生命有机体与其自然环境以及生命有机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在人的心目中，那种根本意义上的语言的“环境”，也主要指语言的“自然环境”，那种本然意义上的语言生态系统，也应该主要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生成的。这种对语言与自然环境或自然生命系统关系的突出强调，是从“隐喻生态语言学”向“批评的生态语言学”发展时发生的。这一点在把“语言生态学”与当代“生态语言学”联系起来的菲尔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中已经有所表现，到韩礼德的“批评生态语言学”提出时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因为毕竟今天所说的生态危机主要是自然环境的危机，生态文化的核心目标，也主要是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韩礼德开创的批评的生态语言学关注语言在环境问题加剧或改善方面的作用，所针对的也主要是自然环境，只是没有表达得特别明确而已。但当今西方的批评生态语言学就把这一点更加突出出来了。如亚历山大(Alexader)与斯提布(Stibbe)说:“生态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对人类、其他生物和自然环境之间维持生命的关系的影响的。换句话说，‘生态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如何参与形成、维持、影响或破坏人类、其他生命形式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的一般取向是保存维持生命的关系。”［25］但由于语言毕竟不同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生命体，离开了使用它的人，是不会自发产生的。人不是纯粹的自然存在物，而是社会的、文化的存在物。人类的语言现象因此也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语言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是不能与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人的心理意识环境完全分开的。或许应该说，生态语言学关注的是一种在语言与自然环境基础上的“全息性”关系。①

但无论如何，韩礼德与豪根的研究对于生态语言学来说，都具有决定的“创生性”意义，韩礼德因此也被视作生态语言学的两大创始人之一。一般认为，正是韩礼德的发言及其在此基础完成的论文《意义的新途径:对应用语言学的挑战》的发表，激发了更多的语言学家对生态问题的关注，“生态语言学”才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在20世纪90年代正式建立并巩固。这一时期，一系列专门以“生态语言学”为题的著作出版。第一部以“生态语言学”为书名的著作是特兰珀(Wilhelm Trampe)于1990年出版的《生态语言学》(Okologische Linguistik)。1993年，菲尔和迈克又分别出版了两本题为“生态语言学”的书。前者是对这门学科的第一次系统介绍，后者则是生态语言学方面的论文集。［26］就像菲尔所说的，在这一时期，在豪根提出“语言生态学”的几十年后，“生态学的概念在语言领域应用的范围已急剧扩大了。句法和话语分析，人类语言学，理论语言学，语言教学研究，以及其他几种语言学分支都发现了诸如交互关系、环境与多样性等这些生态学参数的有用性”。并且，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也促使“环境恶化的关键主题，被吸纳进了语言学关注的全部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所有不同的在某种意义上把语言与生态研究连接起来的途径方法被带到一起，一个统一的但仍然多样的语言学分支建立起来了。那就是生态语言学。”［27］

生态语言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还与丹麦学者杜尔(Jφrgen Dφφr)和班恩(Jφrgen Chr．Bang)的研究具有重要关系。1990年，杜尔和班恩在丹麦的奥登斯大学创立了一个“生态、语言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小组，在那里，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方法都得到了发展。这个小组的成员相信“传统语言学是对文化和部分生态危机的扭曲反映”;而他们所建立的“语言的辩证法理论”，就其理论预设来看，则是生态的。这个理论预设是:1．每个实体都存在于与所有其他实体和环境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中。2．一个实体的存在形式是由它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的。班恩和杜尔的贡献还表现在应用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对大量的从报纸文章到议会法令、理事会章程甚至文学文本进行的仔细分析。［28］

最近十几年以来，生态语言学这一领域已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一发展还与奥地利生态语言学家艾尔文·菲尔分不开。丹麦生态语言学者、《语言科学》主编斯特芬森(S．V．Steffensen)甚至把菲尔称作“生态语言学”的“教父”，认为他为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起点，在最初的“语言生态学”与当代“生态语言学”之间架起了重要的概念桥梁。［29］就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早在1987年，菲尔就出版了有关生态语言学的著作《化词语为犁头》。在1993年，菲尔又出版了专门以生态语言学冠名的《生态语言学引论》。他提出:“生态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新分支，它研究语言在发展和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中的可能作用。为此，一些生态语言学家将生态系统的概念隐喻用于语言世界系统，并借助来自生物生态学的概念进行分析。”［30］

菲尔的这些研究，无疑大大地促进了生态语言学的发展。但菲尔对生态语言学发展做出最直接贡献的工作，恐怕还是他联合德国生态语言学家穆尔哈斯勒(Peter Mühlhäusler)于2001年编辑出版了《生态语言学读本:语言、生态与环境》一书。《生态语言学读本》既是生态语言学发展的结果，又极大地促进了生态语言学的发展。该《读本》以“生态语言学的根基”“作为隐喻的生态学”“语言与环境”“批评的生态语言学”四个主题，把众多分散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成果集中在一起，为人们了解和进一步研究生态语言学提供了便捷的门径。［31］菲尔与穆尔哈斯勒在编者“导言”中曾列专题表示，由于空间的限制，没有收入丹麦学者杜尔和班恩的成果，是一个深深的遗憾，他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出《读本》的第二卷，到时会专门收录杜尔和班恩的著作。目前，希望中的《生态语言学读本》第二卷尚未面世，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专门收录班恩和杜尔专题研究论文的著作已于2007年由斯特芬森和那什(Joshua Nash)以“语言、生态与社会”为题编辑出版。［32］并且，相当于《生态语言学读本》第二卷或姊妹篇的，由菲尔与彭茨(Hermine Penz)共同主编的《劳特里奇生态语言学手册》也已于2018年出版。该手册集合了西方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它包括“社会与个体环境中的语言”“与环境相关的语言的作用”“哲学的跨学科的生态语言学”“生态语言学的新定位与发展方向”四个方面的内容。［33］

斯特芬森在最近的访谈中说:“在过去20多年，我观察到生态语言学主要发生了两个改变。第一，生态语言学研究队伍扩大，这不仅体现在研究队伍规模从1996年的少数群体变成现在的较大群体，而且体现在研究队伍分布范围从欧洲各国扩展到其他更多国家，如生态语言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第二，诞生了更多的生态语言学理论分支与研究方法，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更加坚固，从而产出了更多的生态语言学专著、论文集和文章。”［34］在新近出现的专著中，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英国生态语言学家阿伦·斯提布(Arran Stibbe)的《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2015)一书。该书堪称当前西方生态语言学研究最为系统有力的成果之一。该著作面对支撑我们生命的生态系统的急剧恶化，对那些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故事”，包括无限的经济增长、消费主义的不断升级、个人主义以及人类对自然的统治等从生态语言学角度进行反思和质疑。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的“生态语言学表明了语言分析如何能够帮助揭开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敞开它们存在的问题，并力图为寻找新的故事作出贡献”。［35］这里所说的“故事”是与“神话、范式、重复或根基隐喻类似的概念”，它是存在于个体心理中的认知结构，影响着人们如何知觉世界。而“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是指存在于多元个体心理中的一个跨文化的存在。在斯提布看来，生态语言学提供了分析围绕我们日常生活的文本的工具。这些工具有助于揭开存在于文本之中的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故事”。一旦被揭露，这些故事就可以从生态学的角度被质疑:它们是否鼓励人们去摧毁或去保护支持生命的生态系统?如果它们是破坏性的，那么就需要被抵制，如果它们是有益的，就需要被提升。［36］

斯提布对生态语言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其早在2005年就创办了一个“语言和生态研究论坛”网站(http://www．ecoling．net)，其中包括一份《语言与生态》(Language and Ecology)的在线刊物。目前斯提布又开办了“生态语言学”在线课程———“我们借以生活的故事”(http://storieswe-liveby．org．uk)，免费向全球关心这一话题的人开放。生态语言学的另一个重要网站是由艾尔文·菲尔于更早时间创建的“生态语言学网站”(http://www－gewi．kfunigraz．ac．at/ed/project/ecoling)，该网站专门介绍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成员、活动、主题、文本等。另外，以保护、维持和恢复“生物、语言、文化多样性”为宗旨的“地球语言组织”(Terralingu)网站(http://www．terralingua．org)，也与生态语言学研究密切相关。

生态语言学的发展也表现在有组织的学术活动上。1990年在希腊古城塞萨洛尼基举行的国际应用语言学(AILA)会议上，法兰斯·韦拉让(Frans Verhagen)就已经组织了一个生态语言学工作坊。1995年，由格拉茨生态语言学家小组组织的第一次专题讨论会在奥地利的卡林西亚和克拉根福特举行，其成果已在1996年出版。除此之外，在德国的明斯特等多个城市，以及奥地利格拉茨、日本东京、巴西巴西利亚、丹麦欧登塞、意大利阿斯蒂等地，举行了关于生态语言学主题的工作坊和学术会议。［37］1996年，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AILA)成立了语言生态学分会。2017年1月，斯提布在原“语言与生态研究论坛”的基础上发起成立“国际生态语言学协会”(IEA)，目前会员已经逾千人。生态语言学协会的成立和学术会议的定期召开，加强了生态语言学者之间的联系，也扩大了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影响，不少人类学家、生态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也纷纷关注或涉足这一领域，极大地促进了生态语言学学科的发展，也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新兴交叉学科所具有的巨大发展空间与潜力。

在中国学界，郑通涛、李国正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生态语言学研究，李国正于1991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生态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汉语生态学》。只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西方学界的太大关注，在国内的反响也主要体现在媒体报道或少数的几篇书评上。随着西方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中国学者对西方生态语言学的关注越来越多，在关注西方生态语言学的时候，也想梳理一下中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传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国正等人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从2004年起开始逐渐升温，近几年来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不仅发文量激增，而且学术活动频繁。自2016年起，广州、北京、贵州连年举办国际生态语言学会议。2017年4月，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成立。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目前已经引起国际生态语言学界的注意。如著名生态语言学家菲尔、斯特芬森、斯提布等都提到生态语言学在中国的突破性发展。［38］但由于篇幅所限，对此这里不再展开论述，下面我们主要从总体上看一下，生态语言学研究在近些年来表现出的一些新趋势。

4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新趋势

近几年来，生态语言学发展迅速，不仅研究队伍急剧壮大，研究成果快速增长，在研究内容、研究范式以至学科属性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趋势。我们这里试对三个主要趋势加以概括描述。

第一，生态话语批评变得愈发重要，并且从否定性批评扩展到肯定性批评，生态话语批评的范式更趋多样。从前面的梳理可以看出，生态语言学研究存在着两种基本范式:作为隐喻的生态语言学与批评的生态语言学。其中“批评的生态语言学”或“生态语言学批评”又存在着两个层面:生态“语言系统批评”与生态“话语批评”。当今生态语言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趋势在于:“句法、语义和语用研究或许仍然是重要的，但今天的语言学家大多对话语研究更感兴趣。批评话语分析已经成为语言研究最受喜爱的方法。……生态语言学家不断地关注不同的话语形式，看他们是如何对环境处理产生影响的。科学家、政治家、公司人员、宗教领导与普通民众在谈论环境问题时使用的话语都是他们热衷探讨的对象。”［39］关于这一点斯提布也谈到过。他指出，早期的生态语言学批评主要集中于语法批评，从韩礼德到格特勒再到穆尔豪斯勒，莫不如此，但目前人们更多地把目光集中到话语表现上，他本人的研究坚持的也是这种路向。生态语言学的话语批评，以往主要是对话语文本中的“非生态性”进行批评，所以这种批评主要是一种“否定性”或“消极性”批评，但现在的话语批评不止于此，它也拓展到“肯定性”或“积极性”批评。如菲尔与彭茨在《劳特里奇生态语言学手册》中指出:“积极话语分析(Stibbe，见本书)也应该被考虑，并可能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40］“不管是批评话语分析还是积极话语分析，二者都是用批判性的眼光分析话语”［41］，因此都可归入广义的生态话语“批评分析”，这可看作生态话语批评分析的拓展。这种拓展将使生态语言学的话语批评范围更为宽广，也为生态语言学批评与生态文学批评、生态文学研究的结合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因为生态文学批评一直是以积极批评也即发现批评对象的生态性为主的。

第二，生态话语批评的对象从话语文本拓展到“话语－图像”跨媒介文本，生态语言学批评与“生态图像学”批评出现结合。菲尔与彭茨在《21世纪的生态语言学:新定位与未来发展方向》中说:“一个已经被生态语言学打开、但是在未来应该被更深入地思考的领域，是与图像有关的话语。媒介间性与多模态研究已经有了一段的时间，它为语言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见解。”“然而，多模态值得进一步关注，而且将会被从生态的角度进行更频繁的考察。作为对生态语言学的补充，人们可以想象一种关于‘生态图像学’(eco－imagistics)的研究，其中突出了图像的作用，尤其是‘语言－图像’的结合在再现环境主题和问题方面的作用。”并且，他认为通过“考虑所有这些其他媒体，并通过整合不断增长的互联网讨论空间，生态语言学将不仅仅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它还将成为一门研究生态文化以及民主的环境行动和参与的学科，其中语言将发挥重要作用，而绝不只是一种被研究的符号系统。”［42］斯提布在其《生态语言学》中也谈道:“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不只是表现在特定方式的“说”中，而且表现在“写、唱、画、拍摄、制作电影”、“穿衣”以及其他表现我们自己的方式中。［43］生态语言学对于图像的关注，与当今的“图像时代”大有关系。当今时代，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在塑造我们的世界观、生态观，图像和其他多模态符号也在塑造着我们的世界观、生态观。如果说非生态的语言观念和语言实践对生态危机负有部分责任，那么，那种非生态的图像观念和图像实践也是对今天或未来的生态危机负有部分责任的。这样一来，生态语言学批评就不应仅止于对纯粹的话语文本进行批评，还应拓展到图像领域，尤其是那些与话语直接相关的多模态的图像领域。从这一意义上说，生态语言学批评与生态图像学批评的结合势在必行。

第三，生态语言学出现哲学化与“超学科性”趋势。菲尔与彭茨指出:“在将来，具有哲学思想的生态语言学家将在一个元层面上更深入地研究语言。”“生态语言学作为一种超学科的科学(或辩证哲学)，它超越了传统的语言学，并创造了所有事物和观念相互依存的意识。生态语言学在这一层面上，将被许多学者视作一种相互作用与和谐的哲学。”文中还特别提道:“生态语言学的哲学的一面也出现在中国，在那里有一种倾向，不是把生态语言学看作科学，试图找到更多关于世界甚至可能有助于改善生活，帮助解决一些环境问题的途径，但更多的是哲学和一种心态的和谐，在这里，这一点是占主导地位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在这方面将有很多工作要做。”［44］说中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不把生态语言学视作科学是有失偏颇的，但说中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注重生态哲学却是准确的。哲学化已经成为当今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倾向。

我们知道，生态语言学作为在语言学与生态学等学科之间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它本来就具有“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只是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通常把它归于“应用语言学”下的一个新兴“分支交叉学科”。但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打破这种限制和边界，认为“生态语言学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科学)”，“而不是语言学的一个新兴分支”，［45］甚至认为它超越了独立的学科性质和一般意义上的“跨学科”，而正在成为一种最高、最广或最新意义上的“跨学科”，也即“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超学科”在西方的提出受到系统论的重要影响，它是为了解决生活世界中的复杂问题，反对科学与社会、知识与实践的分裂，反对专业化、学科化导致的知识的碎片化而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形式。超学科不是对学科性的彻底否定，也不是与交叉学科、跨学科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代表着一种最高层次的不同学科之间、学科与非学科之间的交叉、跨越和融合。但生态语言学还不仅被一般地视作“超学科”，而且还被一些学者视作进入未来“超学科”时代的“领跑者”(pacemaker)。德国生态语言学家皮特·芬克(Peter Fink)就认为:未来的科学将进一步失去边界，成为一个“超学科”，而生态语言学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生态语言学能够并且应该在超学科的未来中扮演起领跑者的角色”。［46］斯提布也明确提出“生态语言学应该是超学科性”［47］;在国内学界，何伟也明确主张把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属性界定为“超学科性”［48］。而生态语言学的当下发展也使生态语言学的这种“超学科性”越来越突显。

由以上可以看出，生态语言学无论是在批评范式上、在批评对象上还是在学科属性上都表现出越来越开放的趋势，这既对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建设提出新的挑战，也为生态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豪根曾经说:“这一领域的名称并不重要，但是语言生态学的名称对我来说似乎涵盖了一个广泛的兴趣领域。在这一范围内，语言学家能与所有面向语言与其使用者相互作用的理解的社会学家进行有意义的合作。”［49］生态语言学的开放性、超学科性，使其意义已经不局限在语言学内部。它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也让我们看到了它对其他学科、对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意义。但由于篇幅所限，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只能留作他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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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Fill，A．＆Steffensen，S．V．，“Editorial:The ecologyof language and the ecology of science”，Language Sciences，2014(41)，pp．1－5．

［48］何伟、魏榕:《生态语言学:发展历程与学科属性》，《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本文刊载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5期

编辑︱杨雅琳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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